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讨的“唯史料论”，由此招致诸多疑点。《旨趣》实践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要，傅斯年提出“反疏浚”是为了完成“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自己治学并不反对“疏浚”。无论是把傅氏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了解为“新宋学”，都疏忽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中心措施论其实是比较言语学，“历史言语研讨所”的“言语”主要指口说的“言语”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言语学曾经在近代展开出较为肯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克复“汉字” 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固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讨、强调以史料研讨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言语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关键词：科学主义；新实证主义；实证史学；观念史 作者简介：卓立，历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暨历史现象学研讨中心副教授；杨晶，历史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长期以来，学界将20世纪的中国史学划分为“史料派”与“史观派”两大阵营，而傅斯年则“被标举为所谓‘史料学派’的盟主”。这种两分法之所以如此盛行，是由于它能够与另外两种对立相对应：其一，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其二，史料与理论的对立，其背地，则是实证案例与规律、历史学与哲学、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也就是说，混合了中西思想中的学术对立，兼之理想中的政治对立，使史学中本为不可分割之硬币两面的“史料”与“史观”，竟在中国现代史学团结成两大史学阵营。 但是，这种史料与理论的“二元论”自身需求重新深思。就史学自身而言，史料与理论的对立有其特定的中西观念语境。其本源一方面在于将理论与中国传统所谓“玄学”并论，进而一并以“史观”的总名拒之门外；另一方面源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归结观念，从而将科学理论视为对实证资料的归结结果，也就在操作步骤上分辨开了搜集资料与“抽取公例”两个步骤。实践上，现代史学思想内部真正的对立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历史主义）的对立，这构成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中心抵触。而在中国，由于史料与理论抵触的掩蔽，它表示为实证史学内部的两个不同走向，这两种走向固然以分辨清季民初新旧史家的方式惹起了一些学者关注（如王汎森、桑兵），但总的来说，由于史学界未能真正接受在哲学界已成共识的现代哲学转型，仍主要基于西方近代哲学前提了解19—20世纪之交曾经部分转型的东传西学，招致诸多混杂。 特别是，被许为“史料派盟主”的傅斯年，长期被视为反对历史理论研讨的急先锋，定位为彻底的史料派立场。但是，正如部分学者曾经留意到，“傅斯年的历史学说决非如若干人所误传的狭窄”，“并非就以为历史学止步于史料”，“他之注重史料即代表一种史学理论”。纵观傅斯年终身的阅历、著作与思想轨迹，我们会发现其非但包含了大量理论（哲学）研讨，而且他的学术志向也更倾向理论研讨，其史料观与史学措施论也包含了相当前沿的理论内核。以至能够说，把他了解为基本上是一名理论家才是更为恰当的。傅斯年拒斥的是空谈的理论而不是一切理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从而不会指向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是预定的理性必定性，而不是阅历归结的普遍性。 傅斯年身后的最重要敌手钱穆也说，“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只是由于傅斯年终身忙碌，又过早猝逝，“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倒似比傅氏的学生们更了解傅斯年些。施奈德说：“只需留意到史学理论的语境，才干更精确地掌握到傅斯年的史学措施的特性及位置。”其实，仅仅分离史学理论的语境仍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时期的哲学语境做更深化的观念史调查。更重要的是，从傅斯年史料观的真实含义动身，实践上指向了基于公共学问体系的融贯论思想，而非以契合论为内核的客观史学观念。我们由此不只有可能看到实证史学抗拒历史相对主义思想的新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走向一条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 一、傅斯年是兰克后学和“唯史料论”代表吗？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对傅斯年的史学研讨曾经积聚了大量成果，基本都会提及他的史料思想，究竟他终身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想和“中央研讨院历史言语研讨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兴办，而《历史言语研讨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亦由此成为论述其治学立场与宗旨最为重要的标记性文本。 傅斯年终身忙碌，甫一回国即兴办史语所，连续主事23年之久，直至猝逝于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在任期间，以至“无半月以上能够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致使其主要著作《性命古训辩证》也只能先后靠陈纯与张政烺辅佐誊抄才得以付梓。傅斯年少年得志，北大预科毕业时，他便因取得“一切人文学科的第一名”而被同侪“夸大地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沿岸的第一才子’”，其见解之深、心志之高，同侪中罕有其匹。但是过度的事务劳累，兼之战乱横生干扰，不只过早透支了他的生命力，也终于使他没能完整展示自己的学术才气，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也就难怪其自谓“一事无成”了。 这招致《旨趣》一文成为他实践上的代表作，“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直白偏激的口号竟成为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史语所的兴办则成为他留给世间的主要遗产——三者分离，使得傅斯年给予世人的印象，约略只是一位坚决反对理论研讨，能做事但无真正学术成就的学阀而已。在不少学者看来，其学术成就“远不迭他的事功”，这固然与其事功意义极大有关，但除此之外，更与世人低估乃至忽视了傅氏学术主张背地的思想价值有关。杜正胜曾指出：“傅斯年创建史语所，不论治学的态度、措施、目的和组织，都为中国20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模范。”傅斯年的事功并非普通之事功，而是包含现代化的史学学术机构、团队化的专业史学研讨方式与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研讨理念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创举，若没有庞大的魄力与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是几无可能办到的。换而言之，傅斯年的成就，恰与“史料派”倡导细致资料研讨相反，自身即是观念层面的革故鼎新，而非资料层面的搜集整理。这或许曾经预示了长期以来我们误解傅斯年的关键：即傅斯年自己，实则是一位具有中西合璧的多学科视野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其标记性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口号，看似直白偏激且一望而明，其实尚有待深化剖析与解读。 傅斯年关于“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主要散见于《历史言语研讨所工作之旨趣》（1928）、《考古学的新措施》（1930）、《史学措施论》（1933—1935北大讲课稿）等文本。此前学界之关注点，多集中于《旨趣》一文，并将其视为傅氏“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的发端，而尔后《史学措施论》一文中的相关内 容，则被看作是其主张的完好论述，“不只是傅斯年系统论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表示，也是其终身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但是上述判别所疏忽者，是傅斯年刚回国时，在中山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1927），后者关于精确了解傅斯年的史料观，实有十分关键之作用。