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唐万宁，山东大学经济研讨院。 摘要：“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标签往常在国内外俯拾皆是，但关于重商主义内涵的争论依旧悬而未决。本文以“历史标签-学说来源-内涵剖析”为线索，对“何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这一问题中止讨论。在经济思想史的视域下，重商主义的理论内涵具有普遍性和层次性的特性,需求从经济哲学、经济剖析与经济政策性准绳三方面中止调查。依据重商主义在剖析、处置经济问题时所表示出来的政策导向与维护国度利益的第一立场，本文以为：重商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朴素的财富观与狭隘的零和博弈观的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实践上是在如何完成国度富强，特别是如何积聚金银的主题下，剖析了财富的性质与源泉等经济学问题，并先后提出了重金、重商与重工等一系列政策主张。关于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内涵的研讨，不只有助于我们认清重商主义的真实面目，重塑其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位置，而且对我国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积极应对别国的“重商主义”责备具有重要的自创意义。 关键词：重商主义 历史标签 原始文献 经济民族主义 一、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与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经常被运用的概念或术语，重商主义的内涵不时未被明白且统一地概括。学界关于重商主义的解读与评价向来不乏异议。目前主流经济学界与绝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及学说史书籍对重商主义的引见均承袭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缘由的研讨》（以下简称《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的见地，即以为重商主义是树立在“财富在于金银”这一错误之上，希望经过各种政策干预以追求对外贸易出超来积聚财富的一种经济学体系（斯密，2009：25）。斯密对重商主义的细致论述集中于被以为是维护商人和制造商利益的一系列鼓舞输出、限制输入的制度和政策，致使于重商主义已被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视作贸易维护、寻租主义和国度干预的源头与代表。与这种认知传统大相径庭的是一种将重商主义视作契合落后国度理想需求，指导后发国度赶超先进的富强政策的观念，持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①等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②也有埃里克·赖纳特（Erik S.Reinert）、③贾根良④和梅俊杰⑤等替代性教规经济学家。其中，在赖纳特的经济学谱系中，重商主义成为与主流经济学并行的、以学问和消费为基础的、动态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的源头。 ———— ①古斯塔夫·冯·施莫勒，亦有译为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笔者援用的《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一书，1936年初版于商务印书馆，施莫勒时译斯莫拉，201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重印此本遵照原译。文章特此阐明，在此感激匿名审稿人的倡议。 ②参见斯莫拉（2016）。 ③参见赖纳特、达斯特（2007：2—54）。 ④参见贾根良、严鹏（2016）；贾根良、张志（2016，2017）。 ⑤参见梅俊杰（2012，2017）。 ———— 除此之外，只需少数经济学说史著作关于重商主义的解读与评价是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重商主义被以为是商业资本的认识形态，代表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对经济活动的讨论局限于流通范畴，是一种被历史限制着的、但完整契合规律的现象（卢森贝，1959；鲁友章，1964；姚开建，2011）。更为直接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依据资本主义的展开规律将重商主义界定为“对现代消费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讨论”（马克思、恩格斯，2009c：375）。同马克思的处置方式相近的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从经济剖析层面对重商主义中止的论述。熊彼特在《经济剖析史》中不谈论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转而调查重商主义文献在经济剖析上的水平与贡献（熊彼特，2009：570）。熊彼特实践上是在强调重商主义经济剖析水平的基础上，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正确性、科学性做了讨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对重商主义经济剖析水平的评判是以与斯密的《国富论》的贴近水平为规范的。此评判规范恰是由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位置所决议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导位置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以及与斯密观念南辕北辙的另一种认知传统被扫除在大多数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编辑工作之外，仅存于一些特地研讨重商主义的著作中。 关于以上盘绕重商主义的争论，本文以为有两点需求留意。一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与赖纳特等替代性教规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的对立式解读为我们了解重商主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拓宽了我们对重商主义的了解。两种认知传统虽南辕北辙，但实质上都容易堕入基于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辉格史（whig history）措施。两者区别只在于是以主流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以非主流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为解读与评价规范。由于一方面，斯密以及后来的寻租主义论者以为重商主义文献对国度利益的注重，其实是商人为维护自身私利而中止的游说之词。这一见地所基于的个人主义措施论是市场经济展开到中、高级阶段的认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将其置于欧洲市场经济的萌芽和产生阶段是失之偏颇的（乔洪武，1998），并且也疏忽了重商主义时期背景下，一些开通的国王为追求国度独立与富强所发挥的个人能动性。另一方面，不能由于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中有注重技工和制造业等政策主张就以为重商主义者曾经深化认识到了学问、消费与创新对国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总体而言，重商主义政策主张与理论的动机是很难被界定的，无法混为一谈。二是马克思和熊彼特对重商主义的解读与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见地并不在同一维度上。斯密与德国历史学派等对重商主义的解读都聚焦于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及其背地动机。而熊彼特则主张分辨政策主张、主张背地的动机与论证，强调重商主义文献在经济推理、经济剖析概念与工具上的贡献，由于“剖析者的动机与他提出的事实或所作的论证真实与否或有没有价值这一问题无关；不论‘不纯的动机’在公众讨论中多么明显地暴显露来，一个人的论证也不会仅仅由于存在这种动机而无效”（熊彼特，2009：242）。这种研讨偏重点的差别，客观上是由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所具备的普遍性和层次性所决议的。正如巫宝三（1990）曾把经济思想分为三类：一为经济哲学思想，二为见解、主张等政策性思想，三为对经济现象和问题中止剖析与阐明的理论。这种对经济思想的分类或者分层次阐明也为本文之后概括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剖析框架。但更进一步地，此研讨重点的不同反映了学者们不同的学术取向，不同的学术取向又效劳于不同的目的与动机。 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全球化趋向加剧，维护主义、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盛行，这些都被以为是重商主义的复苏。“重商主义”这一标签已成众多之势，以至我国加大外汇贮藏以及对外能源投资等很多展开战略与政策都被别国攻击为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但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的确切定义不时是颇具争论的问题，而对“重商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又是进一步研讨重商主义的必要前提。因而，本文关怀的问题是，“重商主义”这一历史标签及其含义是如何演化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何以产生？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不只有助于了解重商主义的基本史实，廓清关于重商主义的某些争论，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重商主义的了解，冷静客观看待当前别国对我国的“重商主义”责备。 二、“重商主义”历史标签的产生及演化 众所周知，许多经济学流派及经济理论的称号是后世经济学家在研讨其思想与主张时，依据其学说内容与特性，为方便表白与深化研讨而采用的一个术语。