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和陈达是怎样论争的

潘光旦和陈达是怎样论争的

文/谢志浩

潘光旦先生清华大学的老伙计——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过“照着讲”和“接着讲”。梳理中国哲学史，最适合的态度是原原本本地“照着讲”，孔子怎样讲，孟子怎样讲，董仲舒怎样讲，朱熹怎样讲，王阳明怎样讲，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在冯友兰先生看来，“照着讲”属于第一层次，没有神游冥想，没有与立说之古人相同的境地，“照着讲”也不容易抵达。即便做到了“照着讲”，只是“守先”，要想“待后”，在“照着讲”的基础上，就应该对所在的时期有一个深化的体认，有所发明，有所推进，这样才干达致第二层次——“接着讲”。

冯友兰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潘光旦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图书馆馆长，深切了解梅贻琦校长并襄助治校的得力干部，潘光旦与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先生一同被清华校史学者黄延复先生视为“清华四哲”，绝非虚语，四位先生对清华学派之展开壮大，功不可没。

1988年，王瑶在朱自清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初次提出清华学派的概念，并谈及清华中文系在朱自清先生指导之下，既注重宏观，也注重微观，既视野开阔，又立论严谨。王瑶激情洋溢的讲话，惹起庞大的震动，在座的清华中文系徐葆耕，更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讲到清华学派，经常与北大相提并论，清华重剖析，北大重归结，清华重理论，北大重历史。所举的例子，多以陈寅恪和冯友兰所在的文史哲系为限。从文史哲的角度，中止解读，未尝不可，至少对了解北大、清华两校不同的学术作风，还是有益处的。

不以文史哲为限，从更宽广的角度，了解清华学派，或许会更有益处，由于，北大是一个整体，清华也是一个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单独把文史哲三系拿出来中止比较，只是一个开端，而不是终了，梳理北大和清华校史并中止整体的观照，还是很有必要的。

既然曾经构成了学派，那么肯定有起承转合，有源起，有流变，这就需求一定的时间沉淀。就清华来说，国学研讨院成立之前，清华学派就曾经有了萌芽，切莫把当时的清华仅仅当作初中四年、高中四年的普通中学。还是在国学研讨院之前，梁任公就喜欢栖息水木清华。任公在清华既不只仅是寻觅喧嚣之所，也不只仅是三位清华学生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的家长，梁任公觉有情，满满的都是爱，对留美准备部放洋同窗寄望甚殷 ，以君子之德相许，希冀诸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担当学术独立的历史重担。潘光旦、顾毓琇、张荫麟诸生的长大，无不浸润着梁任公的心血。这是清华学派的萌芽期。不要小看了萌芽期，“小”，容易被疏忽，一粒种子，破土而出，内蕴一股力气，遇有适合的温度和湿度，就会健壮长大。

1925年清华国学研讨院正式成立，延聘梁任公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担任导师，清华学派的历史，正是从这里起步，而不是朱自清所在的中国文学系。当然，国学研讨院终了之后，陈寅恪在中文系开课，又有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王力诸位学人的努力，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学派中也有一定的贡献，但，不宜高估。再说了那时的系主任，要为同仁效劳，并不是什么指导。再说了，虽经新文化的洗礼，朱自清作为散文家，闻一多作为诗人，与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三位先生成为同事，没有任何学术优势可言。闻一多先生1932年回到水木清华，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很快就完成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蜕变。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文学系，不时处境尴尬。开设的课程，历来都是学术工作量最轻的。这一点，连外国文学系的学生赵俪生，都看的很分明。只不外，王瑶曾经师从朱自清，爱师心切。闻一多先生对清华学派的贡献，不容小觑。

不错，清华中国文学系的先生参与了清华学派的创建，但，其它学系的先生也在汗流浃背，勤劳劳作。国学研讨院创院主任——外文系的吴宓先生，以及吴先生的同事——钱稻孙、温德、叶公超，历史系的蒋廷黻、雷海宗、张荫麟，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都在为清华学派的健壮长大出力。

至于其它学院的先生，像陈岱孙、张奚若、萧公权、王化成所在的法学院，似乎被摒弃在清华学派之外，这是不应该的。萧公权先生是1948年中央研讨院院士，陈岱孙先生当年也是院士候选人。张奚若先生的“骨头”，比那位鲁迅先生要硬多了。只是，张奚若先生所在的政治学科，略显冷落而已。