缘由在于，此份讲义，不只是他史料思想最早的系统表述，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文本中，他初步论述了“言语学为史料学奠定科 学基础”这一重要理念。 “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口号，唯其简单才更显有力，但遗憾的是，它最终亦只是简单地被了解为：研讨历史学，只需充沛做好史料搜集与史料整理工作便已足够。在非此即彼的史料／理论二元论观念的遮盖下，关于这句话的解读难免同时包含肯定与承认两种意味：即一方面高度认同史料之价值，另一方面则表示出对“历史理论”“疏浚”“著史”的明白拒斥。我们所以会如此了解，乃是由于我们早已接受并习气亚里士多德式的“质料与方式”二元论关于我们常识观念的影响。在此前提下，世界于我们而言就是时空这个超级容器中一群事物的总和，而每个事物都是资料加方式的结果。若将此思绪运用于历史学范畴，则“史料”便可被类比为“质料”，而“史观”则可对应于“方式”，史学之治学研讨，也就相当于某种“东西”的制造。那么“史学只是史料学”就是倡导研讨历史只需做好原料挖掘、搬运、入 库和注销工作就能够了。 由于我们对史料／理论、质料／方式、客体／主体这三组二元论都疑神疑鬼，它们也的确与我们对牛顿力学（中学物理）的常识相符，从而这三组二元论不只构成历史学界的普遍观念，也成为当前解释傅斯年史料观的“不二法门”。在这三组二元论中，史料—质料—客体是相对应的，傅斯年的“唯史料论” 也就成为一种“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行动。于是，固然也有学者留意到傅斯年的史学措施颇类于更富理论性的“概念史”，胡逢祥亦指出傅斯年不适合被称为与胡适对立的史料派而应同为“科学措施派”，但大多数研讨者还是“后人承袭前人尤多”，将傅斯年的主张视作“唯史料论”，这仍是目前学界的主流判别。除此之外，为了论证“唯史料论”与实践历史研讨的抵触，以及为傅斯年著述中实则呈现过大量理论研讨这一事实追求合了解释，各家又分化出不同观念：有视其仍囿于清代考据学传统，而斥其“极端注重史料”的“趋新反入旧”；有以为其所要树立的“东方学”和历史学并不是科学，而只是运用科学措施的史料学；有以为傅氏是明倡史料至上论之虚，而暗行“疏浚”之实的“新宋学”。值得关注的是，施奈德敏锐地留意到了“唯史料论”的《旨趣》既与傅斯年五四时期及留学时期有“显著 的差别”，又与尔后在《考古学的新措施》等文中表示的理论性相悖，致使他只能把《旨趣》阶段划出来 作为分水岭，并将傅氏的思想展开分红三个阶段以解释傅斯年思想的变更与断裂。 傅斯年史学思想既被脸谱化为“唯史料观”，而其兴办史语所前又恰恰留学德国，学界因而将其史 学思想追溯为兰克史学东传的结果，这是当前关于傅斯年传播最广的误解之一。关于兰克史学与傅斯年史料观的关联，无论是较早的傅斯年自称为“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的说法，还是新近借语文学（philology）打通傅斯年与德国语文学传统及乾嘉考据学关系的努力（见下文剖析），皆欠缺真凭实据，而以推测疏浚为主，基本上是基于“尊崇史料的客观史学一定秉承兰克史学”这一前见而牵强附会 找资料。实践上，傅斯年终身与兰克史学关联相当微小，两者间的所谓“传承”关联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傅斯年“终身只提到兰克两三次，他的藏书中没有任何兰克的著作”，而其留学德国数载，想要寻得一本兰克的著作易如反掌，但实践状况是他在经济困顿近乎无米下炊时，“豪掷”数马克购入的是高本汉的“语学”著作。其次，傅斯年之十余年求学阅历皆与史学无关，而其留学德国后关注之重点，亦一直是言语学与前沿科学。其三，从书信看，与他私交最好最深的师长朋友，是蔡元培、胡适、 罗家伦、毛子水、丁文江、顾颉刚、俞大维、赵元任这几位，其中除却顾颉刚外皆非史学家，而李济、董作 宾、陈寅恪、姚从吾等史学家与他虽交往甚多，但更合适称为同事。其四，傅斯年终身著述，史学占比甚少，且直至归国前夕，仍自称“不弄史学”，又如何可能甫一回国便忽然对兰克史学大为赞颂，致使以其为目标树立史语所并奉为终身志业。其五，傅斯年是典型的新派人士，其性情之决绝，反动性之彻底，都远超同侪，而当他留学德国时，兰克史学已然历经与兰普雷希特的二十余年猛烈论争，“在西方已开端衰落了”，其历史主义后学亦大多被归入激进派之列，如何可能成为渴求新知的傅斯年主要的取经对象？其六，彼时（留学德国的转型期与史语所筹备创建初期），傅斯年同侪中真正尊奉并传播兰克史学思想的是姚从吾，二人同拜于胡适门下，一同留学柏林，又在北大与台大同事多年。如若傅斯年果真将兰克史学观奉为学术志业的准绳，姚从吾理应被其引为同道并多加倚重，但纵览傅斯年的书信著述，彼时有关思想识见方面盛赞最多的同窗是俞大维，与姚的交往则仅止于生活层面（如留学时经济困顿共同筹措钱财等）。傅有关史语所工作规划的往还信件中，从未见延揽姚从吾的内容，后者亦从未参与过史语所的工作。 因而，有必要对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展开重新剖析。特别是其《旨趣》一文，由于立场鲜明 成为史料派标举自己理念的武器，但若是熟习傅斯年作品的研讨者分离文中观念，则会觉得“其中仍有大量重要信息尚未完整破解”。实践上，仅仅依托常识不可能真正了解傅斯年此文深意。由于常识仅仅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常识，其背地蕴涵复杂的观念前提，而不同时期的常识常常包含了深层观念 的断裂。傅氏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时恰逢中西传统观念交汇、西方近现代科学哲学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等诸种复杂的观念变局，傅氏“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含义决非借常识或概念定义便一望而明，不能仅靠“传播”解释其内涵演化，而只需返回彼时的观念结构背景中止观念史研讨才可能真正理 解其真实意旨。桑兵说：“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持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 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要了解这一点，从定义动身徒劳无功，独一的要诀是沈曾植所谓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即从学术史的变更展开找出国学的时空位置，进而掌握其内涵。”本文然其批判，但以为只需从学术史研讨再深化到观念史研讨，才可能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的学术进路。再如罗志田也曾提及要准备了解傅斯年，“只需置于当时的思想和学术语境之中，分离其作意中止深化剖析，才干充沛体会其旨意”。从罗志田的论述来看，他说的思想语境主要还是指学术主张，最终依附于人，且偏于中国传统学术语境。学术史研讨强调的是作为个体行为的整体历史语境，本文的观念史研讨则强调被历史语境化的观念结构，但都反对那种贴标签式“定义”了解。就本文而言，首先要分离时期语境 对“史学只是史料学”中止语义恢复；其次是分离傅斯年终身全部著述与书信综合剖析，特别是傅斯年终身敏于思而寡于文，其生前未刊文本至关重要；最后则是分离彼时世界思想的总体变更中止更宽广的观念史剖析。 二、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语义恢复 我们先单纯就“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语义，将其合成为“史学”“史料”“史料学”三个词逐一剖析。 首先，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主要指“近代史学”，并且是与“史著”不同的“史学研讨”。而要了解傅斯年所说的“史学”，我们还得先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一词。近人多以为“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者指历史过程自身，即发作过的历史事情的总体；另一者指对历史过程的记叙与认识，即历史学或称“史学”，并且“不论是在德文、法文还是在英文中，都是含糊的，它既指理想也指我们对理想的认识”。也就是说目前诸种言语中“历史”一词基本皆含这两层含义，似乎“历史”一词自身便是如此。但实践上，西文中的“历史”，除德语 Geschichte系后来晚出外，皆本于拉丁语之historia。在古希腊，希罗多德最初运用“历史”一词时，指的是“研讨的结果”；到罗马时期之后，则固定于“叙说”之意。直到文艺复兴以后，西文“历史”（history）才逐步具有双重的含义。也就是说，“历史”之二重含义，乃是西方近代之后的用法，而其观念背景，则是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论。汉语中的“历史”也是一样，古代 中国通用的只需“史”字，只是单纯指向记载或记载者（史家）。百日维新之前方从日本移入“历史”一词，这才有二重意义的“历史”。也即诸种言语之“历史”二重意义，皆本于西方近代主客二元论，却遗忘了“研讨结果”与“记载”这两种中西原初的史学观念（德语Geschichte则对应当代“生成”历史观的源头）。这两者不只标识了中西不同的史学传统，即一者是偏重史学的记载层面，另一者则偏重史学的研讨层面；清季民初中西史学观念交汇之际，两种不同的观念传统相互杂糅，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史学观念两种不同的思想走向，也构成了一种紊乱的“史学”二重性。朱希祖曾提出史学有记叙主义与推理主义之分，而中国的传统“不外乎记叙主义而已”，从而倡导史学展开推理（科学）这一面。杨鸿烈也曾分辨“历史”与“史学”，他的意义是说，“历史”仅指记载，而“史学”是指对“历史”的研讨，指向相关的理论和措施，表示出相似朱希祖两分记叙主义与推理主义，试图在“记载”之上仍有所研讨的企图。值得留意的是，傅斯年也表白了相似的思想。