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与野兰花 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 作者：理查德·罗蒂 译者：GTY，http://user.yeeyan.org/articles/87912/source； 译文原载地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5624715/； 译文转载地址：http://blog.renren.com/share/251617272/16211179231； 封面图片：俄国反动时期的现代主义作风海报
一 有种观念以为，最好的智识立场乃是政治右派与政治左派以同等力气加以攻击的那种智识立场，如确是如此，那么我的处境就很不错。 我经常被激进主义的文化战士引证为相对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解构着、讥讽着与假笑着的众学问分子中的一员，这些学问分子的著作正在削弱年轻人的道德品性。 尼尔·柯佐迪[1]（Neal Kozody）在以其对道德脆弱之病症的警惕而出名于世的自由世界委员会[2]（ Committee for the Free World）的月刊上撰文责备我的“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的观念”，他说，“对他（罗蒂）而言，仅仅是美国学生应该没有头脑还不够；他还想让他们被积极怂恿起来，去赞同没有头脑。” 理查德·纽豪斯[3]（Richard Neuhaus）这个狐疑无神论者能够是好美国公民的神学家则说，我所鼓吹的“反讽主义的语汇既不能为民主的公民提供一公共言语，也不能在智识上与民主的敌人作斗争，更不能向下一代人传送民主的理由。” 我对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美国肉体的封锁》（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所作的批判招致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他刚刚被布什总统任命为国度人文主义委员会成员）说我已然“放弃了美国”，说我“以至胜利地贬斥了杜威（Dewey）”。（曼斯菲尔德最近把杜威描画为一个‘中等水平的罪人’。） 他在委员会的同僚，也就是我的同事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则以为，只需当人们放弃我重复灌输的那些关于谬误、学问与客观性的观念，美国高等教育的水准才干得到恢复。 但是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却以左派的立场看到了我与艾伦·布鲁姆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他说我们都是智识上的自命特殊之人，只关怀我们所属的那些有闲、有识阶级的精英。我们关于黑人或者被美国社会所排斥的其他群体都无话可说。 沃林的见解得到了特里·伊格尔顿[4]（Terry Eagleton）这位英国知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附和。伊格尔顿说，“在（罗蒂的）理想社会中，学问分子将会是‘反讽主义者’，他们对其自身的信仰坚持以一种恰当轻慢的态度，与此相对，大众则会继续向旗帜致敬，并坚持对生命的敬畏——关于他们而言，这种自我反讽所提供的武器其破坏性真实过于庞大。” 《明镜》（Der Spiegel）说我试图美化向雅皮士的倒退。乔纳森·卡勒[5]（Jonathan Culler）这位德里达（Derrida）的首要门徒与解释者则说，我那个版本的适用主义“看起来与里根时期十分相称”。理查德·伯恩斯坦[6]（Richard Bernstein）说我的观念“只不外是以时兴的‘后现代’话语装扮起来的老式冷战自由主义的一份认识形态辩护”。 左派最喜欢加在我头上的词是“自鸣自得”，就好象右派最喜欢的是“不担任任”。 左派的敌意部分来说能够为下述事实所解释，即绝大多数像我一样尊崇尼采（Nietzsche）、海德格尔（Heidegger）和德里达的人——这些人要么把自己归为“后现代主义者”，要么（像我一样）发现他们自己因而被强迫归为“后现代主义者”——都参与到了乔纳森·亚德雷[7]（Jonathan Yardley）所谓的“辱骂美国大奖赛”（America Sucks Sweepstakes）[8]当中。 这一竞赛的参与者争想寻觅更好的、更痛苦的方式来描画美国。他们以为我们的国度表示了富有的、后启蒙的西方的每一个错误。他们视我们的国度为福柯所谓的“规训社会”，它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这一邪恶的道德所统治，该道德产生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消费主义以及共和党总统。与此相反，我像惠特曼（Whitman）和杜威那样来看待美国，在我看来，它开启了无限的民主前景。 且不提它过往与目下的残暴和恶行，也不提它总是热衷于选出蠢货和骗子来担任要职，我以为我们的国度乃是到目前为止所发明的最佳社会的一个好模范。 