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运动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改造运动，它不只有力推进了新史学的确立和展开，以至塑造了整个20世纪的史学容颜。当代著名史家彼得·伯克的著作《法国史学反动：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以该学派四代学人的继替为线索，呈现了年鉴学派不同阶段的特性和趋向。较之第一版，新版续写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头十余年中年鉴学派的新动态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对相关研讨范畴的重要影响。该书是读者了解法国年鉴学派展开脉络、重要理论和关键概念的绝佳指南，自2016年上市以来遭到普遍好评，应读者请求，现已重印补货。
作者简介：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历史学家，当代著名新文化史家。曾执教苏塞克斯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及伊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研讨员。研讨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著作宏富，包含《图像证史》《言语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言语和共同体》《历史写作的新视野》《20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什么是文化史》《文化史的景色》《意大利文艺复兴》等数十种，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 译者简介：刘永华，麦吉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研讨。出版专著《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改造与社会转型》（英文版，2013年；中文版，2019年）、《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2020年），评论集《时间与主义》（2018年），并主编、翻译论著数种。 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新史学（ la nouvelle histoire ）——有时人们这么称谓它——至少像新烹饪（ la nouvelle cuisine ）那么出名遐迩，那么有法国味，那么聚讼纷纭。这个新史学的诸多著作，均出自与一份杂志颇有渊源的一个共同群体之手。这份杂志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兴办于1929年；历经四次改名之后，目前的刊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圈外人为强调他们的共同之处，普通称这一群体为“年鉴学派”。 圈内人却常常——固然不是总是——矢口承认存在这么一个学派，以此强调这一群体内部的个人路数。在1985年斯图加特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协会的一场讨论中，我记得听到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马克·费罗激烈承认存在这么一个学派。与此同时，他重复运用“ nous ”（新）这一字眼。要是说“学派”一语（和年鉴“范式”或“肉体”一样）给人以引人困惑的正统印象，两个圈内人罗杰·夏蒂埃和雅克·雷维尔提出的“星系”（ nébuleuse ）一词或许更为恰当。同样，年鉴“网络”“运动”甚或扩展式“家庭”等说法也是有辅佐的。
年鉴学派的来源地——斯特拉斯堡大学 数十年以来，居于这一网络中心位置的，显然包含了两位创建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指定的继承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加上查尔斯·莫拉泽，此人名气不大，但生动在幕后，特别是在第六部的创建中；年轻一辈的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马克·费罗和莫里斯·艾马德等史学家；更为年轻的罗杰·夏蒂埃、雅克·雷维尔、安德烈·比埃尔吉尔、让克劳德·施密特、吕塞特·瓦朗西、贝尔纳·勒帕蒂和安托万·利尔蒂。靠近中心的还有阿兰·布罗、皮埃尔·肖努、乔治·杜比、阿尔方斯·迪普隆、阿勒特·法杰、弗朗索瓦·费雷、皮埃尔·古贝尔、克里斯蒂安·卡拉皮斯、莫里斯·隆巴德和莫娜·奥祖夫。 恩斯特·拉布鲁斯就更难定位了。他在第二代中表演着中心角色，但同时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所属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无法让他免于法国共产党员的攻击。同样，由于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尔·伏维尔投身马克思主义活动，他们被置于中心圈之外。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处于边沿的，还有研讨法国大反动的乔治·勒费弗尔；在学院工作的两位意大利人阿尔伯托·特能提和卢杰洛·洛马诺；以及自身定位为业余史学家的菲利普·阿里埃斯。或许还应算上让·德吕莫、阿兰·科班和罗伯特·米舍姆布莱——三人跟随年鉴作风或肉体，但身处网络之外。博学的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激进史学家罗兰·莫斯涅处于边沿甚或边沿之外。他们之所以在本书稍稍露脸，是由于他们的史学兴味与年鉴派颇有契合之处。
年鉴学派创建人之一—— 吕西安·费弗尔
年鉴学派创建人之一—— 马克·布洛赫 当初兴办这份迄今已超越八十年的刊物，是为了推进新式史学，至今它仍在鼓吹改造。《年鉴》背地的主导理念也答应扼要归结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剖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情叙说。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的，与天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言语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中止协作。正如费弗尔以其富有个性的祈使语气指出的，“历史学家，必须是天文学家，也必须是法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总是劝诫要“突破自我封锁的局面”，与狭隘的专业化作战。同样，布罗代尔《地中海》之所以以那种方式撰写，其目的在于“证明历史学所能做的，并不只仅是研讨筑有围墙的花园而已”。 本书的目的是描画、剖析和评价这一网络的成就。圈外人常常以为，这是个一体化的群体，具有统一的史学理论：在措施上推崇计量，在推论中习用决谈论，对政治与事情充溢敌意，或充其量是毫无兴味。这种呆板印象，岂但忽视这一群体不同成员之间的分歧，也忽视了它随着时间推移发作的变动。因而，“年鉴 运动”这个说法或许更得要领。