重商主义原始文献的作者未将自己命名为重商主义者，也未将自己的理论主张界定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一词是其后来的经济学家在解读和评价该时期各种思想时而采用的一个适合的历史标签（Heckscher，1936；Heaton，1937）。因而，为了回答“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是什么”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重商主义”这一历史标签的演化过程及其含义中止梳理。 “重商主义”这一历史标签萌发于重农学派，构成于斯密，并被后世经济学家普遍接受并对此中止了不同的解释和应用。作为一个外来词，“重商主义”一词是西文“mercantilism”的对译。“mercantilism”最早可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文献中的“système mercantile”，该词被用以描画当时注重商业，以至不惜牺牲农业的状况。中国传统经济话语中虽没有“重商”一词，但有“重农抑商”的说法，即注重农业而抑止商业。因而，从语义学层面来讲，中西方对该词的解释是分歧的，“重商主义”望文生义，即注重商业。依据拉尔斯·赫利茨（Lars Herlitz）对重农学派文献的调查，早在1757年，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在其未发表的文章“Hommes”（《人口论》）中论及了一些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影响政府行为的说法，并将其称为“système des commerant”（商业体系）。而“système mercantile”这一术语初次出往常印刷品中，则是在重农主义者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的Philosophie Rurale（《乡村哲学》）一书中（Herlitz，1964）。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mercantile system）是与“重农主义”（agricultural system）并行的，基于“财富在于金银，以及无金银矿山的国度只需经过贸易差额、即便输出价值超越输入价值才干输入金银”这两种准绳的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2009：25）。由于斯密对重商主义政策中政府干预的攻击，“重商主义”一词在当时已然同“垄断”一样，成为一个富有感情颜色的贬义词；“重商主义者”也同“垄断者”一样，成为骂人的话。而一个词一旦具有富于感情的贬义或贬义，就会自但是然地使赂乎每个听到或看到它的人做出反响（熊彼特，2009：244）。熊彼特曾如此描画“重商主义”的境遇：十九世纪的绝大数作家就养成了一种作风，即只需以为某一种著作具有一丁点儿“重商主义”气息，就足以判处这部著作死刑（熊彼特，2009：514—515）。 这种贬斥“重商主义”的倾向同样影响了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他将古典经济学派以为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只是想简单地恢复重商主义这一见地视作对自己的诽谤，这充沛阐明了“重商主义”一词在当时德国的经济学界也是带有贬义颜色的。李斯特为被当时盛行学派定义为“重商主义”的学说重新赋予了“工业主义”的标签（李斯特，2017：316—324），这主要是由于重商主义政策理论中维护性关税等措施对本国工业的维护与李斯特注重工业力气的观念不约而同，但这也无法阐明重商主义在李斯特这里遭到了多少优待。依照李斯特自己的说法，他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处置是一种取其精髓、去其糟粕的做法。除此之外，马克思认识到重商主义体系自我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并赋予其不同的历史标签。其中，由于早期重商主义专注于货币，遏止贵金属出口，因而马克思称其为“货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2009e：243）。而晚期重商主义者逐步将眼光聚焦于细致的工商业活动，注重贸易差额与工场手工业，进而被马克思称为“重商主义”或“重工主义”（马克思、恩格斯，2009d：27）。从“货币主义”到“重商主义”和“重工主义”的转变是重商主义体系从自身母体盲目地自我脱离与自我演进（马克思、恩格斯，2009e：243）。固然李斯特和马克思都留意到了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对工业的注重，并分别将其定义为“工业主义”与“重工主义”，但两者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李斯特由于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关税能够鼓舞本国树立起健全的工业基础，而肯定了维护性关税这一适用性主张；而马克思则是从财富的来源这一问题动身，以为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对财富来源的认知阅历了从财富的对象到发明财富的细致活动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晚期重商主义对本国工场手工业的注重。 而不论“货币主义”“重金主义”“重商主义”还是“重工主义”，熊彼特在剖析重商主义经济文献时不时避免运用这些术语，即便运用，大多数状况下也将其放在引号中以惹起读者留意。缘由在于他知道这些词都是由后世经济学家为方便批判而发明出来的词语，这些名词包含着特定经济学家群体的观念与倾向，而旧观念常常会给读者在阅读重商主义文献时构成先入之见的影响。同时，还由于相似于“重商主义”等描画会给人一种假象，即重商主义文献的作者们曾经有一种自成一派的理论，但实践上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只停留在“准体系”的阶段（熊彼特，2009：244—245、252、303—311）。当时的重商主义经济文献浩繁复杂，不同时期、国度的小册子作家的著作构成了16—17世纪的各种“体系”。而往常这些“体系”通通被归于“重商主义”这一标签之下，一方面是由于“重商主义”一词作为一个工具性概念，的确能够辅佐我们概括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展开中的主流位置，古典经济学的开山开山祖师斯密对“重商主义”的界定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重商主义的见地。因而，自斯密以来，“重商主义”一词已被普遍运用，并逐步成为贸易维护和国度干预的代名词。 固然重商主义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下逐步沦为一种错误的、荒唐的经济思想，但相似于维护性关税、进口限制等政策仍在许多国度得到普遍应用。20世纪后期以来，维护性关税、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政策众多以及一些东亚国度实施国度干预颜色浓厚的出口导向型对外经济政策，“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应运而生，用以描画当时的贸易维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由于新重商主义的贸易维护与宏观调控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表示出强大的理想适用性，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①以为重商主义依然充溢生机，而和自由主义的持续斗争可能会变成建造全球经济未来的力气（罗德里克，2013）。与此同时，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对重商主义与新重商主义的驳斥也使得“重商主义”这一标签以各种方式出往常诸多范畴，特别被用来抨击别国的产业政策和展开战略。 有经济学家将新兴国度持有的大范围国际外汇贮藏解释为“货币重商主义”（monetary mercantilism），以为其动机在于压低本币汇率，以使本国产品具有竞争力、促进出口（Aizenman and Lee，2007；Bonatti and Fracasso，2013）；而Aizenman and Lee（2008）与Chu and Lee（2020）分别将国度在金融与电子商务范畴给予本国企业不公平竞争优势的举措称为“金融重商主义”（financial mercantilism）与“电子商务重商主义”（e-commerce mercantilism）。以上各种“重商主义”所代表的都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悖的国度干预与贸易维护等倾向，都是对“斯密重商主义”（Smithian mercantilism）的继承与延伸。 ②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将某些主权国度为了获取本国赖以生存的资源供给（诸如粮食、水和能源等）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和国度主导的对外投资称为“资源保险重商主义”（security of resource supply-mercantilism）（McMichael，2013）。由于宏观调控凸显了国度干预颜色，这种界定也一度被以为是迎合了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见地。但本文以为“资源保险重商主义”这一历史标签愈加贴合施莫勒赋予重商主义的意义，即重商主义的目的在于完成国度经济统一、经济独立与保险，并在此基础上走向富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也能够被归入“熊彼特重商主义”的研讨传统当中，代表了一种推进经济展开的国度树立与管理体系。 ———— ①亦有译为丹尼·罗德里克。 ② “斯密重商主义”（Smithian mercantilism）一词源于黄阳华（2020）对正统经济思想史中重商主义含义的论述，这种含义基于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解读，以为重商主义混杂金银与财富，主张贸易维护、国度干预，代表了一个寻租社会。与斯密重商主义相对的是“熊彼特重商主义”（Schumpeterian mercantilism），该解读以为重商主义注重产业、学问与创新，强调制造业展开，代表了一个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与国度管理体系。这两种含义代表了当今经济思想史学界对重商主义解读的两种不同的研讨传统。 ————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重商主义的研讨呈现出一种在坚持“重商主义”标签不变的状况下扩展其内容的趋向。李斯特、施莫勒和马克思等人对重商主义做了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解读和界定，但由于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展开中的正统位置，斯密赋予“重商主义”这一历史标签的含义一直影响着后世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中止不同解读与应用的现象反映了学者们就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所持有的不同观念，这些不同的观念又效劳于不同的目的：经济学家们以自身理论的论述为目的，常常想象出一个虚拟的体系加以批判；历史学家们为了维护他们的政管理想，也对重商主义中止了错误的处置（Judges，1939）。