右派的敌意则主要地为下述事实所解释，即右派思想家以为，仅仅偏好民主社会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置信它们乃是客观地为善好的（Objectively Good），也就是说此种社会制度乃是奠基于理性的第一原理之上的。 特别是假如某人像我这样教授哲学，那么此人就被等候着去通知年轻人，他们的社会并不只是到目前为止所发明的诸社会中较好的一个，而真实是谬误（Truth）与理性（Reason）的化身。 不愿这么说，就算得上是“学者的背离”——也就是对职业与道德义务的放弃。我自己的哲学观念——也就是我与尼采和杜威所共享的观念——遏止我说此类事情。我并不太运用像“客观价值”和“客观谬误”这样的观念。我以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关于“理性”的传统哲学讨论的绝大多数批判是正确的。因而我的哲学观念冒犯了右派，就好像我的政治观念冒犯了左派。 有时我被来自政治光谱之两端的批判者告知说，我的观念是如此怪异，因而无聊透顶。他们以为我基本不会说什么话来让自己得到喘息，我只不外是经过承认每一个人来自娱自乐而已。这真的很伤人。 所以接下来我会尝试着说一说我是如何步入当下这一境况的——我是如何进入哲学，然后发现自己无法用哲学来满足最初心中的目的的。或许这一小段自传将会廓清下述事情，也就是即便我关于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观念是古怪的，它们也不是出于无聊的理由而被采用的。 二 在我12岁的时分，我父母书架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卷被装订成红色的书籍，也就是《列昂·托洛茨基事情》（The Case of Leon Trotsky）和《无罪》（Not Guilty）。 它们构成了杜威调查委员会关于莫斯科审问[9]的讲演。它们历来不曾像克拉夫特-艾宾[10]（Krafft-Ebing）的《性心理反常》（Psychopathia Sexualis）那样，让我大开眼界，深深入迷，但我就像其他孩子看待其家庭圣经那样来看待它们：它们分发着救赎的谬误与道德的光辉。 假如我真是一个好孩子，我就会对自己说，我不止应该阅读杜威委员会的讲演，我还应该去读托洛茨基（Trotsky）的《俄国反动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有很多次我都尝试着去读它，但却从未能够坚持到最后。由于1940年代的俄国反动以及斯大林对它的背离之于我，就像400年前道成肉身以及天主教对它的背离之于早熟的小路德教信徒。 我父亲简直就要作为公关先生，陪同作为调查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杜威前往莫斯科，可惜最终他并没有成行。在1932年与美国共产党团结后，我父母被《工人日报》[11]（Daily Worker）归为托派分子，而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描画。 当托洛茨基在1940年被暗害时，他的秘书约翰·弗兰克（John Frank）希望苏联国度政治扞卫局不会想到要去特拉华河边的那个偏僻村落找他，而当时我们就住在那里。有那么几个月，运用假名的他在福莱特布鲁克威尔是我家的座上客。我被提示不要泄露他的真实身份，固然我很狐疑我在沃尔派克小学的那些同窗会对我的轻率感兴味。 我逐步构成了这样的认识：一切的正派人士假如不是托派分子，那么至少也得是社会主义者。我还知道，斯大林下命令暗害的不止托洛茨基，还有基洛夫[12]（Kirov）、欧利希（Ehrlich）、阿尔特（Alter）以及卡洛·特雷斯卡[13]（Carlo Tresca）。（在纽约大街上被枪杀的特雷斯卡是我家的老朋友。） 我了解到，穷人难免遭到压榨，除非资本主义被打倒。在我十二岁那年，作为一名无薪酬的办公室勤杂工，我要把位于格莱姆斯公园的工人防御联盟办公室（我父母就在那里工作）发布的新闻稿送到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左近的家里，以及A·菲利普·兰多夫[14]（A. Philip Randolph）位于125号大街普尔曼汽车搬运工兄弟会的办公室。 在地铁上，我会读一读我传送的那些文件。它们通知我工厂主都对工会组织者干了些什么，农场主都对小佃农干了些什么，以及白人机车工程师工会都对有色人种的炉工干了些什么（那时白人想要他们的工作，而往常柴油引擎正在替代燃煤蒸汽引擎）。因而在12岁时，我了解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用终身的肉体去和社会不公作斗争。 但我私自里还有着其他极为隐秘的兴味。早几年，这一兴味在于西藏。我曾经送给新册封的达赖喇嘛一份礼物，并附以对一个八岁大就有出色表示的同胞的诚挚祝贺。几年后，当我父母开端辗转于切尔西酒店和新泽西西北部山区之间时，我把兴味转向了兰花。 在那些山中有40种左右的野兰花，而最终我找到了17种。野兰花并不常见，极难辨认。在那个中央，只需我知道它们生擅长何处、拉丁名字是什么、何时开放，对此我极为自豪。