总而言之，讲清华学派的书，所谈不外文史哲三系的先生，不愿涉足清华法学院。其实，清华文学院，当年并不是只需文史哲三系，还有一个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梳理清华校史就会发现，“清华学派”这棵大树，有三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不能忽视，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学派中的贡献，学界多有谈及，梁任公在国学研讨院的贡献，学界是认可的。“清华学派”，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则被彻底遗忘了，这就是潘光旦先生。r> 潘光旦先生之所以被遗忘，也不是偶尔的。听到潘光旦先生是一位社会学家，有人就说了，“清华学派”主要是文史哲学者分内之事，没有社会学家什么事。这像话吗？

清华曾经盛传一句话，清华是清华人的清华，意在阐明，清华在人才引进方面兼容并包，但，清华大学还是待见学成回国的留美准备部放洋同窗，清华校友回到水木清华，成为清华的中间力气，这是不争的事实。金岳霖、吴宓、叶企孙、陈岱孙、萧公权、闻一多、雷海宗、萨本栋、顾毓琇、施嘉炀、汤佩松、周培源、张荫麟，皆为清华校友，水木清华留下了少年时期的回想。教授治校之所以在清华取得相当的胜利，除了充足的经费，和一位懂得抑止的君子——梅贻琦校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有一批清华校友做“基干民兵”，无妨说，清华的教授治校，很大水平上也是校友治校。当然，清华并不是由校友来操纵，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主任朱自清，都出身于北大。清华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出身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是全体清华人的清华，意味着清华学派树立的过程中，大家都出了力，撸起袖子，甩开膀子。

当代学界，有一个方面很有意义，那就是割裂的很凶猛。有些学人连本学科、本专业的著作都懒得看，更没有时间和兴味中止普遍了人文阅读了。这样一来，有意无意间，一些学科和学人，就遮盖了。社会学就是这样的学科，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就是这样的学人。

潘光旦先生所在的社会学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序列都在清华文学院。谈论清华学派时，除非对社会学史中止梳理，否则，很难把潘光旦先生与老同窗闻一多放在一同谈，即便放在一同，也是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潘光旦与闻一多一同战役的情形。

潘光旦先生，1926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之后，与老同窗闻一多一样，并没有直接回到水木清华，而是有过一段流浪的学术生活。最后，落叶归根，才回到清华。

1926年——1934年八年间，潘光旦不时在上海。上海是潘光旦的老家，1899年出生在在宝山县罗店镇，潘光旦在这里开蒙，上小学，不时到十四岁入读清华，才分开家乡。潘光旦入读清华之前十年左右，上海左近地域普通读书人家很不愿意把子弟送入洋学堂。辛亥反动之后，社会习尚发作了急剧的变更，这种态度曾经起了基本改动，由“不屑”到“追求”，潘光旦入读清华，就是谨遵父命。1912年潘光旦的父亲从北京往家写信，命“两等小学”毕业的潘光旦应1913年清华入学试。当然，这与潘老先生有京师大学堂的履历不无关联。

1926年，九年清华、四年美国的读书生活终了之后，思家心切的潘光旦选择回到上海工作，潘光旦从上海码头下船时，兜里只需一块钱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爱书人。潘氏在美国求学时，随身携带大量中国古籍，废寝忘食，嗜书如命，见到好书就买。潘光旦回到家乡，上海已今非昔比，成为远东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教育文化兴隆，报馆书局林立，潘氏先后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法科、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教课或兼课。也曾在《时势新报·学灯》担任编辑，此间，还参与了新月的活动，固然作品很少，但贡献不小。

1934年，陈达先生在《清华周刊》引见清华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现状时，有一小节引见新聘教授：自本年秋季起，本系拟聘潘光旦先生为教授。潘先生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上海《华年周刊》及《中国评论报》编辑。学识广博，阅历丰厚。著作甚多，如《中国度庭问题》、《自然选择与中华民族性》、《人文生物学史》等。（《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349页）还引见了潘光旦先生将要开设《社会思想史》、《家庭问题》、《优生学》三门课程。

1934年9月1日，潘光旦分开了上海，前往文化古城北平，回到水木清华任教。回到母校，心情为之一振，载欣载奔，欣喜平生。走在清华园，举目望去，好多熟习的面孔，萨本栋、黄子卿、雷海宗、闻一多皆为1922年留美准备部一同放洋同船赴美的同窗。萨本栋和黄子卿在理学院，萨本栋在物理系，黄子卿在化学系；雷海宗和闻一多与潘光旦都在文学院，雷海宗在历史系，闻一多在中国文学系。