在1918年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讨》中，傅氏说：“通常所谓历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变更、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肉体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也就是说傅氏在这里同样把历史视为记载，但“历史之学”则为“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的研讨了。究其缘由，朱、杨、傅持此种“历史”（记载）与“史学”（研讨）两 分法，实与彼时进化论在严复翻译《天演论》后盛行，而“新史学”试图改造传统史学为学问论化的“近 代科学史学”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步论史观成为明日黄花（典型者如梁启超），傅斯年亦在旅欧游学后放弃了生物进化论，但他却从未放弃过把传统“文史之学”改造为“近代科学”的想象。傅斯年在《旨趣》中明白将近代史学与“中古中世”意味的“著史”对置，并以为“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而所谓“近代的”，在傅斯年及时人的语境中不时相当于往常之“现代”。“近代”的实质在傅斯年看来是希腊罗马肉体的持续，“近代史学”与“著史”的对立则是“科学研讨”与“文章家”的对立，这一对立是贯串傅斯年终生的学术主张。也就 是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实践上包含“科学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层涵义，这种意义上的“史学”固然指的只是“近代的史学”，但却绝非“分科治学以后的”且“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呈现过的史学”。关键在于，当傅斯年是在“对历史的研讨”而非“对历史的记叙”意义上运用“史学”时，“史学只是史料学”就具有了完整不同于“唯史料派”的含义结构。 其次，傅氏所说的“史料”，不能了解为等候“史观”梳理的“史料”，不是孤立的相似砖瓦之类的原资料，而是经过辨伪、去除客观性、彼此间包含整体关联的能通往“近代科学”的“史料”。区别在于，假如把史料了解为与史观相对立的史料，那么史料学就会是第一阶段的工作，而基于史观的编史则成为第二阶段的工作，但是傅斯年的史料学并不是以编史（著史）作为目的的，而是史料学就是近代史学的目的。傅氏的史学意味着与著史不同的科学研讨方向，它们对史料的请求是不同的。著史需求的史料关于科学史学研讨并不适用，当傅斯年分辨开著史与史学，曾经意味着这两者的分辨高于史料与史观的分辨。著史需求的史料能够只是傅斯年以为的“与研讨所工作不相宜”的“掌故一派之学问”，而科学史学需求之史料，首先是经过剖析比较对勘后能包含客观史实的史料。因而，“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学问，这学问有多少可信”，史学之所以能够称为史料学，乃是取决于它能否包含了可信的学问，史料在这意义上就是学问论化的，所以它才能够作为供论证之需的证据，而不是故事化的掌故，它基本上指向历史事实，而不是指向历史故事。这种史料也就既不“以文字为限”，也不以直接资料为贵，更不用是直接的史著（如“《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资料”），而关键取决于史料批判与史料整理。这意味着史料并非像一个“物”一样是直接的“存在”，而是经过史料批判后才能够作为可用的史料出场。就此而言，新史料便具备了比旧史料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只需基于无限扩展的新史料去“纠正旧史料”，史实才可能被积聚和更好地肯定下来。另一方面，这种新史料的不时挖掘和扩展，就请求“应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且“备各科专家，不得以徒然记事之文人为业”。而这实践上意味着，史料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并不会自然地成为“证据”，特别是直接史料常常残缺琐碎，“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资料先作阐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资料”“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只需借助各种自然科学和各类间接史料，预先树立史实之间的关联与批判机制，才可能发现可信的史料。也就是说，由于史料必须包含可信的史实，而史实的确定依赖于先行肯定的批判机制，从而史料是要以先行之见为前提，这种先行之见，便是对“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旧资料和间接资料的控制。这意味着，史料是经过解读才干生效的，而解读势必请求观念介入，史料在这种意义上便不能视为一种“物”化的文献，不是“古董”，而是要等候整体的公共学问、整体的公共观念重新发现它。对此，傅氏在《考古学的新措施》中说得很分明： 古代史的资料，完整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资料，多可留意于人事方面，由于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系统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讨，一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讨，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自身，间有可狐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 … 同属一物，在各处所表示的意义，就各不相同；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讨，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学问。所以要用整个 的文化观念去看，才能够不致于误解。 因而，“史料学”便是一门与各种自然科学发作普遍关联的学科，从而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史料学”能够被称为科学，“近代史学”或“科学史学”才会“只是史料学”。傅斯年终生 都能够说是一名坚决不移的科学主义者，且其“科学”是包含人文学科在内的，直到暮年他还说要提出“为科学而研讨科学”的五四旧口号。他对自然科学认同之深，以至抵达“自念无力专致自然科，且 恨且惭”的水平。因而，傅斯年去欧洲留学，完整是奔着自然科学（首先是心理学）去的，以借来改造中国文史之学，并从中探求救国之道。而他留学后期之所以转向言语学（在柏林大学的课业以言语学为主），也是由于他以为能够借助言语学完成汉学与史学的近代科学化，于是回国之初便迫不迭待地兴办了中山大学言语历史学研讨所和史语所，又怎样可能是受实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兰克史学影响呢？傅斯年之所以能压服蔡元培（其史学观直接受科学主义者兰普雷希特影响）在以展开科学研讨为旨要的中央研讨院设立史语所，便与其以汉学（含历史学）能够依托言语学树立成为近代科学为 由中止“课题论证”直接相关，他的真正企图是要以史语所统领“人文科学”。易言之，傅斯年之所以兴办史语所，就是以为能够做到把汉学（含历史学）科学化（至少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化），并豪言“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而他所说的“史料学”显然就是能够完成其理想的近代科学史学。 关键在于，傅斯年之所以置信“史料学”将是一门科学史学，是由于他既不是在“普遍规律”的“规律之真”意义上了解科学，也不是在史料派所谓的“未几也不少的科学”的“事实之真”意义上，而是把科学直接视为对细致问题的系统研讨。他在1923年留学中途写道： 一种科学的称号，只是一些多多少少相关连的，或当说多多少少不相关连的问题，暂时合起来之方便名词。一种科学的称号，多不是一个逻辑的名词，“我学某科学”，真实应该说“我去研讨某套或某某几套问题”。但往常的中国人屡屡疏忽这件事实，误以为一种科学也好比一个哲学的系统，周体上近于一个逻辑的完成，其中的部分是相连环扣结的。在很出息的科学真实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为理论物理学等；但我们不要忘这样的情形是经多年进化的结果，初几步的情形全不这样… … 在一种科学的早年，没有这样的福运，只好安于一种实践主义的逻辑，去认分明一个一个的问题，且不去问摆布的系统。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傅斯年把“史料学”的目的视为地质学和生物学，由于它们都不用“拿大准绳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另一方面，傅斯年运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用法（有组织的学问即可称为Wissenschaft）来定位作为科学的史学，其理由是“历史，从最广义，如文学史、哲学史等皆可列入（科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宜列入。前者是有组织的学问，后者是创作”。 更为重要的是，傅斯年在对比自然与历史时，创新性地将自然科学事情上的重复性与对历史事情的记载（即史料）能够有多次这一点中止对比，从而避开了“历史事情无法重复实验”这一困境： 假定一件事只需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时间。假定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不外天地间事并不如此。物理化学的事情重复无数，故能够实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结的结论。