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他5岁时，用十天时间，就把一部《春秋》背熟；7岁时已能作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黔驴技穷不如君”；十几岁已成为江州颇负名誉的诗人；22岁，黄庭坚登进士第。这样一位才子定有其对文化的据守和顽固。
关于历史上很多文化巨匠，我们很容易在脑海里构成对他们的某种特定印象，那是他们的个性、气质、成就、勋业以及对时期对后世辐射出的庞大影响力，让我们触摸和感知到他们的中心价值所在。但是，关于黄庭坚，要“一言以蔽之”地对他中止评判，却有些难度。在宋朝那个巨匠林立的时期，我们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辛弃疾、朱熹……这些文化泰斗、诗坛巨匠，都会有某种发自内心的敬重，而这种敬重是树立在对他们卓著的文化贡献的定评上的。但是对黄庭坚呢？说实话，还得好好捋一捋。
不错，黄庭坚在中国诗坛上，有开宗立派的业绩，但是“江西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固有其名，却并没有独领风骚的位置，比起宋词中的婉约派和豪迈派，自无法比肩而论，以至相较次一等的古代文学流派花间派、桐城派，其影响也略逊之。江西诗派的影响相对局限，真实跟这一流派的诗作成就有限不无关系。作为江西诗派的旗帜性人物，黄庭坚最为自重的一首诗：《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实真实在地表示了他的诗歌理论和主张——“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概，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澜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但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它固然展示了黄庭坚创新古意，避免俗滥，刻意出奇，力图高胜的志趣，有扫荡“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的作用，但其间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反而招致了晦涩生拙，佶屈聱牙，被后世研讨者以为“未能有效地表白他的真情实感”。 
黄庭坚的才气是不容承认的。这位生长在修水山中一个叫双井的中央的孩子，自幼便有神童之称。他的家族是古人所谓“诗书传家”的模范，祖父一辈中有十人中进士，父亲能诗，以学杜为宗，母亲家族也出了知名一时的学者。至今，修水还传播不少少年黄庭坚聪明颖达、天资丰赡的故事。听说，他5岁时，曾花十天时间，把一部《春秋》背熟；7岁时已能写诗，儿时写有一首描画乡间牧童的诗，至今喜闻乐见：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黔驴技穷不如君。其中后两句，常为那些看透红尘的人所援用。
十几岁的黄庭坚，曾经成为江州这块人文渊薮之地颇负名誉的诗人了。22岁那年，黄庭坚登进士第，这个年岁皇榜高中，算得上青年才俊。他先后几次出入京城，做过京官和中央官。但显然，他的志向不在做官，而在理论生平所学。他所学的，正是古代学问分子一向推崇的修齐治平的事业，所谓“求学问道”是也！
多数古代士子，不外是把儒学当做一块敲门砖，真正将它当做“性命之学”来指导人生的少之又少；只需少数社会精英，能肩天下大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以“庶民之心为心”（老子语）者，愿意理论圣贤的教导。我们的乡贤黄庭坚，正是这样一位人士。 
黄庭坚所处的时期，恰是王朝统治者注重文治，相对看重文人的时期，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使他那个时期的文化事业和文人群体，成为历史天幕上的一座高峰。黄庭坚有志于学，目的远大，性格坚毅，加上天资颖慧，自然取得了和那个时期的巨匠巨匠庶几能够相较高低的成就与位置——但我这里用了“庶几”这个词，便是含有一种遗憾的意义。与前面提到的泰斗巨匠相比，黄庭坚究竟有着某种不易言说的差距。好像是江西老表的欧阳修，就享有“一代文宗”的佳誉；王安石被人称为“拗相公”，他的诗词文章，也是领一时风骚。还有“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史学巨子司马光、理学开创者朱熹，都不是等闲人物。至于年岁略擅长黄庭坚的苏轼，更是被公以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出色的大家之一”……
