▲[北宋]赵佶《溪山秋色图》，纸本设色，97×5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色为古代五正色之一，在宋代也是最尊贵的颜色之一。古代天文学以为星相云气的黄色为不祥的征兆，祭奠地祇的主要礼器为黄色，眼眉间的喜色也被称作黄色。宋代皇家喜欢用黄色器物或黄庭、黄钟等黄色的意味，皇帝继位常与黄袍有关，非正式场所下常穿淡黄袍。但黄色服装在宋代并非皇帝的大礼服，更谈不上专用。皇家没有垄断黄色，中央官府和民间都有黄色建筑，也能够运用黄色器物，官吏和军队中都有黄色制服，庶民同样能够穿黄，唯特殊身份者不经朝廷允许穿黄是非法的。经过加工作防蠹处置的染黄纸，多被朝廷、官府用来发布公文而具有权威性，可贵藏书多用黄纸。黄色染料大部分为野生，原料普遍，成本低廉，以至能够直接染黄，是黄色服饰、黄色器物普遍的物质基础。 撰文=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州学刊》2021年第8期。 本篇约17000字，阅读约需求40分钟。 颜色是视觉传达中的第一信息，暖和明亮的黄色，为古代青、赤、白、黑、黄五正色之一，五行中属土，为中央土地之色。传统观念以为中央之地的君主为黄帝，“黄帝中和之色，自然之姓，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①，遂为华夏始祖，是黄色崇拜的政治典型，也使黄色成为最早有政治意义的颜色，以黄色代表中央统治四方，强化了先民的颜色认识。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被以颜色命名，以黄色为尊，是独一以颜色命名的帝王，意味着黄色就是文化开创的元素之一，是文化的意味之一。黄色具有历史的高尚性，具有其他任何颜色也无法比较的优势。 宋代固然是火德尚赤，但黄色以其特殊文化背景和意味性的色相，成为宋代最尊贵的颜色之一，政治颜色依然浓厚。因“黄袍加身”的典故广为人知，通常以为宋代皇帝垄断了黄色，实属想当然的结论，实践状况比较复杂。因未见史学界相关论述，因而，有必要对宋代黄色的种种状况及表示、作用，做一讨论，以了解其奇妙，辨明其功用，以利于深化细致地反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一、不祥的黄色天象 古代天文学实质上是政治学，名义上则是颜色学，星象云气的颜色变更对应着人世百态，征兆或凶或吉。在云气变幻的种种颜色中，以黄色为不祥。如：天柱五星，“云气赤黄，君喜”;女御四星，“云气化黄，为后宫有子喜”;阴德二星，“云气入，黄，为喜”;天床六星，“云气入，色黄，天子得美女，后宫喜有子”;太阳守一星，“云气入，黄，为喜”;天逐一星，“云气犯，黄，君臣和”。②都预示着皇家有喜事来临，以至预兆战争的和解，如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北上亲征，司天监讲演说：“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有和解之象。”③遂有澶渊之盟。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十月，检验浑仪所学生张承方等讲演观测状况及预示的事务时说：“百官于景灵宫习仪日，瞻见有淡黄云，占曰圣君有喜事。太庙习仪日，瞻见天道祥异，有赤黄晕不匝。巳时一刻后，左右有赤黄珥。占曰人主有喜事。又今月二十六日，瞻见祥异遍天，惨白云间有日黄耀气光明。占曰：圣君明德，则太阳显耀。”④依据传统的星象占卜，禀报奉承皇帝的结论。 在宋代大型祭奠等仪式上，无不有黄色天象等随同，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乙丑，“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吿，有司以闻。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写在黄帛上的天书降落，是宋真宗封禅活动的开端。六月壬寅，“迎泰山天书于含芳园，云五色见，俄黄气如凤驻殿上”。十月庚戌，宋真宗登上泰山，“法驾临山门，黄云覆辇，道经险峻，降辇步进”，“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献，庆云绕坛，月有黄光”，“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黄气纷郁。壬子，禅社首，如封祀仪。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⑤一直渲染着黄色。封禅大礼中的器物也多黄色，如大中祥符六年诏：“西川纳绫、罗、锦、鹿胎、透背，其裹绢并令内藏入帐收数，送染院染黄，充封禅之用。”⑥皇祐二年（1050），司天监讲演：宋仁宗行大礼时，“日未出前，东方有黄云，经刻乃散。辰时一刻，日有赤黄辉气，二刻上黄芒光盛，至三刻乃散。按占书曰：曰上有黄芒，人君福昌”⑦。黄色是天象中最不祥的颜色，而且是主要针对皇帝而言。 这些所谓的黄色，理论上是天神所施，所以天神的呈现自是离不开黄云。传说没有子嗣的马默知登州时，上书遏止了沙门岛囚犯超越定额即淹死海中的旧制，挽救了许多生命，不久在昏梦中“见一人乘空来，如世间所画符使也，左右挟一男一女，至马前大呼曰：‘我自东岳来，圣帝有命，奉天符，马默本无嗣，以移沙门岛罪人事，上帝特命赐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黄云而去。马惊起，与左右卒见黄云东去。后生男女二人”⑧。黄云是天神的载体。 在五行理論中，黄是中央土地之色，即大地的代表，所谓“天地玄黄”即天玄地黄，祭奠地祇的礼器即为黄色。如以黄琮礼地，“绍圣亲祠北郊，仪注皇地祇以黄琮”。政和年间，礼地的两圭均用黄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而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牲币自当放玉之色，则圭之色，独何以异于琮邪”，因而“两圭用黄玉”。⑨合祭天地于明堂时，纺织品面罩等也全是黄色，依照皇祐诏令：“奉太祖、太宗以配。合用神位四位，元系御笔明金青字出，雕木缕金，五彩装莲花戏龙座，黄纱明金罩子，黄罗夹软罩子，黄罗衬褥，朱红漆腰摒套匣，黄罗夹帕。”⑩ 由于黄色表示喜庆，人们便将眼眉间的喜色称作黄色。如梅尧臣言：“不言偃仰中园乐，还爱眉间喜色黄。”[11]许纶诗云：“檐花细雨金銮直，预卜为霖喜色黄。”[12]方回也有诗云：“临风诗思谁能画，想见津津喜色黄。”[13]黄色给人轻快、辉煌、希望的颜色印象，就是喜色。传说皇宫中培育的一种黄色菊花御爱，又名喜容，“开以九月末。一名笑靥，一名喜容。淡黄，千叶”[14]。黄色与喜笑颜开密切相关。 二、真假的黄色器物 宋代的皇室尊崇黄色，喜欢用黄色意味和黄色器物。 意味性的黄，以黄庭、黄钟为典型。吕大防对宋哲宗言：“前代人君虽在宫禁中，亦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止欲涉历黄庭，稍冒寒暑。”[15]所谓黄庭并非黄色的庭院，而是指中央，“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内指事，即脑中﹑心中﹑脾中﹐故曰黄庭”[16]。皇宫即中央之地。