历史的事情固然一件事只需一次，但一个事情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情在或种情形下，能够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屡屡有相关联的中央，更能够比较而得其头绪。 也就是说，实践上，他是以自然科学规律的“一”对应于历史事情的“一”，以自然科学事情的“多” 对应于史料的“多”，而不是通常人文主义者以自然事情对应历史事情。由此我们也就能够了解实证史学强调“孤证不立”的内在本源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便都是对多个资料中止整理后得出一个事实（在历史学为历史事实，在科学为自然规律）。于是傅斯年一方面突破了自然与历史在事情上的相异性，重新“发现”了两者共同的“公式”，另一方面则突破了早期实证主义科学史家将历史事实视为研讨对象而将历史规律视为研讨目的的道路，他是将史料与历史事实视为研讨对象。这意味着在傅氏这里，史料被提升至独立的位置。也就是说，史料不再隶属于历史事情，而是隶属于历史事实被提升为目的，历史研讨由此能够不像历史主义者那样最终以疏浚和著史为旨归。 因而，把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解释为“受德国兰克学派伯伦汉《史学措施论》一书的影响”，并且借此通往兰克史学显然是错误的，由于傅斯年基本上是一位科学主义者，而非兰克史学的人文主义（前期历史主义）立场。实践上，学界是在“客观主义”意义上双重误读了兰克与傅斯年：关于兰克与客观主义者的差别，近年的学术史研讨曾经做了明白修正；而傅斯年与兰克之间的所谓“传播关联”可谓以讹传讹，以至连王汎森也不曾免俗，致使施奈德对此批判说“并未能提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明”。但王汎森后来显然转变了立场，并举出诸多铁证指出两者之间近乎毫无瓜葛。值得留意的是，施奈德作为直接源出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德国学者，曾经详尽地剖析了兰克史学思想与傅斯年之间的基本差别，这曾经足够给这一错误解释盖棺定论了。 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实践上是认识到人文历史规律难以经归结取得，“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后，以“生物学、地质学”这类虽不以普遍律则为目的，但都要“入手动脚寻觅证据”的自然科学为模范重新定义历史学的科学化途径的主张，其基本企图是要“致中国历史语 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地中”，而非人文主义史家附会的“求事实之真”甚或“分科治学”意义上的广义“科学”。这一主张，名义上与秉承清代朴学和历史主义的“史料派”分歧，都强调史料研讨与实证研讨，反对历史规律研讨，而实践上，两者之间在理论依据、思想渊源和治学旨归等方面都相去甚远。汪荣祖曾从其历史主义立场动身，以为傅斯年“要把史学树立得像生物学与地质学一样，难免流于口号，未暇细究科学与史学在实质上的基本差别”。这是很小瞧傅氏的说法，而且也完整不了解“生物学与地质学”和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区别。至于其所谓的“科学与史学在实质上的基本差别”，无非指“科学必须讲求规律，而科学规律又可获致屡试不爽的结果，是能够不时实验与预知的；但是历史变更不可能有紧密的规律能够遵照，更不可能依据历史因果预知未来，历史资料也远不如科学资料完备，难以作普遍而精确的概括。普通而言，科学重通性，而史学重特性”。这种观念在清季民初随历史主义盛行早已成为老生常谈，傅氏不只知道，而且多次提及。好比在《史学措施导论》《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天文的关系〉》《闲谈历史教科书》这几种著述中，只不外他不以为这种区别是决议性的。 三、从傅斯年总体思想重新解释《旨趣》“反疏浚”之谜 我们曾经提到，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包含了承认层面，即超出史料学层面的“疏浚”工作是 不能做的。而在《旨趣》一文中则包含了大量明白阐明这种“反疏浚”立场的格言，好比，“一分资料出 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资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关于资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资料的伎俩”。 傅斯年在这里表白的“反疏浚”立场可谓是最强硬的（以至颇为武断），因而一方面赢得史料派耐久的喝彩声，引之为自己反历史理论研讨的座右铭，另一方面也令大量实践从事历史研讨的史学家大惑不解：一种完整不“疏浚”的史料学有可能是完好的史学吗？能说出如此片面狭隘格言的傅斯年岂非无识之辈？究竟“疏浚”一词听起来含义甚广，将史事串联起来编史、剖析史事间的因果关联以及探 求历史规律这三者，似乎都是对孤立史事的“疏浚”。或者说，反疏浚似乎就是反对树立历史事情或历史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就此而言，不只历史理论与著史被扫除出史学队伍，而且连探求史实关联性也 成了“非法的”。果真如此的话，其打击面难免太大，无异于史学中止自我阉割。王汎森作为史语所前所长（2003—2009），海内外傅斯年研讨的权威，深悉傅斯年的文献著述，但他也难以了解傅斯年这种强硬的“反疏浚”论点，将之解释为“习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桑兵经过描写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与章太炎门生的“宫斗剧”，以为傅斯年“为了营造标新立异的效果，遣词造句不无语不惊人 誓不休之嫌”，只是为了打击太炎门生的名望与权力，并以为傅斯年的学术理念只是继承了北大国学门的理念，并无太大创新之处；罗志田则经过对比傅斯年自己的史学研讨，以为他的实践主张不只需看他说的，还得看他如何做的，从而以为傅斯年“正面反对所谓疏浚，实践却又推崇真正的通达”，于是终身志在推进史学科学化，打击“文章家”无所不用其极的傅斯年又被“非此即彼”天文解为“新宋学”史家。简言之，上述解释大致是把“史学只是史料学”当成“好意的谎言”。 要而言之，由于“反疏浚”的狭隘性，它既不可能是一名真正的史学大家的实践主张，又与近数十年盛行的历史主义论点相违犯（即所谓“客观史学的不可能性和任何史学研讨都包含了史家主体性”），然后者简直曾经成为当今具备“史识”者的基本素质。就此而言，假如不能真正地从学术自身解释傅斯年的“反疏浚”，傅斯年不只会继续被了解为学术成就有限，或只是传统汉学的老调重弹，其真正可贵的科学主义新计划也将被完整视而不见，更可悲的是连傅斯年的学术人格也被歪曲了。因而， 仅仅从语义上剖析傅斯年“反疏浚”之论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其置于傅斯年的总体学术思想中了解。 傅斯年自己其实是不反疏浚的，即便把“疏浚”的含义收缩到最狭窄的“历史理论”层面，傅斯年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反对”。首先，傅斯年高度赞扬过“疏浚”工作，好比他曾盛赞陈寅恪与罗常培的“疏浚”工作，并曾明白表示（与写作《旨趣》一文同期）“疏浚致远者为达，局促于遗训或成体或习俗而无由自拔者为鄙，能以自己之精灵为力气以运用资料者为通，为资料所用者为陋，能自造千寻华表者为大，从固有之成就，更复一腔一面堆积者小”。其次，如上句引文所示，傅斯年不以为单纯努力史料考据的史学是优秀的史学，以至鄙薄其为“陋”与“小”。他在1931年就曾明白批判过“近代史学，亦有其缺陷，讨论史料则有余，编辑技术则缺乏”。也曾在早年（1919）即批判清代考据学者说：“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 犹不能直探其本也。”回国后更是直接批判乾嘉考据学“不敢追踪前贤，乃专注于考证。当时学术界仅有专家之展开而无通人之培育”。最后，傅斯年自己做了许多疏浚工作。在《战国子家叙论》中，他直接招认自己在疏浚：“往常先列为一表，然后择要疏之。”在《论所谓五等爵》中亦自称“以上这剖析与疏浚，义虽不尽新，而系统言之，今为初步。其中罅漏甚多，惟下列结语可得而论定焉”。他在论证“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夷与商、夏与周分属东西两个系统”等论点时都是纵横捭阖，既有框架假定，又述事情联络，更认真讨论史 实因果，基本干齐了疏浚的事情。总而言之，傅斯年不只不反对疏浚，而且自己就行疏浚之实，以至奉能真正通达的“疏浚致远”为史学上乘之作，并且他的疏浚，既有探关联也有求因果，还有历史理论假定。 那么我们又要如何从学术自身来了解傅斯年在《旨趣》中的反疏浚主张呢？能够肯定，《旨趣》与“史学只是史料学”作为傅斯年的代表性立场，假如能够从学术自身解释，是不用诉诸“矫枉务必要过 正”“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无依据的心理猜测的，那等于指控傅斯年倾终身之力撒了个弥天大谎。特别是傅斯年此人，刚烈率真、大开大合，正如朱家骅所说，“磊落轩昂，自傲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飞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他看待学术问题，不受学术外要素的干扰，好的就扶持，就推崇”，“他的最巨大的中央，在他的大公至正的居心”。我们不能随意把他的思想用人事斗争了解，将其“反疏浚”主张解释为只是对后代学人说说而已的权术。好比他曾对胡适、李滂和王献唐都说过史语所的工作目的只是在“扩展工具、扩展资料”这一意义上，更是对胡适说“这个意义便是你所鼓吹的”。这三人都是其师长、同侪而非后生晚辈。并且，在他从欧洲回国 途中的手记里（该手记完整是写给自己看的归国工作纲要速记稿）便有“如不去入手动脚的干——我是说挖掘和旅游——他不能救他自己的命”这类与《旨趣》基本主张相类的表白。