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瓷器的再讨论 ——以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为中心 文/刘朝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在开启早期全球化的大航海时期，克拉克瓷器（Kraak ware）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在物质文化交流中引发了世界性的影响。长期以来，克拉克瓷器作为典型的外销瓷，研讨者对其的研讨和讨论都集中在作风特征、沉船发现、海外出土与珍藏、贸易线路、东西方陶瓷交流等议题上，而较少思索这类器物能否具有国内消费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陶瓷研讨者留意到江西墓葬中出土的万历时期（1573-1620）特殊类型的外销瓷器，这些青花大盘的内壁盘沿均有八莲瓣形开光，并中止了讨论[1]。其中一件江西南城县明益宣王朱翊鈏（1537-1603）墓出土的瓷盘，此前就有发布，但最初的讲演中并不分明这是外销瓷[2]。当时讨论时并不分明这类瓷器在西方被称为“克拉克瓷器”，但这一研讨开启了当地文物工作者对此类器物的注重。90年代，江西文物工作者陆续发表当地墓葬出土和征集的这类资料[3]，从而引发了陶瓷研讨界对国内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器的关注和讨论[4]。这些器物大多有瑕疵，因而被看成是作为外销瓷的残次品而被处置留存在国内。学界基本上还是以为克拉克瓷是专供外销而消费。 在中国国内，除了景德镇观音阁[5]、落马桥、珠山御窑场[6]等窑址考古发现外，克拉克瓷器能否仅在墓葬出土？这类瓷器在中国能否有内销市场？若有，它的消费对象是谁，其消费阶级如何？这些瓷器在国内的运用功用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应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和被疏忽的器物资料，重新审视和讨论克拉克瓷器的国内消费问题[7]。 壹 江西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器 正如前面所述，克拉克瓷器在江西南部的南城、广昌、会昌等地墓葬中有出土。这一现象已引发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目前最为全面的剖析当属李宝平博士的特地研讨[8]。另外，最近出版的研讨图录《明代景德镇民窑纪年青花瓷》，收录有一切江西纪年墓葬中出土的克拉克瓷，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图像资料和相关信息[9]。 江西出土克拉克瓷的墓葬，年代最早为万历元年（1572），最晚在南明弘光元年（1645）。这些墓主的身份，有藩王，有布政使这样的中央大员，但大部分是平民。出土的克拉克瓷器，质量也有差别。益宣王朱翊鈏墓和明代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青花盘质量较高，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瓷盘基本上都有窑裂、烧制变形等明显缺陷。益宣王墓中出土的克拉克瓷盘（图1），固然总体精密，但口沿可见重新补釉的痕迹（图2），所以研讨者推断江西墓葬出土的克拉克瓷器都是外销的残次品。从器形来看，出土的克拉克瓷器均为盘类。明清时期江西地域墓葬中，可见瓷盘枕于死者头部的葬俗，这种盘子被称为寿盘。有学者推测这些残次品是从景德镇运往外销港口的沿途，被拣选处置，低价卖给当地人用作墓葬的寿盘。
图1（左） 青花花鸟开光盘 图2（右） 青花花鸟开光盘部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益宣王朱翊鈏墓出土，江西省博物館藏。取自江西省博物館編、彭明瀚著《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圖53。 值得留意的是，明代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两件青花盘，其中一件保存较为完好（图3），器物自身没有任何变形，也不见窑裂，仅口沿残缺一小块。因该墓是被盗掘后才清算，所以这个缺口极有可能是在盗掘时受损的。若此推测无误，那这件盘子在随葬时应该是没有任何瑕疵。同出的另一件青花盘，固然残破较多，但器物自身也没有任何变形，不见窑裂。估量同样是因盗掘时受损，自身也应该没有瑕疵。由此可见，在江西墓葬中所运用的并非都是残次品，而应该有正品。益宣王墓中随葬的瓷盘，固然有重新补釉，但仅为小瑕疵，总体质量依然很高。之前学者推断江西墓葬运用的克拉克瓷都是处置后的外销残次品，值得商榷。假如说有正品的克拉克瓷用于国内丧葬，那么克拉克瓷专供外销的观念，就需求重新深思。
图3 青花杂宝纹开光盘 天启元年（1621年）明代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合葬墓中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取自江西省博物館編、彭明瀚著《明代景德鎮民窯紀年青花瓷》（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361，圖61。 在江西墓葬所出土的克拉克瓷盘，除了作为寿盘，还兼作墓志。在瓷盘上刻字当作墓志，也是明清时期江西地域墓葬中的常见现象。许多学者都关注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珍藏的青花花鸟纹盘（图4），即是克拉克瓷盘做墓志的特殊例子，也是目前所知的唯逐一例。其底部锥刺墓志：“石城县进贤坊塘背陈公讳期圣，号泮池，生于嘉靖甲寅年八月十一日未时，殁于万历庚申年七月初十日巳时，厥妻温氏，生男五，女莲秀姑。孝男继点、勳、熊、默、党立”（图5），可知这件瓷盘出自江西石城县的墓葬。石城县也位于江西南部，靠近广昌县。墓主人陈期圣于万历庚申年（1620）逝世。同样值得留意的是，这件器物品相完好，质量上乘，也再次证明正品的克拉克瓷在江西墓葬中是有运用的。