提到闻一多，那就更亲了，连名字都来自潘光旦的点子。闻一多原名“闻多”，潘光旦觉得这名字不大通畅，倡议中间加个“一”字，变成闻一多了。水木清华，老同窗相互砥砺，闻一多由于诗人成为学者，至于潘光旦，也不大接触文学上的事了，开端谋划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文章。

潘光旦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也倍感亲切，总共四位教授，除了俄国贵族史禄国，其他三位都是留美准备部放洋前后级同窗。系主任陈达是学长，1916年放洋，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清华社会学的开创者；吴景超则是1923年与吴文藻一同放洋的学弟，芝加哥大学博士，学成回国，曾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31年回到清华。1935年费孝通的教员史禄国分开清华，社会学及人类学改称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系，真称得上——清华是清华人的清华。

《不愧是真正的清华人》提到，清华社会学系成果最佳，还说到清华社会学系之所以胜利，与陈达、吴景超、潘光旦三位教授是清华校友不无关联，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没有提及。可贵者，陈达、吴景超、潘光旦三位先生都具有学术勇气，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中，无所不言，无所不思，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更可贵者，陈达和潘光旦具有开阔的学术胸襟，雍容大度的学人风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梁任公在1923年初在天津饮冰室会晤来访清华同窗时，不只提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单，而且对美国的学术作风有深化的思索。任公希望清华诸生，要有一点文化自信，不要处处迷信美国，吸取美国大学优秀的传统，摒弃美国大学的弊病。

任公不愧是任公，就是站得高，看的远：美国所犯缺陷最大，所以影响到一切。她的教育过于机械的，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规范。只需够用便不用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肤浅异常，没有丝毫深化的功夫。

这种实力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沦沦的缺陷，但是只做一部分的人，难免孤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串融洽，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清华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399页）高王凌先生的说法是——洋片汤。

留美准备学校的定位，这种身份先天决议了清华所受美国的影响，必定既深且远。老清华设立工学院，并且不遗余力、开足马力展开工科，固然与外忧内患的时期所激起的家国情怀有关，某种水平上，还与受了一些美国适用传统的影响分不开。

细致到清华社会学系，也存在这种情形。清华社会学的定位，不能说不明晰，但，并不一向，前后有一个很大的变更。潘光旦先生1934年来到社会学系时，社会学系属于文学院，当时清华文学院设置四系——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及人类学系。

不把社会学归入清华学派之内，与学界对清华校史了解不够有关。也与社会学系的学科定位有关，往常的学术幅员，社会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组成社会科学的主体。文史哲则属于人文学科。少数知悉清华内情的学者，也不愿意多管闲事，总觉得把社会学归入“清华学派”，就有些不够地道了。再说了，文史哲三系流淌中国文化的体温，先天具有“学术独立”的潜质，至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属于舶来品，西学东渐的产物。

既然中国以前没有社会科学，那么，从学术落后的中国来到学术兴隆的欧美国度，虚心向人家学习，取得真经好了。学致使用嘛！但，回到中国，发现社会科学的四科，并不好用，使了半天劲，也是事半功倍。

费孝通说自己的恩师吴文藻初次登台，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摒弃英语而用中文，某种水平上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可见“取经人”回到故国之后，何其纠结！

费孝通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复员之后来到清华园，与陈达、潘光旦、吴景超先生成为同事。费孝通和他的教员吴文藻所做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被称为“社区研讨”。费孝通乃新中国社会学一位地标式的人物，被塑构成“学术正确”的代表，所以，吴文藻和费孝通的贡献，有被抬高之嫌。其实，直到往常，有些人听到“社区研讨”，至少从名词上，还是不够中国化。

潘光旦的两位清华老伙计——陈达和吴景超与吴文藻、费孝通一样，不时在做着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只不外没有培育出一位像费孝通这么有名望的学生，致使于湮没无闻了。名师出高徒，不如“高徒知名师”可信。

陈达先生是有着问题认识的社会学家，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华裔问题都是陈达先生锲而不舍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从社会学系1936——1937年学程表，就可窥一斑。这张学程表，陈达先生除了讲授社会学原理，还开设《人口问题》、《现代社会运动》、《社会立法》，《中国劳工问题》，本年度暂不开班。