因而，固然“重商主义”这一标签得到了普遍认可与应用，但对重商主义的解读却一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也正是本文得以展开的背景。 三、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来源 当眼光从作为历史标签的“重商主义”这一方式上的表白转移到重商主义原始文献时，首先要处置的问题是查明此类经济文献的来龙去脉，即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何以产生这一问题中止论述。 关于上述问题，熊彼特在《经济剖析史》中做了很好的示范。虽说熊彼特的中心工作是以对经济的科学剖析为线索，强调经济学说中剖析措施和工具的演化与展开，但他对书中触及的人物、著作或学说的历史渊源与基本状况都中止了细致的阐释。这种以各个时期原始经济文献为基础资料、重考据的写作方式为本文厘清重商主义经济文献的产生和展开提供了思绪。熊彼特以为斯密的《国富论》是一部对其之前学说去粗取精、汇总谐和的著作，“不只加宽加深了经院学者和自然法哲学家的研讨成果汇集的小溪，而且还容纳了另一条较为湍急的小河的水流，这条小河发源于实干家、小册子作家以及后来教员对当时各种政策的争辩”（熊彼特，2009：227）。本文在对这些“政策争辩”的时间次第、作者信息和主要内容中止调查的基础上以为，重商主义经济文献作为“湍急的小河”中的一条,水流大多聚焦于新兴民族国度面临的实践问题以及为处置这些问题而提及的政策主张，表示出强大的政策导向性准绳。这种准绳从诸多重商主义原始文献的题目中就能够看出来，约翰·黑尔斯（John Hales）的《略论英国政策》（1581年）、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的《略论能够使无矿之国金银富余的成因》（1613年）、托马斯·曼（Thomas Mun）①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年）以及菲利普·威廉·冯·霍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的《奥天时富强论》（1684年）等经典文献反映了当时新兴民族国度对富强与金银的盼望。马克思在论及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年）时以为，“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度政策还遭到维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关于自身的母体系的盲目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以最初的方式就曾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整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不时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马克思、恩格斯，2009e:243—244）。 ———— ①亦有译为托马斯·孟。 ————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最开端是作为一种政策准绳和主张呈现的，是当时的政府官员、商人和小册子作家等对国度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针对该问题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一种普通想法与倡议。其主要依据是当时社会的理想需求，特别是对货币、金银的盼望，不论是王室等统治阶级出于维持军队与朴素消费的目的，还是商人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室政权与商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契合点，国度实践上采用了有利于商人的政策与措施。重商主义原始文献中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最开端并没有逻辑紧密的推理与剖析，由于其目的不在于探求与完善经济学理论，而在于效劳于国度的理想需求。因而，重商主义作家在大多数状况下都是借助常识和阅历的力气提出自己的论点，在提出论点后，便赶忙给出细致的倡议。这样，国度面临的实践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在社会上惹起了相当多的讨论、思想碰撞以及论争。这进一步产生了从理论上对重商主义政策中止论述与辩护的必要性。一朝一夕，便构成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采用同样的概念、术语与剖析措施，就同一种现象或同样的问题中止讨论与剖析，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应运而生。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构成过程的讨论有利于辅佐我们廓清关于重商主义的两个争论：重商主义是一种政策体系还是思想体系？重商主义能否被称为一种“主义”或一个完好的理论体系？ （一）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思想体系还是经济政策体系？ 在剖析该问题时，首先要了解两个基本状况。一是经济理论中所实施的各项政策与措施是经济史，特别是经济政策史的调查对象与任务；而停留在观念层面的经济思想与主张则属于经济思想史的调查范围。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调查对象与细致写作存在差别，不能混杂。二是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又具有密切联络，好比一定时期的主流经济思想一定水平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时期肉体与学问存量，经济思想中一些政策性的准绳与倡议会影响政策制定者的选择。但是，经济政策的细致实施会遭到政治、阶级等多种要素的影响，因而很可能呈现经济政策与当时主流经济思潮不相符的状况。斯密、施莫勒以及寻租主义论者从维护关税以及政府管制等细致措施方面来调查重商主义的做法，其实是从政策理论而非经济思想的角度展开其剖析。另外，从财富观念、硬币活动机制以及贸易差额论等方面着手，实践上是基于文献从经济理论与剖析层面对重商主义中止评判。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以为重商主义是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混合体，重商主义不只是封建专制国度的经济政策，也是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鲁友章，1964；乔洪武，1998；李新宽，2009；贾根良和张志，2016；伍山林，2021；等等）。这种见地已成为学界共识，学者们这样解读的缘由大致有二。一是重商主义文献常常针对实践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因而其中的经济思想大多是以政策主张的方式呈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重商主义，也称“科尔贝尔主义”，其更多是一种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主要体往常政府官员的信札、训令和政府政策中，而非理论文献中。二是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与政策理论之间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当时的重商主义者的论述无非是对当时已推行的政策的抨击与辩护，又或者为当时准备实施的政策提供了灵感与依据。只不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呈现的时间要早于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构成的时间，重商主义政策被自由贸易政策所替代的时间节点也大大晚于重商主义思想体系被古典经济学体系所取代的时间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说道：“英国显然是重商主义的发源地。在1381年，就能够在那里窥见应用重商主义准绳最早的迹象。”（维贝尔，1981：295）①其中，早在英国亨利二世时期，国王在1155—1158年间就曾授予圣奥梅尔商人出口羊毛特许权，刺激了羊毛贸易的展开。而为管制羊毛出口贸易、培植本国商人位置的中心市场制度（staple system）在1313年就曾经呈现了。熊彼特（2009：240、520—521）以为，中心市场是政府对羊毛贸易的一种维护性垄断政策。此外，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的代表，《航海条例》与《谷物法》分别在1854年和1846年才被自由贸易政策体系所取代。不只在政策应用方面，带有重商主义颜色的经济思潮也早在14世纪就已初露端倪，蒋自强等人（2003：234）在其主编的《经济思想通史》中曾提及英国国王查理二世（1377—1405年）为理处置本国的财政艰难问题，问计于大臣，当时的英国皇家造币厂的一名叫理查德·艾尔斯伯里（Richard Aylesbury）的官员在1381—1382年递呈给国王的奏折中这样倡议：由英国国内没有金银矿藏，国内金银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国王如能对进出口贸易中止管制，使从国外置办商品的数额小于出卖给国外的商品数额，那么，大量的金银货币就会源源不时地从国外流回英国。 在其提出这个倡议的二百多年后，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和曼才将“金银活动取决于商品贸易的均衡”的论点比较完好地中止论述，即贸易差额论。可见，在16—17世纪以前就呈现过重商主义的某些思潮，只不外可能由于某些主张过于超前，而未能盛行起来。总体来讲，思索到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以及零散的重商主义思潮，重商主义时期不能仅仅局限于16—18世纪，这一时期只是体系化的重商主义阶段。伍山林（2021）将16—18世纪称为英国重商主义的经典时期，而将完好的英国重商主义时期在这基础上分别向前和向后推了一个半世纪和半个世纪，行将重商主义时期界定于14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之间。 ———— ①该中译本将作者马克斯·韦伯译为马克斯·维贝尔。 ———— 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理论与主流的经济思潮大致上是分歧的，能够说，重商主义著作中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能够很好地解释当时一些国度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政策理论，并且很好地指导了后来的经济理论。学者们能够用“重商主义”一种标签来同时表白思想与理论而毫不抵触。综合以上思索，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经济思想，也代表了一种经济政策体系。不外，我们在剖析重商主义的时分，完整有理由将其分开来中止处置，由于无论就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还是经济政策史来说，不同窗科的剖析范式是不同的，固然情境、思想与行动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有机分离的。因而，在经济思想史的视域下，重商主义是一种以经济政策性准绳为主要表白方式的经济思想。 （二）重商主义能否被称为“主义”或一个完好的理论体系？ 重商主义的体系化工作始于斯密，他以为重商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心准绳有二：一是金银即财富，二是对外贸易中的贸易出超对没有金银矿的国度来说是获取金银的独一来源（斯密，2009）。重商主义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施莫勒手中又变成了一种国度树平面系：对内主张消弭中央割据，完成经济统一；对外主张经济独立，完成自给自足（斯莫拉，2016）。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在施莫勒强调民族国度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以为重商主义追求的是权益，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Cunningham，1903）。三十多年后，伊莱·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尝试对以上各种解读中止综合，他以为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的政治家们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存在两种基本倾向：一是追求国度经济统一，二是维护民族国度的政治利益和位置。斯密、施莫勒等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目的的选择，而在于对完成这些目的的最佳方式的意见，并且在很大水平上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社会观念（Heckscher，1936）。因而，重商主义在赫克歇尔这里变为一个集中了货币、维护、统一、权益和社会概念这五个体系为一体的应有尽有的东西。这种概念的扩展惹起了关于重商主义能否为一个完好的理论体系或能否被称为“主义”的讨论。相比于重农主义、自由主义等，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以为重商主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绳、信条或者并不是由一种内在的调和所支配的“主义”（Heaton，1937；Judges，1939；De Roover，1955）。重商主义文献所讨论的议题曾被描画为各种不同的“准体系”（熊彼特，2009：252），以至有学者将重商主义界定为“系统”的反义词和对立面，以为重商主义只是为满足国度财政或部门利益的需求而组装起来的“一堆器件”（Coleman，1957）。20世纪90年代以来，另一位研讨重商主义的权威，瑞典经济学家拉尔斯·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以为将重商主义解释为一个体系的机遇已成熟，他将重商主义界定为一种话语体系，以为其运用同样的概念与术语，研讨一组特定的问题，即盘绕国度的财富与权益（Magnusson，1994，2015）。马格努松这种将重商主义体系化的努力值得肯定：他着眼于重商主义原始著作的文本话语，而非从预设的教条或已实施的政策入手；并且他留意到了不同国度之间重商主义话语体系的独立性与差别性，而非普通性。 纷繁复杂的重商主义著作散布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大多数重商主义经典论著都是针对当时特定的经济问题中止讨论的。以《略论英国政策》（黑尔斯，2009：26—147）一书为例，该书主要是制造商、商人、农民、爵士和博士这五个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盘绕当时英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的对话式的讨论。他们以当时普遍的、全面的物价上涨现象为切入点，尝试找出招致物价上涨的缘由，触及圈地、劣质铸币、金银外流等问题。其之后的《略论能够使无矿之国金银富余的成因》（塞拉，2017：145—168）和《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孟，2017b）都聚焦于本地域或本国的财富减少，反对前人关于遏止金银出口、依托进步或降低币值的措施来增加财富的政策观念，而主张鼎力展开本国对外贸易与制造业，追求对外贸易出超以获取财富。可见，重商主义作家是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依托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实践状况中止细致梳理来提出自己的倡议，并没有依据某种特定的预设前提中止逻辑紧密的理论剖析。但重商主义作者在论述细致问题时所采用的话语体系与表示出来的第一立场均表明了一种迹象，即他们从国度这一整体动身，一直坚持民族国度利益至上的准绳。正是这种他们在多种多样的理论中所坚持的第一立场显现了异质性文献中“某些肯定的思想”与“更为深远的、统一的和逻辑分歧的意义”（布劳格，2009：1—2），也表明了一种能够提炼包含在这些文献中的共同信条的可能性。不外这种共同信条并不是剖析问题时所依据的某个细致的假定前提，而是认识形态层次和政策主张层次上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判别与价值取向。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重商主义能够被称为一种“主义”。 四、重商主义理论内涵的三层次剖析 上文在讨论重商主义能否具有某种肯定的、统一的准绳时已发现，在不同的层面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在认识形态或价值判别层次，重商主义经济文献呈现一种统一的倾向，即从民族国度的利益动身；而在经济理论剖析方面，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假定前提。因而，为比较全面地界定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有必要综合思索重商主义在经济剖析和认识形态等方面的表示。除此之外，还应触及重商主义针对实践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倡议。从不同层次概括经济思想，基本上属于如何界定与调查经济思想史的研讨对象的问题。从认识形态或价值取向等经济哲学层次、经济理论剖析、经济政策性准绳三个方面对经济思想中止调查有着一定的学术史实基础和理论逻辑支撑。 在以往的经济思想编史工作中，经济思想史学家们曾经认识到经济思想这一研讨对象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层次性。熊彼特（2009）注重经济学范畴中科学剖析的展开与命运，主张将经济剖析成分与当时的时期肉体、认识形态、政治环境以及政策准绳相分辨。但是他在界定经济剖析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讨对象上呈现了矛盾。一方面，熊彼特以为“所谓经济剖析史……，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剖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2009：17），也就是说他以为经济思想包含着经济剖析这一层次。另一方面，他在分辨经济剖析史、政治经济学体系史以及经济思想史的时分，又将三者平行开来，相提并论。他以为“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论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依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准绳，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准绳、社会主义准绳等等，而极力主张的”；而“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一切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众行动中的那些问题有关的”（熊彼特，2009：69）。但无须置疑的是，熊彼特的确强调了经济思想中的剖析性成分，他对经济理论科学性的剖析也不时被当作经济思想史研讨的一种学术范式持续至今。英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强调经济思想史研讨必须关于这种“剖析的”和更“通行的”的、更普通的经济学采取某种混合措施（罗尔，1981）。同样地，巫宝三也以为经济思想史的研讨范围很广，不只包含比较原始的和朴素的经济观念与想法，还包含了比较有剖析的和有系统的学问（巫宝三，1982：1—22）。但随着经济学学科的专业化，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为正统的现代经济学体系愈加注重经济理论的精确化、数理化与技术化，追求经济理论的价值中立，仅注重经济思想中的剖析性成分，且常常基于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以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为参照系，解读与评判以前经济思想的剖析水平与进步水平，而忽视经济思想中认识形态与政策准绳等成分。贾根良批判了这种倾向，他以为经济政策没有得到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应有的注重，倡导将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交叉学科中止树立（贾根良，2021）。能够说，众多经济思想史学家都对经济思想史的研讨对象，即经济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展开了讨论。综合以往研讨，本文自创巫宝三（1982：1—22；1990）的见地，以为从经济哲学、经济剖析与经济政策三个层次对经济思想中止论述是最为全面的。 经济思想的三个层次虽强调不同方面，但是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存在于经济思想的统一体中。