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修昔底德的圈套？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名著记载着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间的战役，作者是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大约460-395BC）。当时，雅典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是现存大国。这是一场争夺希腊城邦霸权的长期战争，历时30年之久。 “修昔底德圈套”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定要应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为了维护霸权也必定会回应这种要挟，于是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是第一个提出“修昔底德圈套”这个名词的人。他早先在《伦敦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论述这个观念，用以讨论中美关系。 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一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圈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促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 修昔底德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创建了历史书的写作作风：他脚踏实地（拒绝用希腊神祗作借口），以客观的态度搜集第一手资料，多方采集求证，依照年代作记载，再加上精辟的剖析，写成此书。 该书的写作树立了西方历史著作的模范。在史学家的眼中，修昔底德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比他早20年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 《维基》对这本书的评语是：“此书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谬误的肉体和逻辑措施应用到历史研讨中，为后世的历史编辑学树立了模范。” 对修昔底德，我们知道的未几。依据他的书，我们知道他出身于雅典一个富有的家庭，以海军指挥官的身份参与过战争，曾感染过黑死病。后来由于被嫁祸而遭到流放，使他能够以超然的身份，游历各国，搜集资料。
修昔底德（图片来源：大英百科全书） 生擅长将近2500年前的修昔底德，他对人性的剖析居然如此深化，绝不逊于20世纪的作品：“他的眼睛能冷静地透视到人类最真实、最原始的内在。”（《维基》）读他的书，我们发现，2500年来人性并没有进步，而且惊奇地相似。历史上第一次研讨战争对人性的影响，并提出正告的就是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宣示武力，用战争处置争端，是很有诱惑力的。那种伸张国威的想法很让人振奋，以至令人觉得崇高。主战的人总能找到充沛的理由，证明自己师出有名。普通无知的小民，更是摩拳擦掌。但是，到了战争真正开端以后，它岂但不能让人继续崇高，相反地，它常常带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使人变成恶魔。我常常想，那些抗战时在南京屠杀奸淫的日寇，难道战前在日本都是凶神恶煞吗？我看一定。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两个城邦阵营间的战争，一边是以雅典为盟主的提洛同盟，一边是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主要战役发作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简直一切希腊的城邦都遭到触及。有人以为这是当时西方文化的“世界大战”，它所带来的灾害，在水平上或许并不亚于20世纪的两次大战。 斯巴达在名义上胜利了，但是两国简直都沦为废墟，使得整个希腊裸露在波斯的要挟之下。
战争联盟地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战争的缘由 战争来源于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霸权争夺，双方撕破了第一次战后所订的和约，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个城邦，一个是民主政体（雅典），一个是寡头统治（斯巴达）。但是，民主的雅典对外扩张，压制其它城邦争取自由。相对地，对内实行军国主义，压榨本国人的斯巴达，在国际上反而是自由的维护者。 战争的直接缘由常常并非两强间的正面抵触，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反而更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前线是斯巴达的维护国柯林斯（Corinth）与雅典的维护国科西拉（Corcyra，今Corfu）间的抵触。斯巴达由于对雅典伸张霸权的举措恐惧不安，觉得必须用武力维护柯林斯，大战就此开打。 对那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战争的念头让人磨拳擦掌、兴奋莫名。修昔底德这样描写：“双方都雄心勃勃，竭尽全力从事这场战争，这是很可了解的。在一项事业刚刚开端的时分，热情总是最高的。那时，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两方面，都有许多青年人，历来没有阅历过战争，因而满怀热情地参与战争。”（第二卷7节） 引发战争的另外一个要素，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以为是由于当时雅典政治上不稳定，雅典的指导人伯里克利想经过对外战争来消减内部政治矛盾所带来的不稳。当政者有稳定政权、扩张霸权的野心，加上高度追求荣誉的意念所招致积极求战的氛围，仰仗着国民高涨的国度主义心情，使得国度一步步走入泥潭。但是，战争带来的是灾难，以至是消灭，而不是繁荣和胜利。 修昔底德把这段历史忠实地记载下来，希望给后世的执政者作为自创。发起战争不是处置争端最好的伎俩，永远不是。 “讲理”的文化 古希腊人十分崇尚讲理，很多争端都靠着争辩和仲裁来处置，就连城邦与城邦间的争论也不例外。依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任何战争，在宣战前双方都要派代表争辩，所以打仗都是先礼后兵，似乎相当文化。 例如，雅典与科林斯人为敌，科林斯人求救于伯罗奔尼撒联邦。当雅典的使者向拉科尼亚人（以斯巴达为代表，中文译成拉栖代梦人）分辩雅典人的立场时，他们用理和权作申述。他们首先把雅典在波斯战争中所作的牺牲贡献，以及指导位置的那段历史搬出来。然后，他们为自己的霸权思想作分辩。雅典固然是用文化的语调来为霸权找借口，但也由此可见讲理对希腊人的重要性。 在雅典内部，公共范畴的争辩和演说特别重要。那些主战的人，都必须先对大众作压服演说，有点像中国古时的“檄文”，只不外希腊人透过演说和争辩，用民主的方式作决议，所以更有大众基础。