黄钟是古代打击乐器和十二律中的第一概，并非黄色的钟，黄钟大吕一词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明、调和。黄钟声调最庞大响亮，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中，宫属于中央黄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17]“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18]这两例的黄，都是位居中央尊位的意义。 皇宫以及官府的建筑，多有黄字开头的别称。如：“天子曰黄闼，三公曰黄阁，给事舍人曰黄扉，太守曰黄堂。凡天子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秦、汉有给事黄门之职是也。天子之与三公，礼秩相亚，故黄其阁以示谦。”[19]在《易经》卦辞中，陈抟解释道：“黄字亦能够为黄甲、黄门、黄榜、黄堂、黄屋。”[20]都与官府有关。 皇宫的屋顶运用黄色琉璃瓦，宋徽宗所画的《瑞鹤图》是纪实图像，宫殿顶即是黄瓦。黄屋指帝王专用的黄缯车盖，宋代皇帝“亲郊则乘之”的玉辂，“其制：箱上置平盘、黄屋”[21]，也代指帝王所居宫室，以至是皇帝的代称，晁说之诗云：“黄屋在扬州，江山被恩幸。”[22]即指逃亡到扬州的宋高宗。 皇宫中的“御椅子”有黄色的[23]，陈设的丝织品也以黄色为主，秘阁中供奉御书石刻的室内，“门设朱漆栏黄绢额”，右文殿内“太上御书金字‘右文之殿，牌前设朱漆隔黄罗帘，中设御座、御案、脚踏、黄罗帕褥”[24]。宫内的卧具也以黄色为主，如宋仁宗床上铺盖的是“黄绸衾，两府入对内殿，宫人嫌卧衾旧敝，遽取新易之，亦黄也。上曰：‘今则亦自难得，朕所服用，皆黄素罗衾褥，祖宗以来如此。折彦质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25]。宋仁宗还表白：“朕内寝多以黄布为茵褥。”[26]布褥绸被，都是黄色。后妃相同，宋仁宗的温成皇后“宫中故物”，即有“黄绢缘席，黄隔织褥”。[27]质地比宋仁宗高级，颜色一样。黄色被褥上升到祖宗家法的高度，宋代历朝皆当如此。 宋代皇帝的仪仗，大驾卤簿外，还有一种黄麾仗。元丰二年（1079）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所言：“案唐《开元礼》，冬至朝会及皇太子受册、加元服、册命诸王大臣、朝燕蕃国，皆用黄麾仗。”因而规则：“正旦御殿，合用黄麾仗。”[28]增加了黄麾仗的运用场所，其特征显然是其中黄色的旗帜和车舆装饰品。 皇帝出行的仪仗物伞盖是黄伞，其他人不得运用黄伞，即便是神像也不允许运用。政和八年（1118）诏令：“民庶享神，不得造红黄伞、扇及彩绘，以为祀神之物。宣和初，又诏诸路奉天神，许用红黄伞、扇，余祠庙并禁。”[29]除了天神以外，其他任何神祇也不得享用黄伞，等级森严。 黄色的旗帜，也是皇帝专属。宋真宗亲征到澶渊北城，“张黄龙旂，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30]。宋军远远地看到黄龙旗，就知道皇帝驾到。宋神宗熙河之役时，宦官李宪奉命救援河州，“先是，朝廷出黄旗书敕谕将士。于是宪晨起帐中，张以示众曰：‘此旗，天子所赐也，视此以战，帝实临之”[31]。以代表皇帝的黄旗为鼓舞。靖康时，“闻金人欲捕内官，又诏内官不许上城，传宣者以黄旗帜”[32]。暂时派遣的传达皇帝命令者，手持黄旗为号。南宋时，有“巨舶载海物，揭黄旗于上，每曰进御，而私售自如”[33]，冒充皇家的黄旗以狐假虎威并逃税。还有冒用黄旗逃避检查的，“率用大舟，载盐杂贩禁物，植以黄旗，所过关津，皆莫敢问，常常得志”[34]。黄旗的崇高性无可置疑，乃至成为皇帝的意味，“阴虹当天变白天，中原化作羊犬区。黄旗悠悠渡江汉，百僚竄伏天一隅”[35]，即指建炎南渡。 盛放、掩盖与皇帝相关物品的容器和纺织品，多是黄色。如“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锁甚严”[36]。誓碑由黄幔遮盖。皇帝举行刈麦仪时，收获的麦粒“以黄绢袋封贮，置于腰舁，覆以黄帕”[37]。紧急状况下的手书诏令则用黄绢，如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宋钦宗“遂命取黄绢，御书赐（聂）昌”[38]。数天后又发出“宸翰黄绢三寸，云：‘檄书到日，康王充兵马大元帅”，“王捧诏呜咽，望阙拜恩，军民感动”。[39]皇帝的诏令也被称之为黄榜，如建炎三年（1129）“黄榜幸浙西迎敌诏，士民读之，有流涕者”[40]。 但是，以上状况并不意味着皇帝垄断了黄色的运用权。例如，皇宫以外，中央上也有黄色建筑，苏轼在徐州即建有黄楼，“黄楼者，城东门楼也。宋熙宁十年河决，苏轼为守，每先事堤防，卒全徐城。明年元丰正月，朝廷下诏奖谕。乃即城东门起大楼，楼成，堊以黄土，取克水之义”[41]。很快成为名楼。贫穷的农家也用黄瓦，南宋士人张侃有诗记载其老家道：“短茅黄瓦排门户，祖父历来在此住。不思城市好风光，只需秋成有分数。”[42]是黄瓦与茅草混建的农舍。至于建筑粉刷所运用的颜色，除《营造法式》中明白规则的用赤白色之外，也能够粉刷土黄色，“若刷土黄者，制度并同。唯以土黄代土朱用之”[43]。 中央官府和民间庶民，都不忌用黄色。景祐元年（1034）有诏民间，“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金漆”[44]，明文规则不准运用黄漆。实践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家具依然多用黄漆。如王珪送给欧阳修“金漆书案”，“不独可置笔研，兼能够列盘肴也”。[45]黄庭坚曾写信给朋友索要黄漆棋盘，“有好棋盘乞一面，若只是摺叠者亦佳，但要金漆面明快耳”[46]。东南地域黄色器物的运用尤为普遍，如“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灾荒年间“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常常是金漆薪”，即黄漆家具。[47]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48]。严州城的茶肆，“其门户金漆雅洁”，士大夫还运用“金漆”柬版寄书信。[49]宋徽宗时官办的居养院中，多有黄漆器用，“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50]。民间以至墓葬中也享用黄漆，如河南新安縣梁庄北宋壁画墓中，东壁画面为右侧置黄色方桌一张，西壁画面为女主人座前置一黄色方桌。[51]这些史实阐明黄色器用的全面放开。 与红旗一样，中央官和军队也能够运用黄旗。范成大诗云：“竹篱茅舍作晚市，青盖黄旗称使君。”[52]黄旗与青盖，是州郡长官仪仗的标记。南宋时东南地域官府派人“沿海招安作过之人，仍赍本府黄旗一面，上书‘江淮都督相公，招安在海作过人船”[53]。则黄旗又代表着官府的权威。军中五色旗帜，为统帅指挥所用，如行军时“前平原大泽，无他患害，举黄旗”，“厌水以黄旗”。[54]黄旗是保险的标识。宋高宗一次“驾过中竺，有卒执黄旗道左，即岳侯破贼虢州寄治卢氏县捷奏也。至上竺，黄旗进入，岳遣将王贵、郝政、董先引兵破之，获粮十五万斛”[55]。此兵执黄旗，是岳飞部队向皇帝讲演军情的通用标记，皇帝及其他人一看就明白。 