经济哲学强调认识形态、价值判别以及经济伦理等，是经济思想的较高层次，构成了各种不同经济学说的“前提”和“基本假定”（赵修义，1999），是经济思想的基础或动身点。但是经济哲学并不直接体往常经济思想中，而是潜移默化为人们看待经济生活的思想方式与价值取向，进而影响人们对经济行为的判别与选择。对经济现象与问题中止剖析与阐明的理论在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重在解释经济现象，进而探寻其中规律；而政策性准绳在于回答“怎样办”的问题，旨在处置经济问题。科学的经济剖析是正确的经济政策准绳的前提与依据，经济剖析中常常包含着其所依据的思想方式以及作者隐含的政策主张。经济政策性准绳是经济剖析在理论层面的落脚点，受经济剖析的指导，同时还受认识形态与价值判别的影响。细致到重商主义，首先，以往学者对重商主义的界定都偏重于经济哲学、经济剖析与经济政策准绳中的某一方面。好比，有学者以为重商主义实质上是经济民族主义，也有人以为是个人主义，这实践上是从认识形态或价值取向这一层面来认识重商主义。其次，以往“货币主义”、“贸易差额论”以及“现代消费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讨论”等概念充沛阐明了学者们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中剖析性与科学性成分的注重。而更为普遍的是，重商主义被描画为一系列政策主张与理论，好比对外贸易维护、幼稚产业培植、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进口替代战略等。基于此，本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基于重商主义原始论著调查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在三个层次的不同表示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进而尝试界定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 重商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不同的偏重点，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分类是从时间次第上将重商主义分为早、晚两期。由于重商主义原始文献纷繁复杂且距今时间久远，本文将聚焦于几本有代表性的、经典的重商主义著作以总结提炼重商主义内涵。《略论英国政策》（1581年）、《略论能够使无矿之国金银富余的成因》（1613年）、《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年）、《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年）、《奥天时富强论》（1684年）以及《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1698年）这几本著作逾越了重商主义的早、晚期，且触及了意大利、英国、奥天时等西欧国度，足以代表重商主义文献。总体来讲，重商主义原始著作大多是针对细致经济问题与政策发表的见地与倡议，而非普通的理论研讨。即便著作中呈现了一些对经济现象或问题的因果解释，也都是依赖于基本常识中止的简单讨论，目的是提出自己的政策倡议。因而，重商主义文献中的经济剖析与经济政策性思想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哲学层面的思想则是包含在前两者之中，需求进一步探求。所以本文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三层次的论述也是以经济剖析、经济政策性准绳与经济哲学的次第展开。 （一）经济剖析 就经济剖析而言，重商主义著作实质上是在如何完成国度富强的主题下就财富的性质和源泉这一问题中止了讨论。这种论述不是以普通的、完好的理论剖析展示出来，而是散落在重商主义作家对当时社会上的经济现象、问题以及政策的讨论中。重商主义作家们常常以本国或本地域为调查对象，将其视为一个整体，采用宏观剖析与总量剖析的措施对如何减少金银流出本国或如何获取金银并将其保存在国内等问题中止讨论。进一步地，这种对金银、货币的关注在早、晚期重商主义作家那里又深化为对货币铸值、汇兑率、对外贸易以及制造业的关注。在论述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概念、工具以及措施被重商主义作家提出及运用。早期重商主义者偏重于盘绕货币自身寻觅金银外流的缘由，黑尔斯（2009:80、111）将本国财富耗竭的基本缘由归结为劣质铸币的流通，即硬币币值的改动；热拉尔·德·马利内（Gerrard de Malynes）和马克·安东尼奥·德·桑蒂斯（Mark Antonio de Sanctis）以为本国或本地域的资金缺乏是由于汇兑率过于昂扬（熊彼特，2009：525—527）。①这些都表明早期重商主义者对财富源泉的认识仍局限在货币这一对象自身。而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的活动（如对外贸易）的是晚期重商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贸易差额”这一概念与总量剖析这一剖析措施得到普遍运用。孟（2017b）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简直每个章节中都强调了对外贸易中总的贸易差额，以为对外贸易的出超部分会以现金的方式流入本国，因而对外贸易是增加一国财富和现金的通常伎俩，但不应拘泥于某一项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应当尝试编制本国的对外贸易均衡表，从总体贸易差额上中止统筹。之后，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②应用政治算术这一统计学意义的剖析工具强调了东印度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对英格兰财富的意义。戴夫南特偏重于查明实践状况，研讨总的收付均衡状况，他运用贸易额和消费量等数字为当时对外贸易的积极意义提供了不可承认的证据（达维南特，1995）。 重商主义的经济剖析是粗浅的。固然运用了总量剖析和政治算术等措施，提出了“贸易差额”等概念，也讨论了各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整个推理方式是粗陋的。由于重商主义者的论述常常是基于常识与阅历就得出结论，即便有剖析，也采用了诸如类比、简单归结而非严谨的逻辑推理来阐明自己的观念。好比，孟（2017a：5；2017b：5、18、22）将农夫收获、家庭理财与国度累积财富中止类比，来阐明对外贸易盈亏在国度财富累积中的角色。除此之外，重商主义作家在论述自己的观念时都采取了一种简化战略，即把国度积聚财富的愿望简化为对获取并保存金银的狂热。这也招致了后世经济学家以为重商主义者混杂了财富与金银，堕入了“弥达斯错误”（Midas fallacy）。③ 但经过对重商主义原始文献的调查，本文发现曼在单独论述“财富是什么”时并没有局限于金银，而以为一国富足应是它具有文化生活所需求的东西（孟，2017a：36）。戴夫南特也明白提出，“金银决不是应当称为财宝或国度财富的独一物品，……货币实践上不外是人们在买卖中习常用来中止结算的筹码”，“一个国度的真正和实践的财富是其国内的消费物”（达维南特，1995：144）。以至，戴夫南特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以为规则什么能够被确切地称为人民的财富是一件很艰难的事，致使于他将金银、舰队和海军贮藏、人口以及学问与技艺都定义为财富。这种在定义财富时呈现的矛盾与紊乱凸显了重商主义者在经济剖析方面的粗浅与紊乱。但从经济剖析这个角度讲，重商主义与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之间似乎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两者都盘绕财富的性质与源泉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只不外两者的答案有所区别。重商主义者对财富的性质与源泉的认知仅仅停留于细致事物与细致活动等名义现象，并没有探求事物的实质。 ———— ①此处人名采用引文中译法。 ②亦有译为查尔斯·达维南特。 ③“弥达斯错误”（Midas fallacy）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弥达斯国王点石成金的故事。由于贪恋金银财富，弥达斯将一切东西都变成金子，致使于最后无法正常生活，只能恢恢复样。 ———— （二）经济政策性准绳 重商主义者的经济剖析研讨了各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提出自己的政策倡议提供了依据。经济政策性准绳是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重中之重，占领了重商主义文献的绝大部分内容。基于对一国金银外流的缘由以及如何获取金银的论述，不同时期重商主义者对如何完成国度富强有不同的政策主张，并分别集中于货币与贸易范畴。由于早期重商主义者将本国金银外流的缘由界定为硬币币值的降低或过高的汇兑率，因而他们政策倡议的着力点都盘绕着货币自身，好比稳定币值与汇兑率。黑尔斯（2009：112—120）主张当时流通的一切硬币应依照以前的价值规范与金银成色重新中止铸造，恢复其旧日的等级与优秀水平，并且这种改进并不能逐步中止，要争取在国王和全体国民的配合下一步到位，以避免劣币驱赶良币。除此之外，一些早期重商主义者留意到国度汇兑对一国资金流入与流出的影响。桑蒂斯以为那不勒斯资金缺乏是由于那不勒斯对意大利境内其他城市汇兑率昂扬，因而倡议维持低水平的汇兑率。马利内基于对国际汇兑机制的认识，主张遏止金银出口，倡议恢复皇家汇兑局以肯定正式汇率（熊彼特，2009：525—527）。这种保存、积聚金银的热情不只代表了新兴民族国度完成富强的愿望，也契合当时商业资本家积聚货币资本的请求。随着消费力的进步和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市场的扩展，对外贸易（特别是与东印度和殖民地的贸易）为王室积聚金银和商业资本家们获取货币资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当时的社会行动与主张也由对少买和不买的强调转变为对多买多卖和贱买贵卖的注重。由于多买多卖和贱买贵卖在前期都需求大量输出货币，因而遭到了早期重商主义者的反对。作为回应，塞拉和曼等晚期重商主义者著书立说与桑蒂斯和马利内等早期重商主义者展开了思想论争，抨击当时仍作为国度政策的重金政策（塞拉，2017：145—168；孟，2017b）。以上两位晚期重商主义作家的论述都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前人主张中止剖析与批判，另一部分是阐释自己的政策倡议。细致来讲，晚期重商主义者们以为遏止货币输出以及改动币值和汇兑率等政策措施并不能顾全或增加本国或本地域的现金，展开对外贸易才是使一国资金富余的伎俩，特别是大范围的转口贸易。孟（2017b：5）以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伎俩，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准绳：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这是总的准绳。