可见《旨趣》即便有强调的成分，却绝非“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动，而的确是傅斯年的中心主张。直接的反疏浚案例则如1939年4月17致岑仲勉函，以为“大凡声音字体，涉于言语学范围者，宜系统考定其相同达之处，若执一字辗转比之，三五转后，恐无分歧者矣”。又如质疑丁文江对历史事实运用统计措施，“故如不从小中央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如当代欧美都市统计表普通的外形加上，恐怕有点疏误”，也是对随意疏浚（而且是他自己注重的统计措施）的指责。 要精确了解傅斯年的“反疏浚”首先不能疏忽的是，如蒋俊所指出，《旨趣》一文究竟是史语所创刊号的纲要性宣言，它基本上是史语所这个国度官方史学权威机构的树立纲要和同仁间的协作行动纲要，而非“傅氏终身治学的纲要”或“傅氏史学最完好的陈说”。史语所是属于“中研院”的，后者是“为实行科学的研讨与提高科学的措施起见”设立，作为“全国学术之中坚”，而史语所之设置，也正是由于傅斯年力证历史学能够科学化才得以设立。一个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旨趣》一文虽是出自傅斯年之手，但发表时落款却是“本所筹备处”，并且在发表前特地就此文内容对上级做了汇报陈说。 《旨趣》之所以反疏浚，是由于傅斯年以为史语所作为担负着完成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这一重担的国度级史学机构，应与私人史学研讨分割，严谨地避免疏浚工作。其理由是官私史学工作的功用与定位不同，出色的史著皆为私修，官方修史则常常不堪，但胜利的个人史家又常常必须先有史官背景，史著的胜利实有赖官方史学机构汇集史料之功。傅斯年在多份史语所工作公文里对两者中止了明白分辨，将史学工作分辨为“个人”与“集众”两种。他以为：“史料必赖国度之力，以保存、整理。著作却不能以当官为限，以求著史之权，公之众民，庶乎良史之才不在官亦得发挥…… 故国度不设史官则已，若设，守藏其要务，著作其他事耳。”另一方面，“现代学术不容易由个人做孤立的研讨”，“科学的工作不是独立的”，“现代的历史学研讨曾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措施之汇集。地质、天文、考古、 生物、气候、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讨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所以傅斯年才会主张“国史委员会统率之国史馆，须备各科专家”，并有意扫除梁实秋之类“无实学”的纯文人。由于疏浚与著史，势必会引入过多的客观判别，其结果会是各自成“一家之言”，反而影响同仁之间的团队协作与成果积聚。所以他才说：“一种学问中的题目能够新陈代谢，则所得结果能够层层堆积上去，即便年代久远，堆积众多，究竟不觉得担负，还能够四处出来新路。”他的真正企图显然是为了树立和完成历史学的科学化必备的学问累积性，从而请求坚决地先扫除文章家和史观，确保史料是包含了可信客观史实的牢靠史料，然后才有可能寻求进一步的疏浚致远（可由学者私人从事）——无论是著史还是理论建构。 另一点是，当傅斯年反疏浚时，更主要针对的是“古史研讨”。《旨趣》中关于“证而不疏”思想的阐发，从语句方式看，应当是脱胎于1927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结尾的几句话：“往常人好谈古东西，由于古代存书少，读遍不难，所以觉得容易，但我们正由于存书少，书中更有无限数的问题，读明白了极难，所以觉得谈古代东西最难……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未几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谨，只求证，不言疏，这样然后能够‘起废疾，箴膏肓，发墨守！’”和今天不同，比之其他断代史，古史研讨关于傅斯年和当时的中国学术，具备更重要的意义，“他的志向，就是在中国树立起 Altertumswissenschaft”（ Altertumswissenschaft为“古史研讨”或“科学古史”之意，亦即近年时兴之“古典学”，引者注）。由于西方史学和进化论的传入，首先破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对黄金三代的伦理信仰。这种状况招致中国学术中经史易位，也引发了顾颉刚领衔的疑古思潮，而原来属于经学范畴的古史，也就直接关乎国度民族的基本信心。在那个面临亡国亡种的乱世，傅斯年这样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自然是把古史放在史学的中枢位置。更何况他与顾颉刚实属战友关系。在傅斯年看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打个好比说，顾颉刚好比一个拆迁队长，工作就是撤除中国传统史学的豆腐渣工程，但傅斯年可不以为光疑古就完事了，拆迁乃是为了重建，“不应该就此辨下去，应该一条一条地把他辨出来的问题料理去”，“成中国Altertum-swissenschaft之结晶轴”。所以傅斯年在欧洲时便“蓄志数年，欲害颉刚”，试图与其一同“狼狈为善”。易言之，傅斯年治史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经过近代科学措施，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重塑国格，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学术心与爱国心是统一的。但是问题在于，假定傅斯年是以古史研讨作为中 国史学研讨的中枢，那么为了避免再造豆腐渣工程，在这一范畴中就特别不适合急着做疏浚工作，而是由于古物稀少，“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措施”。这种状况下，傅斯年当然是要反疏浚，由于古史的牢靠史料太少了，可信史实太稀薄了，“古史者，劫灰中之炉余也。据此炉余，若干轮廓有时能够推知，然其不要知者亦多矣”，因而随意去树立“隔着一大段”的两件事实之间的关联，靠的常常就是风险的推论，最终将招致以客观代客观，以假定代事实。并且，从团队协作思索，史语所偏重史料学工作也会更有利于史学研讨的科学化。在1929年致陈寅恪函中，傅斯年以为在“浩如烟海”的未被整理的旧史料堆中，哪怕只做一点微小的史学研讨也要耗费庞大的时间和肉体，但若能集体协作先 努力史料整理工作，分工协作，“有四处寻书者，有埋头看书者，有剪刀忙者…… 则五、六年后，已可成一长篇之资料簿录矣。此时无论研讨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只需稍散漫，便须遍观各书，何如举而一 齐看之乎”？ 但我们必须立刻指出的是，傅斯年固然赞扬史料积聚到足够丰厚水平后的疏浚工作，以至主张要“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允许之极度”，但却绝对地反对文章家意义上的史学疏浚，他对“文章家伦理家”之“客观之学”的敌意是贯彻终生的，更进一步地，“对与文人相关的一切，包含思想倾向到生活方式都深恶痛绝”。他在五四时期，响应文言文运动，以至激进到倡议改汉字为拼音文字，理由都是为了进步言语对科学研讨的适用性；他推崇逻辑学和哲学，相应地贬斥玄学，倡议哲学隶属文科而不是文科，是由于极度厌恶中国传统文人的空谈文章；至于留学后，则又自云“回想在大学时六年，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傅斯年对一切空谈义理的文章家都十分不屑。桐城派固不用说，每提及都是作为背面例证；说及宋人是“谈古代，屡屡于事实未彰之先，即动感情，这是不能够的”；而对章学诚则评论说：“章氏学问见解自有独四处，然世人恭维之上天，则已过矣。此人不脱‘绍兴师爷’气，有时极陋极愚，殊怪。”这样一个傅斯年，若说他居然会暗附“宋学”，这是绝不可信的。 傅斯年“反疏浚”反的并不是疏浚自身，他既不反对著史，也不反对求史实之间的关联，以至连“史观”都不反对。他真正反对的是还没有经过艰苦的史料整理工作，贮藏足够数量和足够可信度的客观史实，就曾经开端动感情、谈义理、说致用、论规律、通古今。所以他会说把两件事实“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能够允许的……果真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言语泛想，这些都仅能够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讨所的工作”，“本所同人之治史学…… 不以‘史观’为急图”“所谓‘理论’，自然总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非实学也”。也就是说，无论疏浚、史观还是理论，其实都是能够做的，以至总有些道理，问题在于一切这些工作必须树立在以历史事实为根基这个前提下，而现代科学史学请求的是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展开具备累积性的协作，从而为真正的历史学客观性奠定基础。傅斯年说：“写一种的史，总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设备做根基。所用的资料牢靠，所谈到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学问，把感情寄予在真学问之上，然后是有下落的感情……必先寻事实之详，然后成立说者与所说物事相化之情感，如此方能寡尤，方能遂性……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大陆上谓之Philology）始，以‘波澜骚动（Sturm und Drang）’终。”值得留意的是，在这段话末尾将“考证”与“语学”（Philology）对应，作为研讨之“始”，这曾经阐明傅斯年说的“语学”真实不是随意谈谈的，而是真正了解其史学思想的钥匙。或者说，假如我们要真正了解傅斯年的“疏浚”观，从而真正了解傅斯年的科学历史观，我们就必须完整了解他的“最广义的汉学”，而这种“汉学”则与“语学”有关。 