1935年，吴景超先生曾经终了第一期学术黄金期，分开清华园前往行政院工作。吴景超走后，中国社会学领军人陶孟和先生的主干——李景汉，此时来到清华社会学系，担任《社会研讨法入门》和《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课程。李景汉先生的高级社会调查，想必以《定县社会概略调查》为底本吧。杨堃当时是讲师，主讲《普通人类学》。

有意义的是，历史天文学家谭其骧先生，当年在清华社会学系兼课，讲授《近代中国社会研讨》，主要引见明清两代中央志纂修的成败得失。谭其骧的学术取向，与潘光旦先生有交集，加以潘先生诲人不倦的风范，谭其骧很受启示，写出汉民族迁移历史的论文。邓锐龄先生回想，六十年代初，谭其骧从上海来京，登门访问潘光旦先生，先生很高兴。从这一个例子，就能够窥见潘光旦先生成人之美的德行。

当年，潘光旦先生开设的课程有《家庭演化》、《优生学》、《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史》，每门都是一周三小时。《儒家之社会思想》本年度暂不开班。

陈达先生将潘光旦引进到清华，可谓知遇之恩。但是，潘光旦所了解的社会学与陈达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两位秉持的大学理念，正好相反，陈达先生主张培育专才，潘光旦则主张通才。

陈达与潘光旦要是穿越到当代学界，怕是就不好相处了。理由是明摆着的：吃我的饭，绝对不能砸我的锅。既然我请你来的，就不能唱对台戏，跟我对着干，否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有意义的是，潘光旦把清华社会学系当做一个擂台，不时与陈达中止争锋，痛陈清华社会学系之弊，谆谆劝诫诸位学友，即便做不成通才，也千万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专才，陈达先生则中止回击，将自己的理念贯彻一直。这场旷日耐久的争论，不时到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为止，谁也没有压服谁，两人各行其是。

更有意义的是，潘光旦与陈达是一辈子的好朋友，视陈达为兄长。潘光旦与陈达之间有意义的关系，在当今学界，怕是比较稀罕。两位老辈倒是视而不见，为谬误而争，也不影响私交。依照费孝通的说法，陈达和潘光旦两位先生，都懂得一个“己”，明了两人之间的分寸，历来不由于争论伤了和气。两位都是真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则反是，同而不和。

邓锐龄先生回想，潘先生一次慨叹地说：我们的文章发表以后，很难听到读者的意见，从而不知是对是错，这就真的不如梨园一行，他们唱戏一出场，唱做念打，一举手，一抬足，观众马上有反响，或叫“好”或叫“倒好”。（邓锐龄：《回想潘仲昂先生之二》，《中和位育》第293页）

潘先生这番话是在六十年代初说的，当时，曾经失去了正常的学术批判，要么文章发表之后，大名鼎鼎，只当没看到；要么隐恶扬善，上纲上线，恨不得给作者戴上几顶大帽子。潘先生之所以跟邓锐龄“慨叹”，老夫子有着极深的寄予，只不外，潘先生理性和理性搭配的十分均衡，能否听出言外之意，全靠悟性了。

清华社会学得到很好的展开，既得益于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气候”，同时，也得益于社会学系陈达和潘光旦塑造的“小气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良性循环的结果。

潘光旦不止对陈达的理念不满，也对中国社会学的习尚不满。潘光旦先生所希冀的是“中国社会学”，而不是“社会学在中国”。孙本文、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包含少壮派的费孝通，都有着社会学中国化的追求，不要遗忘脚下这片土地。所以，学成回国之后，奋力在中国寻觅社会问题，陈达先生以其在劳工、人口和华裔问题卓有成效的创获，与社会学的领军人物——陶孟和先生，作为社会学界的代表，获选1948年中央研讨院院士。

还包含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第四种国度的出路》、李景汉社会调查的模范之作——《定县社会概略调查》，以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切这一切，在潘光旦先生看来，只是抵达了“社会学在中国”，要想抵达“中国社会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94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三十周年校庆，梅贻琦校长想深化阐发治校理念，公务冗繁，腾不出时间，拟了一个大纲，交由潘光旦执笔，这就是百年中国大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大学一解》。

潘光旦在《大学一解》纵情尽意发挥通才教育的理念。但是，潘先生所服膺的通才教育理念，在社会学系并没有得到贯彻，由于，擂台一边的陈达先生，意志坚决，也不好压服。

1942年，潘光旦先生真实忍无可忍，写了一篇《谈中国的社会学》，志浩读过一遍，真实受益良多，倡议当今社会学系的师生，有机遇找来读一读，对照一下，潘光旦线所指出的社会学界存在的三种弊病，在当今学界，能否得到了有效的管理？