除此之外，孟（2017b：6—14）在“增加我们的商品输出和减少我们关于外货的消费的特殊途径和伎俩”一节中提及了12项细致倡议，其中的第8、9条倡议是对东印度贸易的辩护以及对“重金主义”的反对。这12项主张能够总结为两个方面：限制输入和鼓舞输出。一方面是经过充沛开发本国资源和“进口替代”来完成本国产品自给自足，减少进口；另一方面是力图增加产品出口的数量及附加值来完成对外贸易出超，好比经过航海条例、关税、展开制造业以及动用武力等。除了曼对对外贸易的注重，塞拉（2017：148—154）将行业多样化、国民的勤劳干练、贸易的扩展化以及主政者的开通管理总结为能够使一国金银富余的共有要素，即在一切国度所发作或都会发作的要素。熊彼特（2009：304）高度评价塞拉的《略论能够使无矿之国金银富余的成因》这部著作，以为其“对决议经济有机体状况的各种条件作了普通性剖析”，是一种展开工商业的纲要。 塞拉和曼等晚期重商主义者在强调对外贸易时，不约而同地触及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展开。塞拉（2017：148—150）主张行业的多样化，以为手工业的利润大于农产品所取得的利润，且手工产品比农产品愈加容易贮存，有更普遍和牢靠的市场，因而十分注重手艺人的技艺。同样，孟（2017b:12、14）肯定了工业制废品比自然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价值与利润，因而注重对原资料中止加工的手工业以及对具有熟练技艺的手工艺人的吸收和优待。晚期重商主义对工商业的注重，特别是对制造业的关注为后世替代性教规经济学家得出一种不同于斯密的、对重商主义的全新解读提供了论据；但似乎也构成了一种错觉，即重商主义者对财富源泉的认识并没有局限于对外贸易等流通范畴，对经济过程的理论调查已由流通范畴过渡到消费范畴。李斯特在谈及重商主义作者及其论著时以为，“它分明地认识到了本国制造业的价值及其对本国农业、商业、海运业以及对国度文化和力气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商业政策的目的在于树立本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海运事业和国内外贸易，致使于他将其定义为“工业主义”，并以为向国外多卖出少买进这一准绳是随后的学派硬加在“工业主义”头上的（李斯特，2017：319、321）。依循这一观念，高度肯定李斯特经济学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家以为，重商主义认识到了制造业的内在价值，契合从事制废品消费并从中获利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基本特性与准绳。以上见地无疑察看到了重商主义者对制造业活动的注重，但据此将重商主义定义为“工业主义”或以为其曾经认识到消费、学问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失之偏颇的。这种观念只强调了重商主义作家对制造业的注重，而疏忽了商业资本在重商主义时期的主导位置，然后者恰恰是最为基础与决议性的。“商业资本是资本自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它在封建消费的最初的改造时期，即现代消费的发作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2009c：375—376）。因而，“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的认识形态。但是，这并不是普通的商业资本的认识形态，而是产业资本以前的那个特定时期的商业资本的认识形态”（卢森贝，1959：25）。经过认真研读重商主义原始著述，本文也发现孟（2017b）本就是在“减少外货输入，增加商品输出”的前提下提及制造业的。一方面，关于能够在本国加工的产品，应尽量在本国制造，以减少进口。早期重商主义者黑尔斯也曾希望“设法遏止从海外输入那么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特别是那样一些能够我们这里自己人中间制造的东西”（黑尔斯，2009：131）。另一方面，在出口的货物里，不只需思索自己多余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思索邻国的必须品，并尽量在这种产品的加工制造中获利。由上可知，重商主义者眼中的消费是以交流为导向的，他们是从对外贸易的视角来思索本国的消费问题。因而，在商业资本占主导位置的资本主义的发作时期，不可能脱离流通来思索消费问题。在该时期，是流通范畴支配消费范畴，而不是消费范畴支配流通范畴。 （三）经济哲学 基于对重商主义在经济剖析与经济政策性准绳两方面表示的调查，本文接下来尝试探求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在更深层次，即价值判别、经济伦理与思想方式等经济哲学层面的反映。首先，重商主义作家尝试处置的问题都是当时民族国度面临的实践问题，好比国内物价上涨、金银外流、城市凋敝及如何坚持国度保险、独立以及富强。其在剖析过程中将民族国度当作一个整体，采取了宏观剖析与总量剖析的措施，并且充沛肯定政府在国度管理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国度成为重商主义的动身点与落脚点，完成国度保险、独立与富强是重商主义的目的，迎合国度理想需求与维护国度利益成为重商主义的基本准绳，重商主义在价值判别与经济伦理层面表示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爱国主义。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常常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从个人主义动身，以为重商主义效劳于国度整体利益这一说法是夸大的、虚假的，提出旨在完成国度富强的重商主义文献只是为完成商人私利的一种游说之词（斯密，2009:8—9、69、72），一种掩盖个人诉求的屏障与虚假的爱国外衣（Heaton，1937；De Roover，1955）。面对这种质疑，我们仍能够在重商主义文献中找到答案。重商主义作家们已认识到国度利益与商人利益和其他个人利益的差别以及相互之间可能呈现的背离。个人主义论者以为被关押于那不勒斯监狱的塞拉的写作动机在于取悦统治者以重获自由，但实践上，在“关于主政者的管理这一共有要素”这一章节中，塞拉明白提出，“作为一位主政者，……不得以私人感情为重而影响到正确的推理，无论如何，不得由于对此不加注重，致使思索到他个人的愿望，不复以公众利益为重”（塞拉，2017：154）。作为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曼更是由于为东印度公司辩护而招致非议，其主张被以为是效劳于商人的私利。但在细致论述英国与东印度的胡椒生意时，曼将王国的收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固然商人在对外买卖中要自行承担运费、保险费、关税以及其他在航程中的巨额破费（孟，2017b:11）。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国度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抵触的状况下，维护民族国度整体利益仍在重商主义者的经济伦理与价值判别中居于主导位置。 其次，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在细致的理论过程中逐步演化为重金、重商以及贸易维护等。这种演化是经济民族主义与朴素的财富观以及静态的、狭隘的零和博弈观之间综协作用的结果。重商主义者在财富观与对外贸易等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思想方式，与他们如何界定财富以及如何获取财富的观念相契合。重商主义者本要讨论的最终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国度完成富有和强大，但在重商主义者的话语体系内，追求富强的愿望却转变为对货币、金银的狂热，这主要归咎于他们对财富与货币的粗浅认识。固然在重商主义文献中并没有发现重商主义者将货币或金银视为独一的财富的直接证据，但是他们对财富的界定很明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以为货币、现金、金银、土地消费物、工业制废品、舰队和海军力气，以至各种学问、技艺等都是财富。且由于当时商业资本的主导位置，商品交流和流通十分生动，货币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货币自但是然成为当时财富的普通代表。同时，重商主义者对货币的来源和性质掌握不清，不了解货币其实是商品消费和商品流通的产物，金银最初是以普通商品的资历去参与交流的，只不外后来仰仗其作为贵金属的特性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商品的信物，成为“想得到任何商品的货栈”（黑尔斯，2009：120）。于是，重商主义者也混杂了金银与货币，将金银视作货币的独一代表。并不能说重商主义者对财富的认识是错误的，但确是粗浅的、不科学的，由于他们对财富的认识仍停留在各种具象化的事物上，短少一定的笼统与普通化。他们不只不了解“金银自然不是货币，但货币自然是金银”（马克思、恩格斯，1995：145），而且也没有深化认识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方式如何,运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2009b：49），因而并没有延伸到价值理论，更不用说劳动价值论这一层次。总之，重商主义者将货币看作财富的普通代表，且由于混杂了金银与货币，将金银视作货币的独一形态，其富国裕民的愿望一步步转变为对金银、现金的狂热。同时关于如何获取并保存金银，重商主义者将眼光局限于金银自身以及开采金银矿、展开对外贸易等细致活动。早、晚期重商主义者都强调在对外贸易中少置办、以至不买外国商品，以避免金银外流，而招致别国富有、本国贫穷的困境。晚期重商主义者提出了贸易差额概念，以为对外贸易中的出超部分在无法用货物弥补的状况下只能以现金的方式流入本国，固然不再强调绝对意义上的少买或者不买外国商品，但将贸易顺差视作对外贸易的独一追求，就相当于将对外贸易看作一场零和游戏。由于在一场对外贸易中，一方为顺差，另一方一定是逆差。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使重商主义者以为一国所失就是一国所得。为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限制输入、鼓舞输出的准绳下实行维护性关税、展开本国制造业和航运业、与别国签署通商条约、以至不惜发起战争以维护本国商业利益。除了经济意义上极力追求贸易顺差以完成国度富有，重商主义者的目的还有对国度强权的追求，因而使重商主义者愈加痴迷于相对的、此消彼长的权益游戏，“一国所失即一国所得”成为重商主义者的信条。早、晚期重商主义者的主张与倾向表示了他们一向采用一种静止的观念看待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资源，特别是金银，以及以一种对立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潜移默化为一种狭隘的零和博弈观。 