三、诡异的黄色服装 宋代黄色的运用在服色上表示得最有代表性，而且也最为复杂。 班固说：“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56]实践上并非如此，帝王服黄从隋文帝才开端[57]，而且无论帝王、官员还是平民庶民，长期以来都能够穿黄色服饰，“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别，盖取于便事”。唐代因循隋朝制度，唐高祖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皇帝逐步与臣民拉开颜色差别，服用赤黄，并遏止民众服饰有赤黄之色，而“流外及庶人服、絁、布，其色通用黄”。唐太宗制定了品官服色，“虽有令，仍许通著黄”。不时到了唐高宗时，“始一切不许着黄”。[58]企图将黄色服饰垄断为皇家专用，实践上落实得极端有限。 赵匡胤陈桥兵变之际，“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59]。黄袍加身，创建北宋王朝。“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对高级将领们裸露心事：“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60]黄袍就是皇袍，披上黄袍就是皇帝，也即宋朝因循了隋唐制度，“宋因之，有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鞸，大宴则服之。又有赭黄、淡黄袍，红衫袍，常朝则服之”[61]。黄袍与红袍共同成为日常上朝的服饰。但“黄袍加身”的传奇性扩展了黄袍的危害性，“黄袍”或“黄衣”被视为皇帝权位的意味，赭黄以至成为皇帝的代称，“赭黄高拱玉霄间，金殿祥麟九色班”[62]。遂使黄袍在一定水平上成为皇帝的专用服装和意味。 尔后，宋代皇帝继位常与黄袍有关。宋神宗弥留之际，皇太后高氏即密令梁惟简：“令汝妇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密怀以来。”“盖为上匆促践阼之备。”[63]宋哲宗继位时衣着黄袍，有的史料记载是黄背子，“神宗疾大渐，太母谕梁惟简曰：‘令你新妇作一领黄背子，十来岁孩儿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简袖进。哲宗继位柩前，衣此背子也”[64]。所谓背子，是直领对襟、两侧从腋下起不缝合的简单外衣，多罩在其他衣服外，也即皇帝继位时的衣着，不在于服装样式，关键是颜色。绍熙四年（1193）宋光宗退位内禅，皇太后掌管太子继位，“屡以黄袍加圣躬，上屡却之”，“上被黄袍，却去不坐，公率同列再拜称贺”。[65]宋宁宗继位时也穿黄袍。 在日常场所，皇帝穿淡黄袍、衫，又称浅黄袍、衫。宋仁宗在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服丧时，“服素纱幞头、淡黄衫”[66]。为保庆皇太后服丧，同样“御素纱巾幞、浅黄袍、黑革带。竢虞主祔奉慈庙，始复常服”[67]。靖康二年（1127）四月康王赵构在济州时，军民请求他在当地继位，宗室赵仲琮等数人以为，康王“不当即位，当着淡黄衣，称制，不改元，下书诰四方”。耿南仲等大臣持不同意见：“何淡衣称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天下之谋乎？”为避免不明不白、节外生枝，决议一步到位，继位于南都。[68]在此，淡黄衣虽非正式黄袍，但已能够称制，同等于称帝前的过渡。宋高宗在紫宸殿接见金国贺正旦使时，“服淡黄袍，不设仗”[69]，也非正式礼仪。虽说皇袍有赭黄、淡黄之分，如上所言，实践上史籍记载的多是淡黄袍，缘由如高承所言：“今俗又以天子常服浅黄为赭黄也。”[70]文学作品中之所以通常作“赭黄”，是诗文美化的需求。 那么，能否像有论者以为的那样，“自此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服色”[71]呢？不是。 宋代皇帝的正式服装共有七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绛纱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会、亲耕及视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阅服，天子之戎服也。中兴之后则有之。”[72]黄色袍衫是宋代皇帝的常服，即“六曰窄袍”，仅是七分之一。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的宋代皇帝画像中，唯宋太祖、宋太宗衣着淡黄袍，其他全是红袍。可见宋代皇帝并非只穿黄色服装，连正式的大礼服也不是，更谈不上专用。 那么，皇帝以外的其他臣民，能否遏止黄服呢？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首先要声明的是，特殊身份者不经朝廷允许穿黄是非法的。建炎三年（1129），蕲州兵马钤辖韩世清，在军情危机之际有意另立宗室为帝，“世清闻金人渡江，是日，将吏会于州治。世清有酒意，即取黄衣被兵马钤辖赵令睃于东厅，俾令睃即皇帝位。令睃号呼不听，褫其黄衣”[73]。在此十分之际，黄衣的意味性极强，醉酒军官的胡来，赵令睃自是不敢当。叛乱者想当皇帝，也穿黄衣，如宋仁宗时的兵变首领王伦，“贼杀主将，自置官称，著黄衣，改年号”[74]。而赵州兵马监押曹汭，因“被酒衣黄衣，令人呼万岁，杖死”[75]，在这里，黄袍是皇帝的标配，凡介入者严惩不贷。社会上的敬神活动，为了显现神祇威严高尚，多按皇帝规格用黄色服饰装扮神像。如南宋四川“所事之神，则被之以黄衣、赭袍，奉之以龙床、黄伞”，中央官呼吁朝廷遏止，[76]一是担忧聚众生事，二是维护黄色的权威。另有江西余干人组织社火队伍迎五圣神，仿照皇帝迎神的依仗，“又装一人，俨然赭袍坐于辇上。后州郡因诉词，取社首数十人囚死之”[77]。所谓赭袍，即赭黄袍，此案因政治嫌疑致数十人死亡。故而在人们的认识中，會有“黄衣非土庶所服”的疑虑，[78]这与唐代前期大不一样。最明亮平和的黄色，却有着其他颜色所没有的极大诱惑和风险。 宋代臣民能否都不能穿黄色服饰呢？更不是。 在统治集团的队伍中，有不少人以黄衣为制服，以至用“黄衣”为代称。如“黄衣选人”，即荫补的太庙、郊社斋郎，为无品官。[79]乾德二年（964），诏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继今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布衣，并许诣阙投牒自荐，朕当亲试焉”[80]。这些人能否因穿黄衣得名呢？安定兴国六年（981），宋太宗令“内侍省细仗内先衣黄者并衣碧，吏部黄衣选人改为白衣选人”[81]。可见此前这两部分人都穿黄衣，此时遏止，改为它色。汉唐以来宦官多穿黄衣，宋宁宗“宫中动却呵卫，黄衣至不之避”[82]，则是宫中仍有黄衣宦官。新及第进士甲科者，皇帝以至亲赐淡黄衣，“先是进士赐袍笏，例于廷下脱白服绿”。元祐年间，新科榜眼陈轩唱名上殿时服装破烂不堪，“衣如悬鹑，上解黄衣赐之。至今赐袍笏有淡黄衣，自轩始”。[83]皇帝把正衣着的淡黄衣脱下赐给他，尔后竟成惯例，恩赐一切及第者淡黄衣，双方都无疑虑。 军队中有部分士兵衣着黄色军服。如招募的新兵服装，就是黄布衫。南宋后期建康府作院即曾制造“招军黄布衫五千四百一领”[84]。