四、傅斯年言语历史学思想的比较言语学内核 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哲学处在从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剧变过程中，由此降生了五花八门的理论，这一转型基本上是与近代科学转向现代科学相关。这次转型历时一个世纪（涵盖了傅斯年完好终身），并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使言语的位置从“对理想的映像”转变为“世界展开的中枢”，从而引发触及两大现代西方哲学传统的“言语转向”。现代哲学转型的理论内核实践上都与“拒斥形而上学”有关。傅斯年恰恰是在20世纪初年怀着哲学幻想奔赴欧洲，并中途转去了欧洲哲学中心之一柏林大学哲学系，他对哲学的态度正是在这时分发作180度大转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发作了一次“言语转向”。但关于傅斯年思想在西方哲学转型背景下的这种转向，除王凤青有一篇论文扼要提及其巧合外，学界迄今欠缺关注。 傅斯年早年对历史学并无特别兴味，初去欧洲时，原本志在心理学。但在英国三年的结果，使他转向了言语学和历史学，回国后便兴办了“言语历史学研讨所”，继之兴办史语所。值得留意的是，“中央研讨院历史言语研讨所”这个称号是后来改的，在1928年２月28日还是沿用“言语历史学研讨所”之名，同年４月初傅斯年致信胡适时亦运用此名，并对胡适分辩“并非狡兔两窟”。直至４月30日呈书大学院附件文本仍为“言语历史学研讨所”，但到５月２日呈书则完整改为“历史言语研讨所”。也就是改名发作在４月30日至５月２日这两天两封呈书期间。“历史言语研讨所”的意义只能了解为“关于历史学与言语学的研讨所”（对应的英文名即为Institute History and Philology），而“言语历史学研讨所”这个组合次序不只有这层意义，而且还包含了将“言语”作为历史学研讨措施的可能性，至少意味着言语学位置更高，究竟史语所是定位于复兴汉学而不只是史学。这也是李济的观念。李济作为傅斯年史语所时期自始至终的同事和最为倚重的同伴之一，固然由于“二人终身都没有太好的脾气，平常在工作中的争论、拌嘴都是常事”，更于李庄时期爆发过猛烈抵触，但就史语所事业自身而言，实是“学术观念和展开战略与傅斯年最契合者”，也是少数真正明白傅斯年考古学措施意义者（安阳挖掘的转机点即为李济取代董作宾掌管）。他曾以为毛子水所回想的傅斯年北大初期即“惟以言语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这是傅斯年将“言语”一度置于“历史”之前的缘由。 言语学关于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以往并没有得到学术界注重。近几年来，随着台湾学者张谷铭深化研讨了Philology与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傅斯年史学观与言语学间的深层关联开端遭到关注。好比黄进兴便据此以为：“‘言语学’乃是傅氏治史的利器，其影响绝不止于工具而已；无论在研讨进路和学术命题，它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张一博则在《语文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以傅斯年与西学的关系为中心》一文中以为傅斯年遭到德国语文学传统（对接到“古典学”）影响是其提出科学史学主张的关键。徐国利也在近作《傅斯年对传统历史学和言语学的继承与展开》 中重点调查了傅斯年言语学思想，以为他“以现代科学观与措施论为依据，对传统历史学（实为考据学）与言语学（主要是训诂学）作了批判性的继承与展开”。这些论文对傅斯年言语学思想的挖掘，抓住了言语学这一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中枢，特别是将傅斯年言语学思想与Philology对接，意味着傅斯年研讨终于超出了19世纪兰克史学的视野而与现代西方思想“接轨”，无疑使傅斯年史学思想研讨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但这些论文的论述却与傅斯年的科学主义立场发作了严重抵触，由于语文学意义上的Philology显然是人文主义的（无论是指向“古典学”还是后来演化为诠释学），与Philology对接会遭到学界认可，基本上是由于“德国语文学”能与考据学相通，“傅心目中的历史和姚从吾相同，还是以搜集考订史料为主，以Philology为本的历史学”，从而基本上是将“中国的兰克”换了张现代脸谱而已。 但是需着重留意者在于，傅斯年一方面明白分辨“言语学”（言语学）与“章句批判学”（文籍考订学），另一方面严厉分辨“言语”（口说）与“文字”，并以前者为重，此可谓其人措施论与科学史学思想的阿基米德点。傅斯年在著述中简直只用“言语学”“言语学”或“语学”，即便是在1926年致顾颉刚的长信中运用了“语文学”一词，也是主要指向“语音”之学，而且间或也用了“言语学”，以此与“章句批判”（文籍考订）相区别。而Philology并未严厉包含这种区别，当Philology被译为“语文学”后，这一点进一步被含糊，成为傅斯年史料观对接新旧考据学（兰克史学、清代朴学等）或人文主义（历史主义）的 一条新通道。 傅斯年对“言语学”（言语学）与“章句批判学”（文籍考订学）的分辨，主要见于1926年分别致胡适与顾颉刚的长信。在致胡适函中说： 中国古代的方术论者（即诸子之说，引者注），与六朝之玄宗、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等等，在为人研讨上，断然不是需求同一措施和资料。例如弄古代的方术论者，用具及设备尤多是言语学及章句批判学。弄佛学则大纲是一个能够应用的梵文学问，汉学中之章句批判学无所用之。至于治宋明理学，则非一个读书浩如大海的人不能寻其真实踪迹，全不是言语学的事了… … 这些东西，百分之九十是言语学及文句批判，故但严追亭林（言语学）百诗（章句批判）之遗训，加上些近代科学所付我们的工具而已。 又在同年致顾颉刚函中以为： 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真实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 … 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果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 傅斯年对言语与文字的分辨，最为系统的表述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这部重要著述中，明白地说： 把言语和文字混做一件事，在近代欧洲是不会有的，而在中国則历来混得很利害… … 把文字言语混为一谈，真实是一个大误谬…… 言语学的观念不和文字学分分明，言语学永远不能进步。 分辨言语（口说意义上的）与文字之所以重要，缘由在于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言语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通常都是把言语视为对思想的表白，心中的思想由此便是基本的。但是口说的言语与写下的文字的重要差别在于，它并非一定是对思想的表白，由于我们会说“冲口而出”的话。关键在于，假定言语是对思想的表白，思想就成为实质，言语成为现象，那么当我们去研讨一种作品、一种文化时，我们最需求关注的便是思想内在的关联，理性、伦理、情感、义理等等就会成为预先出场的内容，而心理学也就可能具备基础性的意义。但假如言语并非对思想的表白，而是如“冲口而出”这一状况所提示的，倒可能“思想为言语之收缩”，或者说我们首先是由于在言语中生活着，然后才可能有思想，那么状况就会完整颠倒过来，思想必须被视为“言语之向内者”，言语则先于思想，于是“言语是大名，或前名；思想是小名，或后名”。而这意味着，由于言语首先是生活中的言语，是理论的言语，是传播中的言语，那么当我们去研讨一种作品、一种文化，包含一种思想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返回到它们作为言语发作、理论和传播的整体的时期与环境中，去调查它们细致的形态与演化。言语对思想的这种关系倒转，招致的必定是理性与历史、存在（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与阅历这两组关系的倒转，这也正是现代哲学之“言语转向”和“拒斥形而上学”的基本意旨。 言语与文字的这种区别对中国言语具备关键意义，由于中国文字与西方言语不同，它不是对语音的记载，中西传统在这一点泾渭分明，而傅斯年接受的是西方的言语（口说）传统。在他看来，在汉之前，言与文还是泾渭分明的，由于记载文字之资料的珍稀，文字极简单，构成一种“电报语法”，而“言语本不能如此简”。但是由于“汉后古文的趋向益盛，以写在书上的古人语代流露口中的今人语”，结果招致汉语与汉字之间的“分别慢慢含糊，文即是言言即是文了”。当孔夫子等先秦思想家被奉为“圣贤”之后，经书上之简词变为模范，从古文影响到文言，从文言影响到普通言语，“成为一种使语成简之力气”。因而，假如言语在思想之先，中国文化中“文”先于“语”的状况便是极为畸形的状况，我们便不能拘泥于故纸堆，必须分离现代言语学的成果，回到活生生的实践口述生活言语（如方言）中。这种活生生的言语之所以更重要，是由于它是公共形态的，从而有可能是客观的。而“文”作为精 英之学，则以家派之学为主，依附于个体，是学说化的。前者可能客观，后者则一定客观化。文章家之所以令傅斯年厌恶，也正是由于中国的“文”凌驾于“语”，从而基本上构成空疏之学的源头。 傅斯年此处对言语、思想与文字的剖析是傅斯年终身致思的最精髓部分，回国之后，便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这平生第一部著述（生前未出版）中作为“并不附丽于任何一时或任何一人或任何一 书”的措施论来立言。而在他用来申请中研院院士的代表作《性命古训辩证》中，傅斯年重申了这种自称“在中国尚为初创”言语学措施，盛赞阮元“以训诂学的措施定其字义，然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这一措施之“丕变”，是“以言语学的观念处置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这一赞扬的重点在于“训诂学”是本于口语发音，再及于“字义”，因而差未几曾经能够算是用赞阮元之口来肯定自己的措施论了。 