这一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这是小范围的、激进的、推翻性的运动，对传统史、政治史和事情史发起游击战。二战后，造反者控制了史学权益机构。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它更像是个“学派”，由于此期具有与众不同的概念（特别是“结构”和“局势”）和与众不同的措施（特别是长时段变更的“系列史”），这是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导的一个时期。 这一运动史上的第三阶段发端于1968年前后。其特征是碎片化（ émiettement ）。至此，这一运动的影响气势如此浩荡，致使它一度具备的许多共同性已不复存在，在法国尤为如此。只是在国外的敬慕者和国内的批判者看来，它还是个统一的“学派”。这些批判者三言两语地责怪这个群体低估了政治和事情史的重要性，固然好比说，马克·费罗撰写了一战和俄国反动的论著。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端，这一群体的若干成员从社会经济史转移到社会文化史，而另一些人则重新发现了政治史乃至叙事。1989年前后起，这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转向新方向，好比回归社会史，或是尝试撰写更具深思颜色的历史。
因而，年鉴派的历史，可诠释为四代学人继替的过程。它也显现出常见的周期过程：今日的造反者转变为明日的当权派，并转而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更为少见的是这一运动的长盛不衰。这不只由于巴黎的高等理论学院（尔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讨院）提供了体制性基地，其首领人物坚持开放心态——固然他们不鼓舞异议，但通常能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也是个中的部分缘由。 就杂志而言，连续性特别显而易见：从1930年至1988年，在巴黎一所学院讲授历史的保罗·勒里奥，担任编辑部委员会秘书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在杂志的早期岁月，他还频频为杂志撰稿。若干基本关注点持续至今。的确，这份杂志及相关史家，提供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一无所获的互动的最为耐久的一个例证。我决议撰写本书，正是基于这一理由。
第二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 这个对年鉴运动的简短调查，力图逾越几个文化边疆。它试图面向英语世界解释法国的东西，面向后代解释20世纪20年代，面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天文学家等解释史家不时变动的研讨理论。这个调查自身采用历史的组织方式，并试图分离编年的格式与主题的格式。 不论是本书还是在历史写作的其他场所，这种分离面临的问题在于所谓的“非同时性中的同时性”。举例说，固然布罗代尔即便到了漫长终身的暮年，对新思想依然出奇地开放，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端谋划《地中海》，到20世纪80年代编撰讨论法国的论著，他从未基本改动看待历史的方式，也的确从未基本改动撰写历史的方式。因而，拘泥于年代次第是毫无必要的。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讨院 本书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研讨。它并不奢望成为研讨年鉴运动的权威学术论著，我希望21世纪会有人来做这份工作。这样一种研讨工作必须发掘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无法获取的资料。它的作者不只需求具备历史编撰史的专业学问，而且需求具备20世纪法国史的专业学问。 我想写的东西，是更富个人颜色的专论。我有时自称是年鉴的“同路人”，也就是说，（像许许多多其他外国历史学家一样）受这一运动启示的一个局外人。近五十年来，我紧追它的命运。固然如此，剑桥与巴黎之间的距离，还是远到足以撰文批判和祝贺年鉴派的成就。
彼得 ·伯克 固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接下来的部分基本上不谈判到运动的这一侧面——好比说，索邦与高等研讨院（为了方便起见，这里运用这个简称）之间的敌意，或是为控制职位和课程发作的争权夺利现象。我也多少带着遗憾，抵御了撰写年鉴学人民族志——他们的祖先、联姻、派系、包庇—被包庇网络、生活方式、心态等等——的诱惑。 本书讨论杂志自身的篇幅也不大，这一点就更容易惹起争议了。在《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早年岁月，许多文本都由费弗尔和布洛赫亲身操刀（1929—1848年的3876篇文章中，他们撰写了1800篇），而往常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具有更大的撰稿团队，包含职业行政人员。在85年的时间里，杂志每两月推出一期。这份期刊的封面是灰色、蓝色，最后是亮白色。杂志每推出一期，关于来自法国国内外的史学家，特别是年轻史学家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情。给人深化印象的，不只是杂志发表的高质量专题论文，还有评论文章，未来的集体研讨项目，以及讨论新颖专题的专号，好比说布洛赫曾发表重要的水车研讨的技术史专号（1935）。作为新潮流的指示器，杂志刊载的文章，出于显而易见的缘由，比常常由同一作者撰写的相同专题的专著更早问世。 固然如此，在本书中，我决议集中关注这一群体的成员们编撰的主要专著，并试图评价它们在历史编撰史上的重要性。说来悖谬，我们是经过专著而不是论文，来讨论这一以杂志为纽带发起的运动的。但是，从久远的角度看，特别是在国外，正是一系列鹤立鸡群的专著，（对专业人士及普通大众）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在讨论这一运动时，人们常常将它同等于三四个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的成就固然是蔚为大观，但好像许多学术运动那样，年鉴运动也是集体的事业，许许多多的个体都曾为这一事业做过有意义的贡献。这一点在第三代表示得最为明显，但在布罗代尔时期（在一切人中，他在学术上特别倚重恩斯特·拉布鲁斯的支持，在管理上则倚重克莱门斯·赫勒的辅佐）甚或是创建者时期已然如此。两位创建人应该感激同事和保罗·勒里奥和露西·瓦尔加等助手的辅佐。早在1936年，团队作业便已是吕西安·费弗尔的幻想了。战后，幻想成真。法国史协作研讨计划，包含了社会结构史、农业消费史、18世纪书籍史、教育史、住宅史和以电脑为基础的19世纪征兵的研讨。 在讨论四代人的篇章之后，本书最后一部分将讨论对年鉴派的回应——包含追捧或批判，讲述它被世界不同地域和不同窗科接纳的过程，并试图将它放置于历史编撰史上中止定位。本书相当单薄，但我的目的是让读者将这一运动视为一个整体。 文摘为《法国史学反动：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导论部分，英文版发表于2015年。 北大博雅好书 博识雅行 学知天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微信号：boya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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