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大范围减税可行吗？

本文经受权节选自丨 侯杨方《乱世》

按：减税这事历朝历代都很谨慎。究竟，口惠而实不至的恩典容易，实打实减少官府的收入难；大范围征税后再去划拨银两，增加开支容易，釜底抽薪免除庶民赋税难。民生维艰的话哪个朝代都在讲，只是搞大范围减税这事，清朝的皇帝开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先例。

明清之际的战乱构成了大量的抛荒地，民生维艰，庶民日子艰难。

为了鼓舞开垦，清初规则拓荒三年不起科（不征税），但执行了二十多年，效果甚微。这是由于开辟荒地前期需求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成本，而三年后就得征税，拓荒者无利可图；另外清初人口大量减少，地多人稀，民众开辟荒地的积极性不高。

因而，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云南道御史徐旭龄倡议“必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就是依据抛荒的水平来决议免税年限：关于开垦刚抛荒的土地免税三年，开垦抛荒水平极深的土地永世免税，以此鼓舞民众拓荒。

这条倡议准绳上被接受。

所以自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后，清廷将起科的年数延长到了四年、六年，但仅三年后，康熙皇帝以为老庶民拓荒原本就很难，还要担忧征税的事情，于心不忍，于是下旨规则，从今往后，各省开辟荒地，一概免税十年。同时还下令，荒地垦熟后，产权就归拓荒的人，原来的田主不许再来要地，以鼓舞拓荒者的积极性。

对一些在战乱中受害较深的地域，如受害最深、人口损失最大的四川，以至几十年不起科。四川招徕大量移民开辟荒地，经过清初几十年的恢复，逐步再现天府之国的风光。

假如真的按田起科，四川一年应交的赋税就有三十余万两，康熙皇帝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以为“国用已足，不事加征”。此外，针对贫穷农民在拓荒和兴修水利时缺资金、缺耕牛的问题，康熙皇帝下令中央政府给予财政资助。

固然开垦了大量荒地，但康熙皇帝对丈量地步、交纳钱粮的态度十分消极，以至反对。

他曾劝诫四川巡抚年羹尧不要丈量地步。他说：“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意矣。湖南因丈量地亩，反致生事扰民。当年四川巡抚噶尔图曾奏请清丈，亦不曾分明。尔须使庶民相安，钱粮以渐次清查可也。”[《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三九。]

由于一旦丈量、清查地步钱粮，中央官与胥吏就免不了骚扰以至敲诈、敲诈以中饱私囊。好比说你家原本有十亩地，胥吏来丈量土地的时分就会来索贿和敲诈，让你给他一笔钱。给的话，他就帮你把十亩地注销成五亩，让你少交税；不给的话，就注销成十五亩或者更多，让你以后多交税。胥吏敲诈敲诈的伎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此一来，清丈土地的收益，更多地流入了各级官吏的口袋，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

与其如此，一向信奉“国用已足，不事加征”“施政以不扰民为先”的康熙皇帝选择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这是一项深谋远虑、表示政治大聪慧的政策。

康熙皇帝不只反对增加赋税，而且多次减免赋税。

清代的赋税主要是地税与人丁税，前者是土地税，后者是人头税，它们合称地丁银或地丁钱粮。

清初规则，遇灾则蠲免额赋，并按灾情的等级肯定蠲免的比例。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规则：“被灾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重新规则：“歉收中央除五分以下不成灾外，六分者，免十分之一；七、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

但是康熙皇帝并没有依照这个规则，而是偶尔遇到水旱灾害就全免了当地的赋税，有时分以至没有灾害，也给天下轮番免税。

康熙七年，保定等地水患，户部依照规则，减免一成的赋税，而康熙皇帝则以为当地受灾严重，真实不幸，提出要减免四成赋税，关于其中受灾特别严重的，应征钱粮全免，并且按同样的规范蠲免了高邮、兴化等十四个州县的赋税。

蠲免赋税，土地一切者得益最大，无地者只能免除人丁税，因而康熙九年规则在蠲免时，依照免税的比例，减免佃户的田租，也就是说假如蠲免十分之五，佃户同样也减租十分之五，后改成蠲免钱粮部分，七分给田主，三分给佃户。

大范围、频繁蠲免赋税是在平定三藩之乱后。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战乱刚刚终了，康熙皇帝就说，自己以前多次说过，等平定天下，就要宽免钱粮，陕西在战争期间提供的赋税钱粮尤多，更要减免。