图4（左） 青花花鸟开光盘 图5（右） 青花花鸟开光盘底部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贰 内销的新线索 ——国内遗址出土 除以往所知墓葬出土外，近年来克拉克瓷器先后发往常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址、北京故宫南大库瓷器埋藏坑、太原晋王府、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等遗址有出土，遗址性质从官署、后金政权都城到藩王府、明清紫禁城皇宫，等级较高，表明这类瓷器作为日用品，供当时统治阶级消费运用。这些遗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器绝大多数为盘，最新的发现中呈现了碗，让我们认识到国内运用的克拉克瓷器类型的多样性。 1.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址出土 199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讨所在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城内两处建筑遗址中止考古挖掘时，出土有明代瓷器[10]。其中明代晚期瓷器中，至少有三件典型的克拉克瓷器残片（图6、7、8），均为盘类，分别绘双鹿纹盘、花鸟纹等[11]，年代为万历时期。
滑动查看更多图片 图6（左） 青花开光盘残片 图7（中） 青花开光盘残片 图8（右） 青花鹿纹开光盘残片 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址出土。依次取自王霞，《關於赫圖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索》，《南方文物》2011 年第2期，圖7，圖11和圖9。 辽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是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城1601年开端建造，1603年完成。1619年努尔哈赤建界藩城并以此为都，赫图阿拉不再成为努尔哈赤政权中心。 赫图阿拉城城内挖掘的两处建筑遗址，分离文献考证，分别为“尊号台”、“驸马府”遗址。“尊号台”是努尔哈赤上尊号的衙门——汗宫大衙门，是城内外最重要的遗址[12]。“驸马府”遗址是城内除“尊号台”遗址外独一的高台建筑，规格也非比寻常。这两处遗址规格高，挖掘者考证其建筑年代在明代晚期，即后金建国之前或建国之初[13]。 赫图阿拉城出土的瓷器，挖掘讲演分为明代早期、明代中期、明代晚期三大部分。明代晚期的瓷器包含嘉靖和万历两个部分，既有带“大明万历年制”款的官窑瓷器，也有克拉克瓷器和民窑青花。 2.北京故宫南大库瓷器埋藏坑出土 2014年8月，故宫博物院在南大库区域西段消防管道沟内发现了一处瓷器残片堆积，清算出瓷器残片合计有约数万片，年代涵盖明洪武时期至清光绪时期。在明代晚期的青花标本中，值得留意的是出土有一件克拉克大盘残片（图9、10）。“残长13厘米。敞口圆唇，斜直腹。外壁口沿绘单线，腹壁绘简单线划图案，内壁绘大莲瓣开光，内绘花草、蜜蜂图样，均为双勾填色，青花晕染用色深、浅搭配。从开光规划、花卉画法、青花发色等特性来看，该盘契合万历时期克拉克瓷器的特性。同样作风的瓷器残片在同一区域其他挖掘地点还有出土”[14]。 图9（左） 青花开光盘残片 图10（右） 青花开光盘残片之背面 北京故宫南大库瓷器埋藏坑出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9為筆者在北京故宮“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展”展廳拍攝。圖10取自故宮博物院考古研讨所，《故宮南大庫瓷片埋藏坑發掘簡報》， 《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4 期，頁22圖54。 《关于故宫南大库的思索——历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关问题讨论》一文对南大库发现克拉克瓷器的相关状况作了细致讨论。关于出土信息有所弥补，称“在该区域还采集到两件克拉克瓷残片”，“一件口沿可见两处大开光，似勾绘花果纹，之间夹绘小开光，内腹残留部分松树纹。另一件似为盘腹残片，内外可见开光，其中内壁绘两处圆点，中间夹三条长方柱”[15]（图11）。该文推断南大库出土的这三件克拉克瓷的年代都为万历晚期。 图11 青花开光盘残片 北京故宫南大库区域采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筆者在北京故宮“明清御窯瓷器——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陶瓷考古新成果展”展廳拍攝。 学者已考证，“南大库区域曾是清宫瓷器库库址（之一）所在”。“上述三件克拉克瓷曾经贮藏于清宫瓷库之中，并为清代宫廷所用”[16]。关于为何万历晚期的克拉克瓷，会出往常清代宫廷之中呢？该文提出一个推断：“明万历末期及其以后，在御窑场逐步停烧之际，民间窑场承担起宫廷用瓷的义务。