在纽约的时分，我会去位于42号大街的公立图书馆，再三阅读一部关于美国东部的野兰花的十九世纪植物学著作。 我并不太肯定那些兰花何以会如此重要，但我置信它们就是那么重要。我深信，比起花店里展示的那些浮夸的、杂种的热带兰花来，我们那些高尚的、纯种的、朴素无华的北美野兰花在道德上要优越得多。 我还置信，在下述事实当中饱含着深化的意义，即兰花乃是在演化过程中展开出来的最晚近的、最复杂的植物。往常看来，我狐疑那当中充溢着升华了的性欲（众所周知兰花是一种性感的花卉），我对兰花的狂热求知欲与我想要了解克拉夫特-艾宾著作中的那些艰深词语的愿望息息相关。 但是我还是不安地认识到，这种私密——这种关于就社会而言毫无用处的花卉的兴味，多少有着可疑之处。（在一个聪明的、自以为是的、仅是书呆子的小孩所具有的大量业余时间里）我读过一点《伊壁鸠鲁主义者马利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也读了一些对帕特[15]（Pater）的唯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我惧怕托洛茨基（我曾啃过他的《文学与反动》[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不会赞同我对兰花的兴味。 15岁那年，我经过去到芝加哥大学的所谓的哈金斯学院（该学院因其被A·J里贝林[A.J. Liebling]描画为‘自孩童十字军以来最了不得的青年肉体病患者大汇合’而出名于世），而得以逃离那群总是在高中操场上揍我的恶棍——我假定一旦资本主义被打倒了，这群恶棍就会消亡。就我当时心中的计划而言，乃是在托洛茨基与兰花之间促成和解。 我想要找到某个智识上的或审美上的框架，用我在叶芝（Yeats）那里发现的激动人心的语句来说，它将使我“在无独有偶的洞见中掌握真实与正义”。就真实一词而言，我或多或少用它意指华兹华斯式的时辰，在那样的时辰中，我在福莱特布鲁克威尔左近的森林里（特别是在某种珊瑚兰属的兰花面前，以及在更小巧的黄杓兰面前），感到被某个崇高的事物，也就是某个具有无法形容的重要性的事物所触动。 就正义而言，我用它来意指诺曼·托马斯以及托洛茨基都会支持的事情，也就是自强者那里解放弱者。我想要找到一种方式来使得自己既是一个智识上的自命特殊者，又是人性的一个朋友——既是一个遁世的书呆子，又是一名正义斗士。我很困惑，但却相当确信，在芝加哥，我会弄明白大人们是如何胜利地完成我心里的那个目的的。 当我（于1946年）去到芝加哥，我发现哈金斯[16]（Hutchins）和他的朋友莫尔提默·阿德勒[17]（Mortimer Adler）和理查德·麦基翁[18]（Richard McKeon）（普希格[19][Pirsig]的《禅与摩托车修理艺术》[20][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中的恶棍）曾经使芝加哥大学的绝大部分堕入到了一种新亚里士多德式的神秘氛围之中。他们最常讥讽的就是约翰·杜威的适用主义。 那种适用主义是我父母的朋友悉尼·胡克（Sidney Hook）的哲学，也是其他绝大多数已然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纽约学问分子的非官方哲学。但是依据哈金斯与阿德勒，适用主义是庸俗的、“相对主义的”、言行一致的。就像他们重复指出的那样，杜威没有绝对。 像杜威那样说“长大自身就是独一的道德目的”，将使得人们没有长大的规范，因而使得人们无法驳斥希特勒（Hitler）的见解——德国在他的统治之下得以“长大”。说谬误就是起作用的东西，就是将对谬误的追求恢复为对权益的追求。只需诉诸于某个永世的、绝对的、善好的东西——好比圣·托马斯（St Thomas）的上帝，或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描画的“人类天性”——才干允许人们向纳粹作出回答，允许人们为其选择社会民主而非法西斯主义给出合理性证明。 关于新托马斯主义和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这位吸收了芝加哥大学最优秀学生（包含我的同窗艾伦·布鲁姆）的教员而言，对耐久稳定的绝对的这一追求乃是共通的。 芝加哥大学的教员中满是自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博学之士，而斯特劳斯则是他们当中最受尊崇的。看起来他们都同意下述事情，即假如要解释为何与其成为一名纳粹还不如去死，就需求比杜威更深化、更有份量的东西。这关于年仅15岁的我来说相当动听。由于道德与哲学的绝对听起来多少有点像我所钟爱的兰花——崇高，难以找寻，只为少数被选定者所知晓。此外，既然关于我在其中长大起来的那群人而言，杜威乃是个英雄，那么嘲弄杜威就成了青春期叛逆的一个相当方便的方式。独一的问题在于，这一嘲弄能否应该采取宗教的或哲学的方式，以及它该如何与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相分离。 就像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同窗那样，我熟知T·S·艾略特（T. S. Eliot）。我为艾略特的下述见解所深深吸收，即只需忠实的基督徒（并且或许只需英国国教高教派信徒）才能够抑止对其私自成见的不健康的顽固，并以恰当的谦卑效劳于其人类同胞。