经济民族主义的认识形态以及朴素的财富观和狭隘的零和博弈观共同构成了重商主义的肉体内涵，总体而言，重商主义是一种自利的，以至是一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时期的“各国像败家子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狐疑注视着自己的邻居。他们运用一切伎俩尽可能多地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使这些侥幸赚来的钱好好地坚持在关税线以内。假如完整彻底地实行这个准绳，那就会葬送商业。因而，人们便开端逾越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认识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会不时增殖。于是，人们变得比较友善了，人们开端把自己的杜卡特当作诱鸟放进来，以便把他人的杜卡特一并引回来，并且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需能以更高的价钱把它卖给乙就行了。重商主义体系就树立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2009a：56）。固然当时各国开端缔结友好的通商条约，不再执迷每一项贸易中的顺差，而是着眼于总体贸易的均衡，但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其贪婪和自私的实质并没有改动。不外重商主义这种倾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理想合理性。重商主义时期的时期特征在经济上主要表示为消费力欠兴隆，商业资本占主导位置，对外贸易等商品流通是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在政治上表示为诸多新兴民族国度树立起来，国际竞争猛烈。在这种状况下，每个民族国度最迫切的愿望便是确保本国在猛烈的国际斗争中不被撕裂成碎片，坚持本国的保险与独立。为达成这一愿望，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在对外贸易中增强自身实力。因而，一国愈加关注的是对外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致使有重商主义者宣称，“只需我们的财富比邻国多，我不介意我们只具有我们现存财富的五分之一”（Coke，1994）。经济或权益蛋糕的错误等划分带来了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不可避免的各国实力对比的零和又招致了各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对立。赫克歇尔也曾在其两卷本的《重商主义》中，将重商主义概括为一个经过削弱其他国度而不是增强本国来稳定一国位置的以邻为壑的权益体系（Heckscher，1994：22）。 五、结论与启示 在各国之间贸易战频发，一国动辄就被别国贴上“重商主义”标签的形势下，重商主义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的主要工作就是经过对“重商主义”这一历史标签及其含义的演化状况、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何以产生以及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的三层次剖析，对“重商主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中止讨论。作为古典经济学体系之前的一种涣散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共同预设前提、逻辑紧密的理论体系。它盛行于对外贸易生动、国际竞争猛烈的新兴民族国度兴起时期，旨在处置民族国度在长大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如何积聚金银的问题。迎合国度理想需求、追求国度富强是重商主义在剖析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倡议时的第一立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也因而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以往学者无论将重商主义定义为贸易维护、进口替代、战略性贸易政策还是经济民族主义，都无法涵盖其全部内容。从经济思想史的视域看，重商主义的理论内涵具有普遍性、容纳性以及层次性的特性，充沛反映在重商主义者的认识形态、经济剖析中的概念选择与表白以及政策倡议的取舍当中。总体而言，重商主义是一种基于朴素的财富观与狭隘的零和博弈观，自利的、以至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它实践上在如何完成国度富强与积聚金银的主题下讨论了财富的性质与源泉这一经济学问题；它倡导重金、重商与重工等准绳，提出了稳定币值与汇兑率、实施本国制造品进口替代与维护性关税等细致主张。 固然重商主义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日渐式微，但是其许多主张在当下仍被很多国度普遍运用。能够说，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中在理论意义上生命力最为顽强，而理论上却被低估的经济思想。因而，正确解读重商主义，提示重商主义的真实面目，关于经济思想史学科树立以及积极、冷静应对贸易纠葛等理想应用都是十分必要的。重商主义距今时间久远，如何解读与评价这种过去的经济思想十分艰难，其研讨措施以及评判规范难以拿捏。总体来讲，在处置重商主义时要避免堕入辉格史观，根绝以现有理论体系，特别是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参考系来解读与评价它。固然基于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辉格史措施的确为了解重商主义提供了视角，也有利于回答“经济学理论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但是却疏忽了特定时期的细致情境对经济思想的塑造作用。因而，要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肯定特定时期的物质理论对思想和时期肉体的决议性作用及经济思想对社会经济理论的反作用，不只需从当时宏观的经济展开状况，也要从细致的阶级利害关系中认识重商主义，精确掌握重商主义的肉体内涵与认识形态。除此之外，还要学会笼统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盛行的阶级动机，客观看待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在经济学概念、经济理论剖析与经济政策适用性方面的灵感与贡献，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细致来讲，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庞大、逆全球化思想涌动、维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的趋向下，我国更应该正确看待重商主义，自创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中的理想适用性部分。重商主义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虽饱受经济自由主义的诟病，但其对国度经济保险和国民福利的注重在现代民族国度作为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的当下依旧具有自创意义。特别是在一些关乎社稷民生与民族未来的战略性关键范畴，好比粮食、能源、矿产以及金融行业，国度经济保险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底线，而保障国度经济保险也是重商主义的应有之义。我国中止离岸粮食与能源投资是出于确保粮食保险、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险的目的；持有大范围外汇贮藏主要是为坚持本国货币稳定与金融保险的自我保险或预防性动机，而非一种经过坚持实践低汇率来促进本国外向型经济展开的竞争性囤积。并且，将重商主义道路简单了解为一种贸易维护或政府干预政策是名义的、粗浅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各西欧民族国度采取一系列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经过积聚金银货币以完成国度的富有与强大，从而在此基础上增加国度实力，追求世界霸权。正由于如此，重商主义的国度经济展开战略与思想在实质上是狭隘的、零和的以及竞争的，是在世界资源总量不变的静态假定下，一方面维护本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实施一系列以邻为壑的政策，以至不惜发起战争。中国一直坚持走战争展开道路，注重与各国的协作与共赢，中国道路并不是重商主义。相反，那些责备中国重走重商主义老路的兴隆国度，特别是美国，近些年不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战略要挟。2017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国度保险战略讲演》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又经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请求美国政府采取与中国中止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在此企图下，美国频频以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往常这种抵触曾经蔓延到高科技与金融范畴。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多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华为、中兴以及字节跳动等中国企业实行设备禁令，2021年11月9日，美国白宫又宣布延长中国企业的对美投资禁令。能够说，美国一方面责备中国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自己却又大行重商主义之道，其真实企图其实是遏制中国的经济展开，障碍中国的追逐进程，维持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次序和其霸权位置。美国等兴隆国度才是重商主义道路一向的推崇者和最忠实的理论者。 因而，在正确了解重商主义的基础上，面对别国对我国的各种“重商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责备，应坚持一定的战略定力，冷静剖析这种责备和乱贴标签行径背地的真实企图。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自创或依循经济民族主义中注重国度利益的成分是契合理想需求的、是合理的，但是也要避免堕入重商主义者的狭隘的、以邻为壑的零和博弈观，要正确了解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不能由于相对收益较少，就承认绝对收益的存在，要分明认识到即便一场积极的游戏也会有零和的一面。