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国天津”到“中国天津”

书中依据档案史料和回忆录，讲述了具有国际色彩的天津如何因为镇压义和团而被列强占领，以及一个国际临时政府的建立如何影响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

从“万国天津”到“中国天津”，读者可以带着这本书去寻找天津和中国的漫长而又曲折的复兴之路。

01 万国涌入天津

“万国天津”来源于《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法国、美国（以上1861）、德国（1895）、日本（1898）、俄国（1900）、意大利（1901）、奥匈帝国和比利时（均1902）共有九个国家涌在天津获得租界。加上中国政府，这里有“十大强国”。

万国天津时期的城市建设。天津不同于其他殖民地，在公共设施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投资，老城和租界一起构成了城市现代化的大型实验室。

中国的第一家现代豪华酒店就建在天津，叫做“利顺德”大饭店。这是一个典型东西结合的名字，它源自《孟子》“利顺以德”，又取了外国创始人的中文名字“殷森德”的谐音。

还有许多第一诞生在天津。

中国近代第一套公共邮政系统在天津建成，著名的大龙邮票就是由天津海关发行的，背后少不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襄助。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火车站是在天津。

1896年光绪皇帝御批北洋西学堂（1895年成立）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被钦定为大学堂的近代高校，要早于戊戌变法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

甚至连我们的“国球”——乒乓球，也是最早在天津流行起来的。

20世纪初的天津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产品，就像是一个世界性的小宇宙，登上了历史舞台，展现出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场景：军事对垒、部队冲突、建筑风格迥异等。美国著名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他如此描述这里独特的氛围：

我长大的这座城市真奇怪。只要三四枚铜钱，我就可以坐人力车从我家到达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或比利时。我经常走到法国去上小提琴课。如果去俄国，我需要跨过海河。我经常这么做，因为俄国人有一座漂亮的公园，里面树木众多，而且有一个小湖。我可以在俄国的湖水中钓鱼，然后带到英国去。

就是这样一个走在中国近代化前列的国际大都市天津，在120年前的那个世纪之交，遭受了重创。

义和团与清朝正规军包围了租界，各国军队开始反击，演变成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庚子国变”。

02比国联更早的“跨国联合政府”

1900年夏天的战争彻底改变了天津。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世界列强不断打击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开始了针对部分地区的殖民，屠杀“教化”其国民，蹂躏或瓜分其国土。

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模式来实现领土扩张，包括殖民地、保护领地、租界和军事占领区等；另一方面在中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包括外交谈判和创建国际组织。

列强在天津达成妥协，共同建立了带有殖民色彩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政府。通过建立这个国际军事政府——天津临时政府，实现了上述这两个方向的趋同。

天津临时政府

租界数量增加了一倍，天津逐渐成为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土地整治、行政、警察和卫生现代化的实验室。

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力量在这里粉墨登场，天津充斥着边界、缝隙和飞地。

大英帝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德国、俄国、美国和日本蒸蒸日上，法国则保留了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的地位，天津的局面反映出的是国际政治体系寡头控制的现实，六大强国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超越其他国家组成的联盟。

尽管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些特权，建立了很多租界，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进入中国市场。“很奇怪，开放的口岸居然成了欧美人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障碍。”外国人在某些经济领域确实很活跃，比如金融和运输，但贸易始终是中国人的保留地。

天津的外国企业家和批发商尽管与亚洲其他的“开放口岸”保持着完美的关系，但几乎与中国内地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一种“边缘化”的角色，而中国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传统。

天津的外国人似乎生活在“失重”状态之中，高悬在中国上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法国驻北京公使团的医生让-雅克·马蒂农曾这样描述：“那些居住在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口岸或大城市的人的看法毫无价值，这些欧洲人对中国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几乎从来不会走出租界。”

03 “弱肉强食”不是文明通则

张国刚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如果摒弃义和团思维，积极主动吸收和消化现代西方文明，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们对义和团式盲目排外，感到异常痛心。

痛心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人那样主动地学习西方文明，改革落后的旧制度，日本是近代非西方国家成功 地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化的典型案例。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主权国家主导下实施了比较彻底的制度革新，尽管留下了后来军国主义的隐患，但至少说明非西方国家可以成功地实现工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与天津临时政府的运作完全不同。天津临时政府是殖民统治的新版本。不能以天津临时政府的某些先进管治措施，为殖民者的铁血政策提供历史合法性。若无这样的批判，历史学就会让“弱肉强食”变成文明的通则。

更何况临时政府的一些作为，也是作秀给世人看的，是对北京谈判施加压力的手段。 君不见，西方列强退出之后的殖民地国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总有数十乃至上百吧，它们摆脱贫困和落后了吗？如果只是在农业文明的地摊上，增添几件工业品的摆件，这算现代化了吗？

这些沦为殖民 地的国家和地区能否走出旧的社会模式，走向现代化，还是要依靠其成为主权国家以后的艰苦建设。

面对工业文明的进步，在主权国家领导下，积极引进就好，就像西欧引进了小麦、大米一样。工业革命需 要一套制度和工艺，比农业革命的引进复杂，亚洲国家学习就好。

日本、新加坡成功的奥秘其实就在这里。

至于把为什么没有近代化、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上升到什么文明、制度甚至民族、种族的差别中去评价，乃至与“普世价值”捆绑到一个战车上，睥睨其他古文明，谥以落后的标签，这种认识很可能源自我 们的认识局限性。因为对于有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必须历史进程到一定的阶段，蓦然回首，才有可能跳出 一些旧的框框。

世界文明格局已经历了多次圜转，工业革命的非原生性不代表中华文明的落后性。文明发展的道路不是单线的，没有永远的先进，也没有唯一的进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