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密云在隐元陪同下来到黄檗山，被奉为明末重兴后的第一代住持。密云返浙后，隐元留在万福寺，心情难过，挥笔题赋"檗山苍翠叠层层，难掩孤贫一个僧。堪笑化工又未瞥，春来秋去大忙生。"后移居狮子岩习静。崇祯六年（1633），费隐通容禅师继主万福寺，为第二代住持，隐元即师事之，进一步研讨禅学。崇祯十年（1637），隐元继主万福寺，为第三代住持，不久重建殿宇，僧寮。明亡前后之际，隐元将住持法席让给法弟亘信行弥，飘然至浙江崇德县福严寺，福建长乐龙泉寺等地隐修。
1646年，隐元重新回到黄檗山，使临济宗的黄檗流派进入黄金时期。当时黄檗禅风提高闽地，扩展到江苏、浙江，费隐的弟子亘信行弥、灵机行观、百痴行元、韬明行宗都为此作出了庞大贡献。
如行弥辅佐隐元修复万福寺，开设道场提高福建各地，弟子众多。所谓“三里一庵，五里一寺，钟声所闻之处皆为寺产”的盛况，即指这一时期。但是，他们都十分尊重隐元，如亘信行弥致隐元信云：“天童师翁，吾兄接近多年，虽受印于径山费大和尚，实发大机用，普天下俱推重黄檗元法兄。”费隐也说隐元“数年来江外名闻甚隹”，可见隐元的名誉与黄檗的中兴是分不开的，隐元的贡献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黄檗中兴，除隐元嫡裔继承和禅学造谐的作用，还与弟子中的新成分--明亡后许多遗民不愿降清而削发为僧的历史政治要素分不开。如千呆性安，俗姓陈氏，名云瑞，长乐人，崇祯十七年明亡明九岁，后落发为僧师事隐元弟子即非如一。南源性派俗语姓林氏，号香林，福清人，1645年披剃，师事隐元。独往性幽俗姓欧，名琪，字全甫，闽候官诸生，1651年披剃，师事隐元。独耀性日俗姓姚，名翼明，字兴公，浙海宁人，南明鲁监国职方主事。1652年披剃，师事隐元。此间皈依黄檗不胜枚举，这些人的参与，为日后黄檗宗的展开注入了新颖血液。为日后隐元弘法东瀛，名驰扶桑提供了新的生机。
隐元弟子徒孙众多，而且文化素质较高，皈依之前儒家造诣就曾经很高，后来都是一代名僧。除了皈依禅门已久的慧门如沛，木庵性韬、即非如一、虚白性愿等人外，前面引见的弟子中亦多有建树。如独往性幽，为人大方激昂，素有节操之名，深得隐元注重，命修《黄檗山寺志》传播至今。独耀性日，素有反清复明之志，并直接参与斗争，隐元命掌书记职，编撰隐元六十三岁前的年谱，这对隐元六十三岁后扶桑弘道起到了推进作用，被隐元视为法门功臣。
明末黄檗中兴，还与居士支持分不开。这些居士，有的在海外，诸如何毓楚、魏尔潜、林守殿等人，他们都是著名海商，集聚的财富和权力以及与日本幕府的关系都对东渡弘法传播明代文化，培育日本长畸唐三寺，支持隐元东渡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国内，其中有南明政权头面人物，如东阁大学士刘沂春。建国公郑彩，定西候张名扬，国姓公郑胜利等人。从中不难看出，隐元及其弟子在修道的过程中，亦参与了反清活动，如独往性幽就参与了张名扬的北伐队伍。隐元在万福寺维护了一批危难中的反清志士，从他与道岳等人的信中或多或少地都反映了这一事实。当然，有了居士的支持，对万福寺和黄檗宗派，对隐元东渡及东渡后与中土联络，对开创日本黄檗宗，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隐元东渡并不是偶尔的，当时的日本临济宗僧侣对他并不陌生。如崇祯十五年（1642）万福寺刊印的“隐元语录”舶载长畸时，日本妙心寺派僧侣当即置办阅读。明亡后，明遗民东渡不绝，其中就有逸然性融，净达觉闻，蕴谦戒琬等名僧，他们的鼓吹使隐元在日本名声大增。
适逢日本后光明天皇欲创一禅林，再加上日本承应元年（1652），二年（1653）长畸唐三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的护法撞越陈性乾、何毓楚、魏尔潜等人先后上书希望约请隐元东渡，经德川幕府批准，逸然遣使再三恳请，隐元终于允许东渡。
费隐从黄檗中兴的利益动身，曾经给隐元写信，以“当守名闻，以荫后人”为由，劝说“决不可往应”，但隐元最终没有采用。实践上，隐元天性刚正，苦行高谊，最终决议东渡是基于两点思索。第一、顺治八年（1615年）隐元的弟子也懒性圭遵照师命，应邀东渡探询日本的佛教状况，不幸溺死于海中，使隐元十分悲痛，出于子债父还的缘由而东渡。第二、当时清兵破浙东四明山、舟山后，南明众多抗清名流战死，鲁王亦自去监国号，清廷对寺宇僧侣控制很严，优待有反清复明认识的僧侣，“辛卯之难，寺中星散”。这对隐元肉体上打击很大，他在复魏尔潜信士的信回想当时的状况说：“正君子道消之际，贤达豪迈之士尽付沟壑”。这也是他不听费隐劝止的主要缘由之一。
在隐元看来，复兴禅宗与复明是分不开的，他把复明希望寄予在郑胜利等名将身上，寄予在南明永历政权。事实上这也是当时逃亡海外明朝遗民的共同愿望。隐元禅师留住日本，为复兴日本禅宗而无私地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其实，隐元向来主张忠孝两全，他何尝不想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历史无情，隐元有国不能回，其内心矛盾痛苦不可思议。身在新黄檗，梦归古黄檗是隐元禅师和黄檗僧团，以及流落在日本的明朝遗民共同的愿望和等候。（林文清）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