当时宫廷对所进瓷器样式无法像之前那样严厉控制，景德镇诸窑场，特别是在应用珠山御窑场窑炉中止烧造的民窑，将包含克拉克瓷在内的一众民窑产品输送入宫”。“清代宫廷瓷器来源方式主要包含景德镇窑场烧进、臣属贡进以及继承明代宫廷遗产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克拉克瓷产品很有可能是先应需进入明代宫廷，在清克明之后又被接纳，从而成为清代宫廷器用的一部分”[17]。这一推论有其合理之处，不外若综合一切新发现的资料，我们还能发现别的可能性，相关讨论将在后文予以解释。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旧藏瓷器（故字号瓷器）中，也有数件克拉克瓷器[18]。在故宫出版的图录中就收录一件清宫旧藏的青花开光异兽花果纹大盘（图12、13）。该盘高9.5、口径50、足径32厘米。“盘心锦地八方菱形开光内会柏树、异兽。内壁画八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绘花果纹。外壁八组开光内绘灵芝纹。圈足内素胎无釉。”[19] 另外，故宫研讨人员还提到一件清宫旧藏的青花开光花果纹盘，“该盘葵形侈口，浅腹，矮圈足，盘心绘山石、松树及一鹿一鸟，内壁绘开光八组，开光内绘花果纹，外壁开光内绘变形灵芝纹。关于该盘的年代，故宫档案记载为万历时期”[20]。这些清宫旧藏，都表明克拉克瓷器曾经在清宫中有运用，而且并非个例。 图12（左） 青花开光异兽花果纹大盘 图13（右） 青花开光异兽花果纹大盘底部 清宫旧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陶瓷館》下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頁350，圖二七三。 3.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出土 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位于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一带。在南越王宫署遗址挖掘中，发现有青花开光双鹿纹盘等克拉克瓷器[21]（图14）。这类双鹿纹盘在“万历号”沉船中出水很多（图15），年代应在万历末期。 图14 青花开光双鹿纹盘 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出土，廣州南越王宮博物館藏，筆者在该馆展廳拍攝。 图15 青花开光双鹿纹盘 “万历号”沉船出水，廣州南越王宮博物館藏， 取自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s cargo ,Department of Museums,Malaysia,p208. 4.太原晋王府出土 2012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食品街改造树立工地出土一批元明清瓷器残片。该位置于明晋王府遗址外城西南约150余米（图16），采集的瓷器中有一批带有 “晋府宫用”、“典膳所造”、“内膳所造”等款识，与明代晋王府相关。在这9件王府用瓷中，发现一件克拉克瓷器，为青花八开光鹿纹杯（图17）。这也是目前为止除盘以外，国内出土克拉克瓷的第二种器型[22]。 图16 瓷器出土地及与晋王府遗址位置关系图 取自曹俊：《太原食品街出土明代晉府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2019 年第 4 期，圖一。 图17 青花八开光鹿纹杯 太原晋王府出土 取自曹俊：《太原食品街出土明代晉府瓷器及相關問題探討》，圖二。 该花口杯，口径9.3、足径4.5、高5.0厘米。外壁作八开光装饰，开光内绘有鹿纹。开光鹿纹杯为克拉克瓷的典型器型，在圣地亚哥号(SanDiego)沉船 出水瓷器中就有不少。这件器物和外销的鹿纹杯不同的是，“内底绘正面龙纹，发束两侧分开，细身，五爪。龙纹周身散布云纹，呈飘带状”[23] 。龙纹与其他藩王用瓷上的龙纹比较相似。外底青花双圈，书写“晋府宫用”楷书款，能够得知这是晋王府特地在景德镇订制的。器身曾做过修补，可见锔钉痕，明显是运用过的日用器。这也是这批出土的晋王府瓷器的共同特征，名义皆有锔钉孔痕，阐明这些瓷器在王府中是重复运用，即便破损仍会修复应用。 5.江西明代淮王府遗址出土 明代淮王府遗址位于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饶州府文庙周边地域，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讨所对遗址中止了考古勘探与试掘，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又中止正式挖掘。在遗址中出土了数件青花克拉克瓷大盘残片（图18）[24]。 图18 青花克拉克瓷大盘残片 取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讨院编著：《明代淮王府遗址出土瓷器》，页153。 叁 传世品中的特别作品 ——带官款的克拉克瓷器 在已发表的资料中，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所藏的“大明万历年制”款水禽纹克拉克盘是一件十分特殊的作品（图19、20、21）[25]。这件瓷器青花发色鲜艳，属于Maura Rinaldi对克拉克瓷分类中的Ⅷ式盘[26]。盘心菱形开光内绘禽鸟、芦雁、山水、花卉，盘沿十个圆形开光，里面交替绘画杂宝、花卉。器物最为特别的是底部青花双圈“大明万历年制”款，为典型的万历官窑款。