随后，他将陕西、甘肃两个布政使司（大致相当今天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应征的各项钱粮赋税免了三分之一；又因河南、湖北民众也承担了较重的担负，于是将这两省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应征各项钱粮赋税免去一半，上一年度没交完的地丁钱粮也全部豁免。

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康熙皇帝念及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四个边疆省份土壤瘠薄，民生艰苦，因而将广西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的通省钱粮，康熙十七年、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民欠钱粮（此时正是三藩之乱，无法征收），贵州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秋冬及康熙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钱粮，贵州、四川二省康熙二十五年未交及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应征钱粮，云南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以前积欠钱粮等全部蠲免；又将下一年四省应征的一切地丁银粮全部蠲免，并且命令督抚遍加晓谕，如有私自征收，要从重治罪。

这次大范围的蠲免也思索到了三藩之乱给这四个省带来的灾难，因而才不只免除了以往各年的积欠，还免除了下一年的赋税。

十年后，康熙皇帝以“蠲赋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缺乏。国用若足，多取奚为”的理念，又将这四个省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的钱粮全部蠲免。

不只蠲免经济落后的悠远地域的赋税，康熙皇帝对经济兴隆但赋税繁重的地域也频频蠲免赋税，如免去江苏康熙二十七年、安徽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的地丁各项钱粮，免江苏、安徽所属二十州县及各卫所地丁银米及漕粮，免江南通省（江苏、安徽）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丁银、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的地丁银四百七十五万两。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省级范围的蠲免多达四十多个省次。

漕粮由于是供给京师官兵食用，按惯例是不能蠲免的，但康熙皇帝突破常规，也频频免除。早在亲政之初，因桃源县（今江苏省泗阳县）连年水患，康熙皇帝就破例蠲免了该县的待征漕米一万六千六百四十石；固然规则“后不为例”，但日后却还是频频破例，以至还经常截留漕米，就地赈灾。

好比康熙十八年，康熙皇帝命令山东巡抚赵祥星“发漕米五万八百七十石，银二万二千六百余两赈沂州等十三州县饥民”。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了山东境内，山东民众数十万人执香跪迎于道旁，感激皇帝多次截留漕粮来赈济山东受灾庶民。

康熙皇帝宣称：“朕惟治安天下，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宽赋为要。朕于一切事务，少有动用民力之处。即廑怀殷切，刻不能忘。”[《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十五。]

他多次出京巡视，尽量做到避免征发当地民力，规则随从假如生事扰民，以军法处置，以至为了避免中央官趁机修缮行宫，第五次南巡时他只住船而不上岸。同时，他广敷恩泽，经常性地蠲免巡幸之地的赋税。

截至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全国总共蠲免的赋税曾经超越一亿两白银，但康熙皇帝却依旧意犹未尽，决议趁登基五十年之际给全国民众一个更大的恩典——普免天下赋税。他谕告户部说，这数十年以来，除水旱灾害照例豁免赋税之外，还经常蠲免一省整年的钱粮，以至还有一年蠲免数省，或一省连续蠲免数年的状况。前后蠲免的总数，据户部奏称，曾经超越一亿两，对此自己一点都不心疼。庶民富足，自己作为君王也就富足了，朝廷的恩泽，不施加给庶民，那要给谁呢？明年就是自己登基五十年了，思量着给子民们“再沛大恩”，“将天下钱粮，一概蠲免！”

但大臣们担忧忽然在一年内全国普免赋税，财政慌张，无法及时拨解各地的兵饷，于是，决议在三年内全国轮番免税，总共蠲免天下各类钱粮三千二百零六万余两白银。

此次普免全国赋税后，康熙皇帝依旧继续推行蠲免赋税政策，仅省级范围的蠲免就多达十几次。康熙皇帝在位的六十二年间，他不同水平地蠲免天下钱粮共计五百四十五次，合计折合白银超越了一亿五千万两。康熙年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不外三千多万两白银，而其时全国人口曾经超越一亿，即人均每年承担的赋税不到半两白银，以当时的价钱计算，约合三十公斤米，庶民担负能够说曾经很轻了。

普免全国赋税没两年，减税减上瘾的康熙皇帝再接再厉，决议了一项力度更大的减免赋税的措施——“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本文节选自《乱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

侯杨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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