伯里克利的“葬礼讲话”（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例如，战争刚开端时，在每年掩埋阵亡将士的仪式上，伯里克利被推举出来为葬礼致词。他应用这个机遇，作鼓舞士气的肉体讲话，那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演讲。首先，他定位“雅典的实质”，以与敌人对照： “我们的宪法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国体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由于权益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一切人民所控制。当私人纠葛产生时，一切人在法律面前一概对等；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思索的是一个人的才干，而不是他的社会位置，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需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由于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邻居邻居我行我素的时分，我们不致因而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由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违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岂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违法律，特别是恪守那些维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背了就算被公以为羞耻的法律。” （第二卷37节） 这个所谓“未写成文字”的法律，就是修昔底德心目中的“自然规律”，它是“普世价值”，存在于各人（和各国）的良知之中。人们假如不服从，就是“公认的羞耻”。伯里克利能够用它来鼓舞士气，由于他自身就是个清廉正直的模范，遭到雅典人普遍的尊崇。 维护文化上的自豪居然也能够被用来作为求战的护身符。“正义的准绳”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当这种准绳被应用成为求战的口实，那结果就十分荒唐了。这或许就是“国度主义（种族主义）”的盲点吧。 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在承平常期，人们的判别力和心情是均衡的：人性中有公正、仁慈的一面，也有激情、非理性的一面。但这些都遭到社会的限制，使得讲理成为可能。不外，一位有理性、有准绳的人，在战争的扭曲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不要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是内战也是一样。我们就拿修昔底德对科基拉“反动”的描画做例子吧。 科基拉是希腊西北方的一个小岛，由于战略位置重要，同时遭到两个阵营的注重。科基拉内部分红两个派系，主张民主的平民和主张寡头政治的贵族。他们原本战争相处，可是为了“寻求谬误”，双方分别引进外力，爆发内战。（第三卷） “他们杀死一切他们能够找着的敌人。那些被他们压服而上船的人，在上岸时也都被他们杀死了。……科基拉人不时地屠杀他们公民中那些他们以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虽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制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人是由于私人仇怨而被杀死的，其他人是由于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因而能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死法。……反动使人们采取各种极端残忍的措施。有父亲杀死儿子的……。” “一个城邦接着一个城邦发作了反动，在反动发作最晚的中央，由于他们知道其他中央以前所发作的事情，又呈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更为出格的暴行，表往常攫取政权愈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愈加残忍无忌。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因而加以修正，而采用往常所赋予它们新的意义。过去被以为是不顾一切的莽撞之举，往常被以为是一个忠实的'同盟者所必备的勇气；谨慎地等候机遇，被看做是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表示；一个人假如能够从各方面察看问题，就表示他是一个在行动上拙劣无能的人。猖獗的肆虐变成了男子汉气概的标记；耍阴谋搞阴谋变成了合法自卫的伎俩；纸上谈兵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遭到猜疑。” “固然双方处心积虑所追求的都不是正义的目的，但是那些应用美好的言辞来完成其罪恶的目的的人，却赢得很高的威望。” 一个原来讲理的民族，往常，黑与白之间的分野，曾经毫无意义。部落思想（党派思想、本土国度主义）主宰着人们的是非观。这大约就是“另类真相”的2500年前的版本吧？ “的确，人们普遍地以为行凶作恶比单纯诚实更为聪明，他们以具有第一种质量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种质量为羞耻。由于贪欲和野心所惹起的对权益的追求是一切这些罪恶产生的缘由；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分，激情所引发的暴行也就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们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牟取私利。为了在斗争中赢得优势，他们不择伎俩，不惜采取最可怕的行动。” 部落思想走到极端，就退化成了自私自利。到了这个时辰，人只知道一己的利益和生存，其它全属无稽。 原来的动机或许是对公平正义的盼望，或是对钱、权不公感到不满，往常在战争中，一切文化的规矩都被破坏了，一切公平合理的观念都被扭曲了，私利、憎恶和报复成为最高的指导准绳。所谓的“主义”和“理想”，不外是空泛的词藻。在斗争中，人的判别力和良知因着“激情”和“狂妄”而失控，爆发成嫉妒、仇恨、报复、对立权威，以及失去明智的表示。 有鉴于此，修昔底德慨叹地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战争是个凶暴的导师”！战争让人们失去判别力与心情之间的均衡，暴显露人性的邪恶。这或许是战争所带来最大的灾害，人再也不认识自己，失去了人的简单纯真。 在战争中，那些最不择伎俩的人，反而能够生存下来。有判别力，坚持做人的准绳，反而成为生存的障碍。所以，没有人能够精确预知战争的结局，战争就是个盲目的冒险。而且战争时间越长，越能引发人性极端的暴力。 且不说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最近20年来，我们在“恐惧活动”和“反恐战争”中，耳闻目睹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暴行，包含被战争触及者所遭遇的伤害。这一切，将近2500年前的人类曾经阅历过了。但是，人类社会还在不时重复这些经验。新一代的人，自己没有亲身经过战争（或反动）的洗礼，因而不时地摩拳擦掌，甚或杀气腾腾，以为战争是处置争端，攫取霸权的独一伎俩。 真正的圈套