假如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瓷编号（清宫旧藏）的万历官窑瓷器的年款（图22）中止对比，能够看到作风十分接近。之前日本学者也留意到这件瓷器的底款，以为铭文书体和官窑相同，但判别这件器物为民窑制品[27]。 滑动查看更多图片 图19（左） “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水禽纹开光盘 图20（中） “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水禽纹盘底部 图21（右） “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水禽纹盘底款 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 图22 万历青花仕女四艺碗 故瓷395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能否能够以为这件瓷器是官窑作品？从器物自身来看，这件瓷器圈足粘砂，底部有不少缩釉点，并有跳刀痕，这是万历民窑通行的制造工艺，似乎又达不到官窑瓷器的质量。不外，就缩釉点而言，典型的万历官窑瓷器上也可见到。如景德镇陶瓷馆藏的万历青花龙凤纹盖盒(图23、24)，底部就有明晰的缩釉点。因而，缩釉点似乎不能成为判定为民窑的规范。 图23（左） 万历青花龙凤纹盖盒 图24（右） 万历青花龙凤纹盖盒底部 景德镇陶瓷馆藏，取自《江西藏瓷全集 明代（下）》页216 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景德镇御窑厂珠山南麓明中后期窑炉挖掘时，曾出土一批克拉克瓷残片，种类主要为盘类[28]，代表性器物有青花开光花卉纹盘(图25、26)，器型与故宫出土的分歧。以往的观念会把这批产品的性质看成是民窑，以为这是万历后期官窑停烧之后，民窑在御窑厂旧址中止烧造的，或是民窑的窑业渣滓在此倾倒堆积所致。但联络到故宫南大库的考古出土，以及这件带万历官窑款的克拉克瓷器，不由让我们重新思索御窑厂出土克拉克瓷的性质，能否有官窑消费的可能性？ 图25（左） 青花开光花卉纹盘 图26（右） 青花开光花卉纹盘底部 景德镇御窑厂出土，景德镇陶瓷考古所藏。取自江建新，《景德镇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载郑培凯主编《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0 年，页41，图4。 这件瓷器的来源，据神户市立博物馆学艺员中山创太先生引见，是该馆购藏的。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著作中有提及:“日本最早珍藏芙蓉手青花（笔者注：即克拉克瓷）的是坂野清夫先生，珍藏了刻有‘大明万历年制’的瓷器。不外，坂野先生已把自己的私人藏品都捐赠给了神户市立博物馆”[29]。假如该说无误，那这件瓷器应该就是坂野先生的旧藏。不外我们不分明坂野先生这件旧藏，又是来自哪里？假如这件瓷器是官窑，它又是如何流入海外，这也是个谜题。 但若只是民窑，那为什么这件克拉克瓷器上会呈现官窑款？是由于万历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实行“官搭民烧”，官民窑业之间存在流通，因而有民窑工匠看到官窑写款而刻意模仿？还是由于这件作品是藩王订制的藩府用瓷，所以写官窑款？鉴于晋王府出土“晋府宫用”款克拉克瓷碗，江西益宣王墓也出土克拉克瓷盘，似乎存在这种藩王订制而落官款的可能性。 假如说神户市立博物馆这件万历官窑款的克拉克瓷器，仍尚难判定能否为官窑之作，那么另一件珍藏于新加坡的 “大清康熙年制”款克拉克瓷器（图27、28）[30]，基本能够判定为康熙官窑。这件青花花鸟纹盘为私人珍藏，其形制属于Maura Rinaldi对克拉克瓷分类中的Ⅶ式盘，十分典型的克拉克瓷器。盘内心八瓣菱形开光中绘花鸟山石，盘壁一圈为八个大开光依次距离小开光，大开光内绘杂宝、花卉。盘内壁的纹饰，简直是万历时期此类克拉克瓷盘（图29）的翻版。器物外壁纹饰，与之前的克拉克瓷器不同，为三个缠枝西番莲纹。圈足为康熙时期典型的二层台，里面青花双圈“大清康熙年制”官窑款。这应该是康熙官窑对克拉克瓷器的仿制，十分共同。笔者将在下面的结语部分，分离本文中的其他资料，对这件器物再做进一步讨论。 图27（左） 康熙青花花鸟纹开光盘 图28（右） 康熙青花花鸟纹开光盘底部“大清康熙年制”款 Tiepolo(David Mun), Singapore.取自Maura Rinaldi, Kraak Porca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Ltd,1989，PL294, p232. 图29 万历青花花鸟纹开光盘 “万历号”沉船出水 取自Sten Sjostrand & Sharipah Lok Lok Syed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s cargo , Department of Museums, Mlaysia, Serial No.2334, p200. 肆 国内消费市场的新思索 经过上述国内墓葬和遗址出土资料、传世的特别作品的梳理剖析，我们能够明白得出结论，克拉克瓷器这类主要作为外销的产品，从明代万历到清代康熙年间，在中国国内是有流通和消费的，并不是只需残次品落选后留存在国内运用。固然从数量来看，这类产品在国内的消费远远不迭国外，但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目前我们搜集到的国内留存的克拉克瓷器，还仅是正式考古发现的部分，民间散落的其实还有一定数量。承台北故宫博物院蔡玫芬研讨员告知，“以前耿(宝昌)先生曾经多次提到，说他年轻时在琉璃厂就看过一叠叠的克拉克瓷大盘大碗， 他也置信这类大盘原也供给国内市场”[31] 。