但我无法置信我在背诵全盘忏悔文时所说的话，逐步地我放弃了皈依宗教的糟糕尝试。因而我退回到了绝对主义哲学。 在我十五岁那年的夏天，我通读了柏拉图（Plato），并使自己深信苏格拉底（Socrates）是正确的——德性就是学问。那一结论于我而言不啻于音乐，由于我曾经对自己的道德品德有所狐疑，并且狐疑我所具有的独一的天赋只是智识上的天赋。此外，苏格拉底必须是正确的，由于只需如此，一个人才干在无独有偶的洞见中掌握真实与正义。只需他是正确的，一个人才能够希望和最好的基督徒（好比《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里的阿廖沙[Alyosha],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是该嫉妒他还是该轻视他）一样好，同时又像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一样博学而聪明。所以我决议主修哲学。我想假如我成为了一名哲学家的话，我就会去到柏拉图的“线喻”的顶端——“超越了假定”之处，在那里，谬误的圆满之光映照着聪慧而善好之人的那得到了净化的灵魂：一片遍布着肉体兰花的乐土。每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要去到那里，这在我看来乃是再明显不外的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柏拉图主义有着宗教的一切优点，而又不需求基督教所请求的那种我明显无法具备的谦卑。 三 出于这些理由，我十分盼望成为某种柏拉图主义者，而在15岁到20岁这段时间，我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结果并不胜利。我总是无法弄明白，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的目的到底是提供无法被反驳之论证——这一论证能使他让任何遇到的人置信他所置信的东西（伊万·卡拉马佐夫[Ivan Karamazov]就很擅长这类东西）——的才干呢，还是抵达一种无法言传的、私人性质的极乐（他的兄弟阿廖沙看来就具有这类东西）。第一个目的是取得压倒他人的论证力气——好比让恶棍置信他们不该打人，或者让富有的资本家置信他们必须将其权益割让给一个协作性的、对等主义的共和国。第二个目的是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你所具有的疑虑依旧存在，但你却不再想要去争论。两个目的看来都很可欲求，但我看不出来它们如何能够被整合到一同。 在我为柏拉图主义——以及被杜威称为“对肯定性之追求”的任何方式的事物——的这一内在张力感到担忧的同时，我还为下述熟习的问题感到担忧，即关于那些和任何重要问题相关的任何可疑立场，一个人如何能够取得非循环的合理性证明。我读的哲学家越多，下述事情就越明显，也就是看起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能够自其观念追溯到某个第一原理，而该第一原理与他们的对手所持有的第一原理并不相容，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曾去到过那“超越了假定”的传说之境。看来并不存在什么中立的立场，以便于评价这些相异的第一原理。但假如并不存在这样的立场，那么“理性的确定性”这整个理念，以及以理性来替代激情这整一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理念，看起来就毫无意义了。 最终，我肯定应当经过整体的融贯性，而不是由肯定无疑的第一原理而来的可推断性，来对哲学谬误加以检验，以此我抑止了对循环论证的担忧。但这对我而言也没多大辅佐。由于融贯性关乎避免矛盾，而圣·托马斯的如下倡议使得这件事相当容易：“当你遇到矛盾，就做出分辨”。在我看来，哲学才干就在于依照我们需求的那样尽可能增加分辨，以便于解脱辩证困境。更为普通的来说，当我们堕入这样一困境时，这就关乎到以下述方式来重新描画相关的智识范畴，即某人的对手所运用的术语是不相关的，或者是犯有乞题错误的，或者是空泛贫乏的。事实表明我恰恰具有这种重新描画的天资。但我越来越不肯定展开这一技艺会使我变得聪颖或者富有德性。 自那最初的醒悟以来（这在我分开芝加哥而前往耶鲁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抵达了顶点），我破费了40年来寻觅一个融贯的、令人信服的方式去表述我对哲学所能胜任之事（假如确有此类事情的话）的担忧。我的起点是对黑格尔（Hegel）的《肉表示象学》( Phenomenology of Spirit)的发现，在我看来这本书是在说：假定哲学只不外关乎重新描画最晚近的一名哲学家，理性的狡计也能够应用这种竞赛。它能够以此来编织关于一个更自由、更好、更公正的社会的概念织物。即便哲学充其量不外是黑格尔所说的“其在思想中掌握的时期”，那也足够了。由于一个人经过以这种方式来掌握其时期，他或许就会做出马克思（Marx）想要做的事情——改动世界。因而即便不存在柏拉图意义上的“了解世界”这回事，也就是从时间与历史之外来了解，我也能够将我的才干以及对哲学的研讨用于社会。 