黄庭坚的才气也是出众的，但他处于巨匠林立的时期，既是他个人的侥幸，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其“不幸”——他无法从一座座巍峨山峰的阴影下超拔出来，单独成为一个时期的标记性人物。他的诗其实是写得好的，但在苏轼面前，只能屈居其后，号称“苏黄”；他的词也不错，却逊于秦观，世称“秦黄”；他的书法倒是别有气候，独树一帜，因东坡先生更受当世认可，宋代四大书家，他又只能列苏东坡之后（苏黄米蔡）。而从政的阅历，比起北宋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文人，他也算不上显耀，他的官最大只做到起居舍人，一直未能进入高级干部行列——不能担当朝廷重臣，便无法发挥个人才具和政治志向，那些个“修齐治平”的理想，基本便只能停留在愿景之中。
巨匠肩下的黄庭坚，却并没有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遗憾而涣散自己的政治和艺术追求，放弃自己的生命理想，他性格中的坚忍、坚毅和刚强不时贯串他整个人生！
对艺术的追求，他的执著时人共睹。“文章最忌随人后”，凭着这样一种态度，他很是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肉体。他在谈文学创作的一封信《答洪驹父书》中如此表白：“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如此境地，真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凡俗之士，固不敢仰而踵之！书法方面，他自命“余学草书三十年”，未稍懈怠，以至在暮年穷窘，生计无着的状况下，买不起好的毛笔，只能用低劣的鸡毛笔作书，依然逐贴逐字地研习前代名家墨迹，化为自己的笔意墨韵，虽说自谦“然予手拙，终不近业”，究竟开创出中国草书的一块新境。
在给外甥洪驹父的信中，黄庭坚如是说“文章最为儒者末事”，此语道出了古代士大夫真实的内心情结，他们的人生终极目的不在成为艺术家、文学家，而在“致君尧舜上，再使习俗淳”（杜甫诗句），这即是所谓“铁肩道义”的内涵。终其终身，黄庭坚最为关注的目的，是修齐治平，是天下苍生。他的诗歌和行动，他的行为和努力，都盘绕着这一中心价值而发作。好比，他看出王安石的变革由于执行倾向和党争纠葛，演化出一系列弊病，便写下系列组诗，为遭受恶政苦痛的庶民鼓与呼；而当旧党执政，出于私见，不论良莠，尽废新法，他倡言主张参酌新旧，择善而从，为此得罪新旧权贵，两头衰落着益处。他的不识时务，不是不懂机变，而是一直不遗忘自己入仕的目标，不遗忘儒家“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信心，坚决不肯察辨风向，隐埋志向，投靠权力。
“我官尘土间，强折腰不曲”，固然他终身都只是帝国的低级官吏，但他的强硬和顽强性格，却凸显出一个强大的人格气场来。
黄庭坚还是有不少好诗句传播世间的，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但我以为，他的诗作之最有生命强度的莫过于《虎号南山》：“虎号南山，冬风雨雪。百夫莫为，其下流血。相彼暴政，几何不虎。父子相戒，是将食汝……” 
从这首诗中，我读到了《诗经》的隐痛、儒学的仁爱、汉魏的风骨、老杜（甫）的情怀，有了这些，黄庭坚的肉体人格，无疑便站在了他那个时期的最高点！
宋代是文化巨匠辈出的时期，黄庭坚不敢说是最优秀拔萃者，但他的肉体世界，与那些最优秀的文化传承者一脉相传，足可并驱。听说，南宋时期，宋高宗发布御旨，命将黄庭坚手书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颁于各府州县，刻石立于大堂前。那铁线银钩的笔画，正表示了书写者一腔浩然正气和深切的仁爱之心！
写到这里，我想起黄庭坚这位远逝的文化先贤，他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质量的。余秋雨先生把文化的传承过程视为一场“文化苦旅”，走在这旅途上的，有高蹈奋进者，也有隐忍不拔者，黄庭坚正属于后者。他不像他所崇敬的教员苏东坡那样，有江河滔滔汹涌不绝的纵横才气和诙谐诙谐自由自由的潇洒性格，他的性格相对拘谨内敛，他的境遇也相对低微穷困，他更有一种行者、传道者的气质，那种坚忍、接受和担当，与其师相比，是不遑多让的。于是，我想用这个词来形容黄庭坚：他是一位“文化的忍者”。
“忍者”这个词出自日本，它是古代日本武士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忍者接受一种共同的“忍术”锻炼，而从事相似于中国的侠客及现代的特务所承担的事业。他们有着比普通武士更高的忠实度和作战价值，能量超越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员。他们以至能够比较为战略家们幻想出来的终极战士。但是，我想，倘若用中国的词义来解释忍者，那就是这三个词了：坚忍、接受和担当。
他不属于巨大的创新者，在中国文化中，创新一直是稀缺的现象；他也不同于孤独的守望者，守望是被动的坚持，而忍者，则于坚持中抱主动的姿势，无论有多少的阻拦、限制和困厄，都不能隔绝和熄灭他内心的生命之火。
文章来源：“明伦书院江西分院”微信公众号
后台编辑：吴迪
校正：何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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