耿宝昌先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资深研讨员，中国古陶瓷审定的权威。他1922年出生，1949年之前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从业，其亲眼所见，应该是牢靠的。另外早在1992年中国古陶瓷研讨会景德镇年会上，北京胡雁溪先生在提交的论文《引见几件纹饰别致的明末清初外销瓷盘》中就提到：“广昌出土的十余件外销瓷盘发表以来，克拉克的内销问题已惹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仅笔者所见,近二年江西出土这类青花瓷盘就有数百件之多, 可见广昌出土的青花瓷绝非偶尔”[32] 。他自己当年就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克拉克瓷，发表在其编著的图录《明代民窑青花瓷大观》中，里面典型的克拉克瓷盘达32件，其中大部分是品相完好、没有缺陷的[33]。 从国内市场的消费对象来看，这类瓷器的运用者既有平民，文人[34]，也有布政使这样的中央高级官员，还有藩王，以至用于宫廷。从运用功用来调查，这类器物既有日用，又用于丧葬，在墓葬中作为寿盘、墓志而随葬，也被当作祭器（图30）[35]。 图30 青花鹿纹开光瓷盘 私人珍藏。取自陈立立：《克拉克瓷盘与葬俗》，《民俗研讨》2004 年第4期，页98，图6。 值得关注的是，从出土遗址性质看，目前所知出土克拉克瓷器的遗址，等级均较高，为官署（布政使司署）、藩王府、后金都城、明清紫禁城，而且瓷器质量较高，显现这类瓷器被国内上层阶级所接受。当然，我们不分明明末清初的这些运用者如何来看待这类新种类，也没有证据表明当时人们能否会把这类具有多层次开光装饰的瓷器作为一个特殊类型。 在这些消费现象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紫禁城出土和清宫旧藏的克拉克瓷，以及带官窑款的特殊作品。 紫禁城出土和清宫旧藏的克拉克瓷，固然出土地和珍藏地是在宫廷，但运用者能否一定是帝王后妃（作为御用瓷器），能否存在宫中其他人（低等级）运用的可能性，或者是后世作为进贡品流入宫中（这就会存在非御窑制品的可能性），使得宫廷中留存的这批克拉克瓷的性质，会比较复杂。故宫南大库简报中称“本次在故宫内挖掘出土的明代晚期克拉克作风瓷器残片，与大量原库房内御窑瓷器同出”[36]。假如这个说法无误的话，依据这些伴出物，笔者还是会倾向南大库出土的这两片克拉克瓷有官窑的可能性。已发表的清宫旧藏克拉克盘，底部无釉，也无官窑款。这意味着这件瓷器很可能不是官窑产品。 而紫禁城出土和清宫旧藏的克拉克瓷，能否为官窑产品这一问题，又牵涉到如何看待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克拉克瓷器的性质。之前由于对克拉克瓷的认识都是基于民窑产品，所以对御窑厂遗址出土克拉克瓷器的判别，或是以为这是作为民窑窑业渣滓倾倒废弃到这里，或是以为明代万历以后官窑停烧，珠山御窑厂旧址成为民窑作坊之地，民窑应用原先的官窑作坊来消费。笔者不太赞同后一种推测，由于没看到明末景德镇御窑厂改做民窑的史料纪录，不分明能否有这样的可能。若南大库出土的这两片克拉克瓷为官窑，神户市立博物馆的万历官窑款盘假如也是官窑，那应该就在御窑厂消费。假如这样的话，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克拉克瓷器的性质就需求重新思索。 另外究竟清宫是如何取得这类器物的？之前已提到有学者以为清代宫廷可能从明朝接纳这些克拉克瓷。若明代宫廷已运用这些瓷器，那联想到神户市立博物馆的万历官窑款盘，这件瓷器能否可能真的是为明廷烧制的官窑作品？也就是说，克拉克瓷器中能否有官窑作品？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认，但这些千丝万缕又不得不让人去猜测。除了从前朝接纳这一可能的途径外，假如我们留意到努尔哈赤树立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城有出土克拉克瓷，而且和故宫南大库出土的器型相近，那么清宫中的克拉克瓷器很可能有另外一条流入的途径——清宫中最早的克拉克瓷，为后金政权从关外直接带入。正由于在树立后金政权初期，满清即已运用克拉克瓷，所以才会在康熙年间让景德镇御窑厂仿制，烧造“大清康熙年制”款的官窑作品。赫图阿拉城的克拉克瓷，后金政权又是如何取得？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经过商品流通的方式取得。不外，已有学者指出赫图阿拉城遗址出土的晚明瓷器中，有“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海马缨络纹缸、正德青花云纹开光回文出戟瓶等御窑瓷器，并以为这些御窑瓷器应该是明朝的恩赐品。由于在后金政权树立之前，努尔哈赤和明朝不时坚持传统的藩属关系，经过通贡受封而能取得朝廷的恩赐[37]。那么，同出的克拉克瓷能否有可能也是明朝恩赐的礼物？晋王府、益王府等藩府都运用克拉克瓷器，似乎显现出这类瓷器的价值较高，因而存在作为赠礼的可能性。若这个推测无误，那克拉克瓷在国内的运用又多一个功用——作为恩赐的礼物。 伍 余论 ——开光方式的由来与过渡 在克拉克瓷器研讨中，学者们都会关注典型克拉克瓷器的开光装饰，争论这一装饰作风是如何演化而来：究竟是中国本土作风的演化与变异，还是遭到外来文化要素的影响，抑或是中外陶瓷装饰传统的一种混杂与融合？ 目前学界对此尚有争议，不外很多学者倾向于典型克拉克瓷器的开光装饰作风是遭到伊斯兰陶器的影响。 认真察看器物，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助于讨论克拉克开光装饰的构成。