在我读了黑格尔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我所属的那个民族最巨大的两项成就乃是《肉表示象学》以及《追想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在我分开福莱特布鲁克威尔前往芝加哥后，这本书就替代了野兰花的位置）。普鲁斯特（Proust）能够将智识上和社会上的自命特殊之人与贡布雷的山楂树、他祖母无私的爱、欧黛特（Odette）与斯旺（Swann）以及朱皮安（Jupien）与夏吕斯（Charlus）间兰花般的拥抱乃至他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编织在一同，并给予其公平的看待，而无需经过诉诸于宗教信仰或哲学理论来将其捆绑到一同，在我看来他的这一才干与黑格尔的下述才干同样令人惊奇：黑格尔能够接连投身于阅历主义、希腊悲剧、斯多葛主义、基督教以及牛顿物理学，又从中解脱出来，盼望着完整不同的另外的某样事物，并为其做好充沛准备。正是黑格尔与普鲁斯特所共享的那种关于不可恢复的暂时性的高兴承诺，也就是其著作中共同的反柏拉图要素，看起来是如此精彩。看起来他们都能够将其遭遇的每件事情编织到叙事之中，而并不顾及那一叙事有着某种道德，也并不讯问那一叙事在永世性方面表示得如何。 四 青年黑格尔中止对永世性的尝试而只做其时期之子，他的这一意愿乃是在对柏拉图幡然醒悟后应有的恰当反响，在我肯定了这一点的20年后，我发现自己又被引导回了杜威。往常，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哲学家的杜威习得了黑格尔关于如何逃避肯定性及永世性的一切教导，同时又经过认真看待达尔文（Darwin）而使自身避免了泛神论。对杜威的这一再发现是与我第一次邂逅德里达（对此我要感激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乔纳森·阿拉克[21][Jonathan Arac]）同时发作的。德里达引导我回到了海德格尔，我被杜威、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以及海德格尔各自由批判笛卡尔主义时表示出来的相似性所震动。忽然间，各种事情都走到了一同。我想我找到了一种措施，来融合对笛卡尔主义传统的批判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伊恩·哈金（Ian Hacking）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lntyre）的准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我想我能够将一切这些都融入到一个关于柏拉图主义内部之张力的准海德格尔式的故事当中去。 这一小小顿悟的成果就是《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书。固然这本书不为我的绝大多数哲学教授同行们所喜欢，但它还是在非哲学家们当中取得了足够的胜利，从而给了我以往所短少的自信。但《哲学与自然之镜》关于我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多少贡献。这本书所处置的话题是心—身关系、言语哲学中关于真与意义的争辩、库恩式的科学哲学，这些和托洛茨基与兰花都毫不相干。我与杜威和好如初；我为自己的历史主义的反柏拉图主义中止了辩护；我最终厘清了自己关于剖析哲学中当前运动的趋向与价值的想法；我对自己曾经阅读过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中止了整理。但我还不曾就最初促使我开端阅读诸位哲学家的那些问题谈过什么。我距离那无独有偶的洞见依旧如此悠远，而30年前，我正是为了得到它才前往大学的。 当我尝试着弄明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时，我逐步肯定了以下事情，即“在无独有偶的洞见中掌握真实与正义”这一观念完整是个错误——正是对这样一种洞见的追求，使得柏拉图误入歧途。说得更精确些，我肯定只需宗教——只需对在同等水平上表示着爱、权益与正义的代父母（这与我真实的父母完整不同）的非论证性的信仰，才能够取得柏拉图想要的那种胜利。既然我无法想象自己变得忠实，实践上倒是日益喧嚣世俗，因而我肯定，想要经过成为一名哲学家来取得无独有偶的洞见，这不外是一名掩耳盗铃的无神论者的解脱之道。因而我决议写一本书来谈谈，假定一个人胜利地放弃了“在无独有偶的洞见中掌握真实与正义”这一柏拉图主义的尝试，那么智识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 《偶尔、反讽与团结》这本书以为，没有必要将某人的托洛茨基的个人等价物与其和我的野兰花相当的个人等价物编织在一同。相反，一个人应当放弃请求下述二者相分歧的诱惑，一是其关于他人的道德义务，另一则是他与他全身心爱着（或者入迷）的特殊事物或人的关系。