靖康年间，金兵围城，东京城内外短少军兵，“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时应募者多庸丐，殊无斗志”[85]。可知所谓十万人多是暂时招募的市井之人，身穿黄衣。更多穿黄衣的是位置低下的吏卒，普通指出外勤或特地跑腿传送指令的吏卒。如范纯仁云：“黄衣健卒肩乘壸，口传好语无缄书。”[86]是传达口信的“传令兵”。度正曾向转运使埋怨：“独闻以庶民所出夫钱之缓，专差十数辈黄衣下诸郡督之。”“似诚不用黄衣四出，然后使之趋令也。”[87]黄衣是敦促庶民缴税的吏卒。《夷坚志》中数十处提到黄衣吏卒，如“黄衣急足”“黄衣走卒”[88]等。一些服杂役的士兵也穿黄衣。《东京梦华录》载诸军为皇帝表演百戏，其中“有黄衣老兵，谓之黄院子，数辈执小绣龙旗前导，宫监马骑百余，谓之妙法院女童”[89]。 还有更庞大的专业人群——僧道，多穿黄色服饰。如僧人，“今天下皆谓黄袍为观音衲也”[90]。衲衣即僧衣，观音衲是黄袍的别称。道士也普遍穿黄帔、黄裙、黄褐，戴黄冠，社会上竟以黄冠指代道士。 民间庶民也普遍穿黄色衣服。南宋陈昉指出：“国朝之令，非妇女小儿不许衣纯红黄。唐制庶人服黄，系铜铁带。非庶人不服黄，与本朝之制不同。岳阳有吕洞宾像，乌帽、革带、麻履而服黄袍。或云御赐服，非也，其庶人之服乎。”[91]所言信息有三：其一，唐朝庶民普遍穿黄衣;其二，宋代妇女儿童能够穿纯红、纯黄色的服装，成年男子不可;其三，宋代限制的只是与皇袍相似的“纯黄”，其他黄衣并不限制。黄色是颜色中最敏感的一种，稍加其他颜色，其色相和色性即发作较大变更，所以有众多黄色供不同阶级的人衣着。至于自然黄绢，更是恣意衣着，“关中养蚕，率是黄丝，故居民夏服多以黄缣为之”[92]。黄缣的自然性，决议了其服用的普遍性和合法性。如此，则不分男女老少都可穿黄衣。 总之，宋代民间的黄衣无辜，唯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有僭位企图的穿黄衣者有罪，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与红色一样，宋代的黄色也是贵贱共享。 四、贵重的黄色纸张 古代纸张除了素白色以外，另有各颜色纸，尤以四川笺纸为突出。但唯黄纸具有政治权威，即凡是皇帝和官府的正式诏令文告，都用黄纸。 溯其源头，早在曹魏时已用黄纸作制诏[93]。但宋人以为正式开端于唐朝，“《日历》贞观十年十月，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实施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94]。所谓黄麻纸，就是用芸香科植物黄蘗汁染制麻纸而成，目的是避免虫蠹，能够耐久保存。先是诏敕，继之其他上級机关的下行文件，如中央政府对所属各机关、州对县的行文，也皆用黄纸。宋代依然因循，朝廷文件多用黄纸。实行三省六部新官制后，宋神宗有诏令规则：“中书省面奉宣旨事，别以黄纸书，中书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画黄;受批降若覆请得旨，及入熟状得画事，别以黄纸亦书，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录黄。”“门下省被受录黄、画黄、录白、画旨，皆留为底，详校无舛，缴奏得画，以黄纸书，侍中、侍郎、给事中省审读讫，录送尚书省实施。”[95]中书省官员面见皇帝得到旨令后，记在黄纸上，送到门下省留底存案，再由其用黄纸书写审读，交尚书省执行。“三省并建政事，自以大事出门下，其次出中书，又其次出尚书，皆以黄牒付外，众以为当然。”[96]中枢机构三省下发的文件都用黄纸，称黄牒。 民众应诏上书，大臣初审后，将质量高的文字摘要抄在黄纸上进呈给皇帝。司马光对宋哲宗言：“陛下近诏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仍降出令臣与执政看详。”“其可取者已用黄纸签出，进入讫。伏乞陛下取签出者，更赐详览或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降付有司，商议实施。”[97]之所以用黄纸，一是表示对皇帝的尊重，二是醒目。 特殊状况下，黄纸自身好像灵符普通代表皇权。宋徽宗时，朱勔父子打着为皇帝办事的旗帜，大肆搜刮财物，“所贡物色，尽取于民，四散遣人，尽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坟墓之上一松一栢，辄用黄纸缄题，以充进贡”[98]。黄纸的权威性、意味性好像虎皮，贴上就被占有。 宣和元年（1119）刑部尚书宇文粹中进对时，指出：“如放欠负一事，自来朝廷黄纸放，监司白纸催。”宋徽宗说：“白纸催，正做得抗敕，待令察觉，编置监司数人便可止绝，令庶民受实惠。”[99]朝廷黄色的正式文件蠲免庶民负欠的赋税，但转运司窘于财政危机，又不敢悍然用黄纸发布文件，便用白纸私自行文敦促交纳，实属听从诏旨。 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名单用黄纸书写，故名黄甲，“黄甲者，黄纸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100]。即正奏名五甲进士及第榜，遂成为金榜题名的代称。台州城内有黄甲巷，因天圣年间，“以丞厅小吏王珏发愤读书，同兄琥登科，故名”[101]，以留念兄弟二人奋发图强，荣登科第。黄甲又称黄榜，苏轼在一封书信中探听科举事宜云：“不见黄榜，未敢驰贺，想必高捷也。”[102]明清时期则称金榜。 贵重书籍以及佛教经书，通常都用黄纸印写，故而凡印经书前，须先染纸。宋孝宗经常熟有人梦见已故父亲劝诫道：“我被天符为福山岳庙土地，方交承之始，阖府官僚当有私觌，礼不可废。吾东书院黑厨内藏佳纸数千张，可尽付外染黄，印造大梵隐语，敬焚之，毋忽吾戒。”[103]日僧成寻一行准备回国时，在开封要印一批佛经带走，“今染纸间也，十四、五日可出来者”[104]。朝廷藏书当然也用黄纸。嘉祐四年（1059）朝廷设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将馆阁藏书“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熙宁八年二月四日，编校四馆书毕）”[105]，历时十六年更新了全部书籍。元祐年间秘书省又专设校正黄本书籍的官员，“校正黄本始此”[106]。黄本书之精良贵重可知。 经过加工作防蠹处置的黄纸，因成本高而贵重，因耐久而受欢送，因多为朝廷官府运用而崇高权威。政治上应用其颜色，技术上则应用其能够延长运用时间。至少能够说黄纸在书籍文化保存与传播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避免了白纸的刺目，可长时间阅读而不倦。 五、低价的黄色颜料 宋代植物类有机黄色颜料种类众多，性能良好，为黄色纸张、黄色器物的制造提供了方便。试举主要者如下。 黄栀，是茜草科栀子属灌木的果实，“巵，可染黄。其华实皆可观，花白而甚香，五月间极繁茂”，“经霜取之以染，故染字从‘木”，“汉世千亩巵茜，此其人与千户侯等。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107]从中提取的栀子黄色素作自然着色剂，着色力强，颜色鲜艳，具有耐光、耐热、耐酸碱性、无异味等特性，可普遍应用于纺织品以及糕点、糖果、飲料等食品的着色上，自古以来就是大范围种植的重要染黄作物，宋代依旧，“栀子生南阳川谷，今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今皆入染用，于药甚稀”，“南方人竞种以售利”。