从留学德国到树立“言语历史研讨所”与“历史言语研讨所”，傅斯年对“言语学”真正关注的不时是语音之学。他到德国时，由于经费中缀，穷到“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愁得这两天无从为计也”，但“书是买了一部藏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学（非其字典），上二件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这里的“Karlgren”即瑞典著名言语学家高本汉（傅斯年筹建史语所特地拟延聘其为三名外国专家之一），他正是从语音入手研讨汉学，而“写书用”这话无异傅斯年思想来源的供词铁证，可惜不时被相关研讨者忽视。傅斯年办史语所，《旨趣》中计划设置九组，其中历史类五组，言语学类四组，至1929年１月则计划实设八组，其中言语组仅剩一组，定名为“汉语组”，并称“此为最大之组，因而历史言语研讨所中，历史各组多，言语只需一组，不可不大，不能不大也”。这种分组值得留意的是，文籍校订组是在言语组之外而归入历史类的，而“汉语组”外还另设了“汉字组”，但“暂无主任研讨员，亦不设主任，以求俭省”。可见独一的言语组“汉语组”扫除了文籍考订工作和“汉字”部分，其工作实集中于语音，而其主任研讨员赵元任亦是努力于语音之学。更典型的是在1927年的工作计划中，傅斯年在言语组这一项中写道： 南中方言研讨［此事体大，亦至重要，去年Daniel Jones为引见之英人，因中大停顿而改就。此时斯年一面函商赵元任兄，请其仍于暑假后来广州，一面再函托伯希和及柯罗倔伦（即高本汉，引者注）为择一语音学专家来此，以便锻炼出若干能分别方言并记载之人，斯年于此事最热心，深觉后来中国语学之成立赖此举也］。 傅斯年强调的以“扩展工具、扩展资料”为中心的史料学工作及言语学措施，明显不同于清代朴学的文献考据措施。由于“能认识言语的亲属关系，是一件很近代的学问，古来没有的”，“近来所谓‘比较言语学’者，就是这一个认识言语亲属之学问”，“比较言语学在性质上本像动物或植物分类学，以音素及语法之系统的变更，认识在一族中，不同的言语之联络”。真正让傅斯年能自信心十足喊出“要把历史学言语学树立得同生物学地质学同等样”的，正是“比较言语学”。比较言语学能基于实证资料中止较为精密的类型剖析（生物学地质学也只是类型剖析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招致经过言语学剖析能够对人类族群与交往的轨迹做有依据的论证和研讨（傅斯年后来倚重的现代考古学也是同样道理）。那么一旦言语又被视为思想之本，对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研讨便能够经过这种类型学化的言语学奠定在坚实的实证剖析基础上，并与其他科学学问连成一片。也就是说，活生生的“语”，不只扎根于公共范畴，而且由于能够类型化，由此能通往科学与实证，树立真正的客观性。因而，固然比较言语学的确也能够算是Philology的一部分（至少在彼时的德国），傅斯年也的确将他所说的“言语学”译为Philology（Philologie），但傅斯年真正尊奉的是科学主义的比较言语学，而不是总体呈人文主义走向的德国Philology。我们将德国Philology译为“语文学”亦无不妥，但傅斯年所谈所尊崇的Philology（Philology），只能对应“言语学”。 从这种言语学动身，就能够对中国古史及史籍展开一些实证研讨，而“以言语学的观念处置思想史中之问题”的措施也不同于寻常的思想史措施。由于它强调的是一个时期的整体公共语境，而不是超越这种时期性的历史溯源。所以傅斯年倡导断代史研讨，而反对通史研讨，并为此与钱穆反目。傅斯年早年便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和适用主义，把人视为一切哲学问题的中枢，这既是他走向心理学的缘由，也是他把人之细致生存的时期情境视为高于“义理”的缘由。傅斯年由此得出了一个与唯理主义敌对的结论：“‘人的不理性’一个名词能够从两面看去：一、他的行为原不决于理性，而决于他过去的心理历史之全体……我们常时要调查一个人的性格，便溯他过去的历史，可知我们心上本觉着一个人是一切心理阅历的资料以动力重复分离的，本不觉着人是一个理性的活动机械。”也就是说，傅斯年早年从适用主义动身，就曾经抵达了承认唯理主义，注重时期关联的历史语境，并因而高度注重心理学和历史，这正是19世纪末西方心理主义的宗旨（在阅历科学背景中去除了形而上学和唯理主义）。而当他反转了言语与思想的关系，言语学也就反转了与心理学的关系，历史学的位置则进一步被提升。 因而，我们往常就能够把傅斯年所期许的“疏浚致远”，定位为一种旨在消解唯理主义的新实证主义思想，其总体思想意旨——假如非要寻觅一种哲学理论对应的话——相当接近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逻辑实证主义以世界的逻辑结构为学理根基，而傅斯年以比较言语学为科学史学的学理根基（至少在树立史语所时）。这便是他“执意”要将言语学与历史学并列，以至置于历史学之前，同时极力批判以唯物史观为代表的历史理论的基本缘由。就此而言，除台湾学者吴展良外，学界鲜有留意到其史料观对近代世界观和近代理性主义的超越性。而傅斯年的同伴与学生们，亦罕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傅斯年的真正意旨。一个典型案例便是将强调“人之理性”的《〈言语历史学研讨所 周刊〉发刊词》当成出自傅斯年手笔。以目前文献判别，傅斯年并未充沛向其同仁与学生论述他真正的言语历史学思想，致使哪怕董作宾这样密切同事数十年者，对其所知也是自承“真实有限，譬如瞎子摸象”，台湾史学界的兰克学统也主要源自姚从吾而非傅斯年。天性好战好辩的傅斯年对来自历史主义者的批判基本“不予理睬”，究其缘由，或许是论述难渡过大，但更可能是傅斯年的“言语历史学”思想虽一度令其自信满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傅斯年也越来越体会到其中不容忽视的难解之处——这也是现代哲学至今最尴尬以处置的问题，即历史主义与语境主义招致的对谬误的彻底消解和自身悖谬。 要之，被当成“反历史理论”旗手的傅斯年，其实是一位极爱哲学也极富哲学天赋的人，他岂但懂科学，而且懂的是最前沿的科学；他岂但懂哲学，而且能深化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傅斯年历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反对过历史理论，而仅仅是反对那种结论在实证之前的近代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就其自己而言，他在早年置信社会进步论，以为人类社会“永远是阶级的社会”，试图探求历史 中的因果，表示出较强的历史理论倾向，并认同“天文决谈论”。留学欧洲后，傅斯年扫除了历史理性主义，开端以为历史中没有“理性的因”，但有“历史的积因”，“历史不是由事实抽结论的学问”，“历史无law，而有shape”，“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若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在这意义上，傅斯年一改早年以为“学问之道，全在求是”的观念，以为“研讨历史不应求其是，而应求其古，由于‘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傅斯年因而经过言语学措施，试图掌握一个作为时期之总体性的历史之shape，而这个shape要说的并不是“求其是”意义上的“是什么”，而是“如何是”，这便与西方哲学从“是什么”转向“如何是”的轨迹相合了。傅斯年这种言语历史学的措施论深思，自身就曾经是一种历史理论了。更何况在这种“语学”措施背地，其实是傅斯年自己招认的朴素唯物主义与天文决谈论。所以当他论及能涵盖唯物史观的物质史观时，颇多期许之意，以为“以天文环境解释文化之展开，关于历史之辅佐甚大”。要之，傅斯年反对的是近代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理论，是结论先行于史料的历史理论，而非反对全部的历史理论。 五、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代科学前提 那么，我们应如何了解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代科学之路呢？或者说，既然傅斯年是与现代科学同步，突破了基于近代理性主义的科学理念，这种新科学理念又是怎样与他的史学思想对接的呢？ 近代意义上以牛顿力学为模板的科学理念，是一种归结谬误的信心，以为谬误是永世地存在于客观世界内部，是客观规律，是经过事实归结被我们发现的。这个想法，固然早就被现代科学淘汰了，但客观世界的近代真实论信心，却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观念。好比余英时以为，就思想的渊源而 言，中国史学的史观派和史料派分别植根于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前者的规律／科学方式是从 科学方面移植过来的；后者注重原料与事实也同样是奉科学为模范的。傅斯年的科学史学正是被误解为这种基于“事实之真”的“客观史学”的。 许冠三在评论梁启超思想时说：“他的错误，在于将科学、因果律与归结法死死绑在一同，又以为科学界的因果律皆是‘必定的规律’，而且必定得自归结法。须知，科学界所说的因果律并不用然都是‘必定的规律’；而且亦不是一切的‘必定的规律’，皆经过归结法求得。事实上，今日的科学家均同意，所谓定律或通则，只不外是经过考证证明有效并得因新考证而修正的人为设定，并不是无待的必定……因果律并非绝对不可应用于往事重建与历史解释。只需不以盖然律代必定律，不强史就律，不以律代史，就无须忧虑‘史的精魂’被‘剥夺净尽了’。”许冠三此论所道明的，是19世纪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的重要改造，不外关于20世纪初尚在集体揣摩“何谓科学”的中国而言，这一科学反动并不是充沛表示出来的，而主要是从严复式强调归结法的绝对的普遍规律科学观，转变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淡化规律强调措施的现代科学观。