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艰难的一跃（完）

余论准绳与妥协

读圆满国宪法降生的这段历史，掩卷沉思，慨叹良多。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度的确与众不同。她不是先建国后制宪法规则（攫取全国政权后制定和发布宪法），而是先制宪法规则后建国（先制定和批准宪法，然后依照宪法树立国度体制），至少也是制宪法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即建国过程。当然，美国人的建国也阅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这场战争的目的和结果，却只是从原来隶属于其中的那个国度里独立出来，并等于树立了新的国度。路德.马丁6月19日在制宪会议上说，脱离了大不列颠以后，他们就回到自然状态去了，只不外结成邦联而已。这个说法固然遭到威尔逊的驳斥，却其实是事实。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只不外是13个步调分歧的“半国度”和“准国度”的涣散联盟，而且随时都有解散的可能，作为一个国度应有的东西则简直样样没有。《独立宣言》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并没有把这个国度真正缔造出来。

使这些“半国度”和“准国度”分离成为真正国度的，是《联邦宪法》。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联邦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和大法官，都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把13个State看成一个统一国度，招认自己是这个统一国度公民的观念，也是《联邦宪法》生效以后才产生的。此前则只需“美利坚人”的民族概念，也只需“特拉华公民”或“弗吉尼亚公民“的公民概念，没有“美国公民”这个概念。能够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事实上的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以至还能够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华盛顿一个人称为“美国国父”就极为不妥了。岂但“国父”这个词不精确（精确的说法是“缔造者”），就算精确，“国父”也应该是《联邦宪法》。或者说，“父亲”是《联邦宪法》，“教父”是《邦联条例》（为合众国命名），“上帝”是《独立宣言》（赋予建国理念和肉体）。开国首领们是经过这3个文件来缔造国度的。

同样，“联邦宪法之父”也不是麦迪逊一个，而是一切为制定和批准宪法做出了贡献的人，包含华盛顿、威尔逊、汉密尔顿、古文诺.莫里斯、鲁弗斯.金、戈汉姆这些“制宪积极分子”，也包含多次发表不同意见，最后却签名支持宪法的谢尔曼、佩特森、布瑞利、贝德福德；包含以其政治聪慧使制宪会议化险为夷的富兰克林、迪金森、约翰逊、艾尔斯沃斯，也包含最后拒绝在宪法草案上签名的里德、布鲁姆、戴维、巴特勒、平克尼、拉特里奇，也包含愤而退场以示抵御的雅茨、兰欣、默塞、路德.马丁，以至包含反对批准宪法的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 亨利.李、乔治.克林顿等等。由于假如没有这些反对派（包含批准过程中的反对派），《联邦宪法》不可能那么完善，宪法修正案也不可能降生。所以，上述这些人都是“宪法之父”。他们，还有那些起草、签署了《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人，也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这些“国父”在我看来是一点也不像首领的，就像他们的会场一点都不庄严崇高。他们没有撰写过《建国方略》之类的巨大著作，也提不出什么树立展开的雄伟蓝图。除了多少还能运用诸如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公民权益等有限的几个词汇，他们好象也没什么政管理论、远大理想、主义主张，更谈不上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约。他们的自我觉得并不良好、对制宪会议能不能成事底气缺乏，还有人痛快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固然投票，口若悬河讲个没完的也主要是在讨价讨价。这样一伙人，居然能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制定出来以后还能维持二百多年不变，这真是个奇迹。

往常看来，事情可能好就好在这些首领们当时都没有什么雄伟理想和绝对主张。理想是有的，但不雄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不雄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磋商。《联邦宪法》就是“有话好好说”磋商出来的结果。能够磋商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不希望圆满。这些简单、朴素、真实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计划。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所以他们基本上也都能接受富兰克林的说法：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由于一切的计划都是会有瑕疵的。