《谈中国的社会学》开宗明义：西洋的社会学，以及中国大学校里所讲授的社会学，我一向嫌他过于空疏，不真实际。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社会是许多人的一个汇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而研讨到它的这一门学问，也应当是一门很真实的学问。（潘乃穆 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28页）

潘先生不止反对中国社会学系，连中国社会学系的师傅——欧美，也都一同反了，真实有气势，痛快的很。不外志浩难免也存有一点疑问，西洋包含中国的社会学系不时在寻觅社会问题啊，这些社会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是细致存在的，社会学家经过社会调查，梳理社会问题，并尽可能寻觅一个应对之策。这可是是实打实的呀！志浩倒觉得，社会学胜利之处在于实打实，局限也在这里，太实打实，没有一点前瞻性。跟在社会后面跑，有点消防队员似的，哪里出了社会问题，就在哪里“灭火”。社会问题小了，小小不言，还不入社会学家的法眼，致使于社会问题很大了，火势凶猛，社会学家才呈现场，等把火灭了，间架结构也被烧的差未几了，留下一片废墟。

潘光旦先生怎样反倒觉得社会学“空疏”呢？这是从何而来呢？潘先生说，到陪都重庆，发现最棘手的问题不是旁的，而是人事问题。潘先生得出一个印象，他们所耗费的肉体，在人事方面的常常多于事业方面。我们经常评论在政治方面工作的人，说他们只做官，不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只知对付人事，不知办理事业，“对付”两个字，不用说，就包含着许多的问题。（同上）

所谓人事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道地的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中心，是社会学应应当研讨的一个最大的对象，但历来就不大有人把它当做一个社会问题看，不要说加以真实的研讨了。（同上）

一个甲子过去了，不论在哪，只需跟机关的人打交道，大家都会产生一种通感，但，习焉不察。有些人只需一跟机关打交道，就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心理阴影。最有意义的也在这里，大家都觉得不痛快，都觉得应当改进，但，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讨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与这些东西无关。这在潘光旦先生看来，真实不可理喻，毫无道理可讲。潘先生良苦用心，首当其冲，改进人们的“社会问题观”。也就是说，真正要命的问题，就连社会学家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被遮盖了。其实，不成问题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普通人了解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家庭问题、种族问题、立功问题、劳工问题、贫穷问题……之类。我们略加剖析，可见这些只不外是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致使于一些边沿的社会问题。说他们是特殊的，由于他们常常只牵涉到一部分的社会分子，并且常常是很特别的一部分，以至于只是有某种病态的一部分。说他们是边沿的，由于它们常常牵涉到别的生活现象，研讨起来，势须牵涉到别的学问的门类，而所牵涉到的常常不止一门两门，例如生物学、或心理学、或经济学、或法律学……。约言之，这些社会问题，其道地的水平，要远在我们当前的人事问题之下。（潘乃穆 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28—429页）

潘光旦先生写作此文时，脑海里第一衔接就是陈达，由于，陈达先生就在研讨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当然，研讨人口问题、劳工问题也没有错，各种社会问题，都需求有人研讨。只是在潘先生看来，难免有点偏离靶心了，最严重的人事问题，反倒没有人研讨，那么，只需跟机关打交道，大家就只能眼看着做机关的对付差事了，机关办事的效能，也就不可思议了。低到不能再低了，也没有人研讨一番，更不要说追求改进，大家只好做忍者神龟了。

潘先生接下去开端发力了：人事问题是一个比较地道的社会问题，所牵涉到的社会分子能够说各类人都有，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贫富贵贱……，而这些分子大致上又相当的健康，没有什么显著的病态。由于各式的人都有，固然就容易惹起问题，又由于期间病态的人较少，而犹难免于发作问题，则其为严重而有真实研讨的必要，应在其它任何社会问题之上。人事一类的问题能够说是社会问题之本，而其它是末。所以数十年来社会学虽兴隆，其所研讨的问题虽多，所已得的结果虽复可观，我总觉得它有几分舍近求远，特别是从中国社会的立场看去。（潘乃穆 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29页）