这一改造在西方自身也是一个迟缓的过程，在自然科学上，从19世纪的非欧几何学到相对论到20世纪上半叶的量子力学，自身横亘近一个世纪，而结论慢慢从原先绝对谬误信心的动摇，不时展开到真实信心的解体；在哲学上，则从黑格尔体系的垮台到心理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重建到对真实论、二元论和实质主义的全面突破到科学历史学派（如著名的库恩的“范式”理论）的盛行，持续至今。 傅斯年言语历史学思想背地，便是指向了这一科学思想反动之后的融贯论的客观史学观，而它基本上突破了历史真实论和主客二元论。值得留意的是，王汎森曾经与张广智在会议间隙私自提及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与年鉴学派颇有相似之处，只是未得正式阐发。我们亦能够看到，傅斯年等人对旧史料观的批判，恰恰与年鉴学派对西方实证史学史料观的批判，极端相似，这不会是偶尔的重合。而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曾经明白接受了现代科学反动的结果，是一种真正的融贯论的客观史学观。马克?布洛赫有一些论述就与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措施》中的表述十分相似： 我们所处的思想氛围已今非昔比，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已使科学的概念发作深化的变更，而那些概念在过去曾是人们分歧公认的。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并没有淡化这些概念，而仅仅使之更富有弹性。他们常以无限的或然性取代肯定性，以永世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绝对的可测性。无数人的思想遭到他们的影响（嗨！我也不例外）……因而，我们似乎更有理由以为，即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威严。 许多人，以至包含某些史学手册的作者，对历史研讨的程序持有十分简单化的见地，他们以为先要有史料，因而史学家就搜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然后，也只需在这时才加以应用。这种见地是有问题的，史学家历来不是这样工作的，固然有些人突发奇想，自以为是这样干的。即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需在经过恰当剖析之后才干阐明问题……着手研讨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端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地道消极的察看（假定有这种状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现代科学的改造成果，经过漫长的数十年的传播序列，终于影响了年鉴学派。而当真实论被放弃，自然科学不再被视为必须指向对绝对的普遍规律的归结，历史学便能从那种二分自然与历史的历 史主义思想中解脱出来，在这个前提上去强调史料整理工作，与在历史主义准绳下中止史料批判工作，并非一回事。 或许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直接置于同等年鉴学派的位置上，稍显过于激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处于早期实证主义转换至逻辑实证主义的序列中，表示出超越１９世纪真实论思想的趋向。除了明显遭到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中期实证主义（曾经超越了真实论）思想影响外，暮年傅斯年还援用了亨利?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的观念，亦表示出自然科学新思想对其的影响。由于彭加勒便是融贯论的“商定论”主张者，相对论的思想先驱之一，而其思想，便是瓦解朴素真实论信心的利器。无论如何，“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个宣言，固然未能明白指向社会科学化，但其表示出的现代史学的学问内涵，远远不是传统史学和兰克史学的史料批判措施所能涵盖的。王学典在《近五十年的中国 历史学》一文中将年鉴学派与唯物史观并列，而将傅斯年视为“史料派”的代表，以为正如年鉴学派对 客观主义是一种新对旧的进步，史观派的史学比之“史料派”也是进步的。王学典的企图大抵是不 满实证史学的碎片化研讨，而希望史学包含更高远的学问理想，但是他的观念误解了傅斯年，正如傅 斯年的众多拥趸也误解了他。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误解一定是负面的，傅斯年实践上经过这个宣言达 到了他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基于这种误解取得大量本于传统史学和真实论的实证史家的反对，进而以“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宣言将原本南辕北辙的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阵营统一成20世纪中国的实证史学思潮，从而胜利地做到“树坚实之习尚，藉洗往者叔世之浮华”，成就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可谓不世之功。 不外，无论是历史主义道路还是傅斯年基于公共客观性的新实证主义道路，实证史学的求真观问题实践上都未处置。特别在写作《旨趣》时期，他的基本世界观念仍未完整脱离真实论和主客二元论，求真与客观性的问题也不是自以为处置了，而是索性“悬搁”了。傅氏暮年在《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的话大约足以代表他对此的最终见地： 这个客观客观之争，不是一句话可能处置的。而客观客观之说，也不是绝对的是，绝对的非。自然科学在兴隆过程中，工作者总以为是客观的见解，其实他中间的Anthropomorphism是不少的。社会科学在兴隆过程中，自然很多有社会文化之成见，但，超阶段的见解，超阶级的事实，也是不少的。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整把客观放弃了，以为是不可能的、不需求的，那真不得了……所以我想客观之一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个理想的境地……诚然，谈社会科学，是离不了社会的立点，这个道理我也招认，但从各种不同角度看，客观性能够慢慢减少，客观性因而增加。 值得留意的是，他在这里指出了“自然科学在兴隆过程中，工作者总以为是客观的见解”，其实“Anthropomorphism是不少的”，而又以为“客观”关于自然科学也是理想境地，那么此时的傅斯年，关于自然科学中的反动性转型，曾经不是隔岸观火了。也就是傅氏此时这句话，表示的是即便现代自然科学发作猛烈反动，从而突破了19世纪初的真实论世界观，并且实证主义曾经依据新的世界观念转型为一种融贯论理论，史学的求真问题也是无法处置的。只不外在这种意义上求真的困境，曾经不独是史学独有，而是包含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学问都堕入危机，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继之盛行一时的缘由。 至此，我们往常能够总结说，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并非如学界所“公认”承袭19世纪兰克学派之历史主义史学又或以“乾嘉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汉学，而是与20世纪现代科学及现代哲学相契的新实证主义史学观。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亦并非“唯史料论”之主张，而是以为“近代”（相当于今之“现代”）的历史学研讨（与著史有别）能够成为一门相似地质学或生物学的类型学科学（而非物理学一类自然科学），但其前提是树立特地官方机构，共同协作，对史料中止长期且全面的批 判与整理，并与各种自然科学树立普遍联络，从而不时扩展累积新资料，最终使其成为一门有组织的客观科学（在德语Wissenschaft的意义上）。《旨趣》一文正是傅斯年为这一官方机构（史语所）所列定之“工作准绳”，此亦为其“反疏浚”之真正缘由。傅斯年实践上赞同个人史家的疏浚研讨，赞同历史 理论研讨。他拒斥的只是理论空谈而不是理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而不是现代哲学；是预定 的理性必定性，而不是阅历归结的普遍性。他的客观史学意在突破归结谬误意义上的近代理性主义范式，重新探求历史学及人文学科通往科学研讨的新实证主义途径，其思想内核不是近代真实论的符 合论客观性，而是公共学问体系中的融贯论的学问客观性（肯定性）。 综观傅斯年终身全部遗著与书信、日记等资料，他实则已提出了一种较为完备且悬殊于兰克史学的新的客观史学思想。也正是由于傅斯年与史语所的成就，新旧科学史学观与历史主义史学观，基于“史料学”这一共同关切，被熔于一炉，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现代进程开辟了专业化道路。而傅斯年在掌管史语所工作时，全力扩展史料范围，推进多学科协作，力倡不局限于文字资料的现代史料观。基于 后者意义上的史料，乃是论证系统中的证据，而非等候被归结的原料，史学研讨进而有机遇解脱形而 上学影响，并得以于现代科学体系中维护自身之学问合法性，如此不只为实证史学完成现代转型奠定 坚实根柢，同时，也意味着有机遇由此动身，重建现代历史理论之路。 （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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