关于某些人而言，这二者是能够相分歧的——好比那些侥幸的基督徒，就他们而言，对上帝的爱和对他人的爱是无法相分辨的；或者关于反动志士而言也是如此，除了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以外，他们不为任何事物所动。但它们没有必要是相互分歧的，一个人也不应当想方设法使其相分歧。因而举个例子，在我看来，当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谴责康德（Kant）对肯定性的掩耳盗铃的寻求时，他是正确的，但当他谴责普鲁斯特是个无用的资产阶级胆小鬼，谴责其人生与著作和打倒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独一重要的事情毫不相干时，他却错了。 事实上，普鲁斯特的人生和著作的确与那场斗争毫不相干。但以此来轻视普鲁斯特却是愚笨的。这和萨弗纳罗[22]（Savonarola）蔑视他称其为“浮华”的艺术品一样冥顽不灵。这种萨特式的或萨弗纳罗式的头脑简单使得对心灵纯真的追求——也就是意愿单一事物的尝试——变得陈腐不堪。这等于是尝试将你自己视为某样超越于你的事物（运动[Movement]、理性[Reason]、善好[Good]、崇高[Holy]）的化身，而不只是接受你的有限性。后者意味着除了其他事情外，你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你而言最重要的事物，关于其他绝大多数人而言或许是无关紧要的。你的那个与我的兰花相当的等价物事实上关于他人而言只不外是怪异的、共同的事物而已。但并不能以此为理由，而为你的华兹华斯时辰、你的挚爱、你的家庭、你的宠物、你的诗行或者你那新奇的宗教信仰感到羞愧，或者贬斥它们，甚或想要丢弃它们。就普遍性而言并没有什么崇高之处，使得被共享的事物自动地好于未被共享的事物。比起你无法让每个人都赞同的（特殊的）东西来，你能让每个人都赞同的（普遍的）东西并不自动具有特权。 这就意味着，你对他人负有义务（不要欺凌他们，与他们一同推翻暴君，当其饥饿时给予他们食物）这一事实并不包含你与他人共享的东西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我在《偶尔》一书中以为，当你认识到此种道德义务时，你与他们共享的东西绝不是“合理性”或者“人类天性”或者“上帝的父性”或者“对道德律（Moral Law）的学问”，或者除了同情他人之痛苦的才干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理由来等候下述二者能够相互匹配，一是你对那一痛苦的敏感以及你那共同的爱，另一则是对各事物如何相互团结分歧的一个整全性的阐明。简单来说，并没有什么理由去等候存在着我曾想要取得的那种无独有偶的洞见。 五 有关我何以会具有当前所持观念就谈这么多。正如我先前说过的那样，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些观念令人厌恶。我的《偶尔》一书只得到了少许好评，而绝大多数评论还是以为这本书是轻浮的、紊乱的、不担任任的。左、右两翼对我的批判的要点，与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托马斯主义者、斯特劳斯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的批判的要点是相同的。杜威正好像往常的我一样以为，在我们针对那些身处痛苦之中的人们的道德义务感背地，并没有什么更高级的、更恒久的、更可信任的东西，有的只不外是特定的偶尔历史现象，也就是下述觉得的逐步传播：他人之痛苦确属重要，无论其家庭、宗族、肤色、宗教信仰、民族或智识能否与我们相同。杜威以为，这一观念是无法被科学、宗教或者哲学证明为真的——至少假如“证明为真”意指“能够忽视背景而使其对任何人来说都分明明白”的话。只需关于那些还来得及融入到我们这特殊的、晚成的、在历史上是偶尔的生活方式中来的人，这才是分明明白的。 这一杜威式的结论包含着这样一幅关于人类的图像：他们乃是其时期与境遇之子，就他们的可塑性而言，并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形而上学或生物学限制。这意味着道德义务感只关乎熏陶，而无关乎洞察。这同样意味着，作为对脱离了人类需求和愿望而存在于那里的东西的一瞥，洞察（在任何范畴之中，无论是物理学还是伦理学）这一观念是不可能融贯的。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来说就是“人类之蛇的踪迹遍布各处”。说得再细致点，我们的良知以及审美品味都同样是我们长大于其中的文化环境的产物。比起那些我们与其作斗争的恶棍来，我们这些正派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模范（我和我的评论者所共属的那个道德共同体的代表）只不外是运气更好而已，而绝不是更具洞察力。 这一观念总是被人蔑视地称为是“文化相对主义”。但假如相对主义说的是每一道德观念都同样好，那么这一观念就不是相对主义的。我最终深信我们的道德观念要比其他任何与其相竞争的观念好得多，固然还是会有许多人，你永远也无法让他们转而接纳我们的这一道德观念。说在我们与纳粹之间没什么好选择的，这是一回事，并且这是错误的。