我们先看几个例子： 荷兰Groninger博物馆所藏的青花花鸟纹盘（图31，32），是个极端特殊的例子。盘的内外壁均饰一圈花鸟纹，为连续的图案，然后再用直线分红十个开光。它被Maura Rinaldi归入Ⅳ式盘。从这件器物，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所谓的Ⅱ式盘（盘内壁边沿一圈纹饰，但没有开光）向Ⅳ式盘（盘中心绘主题纹饰，内壁边沿普通是用单线或双线中止分隔组成连续开光）演化的过渡形态。 图31（左） 青花花鸟纹盘 图32（右） 青花花鸟纹盘底部 荷兰Groninger博物。图31笔者拍摄；图32取自Maura Rinaldi， Kraak Porca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p86,pl.66 而且值得留意的是，这并非孤例。在碗类器物上，Topkapi Saray博物馆藏青花鹿纹大碗（图33），外壁的湖石鹿纹图原本是相连的，但被简单的竖线分隔成开光图形。另外葡萄牙Lisbon 私人珍藏的一件青花山水花鸟大碗（图34），内壁8个花鸟开光，相邻的两个开光图形实践上为一个整体，只是被竖线分隔成两个开光。 图33 青花鹿纹大碗 Topkapi Saray博物馆藏。取自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Istanbul Ⅱ ,P748,图1374 图34 青花山水花鸟大碗 Casa-Museu Dr.Anastacio Goncalves,Lisbon 取自Maura Rinaldi， Kraak Porcalain-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p159,pl.195 在军持这类外型比较共同的克拉克瓷器中，也有相似的状况。在Lady Lever美术馆中有一件山水人物图长流军持（图35），外壁的山水人物图原为一整体，被人为地用竖线分隔成开光外形。 图35（左） 山水人物纹军持 Lady Lever Art Gallery 取自Maura Rinaldi， Kraak Porcalain -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p178,pl.226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能够看到克拉克瓷中，至少有一种是将原为整体的纹饰用竖线分隔后构成开光装饰。 中国古代瓷器装饰有用开光中止分割的传统，而且也有连续的开光装饰。如宋代耀州窑瓷器上即可见到连续开光，元青花上也有连续的莲瓣形开光，作为典型的边饰纹样。明代景德镇瓷器中，16世纪早中期的红绿彩瓷碗（图36）也能看到以双竖线中止分割的连续开光图案。另外，在两件带万历纪年的黔王府用瓷上，我们也发现器身连续开光的装饰。一件为“万历癸未年置 黔府应用”款青花龙纹盘（图37），外壁为连续开光，内饰龙纹，很具克拉克瓷器装饰作风。另一件“万历丁亥年造 黔府应用”款青花花卉纹盖罐（图38），罐身三层花纹，也都是由连续开光组成[38]。由这两件黔王府订制的用瓷，并联络到前文已提及的晋王府、益宣王墓出土的克拉克瓷器，我们能够看到明代藩王订制瓷器对这种连续开光纹饰的采用。 图36 五彩花卉纹碗 16世纪 吉林扶余出土 取自王跃忠《扶余出土明代红绿彩瓷器》图83，吉林美术出版社，2003年。 图37 青花开光龙纹盘 万历癸未年（1583） 辽宁省辽阳博物馆藏 采自《辽阳博物馆馆藏精品图集》，辽宁大学出版社，页64,2009年。 图38 青花花卉纹盖罐 万历丁亥年（1587） 贵州省博物馆藏 采自《古窑遗珍 芳华绝代———贵州省博物馆藏黔府“青花”盖罐》，《文物天地》2015年第5期，页44、45。 这些连续开光纹饰，与克拉克瓷器Ⅳ式盘的装饰作风比较相似。因而，克拉克瓷器典型的开光装饰，很可能是以中国瓷器传统的开光装饰为基础，再添加其他元素，中止不同的组合与改造，构成Maura Rinaldi所整理归结的克拉克瓷器的不同样式[39]。在这一变更过程中，景德镇窑场应该有思索国外市场的需求，并参照、自创伊斯兰陶器的构图设计。 注释： [1] 薛翘、刘劲峰：《江西出土的明万历外销青花瓷盘》，《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 [2]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2期。 [3] 吴志红：《明外销青花瓷盘引见》，《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2期；姚廓清、孙敬民、姚连红：《试谈广昌纪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盘》，《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孙敬民：《江西广昌发现明代崇祯纪年墓》， 《江西文物》1990年第4期；江西广昌县博物馆：《明代布政使吴念虚夫妇合葬墓清算简报》，《文物》1993年第2期；姚廓清、姚连红：《江西明万历外销瓷盘的发现》，《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姚廓清、姚连红：《江西研讨克拉克瓷的新停顿——三谈江西纪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景德镇陶瓷》第九卷第三期（总第84、85期），1999年。 [4] 冯先铭、冯小琦：《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Baoping Li(李宝平)：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Ming dynasty export porcelain from tombs in China ，《逐波泛海 —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化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2年。 [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讨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讨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挖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讨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讨所：《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挖掘简报》，《文物》2007第5期。 [7] 笔者曾在《克拉克瓷器新论：以出土新资料为中心》（《典藏 古美术》2018年11期）中简单论及内销市场。故宫博物院项坤鹏副研讨员在《关于故宫南大库的思索——历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关问题讨论》（《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一文中，也关注到这类瓷器在国内的流布和消费状况。 [8] Baoping Li(李宝平)：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Ming dynasty export porcelain from tombs in China [9] 江西省博物馆编，彭明瀚著: 《明代景德镇民窑纪年青花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10] 梁振晶、杨荣昌、沈永宝：《新宾赫图阿拉城内建筑遗址挖掘简报》，《辽宁考古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11]《新宾赫图阿拉城内建筑遗址挖掘简报》中提到出土遗物中有“荷塘花鸟折腹大盆”（注：应为大盘）、“双鹿踏青闹春盘”，并发表了图片。谢明良教授最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资料，并在《澎湖发现的十七世纪日本肥前青花瓷》（《故宫文物月刊》303期，2008）一文中指出这是克拉克瓷，引见了这一发现。王霞女士对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中止了细致引见，并中止深化讨论（王霞：《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索》，《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12] 梁振晶：《赫图阿拉城“尊号台”遗址建筑格局及相关问题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13] 同10 [14]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讨所：《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挖掘简报》，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4期。故宫博物院在“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展”（2016年）中展出了两块克拉克瓷片。 [15] 项坤鹏、赵瑾：《关于故宫南大库的思索——历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关问题讨论》，《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16] 同上。 [17] 同上。 [18]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讨员曾告知，故宫的清宫旧藏中有好几件克拉克瓷，并且有出版。这一信息促使笔者在故宫出幅员录中找到图片资料。特此致谢！ [19]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陶瓷馆》下册，图二七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20] 项坤鹏、赵瑾：《关于故宫南大库的思索——历史意涵、建置及克拉克瓷相关问题讨论》。 [21] 笔者2008年夏在广州市考古所对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明清瓷器的调查中，发现有克拉克瓷。当时兴未认识到该遗址还是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所在地。2017年夏在南越王宫博物馆调查时，在临展厅看到出土克拉克瓷盘和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的阐明。因而，明清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遗址出土的克拉克瓷，肯定不止展出的这一件。 [22] 曹俊：《太原食品街出土明代晋府瓷器及相关问题讨论》，《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 [23] 同上 [2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讨院编著：《明代淮王府遗址出土瓷器》，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25] 感激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小林仁先生和神户市立博物馆中山创太先生的辅佐，自己有机遇于2017年对实物中止了调查。 [26]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a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Ltd,1989 [27] 西田宏子、出川哲朗：《明末清初の民窑》，彩图15器物解说，东京：平凡社，1997年。 [28] 江建新：《景德镇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郑培凯主编《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页37-38，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0年。 [29] 三杉隆敏：《陶瓷：衔接文化的泥土》，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页121。 [30]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a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PL294, p232. [31] 蔡玫芬研讨员2020年7月11日给笔者的邮件。在此也感激蔡玫芬教员的赐教！ [32] 转引自姚廓清、姚连红：《江西研讨克拉克瓷的新停顿——三谈江西纪年墓出土的“芙蓉手”》，页66。 [33] 胡雁溪：《明代民窑青花瓷大观》，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 [34] 江西广昌出土有克拉克瓷盘的明代崇祯四年墓，墓主唐可敬即为明万历乙卯科举人, 赠五品儒林郎。参见：孙敬民《江西广昌发现明代崇祯纪年墓》，页69。 [35] 私人珍藏的一件鹿纹盘中，底部有“仁和世徐祭器”款。见陈立立：《克拉克瓷盘与葬俗》，《民俗研讨》2004 年 第 4 期，页98。 [36]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讨所：《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挖掘简报》，页24。 [37] 王霞：《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索》，页146-147。 [38] 感激上海文保中心葛彦先生提示贵州省博物馆珍藏有这件具有连续开光特征的瓷器。 [39] Maura Rinaldi, Kraak Porcalain：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Ltd, p71,1989 笔者曾就此题，先后在Food, Medicine, Material Culture: Methods and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工作坊（复旦大学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中心，2017年6月23日）和“明清中国与世界艺术”国际研讨会（中央美术学院，2019年11月2、3日）发表学术讲演，本文系在此基础上完成。 -End- 编辑推送 | 余沛轩 图文如需转载请与公众号后台联络 措施论 李军 | 达芬奇、世界地图与中国 李军 | 双重在场：达·芬奇的绳结装饰与米兰斯福尔扎城堡木板厅壁画再研讨 刘朝晖 | 外销、内销与其他：唐青花再议 春季学堂 李军 | 故事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讲法？跨文化美术史漫谈 郑伊看×潘桑柔 | 宗教与道德：14世纪蒙古人形象的塑造与转化 刘爽×刘夏凌 | 生成与转译：漂洋过海的城景图与漆屏风 李璠×李晓璐 ｜装饰与图式：大航海时期的集聚与环流 杨肖×董丽慧 | 艺术与观念&东方与西方 夏季学堂 李军｜纹”与“文”：一份措施论的提案 潘桑柔×张鹏｜帝王与神祇 石榴×梁蓉容 | 拼装的时兴 吴天跃×曹可婧｜海路与陆路 唐培豪×汪晴川｜时空与记忆 东风西渐 唐培豪｜“极乐世界”与中国：18世纪英国斯托园中国屋研讨 陈亮｜从紫禁城、凡尔赛到德累斯顿：绿穹奇珍《印度皇帝奥朗则布的宝座》中国元素研讨 李军 | “中国风”进入“习俗画”：三个跨文化故事 西风东渐 杨肖 | 跨文化视野下看“绘画的装饰性”：庞薰琹与波提切利的相遇 刘爽 | “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 董少新 | 空间与心理：澳门圣保禄教堂再研讨 现场 刘希言| 镜中东西：“18、19世纪中国平板玻璃画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夏凌｜艺术、遗产与“大旅游”——逾越东西方的视野行走在欧亚的眼睛 · 预告 目睹·声音剧场01丨掩盖在《巫山云雨》上的云雨 大书小书 郑伊看| 重回托斯卡纳：读古斯塔夫·苏里埃《托斯卡纳绘画中的东方影响》 马佳伟| 视角切换：跨文化视野下的透视法源起问题 与达·芬奇同行| 艺术世界内外50年目睹之清明与猖獗 跨文化艺术史 世界之于中国 东方之于西方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