历史上从十五世纪至今的“修昔底德圈套”。（图片来源：Harvard Belfer Center’s Thucydides Trap Case Fil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八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问他的总理为什么英国政府对他的侄子威廉二世的德国变得如此不友好。他以为美国才是英国更大的应战。总理指示外交部的德国首席察看员艾尔·克罗（Eyre Crowe）写了一份备忘录回复国王。克劳在1907年元旦那天发表了他的备忘录。这份文件是外交史上的珍宝。 克罗的剖析逻辑与修昔底德的洞察力相呼应。他的中心问题如下：英国和德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是更多地源于德国的才干，还是德国的行为？ 克罗的回答是明白的：才干是关键。随着德国经济超越英国，德国不只会展开成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队，它很快也会“树立起她能担负得起的强大海军”。换句话说，“一旦德国取得海军霸权......这自身，不论德国人的企图是什么，将对英国的生存构成客观要挟。” 阅读该备忘录三年后，爱德华七世逝世了。参与葬礼的与会者包含爱德华的继任者乔治五世和德国的威廉皇帝，以及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问威廉能否会思索暂停德英海军军备竞赛。威廉回答说，德国努力于具有强大海军的这个立场不会改动。但是他弥补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简直不可想象，由于“我在英国长大，很大水平上我觉得自己一部分是英国人。德国以外我更关怀的是英格兰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度。” 他强调：“我崇拜英国！” 当时英国官方公开的语调是：“一个强大德国的正常活动对世界有益。” 英国的许多决策者也真诚地置信，应该为德国参与“智识和道德指导权”竞争而感到快乐，并且英国应该勇于“参与这场竞争”，而不是惧怕德国的崛起。 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英德堕入了生死的对决。英国参战的主要缘由不是由于德国攻打英国，乃是由于假如德国胜利地成为欧洲霸主，英国至关重要的国度利益和国度生存将会遭到侵犯。英国为着维护霸权而堕入恐惧和搅扰之中。无论德国能否有认识地想要取代英国，英国都别无选择。 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看出战争并不能处置问题，第一次大战正好考证了这点。 我以为修昔底德关怀的不只仅是“战争圈套”，他更关怀的是战争所带来的消灭。战争不只使得有形的文化成为废墟，更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摧残和创伤，构成人性的扭曲。真正的圈套是战争对人类肉体和社会资本（公民道德、凝聚力）的危害。 有形的废墟容易修复，难于修复的是肉体上的废墟。固然修昔底德描画的是2500年前人性在战争中严重的扭曲，我想关于阅历过六、七十年代斗争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请问，这些年来我们的人性修复了吗？我们的人文价值恢复了吗？每天读报让我发现，人性的创口还经常在流脓发臭。 修昔底德真正希冀的或许不只是战争所带来的红利，他更希冀能够避免由于战争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摧残。人类历史中一个最大的圈套就是，为了党同伐异和一己之私利而摧残人性中的仁慈，把异己看成是次人类，而非邻居。 战争（斗争）毫不留情，它是个凶暴的导师! 假如对照人类历史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这句话更为发人深省。 深思
“马歇尔计划”（图片来源：YouTube视频截屏） 艾利森2018年9月在TED演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四年之久，杜鲁门总统让美国人每年拿出GDP的1.5%来重建欧洲，特别是战争中的敌人，德国和意大利。这个计划带来了欧洲战后的繁荣，也促成了分离国、世界银行、人权宣言。那是个巨大的措施，改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执行“马歇尔计划”或许含有其它动机，不外重要的是，它释放好意，而不是惩治对手。这无论是在个人或是在国度的层面，都是抵达双赢的途径。 今天，我们面临又一个巨大的时辰。问题是，有没有新一代巨大指导的呈现，能使我们避免再度坠入圈套？ 参考文献： 徐松岩等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大出版社。 C.D.C. Reeve, “Thucydides on Human Nature,” Political Theory, Vol. 27, No. 4 (Aug., 1999), pp. 435-446.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大西洋月刊，2015年9月24日。 陈季冰：《走出“修昔底德圈套”》，金融时报中文版，2018年12月14日。 Graham Allison, “Is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unavoidable,” TED talk, 2018年9月https://www.ted.com/talks/graham_allison_is_war_between_china_and_the_us_inevitable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讨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讨、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巨匠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临风，编辑：雯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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