说在一名资深纳粹哲学家与我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中立的、共同的基础以使得我们能够就彼此间的分歧争论个一清二楚，那是另一回事，并且那是正确的。那个纳粹和我将总是攻击对方在关键问题上犯了乞题错误，也就是说总是在做循环论证。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为，假如我们足够努力地去尝试，我们就会找到每个人都直观地以为是真实可信的信心，而其中就有道德信心，当我们分明明白地认识到这些道德信心的重要性后，我们就会变得博学而富有德性。关于像艾伦·布鲁姆（站在斯特劳斯那一方）和特里·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那一方）这样的思想家而言，一定存在这样的信心，也就是决议了下述问题之答案的坚实支点：哪个道德或政治选项是客观地有效的？关于像我这样的杜威式适用主义者而言，历史与人类学足以表明，并不存在这样的坚实支点，寻求客观性只不外就是尽你所能地去取得主体间的分歧。 自我去到大学以来——或者说自黑格尔去到神学院以来，关于客观性能否仅仅是主体间性的哲学争论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今天，我们这些哲学家谈论“道德言语”，而不是“道德阅历”，谈论“关于指称的语境主义理论”，而不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但这只是流于名义的空谈。我背离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吸取的反杜威观念的理由，与杜威背离基督教福音派以及他在20岁时信奉的新黑格尔式的泛神论的理由是大致相同的。也正是这些理由使得黑格尔背离了康德，并判定上帝与道德律要是可信的，就必须被加以时间化和历史化。比起我20岁的时分来，且不提尔后这40年间一切那些我读过的书辑和我曾参与其中的论辩，就关于我们对“绝对”的需求的争论而言，我并不以为自己更具洞察力。那些年的阅读与论辩的确使得我向各色听众分明地阐释了我关于柏拉图的幡然醒悟——也就是我的如下坚决信心：哲学无助于我们去对付纳粹和其他恶棍。 当前，有两场文化战争正在美国展开。第一场战争是我的同事詹姆斯·戴维森·亨特[23]（James Davison Hunter）在他那本信息量极大的著作《文化战争：那场界定美国的斗争》（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中详尽描画了的那场战争。这场在亨特所谓的“进步主义者”与“正统派”之间展开的战争十分重要。它将决议我们的国度能否将会沿着权益法案、重建修正案[24]（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赠地大学（land-grant college）[25]的树立、女性投票权、罗斯福新政、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社区大学[26]的树立、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民权立法、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同性恋权益运动所界定的轨道继续行进。沿着这一轨道继续行进也就意味着美国将继续为不时促进的宽容以及不时促进的对等树立模范。但很可能只需美国人的人均实践收入不时进步，我们才干沿着这一轨道继续行进。因而1973年可能就曾经是下述事情之终结的开端，一是正在增长的经济预期，另一则是产生于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共识。美国政治的未来或许将只是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式污点[27]的一系列日益露骨、日益胜利的变种。辛克莱·路易斯[28]（Sinclair Lewis）的《这不可能在此发作》（It Can’t Happen Here）或许将成为一个日益可信的剧本。与亨特不同，我以为关于这第一类文化战争的两股权力的态度无需是审慎而再三权衡的。我以为“正统派”的那些人（那些以为将同性恋驱赶出军队会促进传统的家庭价值的人）和那些在1933年投票给希特勒的人一样是诚实的、正派的、短视的、不幸的。我以为“进步主义者”界定了我独一在乎的那个美国。 第二场文化战争发作在像《批判研讨》[29]（Critical Inquiry）和《大杂烩》[30]（Salmagundi）这样的杂志上，这些杂志有着高定阅率和低发行量。这场战争的一方以为现代的自由主义社会有着致命的缺陷——这些人被紊乱地冠以“后现代主义者”之名，另一方则像我一样是典型的左翼民主主义教授，我们这些人是这样来看待我们的社会的：假如运气好的话，那么技术和民主制度将能够相互协作，以促进社会上的对等，减少社会上的灾难。这场战争并不太重要。这场战争不外是亨特所谓的“进步主义者”派系内部的一场小小争论，固然那些激进派的专栏作家们伪装警惕地将此视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与适用主义者都参与其中的）使人文科学政治化并蜕化青年的庞大阴谋。 