以上是潘光旦先生所说的第一个方面，真实精辟，特别值得注重，所以，志浩援用的多一些。

潘先生指出社会学界存在第二种弊病，把西洋社会当做普通的社会，疏忽了中国社会。社会学界很有必要来一场整风，整理教条主义作风。潘先生留意到，社会学引进以来，社会调查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社会现象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有它的来历，它有它的原委，它有它的“然”，也有它的“所以然”，近时的调查工作所能发现的最多只是一个然，于其所以然，实践上还没有过问。换言之，研讨社会的人大都不知晓历史，而在研讨历史的人又常常不知晓社会。研讨历史的不懂社会，还不要紧，而研讨社会的人不知晓历史，却有很大的风险，好比医生只看见症象，而不探问病源，也就无怪一切处置计划的不真实际了。（潘乃穆 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30页）

清华社会学系属于文学院，这是曾经指出过的。1937年潘光旦和陈达争论正酣，战火曾经迫近清华园，在国民政府直接推进下，北大、清华、南开来到湖南，成立长沙暂时大学，1938年经过长途跋涉，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分离大学。1937年——1940年，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兼并在了一同，成立历史社会学系，潘光旦先生，如愿以偿，欣喜不已，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理想，潘先生希望借着兼并的契机，让社会学系变得深沉一些，具有历史的平面感，不能仅仅从一个平面看待社会了。

当然历史学与社会学系兼并成历史社会学系，也有客观缘由。北大和清华设有历史学系，南开则没有，长沙暂时大学期间，报到学生未几，遂将北大历史学系与清华历史学系、社会学系暂并为一系。1940年随着学生的增加，联大常委会决议，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分开，潘先生也要顾全大局。究竟，社会学系还在文学院。

不知道为什么，1941年5月初，经联大常委会决议，将文学院社会学系改隶法商学院，这样一来，联大复员之后，社会学系回到清华园，“学术户口”在法学院。潘光旦先生内心怕是不大愿意接受，这个理想。

社会学系由文学院到法学院之间的位移，不以潘光旦先生的意志为转移，很明显，社会学系离历史学系就更远了，此举具有意味意义。从此以后，社会学系研讨名义的社会现象，就可能愈加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纵深的平面的研讨，大约，只属于潘光旦先生的个人兴味了。

潘光旦先生接下来指出第三个弊病：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资料不够，或随够而尚未经大量的搜集与细密的整理，而一方面曾经有人发挥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史观；社会史还没有下落，不知所谓史观者又从何而来。（潘乃穆 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31页）

潘先生看来，用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能够说由来已久，于今为甚。做这种工作的人，也不大容易，用尽了力气，无法中国太复杂，有的中央就套不进去，为了一劳永逸，痛快来个削足适履，最终套倒是套进去了，只是把中国弄得体无完肤。这些洋片汤的人，也在所不惜，想方设法这么干的人，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该有多大的仇恨呀！

潘先生最后说，以上三种弊病的呈现，最大的缘由，就在于“见同不见异”。总之，第一点弊病是由于见不到人与人之间之异，第二点是由于见不到此社会与彼社会之异，或群间之异，第三点是由于见不到此历史的社会与彼历史的社会之间之异。要祛除这几个空疏而不真实际的弊病，从而树立起一派中国社会生活能够应用的社会学来，十万火急是要增加我们分辨同异的眼力。（潘乃穆 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32页）

尚未见到陈达先生对潘先生《谈中国的社会学》的回应。陈达先生号“通夫”，是一位很通达的夫子，但，老夫子对自己的理念，一以贯之，并没有让口若悬河、口若悬河的潘光旦压服。两位在准绳问题上，各不相让，在非准绳问题上，互谅互让。两位夫子之间的争论，直到清华社会学被取消，也没有说哪一种观念占领上风，充沛展示了大学之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陈达和潘光旦在长期的争辩中，吸取对方的优点，反省自己的缺乏，不时深化自己的思想。至于擂台之下的各位“看客”——清华社会学系的学友，从两位夫子身上，吸取肉体和学术滋养。固然陈达先生希望各位学友成为专才，但是，学友们并没有单独学习陈达先生，还要跟潘光旦先生讨教。诲人不倦、乐善好施的潘光旦先生，最喜欢处置学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了，读书、恋爱、婚姻……随时随地都是社会学的课堂。学友来到潘先生府上，就会看到和和蔼善、亲亲切切的一家人，有人说，潘光旦先生是最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可称一代完人。

1976年，在文革的喧嚣中，陈达先生听到老伙计，争论了一辈子的潘光旦逝世了，很少动感情的陈达先生赋诗一首：

哭潘仲昂

廿年同事不平常，

死去孤魂我断肠！

梦里寻君徒自苦，

醒来犹自独悲伤。

（2017年8月6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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