这种务实的态度帮了美国人的大忙。不难想象，假如这些开国首领们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圆满主义者，事情会是怎样样。也只需两种结果；一是顽固己见不欢而散，最后一事无成；二是逆来顺受争论不已，最后陷国度与人民于水火。正由于他们没有什么雄伟理想和绝对主张，这才干达成妥协，也才干完成制宪。事实上，妥协的结果并不坏。至少，在参众两院席位分配问题上的妥协，就岂但使联邦宪法得以成立，联邦政府得以建构，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国度体制。这种国度体制已被理论证明是更契合权益制衡准绳的，也是更能表示共和肉体和宪政肉体的。可见妥协并不一定消极，它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准绳，更不等于没有义务感。相反，制宪代表们都是一些义务感很强的人。想想梅森的话吧！他说他宁愿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他的国度于不堪。想想格里的话吧！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时，大家都像兄弟，共同属于一个家庭，事前应该随身带来政治家谈判的肉体。再想想伦道夫的话吧！他说十万火急是形势紧迫，挽救共和国的命运已迫不迭待。假如我们不能提出措施，就背离了人民的委托。置此危殆存亡之秋，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制定宪法，实施建国，千万不要错过树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机遇！这三位，都是最后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实践上却对制宪会议和联邦宪法一往情深。正是他们，给我们描画出本次会议政治妥协的准绳底线。

这个底线有三条：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度不能团结，必须分离统一；第三，分离和统一不能经过战争，只能经过谈判。能够说，正是这三条准绳，决议了他们在细致问题上的最后妥协。由于假如不在某些细致问题上中止妥协，就无法完成最高目的和坚持最高准绳。惟其如此，制宪会议才限云与曙光同在，妥协与准绳共存。王希先生有一本研讨美国宪法肉体与理论的著作，书名就叫《准绳与妥协》（北京大学2000版），是十分精确和到位的。

这三条底线是大多数制宪代表。为了守住这三条底线和这三项准绳，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个人观念，接受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并在宪法上签名。佩特森和迪金森还特地赶回来或委托他人替自己签字。但在梅森等人那里，却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固然为了国度的统一，必须树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但决不能因而而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基本权益。在梅森他们看来，这是比前面三条底线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由于《独立宣言》说得十分分明：人人生而对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益，其中包含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益。为了保障这些权益，人类才在他们中间树立政府。所以，当打算组织政府的人要从人民那里取得受权时，也就是说，当他们要从人民和公民那里拿走部分权益的时分，必须事前保障，他们拿走这些权益，只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益”。他们还必须保障，有些权益和权益，是他们在任何时分都不能以任何理由侵犯、剥夺和拿走的，这就是“公民权益”和“根自己权”，还有公民和人民监视政府的权益，包含避免、揭露、避免、抵御政府作恶的权益。这是权衡一部宪法和一个政府好坏的第一规范。短少这样一条比前面三条底线更基本也更重要的底线，宪法就是不可接受的。这正是梅森等人拒绝签字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反对的缘由之一。

往常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最后经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得四处置。《联邦宪法》这才站住了脚，才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反对，才开端成为美国人民世俗的《圣经》。看来，有些事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美国人的底线就很简单，只不外“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益”这样几个字。即便展开来，也不外这样一些内容：不得立法树立宗教或遏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行动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战争集会、向政府请愿、表白不满和请求伸冤的权益。

但是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却是他们的生命线和命脉。在他们看来，假如宪法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他们就宁愿不要宪法，也不要什么美利坚合众国。所以，简单的东西一定简单。而且，惟其简单，才是谬误；也惟其简单，才可坚持。谬误历来就不是什么天花乱坠或者深邃莫测的东西。它应该是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能控制的。同样，惟其简单，才是底线；也惟其简单，才可据守。底线弄复杂了，就弄不清，也守不住，最后只能是不再成其为底线，或者不再有底线。相反，假如底线简单朴素，大家都明白，也都能守住，剩下的事情也就都好磋商，都能够放到理论中去检验和调整。即便有错误，有瑕疵，也顶多只是走些弯路，惹些省事，不至于动摇基本，酿成大祸。

看来，我们真实应该庆幸当年制定《联邦宪法》的那些“建国之父”，不外是些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正由于他们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理论”，反倒比他们有文化的同胞（英国人）和有理论的朋友（法国人）干得更出色。当然，我们更应该庆幸，他们固然没什么文化和理论，却对根自己权和公民权益十分敏感和执著。否则，恐怕谁也不能保障，遭到万众反对的华盛顿就一定不会变成希特勒或者萨达姆。要知道，希特勒和华盛顿一样，也是经过选举上台，而且也是没有亲生子女的。

想到这些，二百多年前那艰难的一跃，留给我们的就不会只是一点日出印象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