[108]南方地域普遍商业化种植以盈利。 栾花，栾树是无患子科栾树属落叶乔木，“生汉中川谷，今南方及都下园圃中或有之”，“五月、六月花可收”，“花以染黄色，甚鲜好”。[109]其花可作黄色染料，色泽十分鲜艳。 荩草，一年生细弱草本植物，汁液可作黄色染料，“能够染黄作金色”，“生平泽溪涧之侧，荆襄人煮以染黄色，极鲜好”。[110]是十分优质的黄色染料。 山矾，山矾科山矾属乔木，“江湖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谓之郑花”，“野人采郑花叶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111]原名郑花，黄庭坚改名山矾，其优势在于可不经媒介直接染黄，省工省料。 黄蘖，又名黄柏，为芸香科植物，“枝可剉以染黄，生山石间”[112]。提取物有抗病原微生物及原虫、抗菌作用，故多用于染纸防蛀，且保存期耐久。 藤黄，藤黄科藤黄属植物，“出鄂、岳等州诸山崖”，“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113]画家除了做黄色颜料外，点睛更妙，“要须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黄，夹墨于藤黄中，以佳墨浓加一点作瞳子。然需求划一不齐，方成瞳子，又不可块然。此妙法也”[114]。漆黑的眼珠加些藤黄，刚才有神。建筑彩绘也常用之，“或用藤黄汁罩加华文缘道等狭小，或在高远处，即不用三青等及，深色压罩，凡染赤黄，先布粉地，次以朱华合粉压晕，次用藤黄通罩”[115]。程序复杂。 槐花，槐树在北方各地普遍栽培，槐花可直接染黄，不经媒介。宋真宗建造玉清昭应宫时，调集全国各地优质建材，其颜色中就有“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花”[116]，意味着孟州、怀州的槐花最适合染黄。 郁金，姜黄属植物，“生蜀地及西成”，“今广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迭蜀中者佳”，“人将染妇人衣，最鲜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则微有郁金之气”。[117]所染为鲜亮的黄色，只是不耐日晒，残留有原植物的气息。 黄屑，檀树的一种，“从西南来者，并作屑，染黄用之，树如檀”[118]。运用方式与黄蘖接近，从木屑中提取色素。 黄漆，自然黄漆来自阔叶乔木黄漆树，出漆色黄如金，故又美之曰金漆，产地集中在东南。如两浙台州有黄漆树，“其木似樗，延蔓成林。种法：以根之欲老者为苗，每根折为三四，长数寸许，先布于地。一年而发，则分而植之，其种欲疎不欲密，二年而成，五年而收。收时，每截竹管，锐其首，以刃先斫木寸余，入管。旧传东镇山产之，以色黄，故曰金漆云”[119]。作为中央特产，宋神宗时每年进贡金漆三十斤。[120]北方地域所用的黄漆依赖东南，绍兴初期，金人“于沿海州县，置通货场，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为戎器者，以厚直偿之，所积甚众”[121]，高价置办南宋的金漆等物品。宋朝还从高丽进口黄漆，“罗州道出白附子、黄漆，皆土贡也”[122]。高丽的黄漆树散布于南部沿海和岛屿，以济州岛最多。 矿物类无机黄色颜料，主要有雌黄、黄土等。建造玉清昭应宫时调集的全国优质建材中，就有“秦、阶之雌黄”与“信州之黄土”。[123]雌黄是柠檬黄色的单斜晶系矿石，条痕呈鲜黄色，研磨后作为明晰、明亮的黄色颜料用于绘画。更普遍的用处是当作最佳的文字涂改液，如沈括所言：“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之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124]王钦臣也指出：“雌黄为墨，校书甚良，飞研极细坚，胶揉为挺，无油甆器中磨，加以少藤黄，尤佳。”[125]其外形及运用与墨相同。另有黄土、黄丹，普通用于建筑涂料及绘制。 黄色颜料特别是染料，除了黄栀以外均为野生，成本低廉，以至能够直接染黄，是黄色服饰、器物在宋代被普遍运用的物质基础。 六、结语 宋代既尚红，又尊黄，黄色与红色一样，都具有私家性与公共性的对立统一，而且黄色的敏理性和普遍性都超越了红色。一方面黄色具有中央的意味性，皇家用来匹配位置身份;另一方面，美丽的颜色是很难垄断的，何况染黄原料普遍而低价，必须与民众共享。宋代黄色用于很多方面，似乎都能起到强调的作用。普通庶民穿黄色服装并不会遭到惩罚，心胸叵测衣着黄色服装者才有罪。黄色纸张，则在书籍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利于书籍传播和阅读。由此可知，黄色在社会政治、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且有必要进一步发掘其意义。 注释 ①班固：《白虎通义》，吴人整理，朱维铮审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 ②[18][21][29][31][61][72][75][85]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978—981、3033、3579、3511、13638、3530、3517、9708、4810页。 ③[17][26][28][30][37][59][60][63][66][67][74][80][81][95][96][97][105][10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3、4210、3161、7241、1287、17789、3、49、8412、2575、2575、3497、119—120、492、7775、7872、8588—8589、4551、10652页。 ④⑦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一五，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98、2597页。 ⑤脱脱：《宋史》卷七《真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第136、138、139页。 ⑥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二，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42页。 ⑧王巩：《甲申杂记》，戴建国、陈雷整理：《全宋笔记》第20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98—99页。 ⑨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四《禮制局》，《宛委别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207、4209页。 ⑩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六，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87页。 [11]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九《次韵和原甫阁下午寝晩归见示》，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7页。 [12]许纶：《涉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0页。 [13]方回：《桐江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1页。 [14]刘蒙：《刘氏菊谱·御爱第四》，刘向培整理：《宋元谱录丛编》，上海书店，2017年，第278页。 [15]佚名：《道山清话》，赵维国整理：《全宋笔记》第22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70页。 [16]张君房：《云笈七签》卷逐一《黄庭内景》，《道藏》第2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19]黄朝英：《缃素杂记》，陈金林整理：《全宋笔记》第29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71页。 [20]陈抟述、邵雍撰：《河洛真数·易卦释义下经》卷上，柯誉整理，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59页。 [22]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五《秋感》，《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23]周必大：《周必大集校证》卷一七三《思陵录下》，王瑞来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687页。 [24]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二《省舍》，张富祥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12、110页。 [25]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绍兴六年五月癸酉，胡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1909页。 [2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三，王根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3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五，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5页。 [33]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一《朝奉大夫军器监丞魏君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第1984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439页。 [34]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六，崇宁二年三月，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园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671页。 [35]曹勋：《松隐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8页。 [36]陆游：《避暑漫抄》，《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668页。 [38]汪藻：《靖康要录笺注》卷一四，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王智勇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66页。 [39]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五《金兵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571页。 [40]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七《建炎笔录》，李蹊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2页。 [41]晁冲之：《晁具茨诗集》卷一五《再至徐州示诸弟》，《丛书集成初编》第2254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66页。 [42]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二《纂风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2页。 [43]李诫：《营造法式》卷一四《丹粉刷饰屋舍之制（黄土刷饰附）》，中国书店，2006年，第309页。 [44]脱脱：《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3575、3579页。 [45]欧阳修：《与王文恭公》，东英寿：《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第75通，《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 [46]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补遗》卷八《书简帖》，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5页。 [47]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杭人好饰门窗什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9—790页。 [48]庄绰：《鸡肋编》卷中，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49]庄绰：《鸡肋编》卷上，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页。 [50]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漏泽园》，《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6959页。 [5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52]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六《归州竹枝歌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53]洪适：《招安海贼札子三》，洪适、洪遵、洪迈：《鄱阳三洪集》卷四二，凌郁之辑校，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7页。 [54]许洞：《虎钤经》卷七《旗帜第六十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55]赵鼎：《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李蹊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56]班固：《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950页。 [57]魏征等：《隋书》卷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第15页。 [58]刘昫：《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2页。 [62]程俱：《北山小集》卷一〇《和田龙图升之登秋宴口号》，徐裕敏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80页。 [64]晁说之：《晁氏客语》，黄纯艳整理：《全宋笔记》第22编，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4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绍圣四年八月丁酉注：“元丰八年二月初，宣仁后谕惟简曰：‘令汝家制十二三岁儿可着黄背子来。是时神宗疾已危渐，欲备哲宗即位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11634页） [65]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九，王瑞来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第1286页。 [6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3页 [69]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庚午，胡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3638页。 [70]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御袍》，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32页。 [71]華雯：《从〈舆服志〉看宋代服饰颜色》，《大众文艺》2018年第20期。 [73]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胡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667页。 [76]度正：《性善堂稿》卷六《条奏便民五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2页。 [77]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许沛藻校点：《全宋笔记》第81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356页。 [78]洪迈：《夷坚志·支己》卷八《胡园荔枝壳》，何卓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319页。 [79]高承：《事物纪原》卷五《斋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259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304页。 [82]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宁皇二屏》，沈锡麟、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64页。 [83]祝穆：《方舆胜览》卷逐一《建宁府·人物》，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197页。 [84]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三九《武卫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89、990、991页。 [86]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一《梁贶之惠酒分饷张伯常朝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2页。 [87]度正：《性善堂稿》卷七《上本路运使论夫钱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0、201页。 [88]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三《张鲇鱼》、卷四《黄文化》，何卓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735、744页。 [8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尹永文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689页。 [90]赵令畤：《侯鲭录》卷三，孔凡礼整理：《全宋笔记》第22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75页。 [91]陈昉：《颍川语小》卷下，汤勤福整理：《全宋笔记》第85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1页。 [92]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七《机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93页。 [93]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放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459页。 [94]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郑世刚整理：《全宋笔记》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75页。 [98]陈东：《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7页。 [99]阙名：《宋史全文》卷一四，宣和元年十二月，汪圣铎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第969页。 [100]胡寅：《斐然集》卷一九《送刘伯称教授序》，容肇祖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397页。 [101]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坊市·州》，《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7297页。 [102]苏轼：《苏轼文集》卷五三《与潘彦明十首》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583页。 [103]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二《大梵隐语》，何卓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804页。 [104]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王丽萍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60页。 [107]罗愿：《尔雅翼》卷四《巵》，石云孙点校，吴孟复、王福庭审订，黄山书社，1991年，第39—40页。 [108]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栀子》，陆拯、郑苏、傅睿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864页。 [109]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栾华》，陆拯、郑苏、傅睿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970页。 [110]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逐一《荩草》，陆拯、郑苏、傅睿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752页。 [11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逐一《题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并引》，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112]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产·木》，《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8260页。 [113]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二《藤黄》，陆拯、郑苏、傅睿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837页。 [114]赵希鹄：《洞天清录·画家点睛》，尹意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62页。 [115]李诫：《营造法式》卷一四《五彩遍装》，中国书店，2006年，第300页。 [116][123]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中华书局，1955年，第108页。 [117]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九《郁金》，陆拯、郑苏、傅睿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603页。 [118]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二《黄屑》，陆拯、郑苏、傅睿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844页。 [119]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土贡》，《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7558页。 [120]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台州》，王文楚、魏嵩山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216页。 [121]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〇，绍兴四年九月乙丑，胡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1513页。 [122]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三《土产》，《长白丛书》，朴庆辉标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124]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胡静宜整理：《全宋笔记》第13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125]王欽臣：《王氏谈录·雌黄墨》，夏广兴整理：《全宋笔记》第14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62页。 ★聲明：本篇内容采旨在分享，版權歸原作者一切。原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並不代表本公號的觀點或立場。如有關於作品內容、版權或其它問題，請於本文發佈後的15日內與本公號聯繫。我們將立刻更正或刪除相關内容。本公號擁有對此聲明的最終解釋權。 推薦閲讀 點擊圖片進入可購買 [在故紙堆里尋些未來的意義 —— 我因何寫作了《古典中國的側面》？] ▲20余名资深记者和主编联名引荐！ ↑点击置办作者亲笔签名版 。 更多精彩内容 點擊圖片進入 点在看 ↓，通知我你也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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