我国应当坚持以战争协作、开放容纳、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中心的丝路肉体来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气。 参考文献： 布劳格，马克，2009，《经济理论的回想》，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达维南特，查尔斯，1995，《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朱泱、胡企林译，商务印书馆。 黑尔斯，约翰，2009，《略论英国政策》，载伊丽莎白·拉蒙德主编《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 黄阳华，2020，《重商主义及其当代意义》，《学习与探求》第4期。 贾根良，2021，《论增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讨》，《经济思想史学刊》第2期。 贾根良、严鹏，2016，《重商主义与英印“大分流”——被古典经济学窜改的全球史》，《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贾根良、张志，2016，《重商主义经济学反动:意义、贡献与理想价值》，《教学与研讨》第11期。 贾根良、张志，2017，《重商与重农:孰是孰非——基于国度富强视角的比较》，《经济学家》第2期。 蒋自强等，2003，《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 赖纳特，埃里克·S.、阿诺·曼·达斯特，2007，《替代性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论以非物质和消费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载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富国论——演化展开经济学论文选》，贾根良、王中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201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 李新宽，2009，《重商主义概念辨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卢森贝，1959，《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李侠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鲁友章，1964，《重商主义》，商务印书馆。 罗德里克，丹尼，2013，《新重商主义的应战》，《南风窗》第3期。 罗尔，埃里克，1981，《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9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9d，《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9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梅俊杰，2012，《论科尔贝及其重商主义理论》，《社会科学》第12期。 梅俊杰，2017，《重商主义真相探解》，《社会科学》第7期。 孟，托马斯，2017a，《贸易论》，载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达德利·诺思《贸易论（三种）》，顾为群等译，商务印书馆。 孟，托马斯，2017b，《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商务印书馆。 乔洪武，1998，《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研讨》，《经济评论》第2期。 塞拉，安东尼奥，2017，《略论能够使无矿之国金银富余的成因》，载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 斯密，亚当，2009，《国民财富的性质和缘由的研讨》（下），郭鼎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斯莫拉，2016，《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维贝尔，马克斯，1981，《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巫宝三，1982，《论经济思想史的研讨对象、措施和意义——经济思想史研讨的回想和前景》，载巫宝三、陈振文等《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巫宝三，1990，《中国经济思想史研讨瞻望》，《经济研讨》第4期。 伍山林，2021，《如何认识经济思想的“谱系”——以英国重商主义为例》，《经济思想史学刊》第3期。 熊彼特，约瑟夫，2009，《经济剖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姚开建，2011，《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赵修义，1999，《关于经济哲学的笔谈·经济学和哲学的内在联络》，《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Aizenman,Joshua,and Jaewoo Lee. 2007.“International Reserves：Precautionary Versus Mercantilist Views,Theory and Evidence.” Open Economies Review 18(2):191-214. Aizenman,Joshua,and Jaewoo Lee. 2008.“Financial Versus Monetary Mercantilism：Long-run View of the Large International Reserves Hoarding.” The World Economy 31(5):593-611. Bonatti,Luigi,and Andrea Fracasso. 2013.“Hoarding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s in China：Mercantilism,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US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2(2):1044-1078. Chu,C.Y.Cyrus,and Po-Ching Lee. 2020. “E-commerce Mercantilism-Practices and Cau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Policy 19(1):51-66. Coke，Roger. 1994. Treatise III：England’s Improvement. quoted from 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New York：Routledge. Coleman,D.C. 1957.“Eli Heckscher and the Idea of Mercantilism.”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1):3-25. Cunningham,William. 1903.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Roover,Raymond. 1955.“Scholastic Economics：Survival and Lasting Influence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Adam Smi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2):161-190. Heaton,Herbert. 1937.“Heckscher on Mercanti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5(3):370-393. Heckscher,Eli F. 1936.“Revis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Mercantilism.”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1):44-54. Heckscher,Eli F. 1994. Mercantilism . New York：Routledge. Herlitz,Lars. 1964.“The Concept of Mercantilism.”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2(2):101-120. Judges,A.V. 1939.“The Idea of a Mercantile Stat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1:41-69. Magnusson,Lars. 1994. 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Magnusson,Lars.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antilism. London：Routledge. McMichael,Philip. 2013.“Land Grabbing as Security Mercanti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izations 10(1):47-64. （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年第2期） 引荐阅读 【理论探求】蔡华杰：技术选择的逻辑：以蒸汽机崛起为例 【理论探求】丰子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价值 【理论探求】赵敏：租金、平台企业利润与垄断问题研讨——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 【理论探求】宋德孝：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辨证理性、理论理性及价值理性 【理论探求】丁晓钦：坚持和增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指导 (编辑：林盼 孙志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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