这场争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方的人倾向于分享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下述关于美国的观念，即美国为一个糜烂的精英阶级所统治，其目的是经过使第三世界遭受灾难来让自身变得富有。从那一视角来看，我们的国度并没有处于堕入到法西斯主义的风险之境，由于它历来就是一个准法西斯主义的国度。这些人通常以为，除非我们解脱“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所改动。在像我这样的人看来，这些主义毫无问题，启蒙运动的政治与道德遗产——也就是密尔（Mill）与马克思、托洛茨基与惠特曼、威廉·詹姆斯与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之间的最小公分母，也同样毫无问题。通常来说，我们这些杜威主义者对美国怀有深切的爱国之心——我们愿意招认它随时都可能堕入法西斯主义，但我们为它的往昔感到自豪，并谨慎地对它的未来抱着希望。 在这第二场小范围的、高层次的文化战争中，站在我这边的绝大多数人，由于看到了中欧与东欧的国有企业及计划经济的历史，而放弃了社会主义。我们愿意招认，福利国度式的资本主义是最值得我们去等候的。绝大多数像我们这样读着托洛茨基长大的人，往常都被迫招认，列宁（Lenin）与托洛茨基所做之事均弊大于利，而克伦斯基[31]（Kerensky）在过去70年里则遭到了不公正的责备。但我们依旧视自己为忠于社会主义运动中那些好的方面。但是那些站在另一边的人却依旧坚持以为，除非发作某种总体性的反动，否则什么也不会有所改动。那些视自己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依旧想要去坚持那种列宁曾惧怕由于听多了贝多芬（Beethoven）就会失去的心灵的纯真。 比较重要的那场战争里的“正统派”与不太重要的那场战争里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都不信任我，由于我以为“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上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愚笨的，另一方面，“正统派”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而在政治上则是风险的。与正统派和后现代主义者不同，我并不以为经过发现一名哲学家的政治信条或者其与政治信条的不相干，就能判别他关于下述话题之观念的价值，好比谬误、客观性、无独有偶的洞见的可能性。所以我并不以为由于杜威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要去赞同他关于谬误的适用主义观念，也不以为由于海德格尔是一个纳粹，就要去反对他对柏拉图的客观性观念的批判，更不以为由于德里达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同盟军保罗·德·曼[32]（Paul de Man）在年轻时写了几篇反犹太人的文章，就要反对德里达关于言语意义的观念。以为经过提及一名作者的政治功效就能够评价其哲学观念，这种观念在我看来不外是下述糟糕的柏拉图—斯特劳斯式观念的一个变种：除非哲人为王，或者王为哲人，否则便无正义可言。 正统派与后现代主义者都依旧希望在下述两者间树立坚固的联络，一为人们的政治信条，另一则为他们关于严重的理论性（神学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元哲学的）问题的观念。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最初由于我对德里达的狂热而将我视为在政治上站在他们一边，当其发现我的政治信条与休伯特·韩福瑞[33]（Hubert Humphrey）无异后，就判定我已然背离了他们。正统派倾向于以为，像后现代主义者和我这样既不置信上帝，也不置信别的恰当的替代品的人，应当以为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其想做的事情。因而他们通知我们，当我们提出自己的道德或政治观念时，我们要么是前后矛盾的，要么就是掩耳盗铃的。 我以为我的批判者之间的这种分歧性表明，绝大多数人，即便是那些据称是自由自由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依旧在渴求着我15岁时想要得到的某些东西：在无独有偶的洞见中掌握真实与正义的措施。说得再细致点，他们希望把他们的道德感和政治义务，与对我们命运的终极决议性要素的领悟统一同来。他们希望看到，在事物天性中，或者在人类灵魂中，或者在言语结构中，或者在别的什么中央，爱、权益和正义事实上是分离在一同的。他们想要关于以下事情的某种保障，即他们的智识敏锐性以及那敏锐性经常带来的狂喜时辰，多少是与他们的道德信心相关的。他们依旧以为德性与学问是以某种方式相关联的——在哲学问题上有正确见解关于正确的行为而言至关重要。而我则以为这一重要性只是偶尔的。 无论如何，我并不是以为关于社会而言哲学是无用的。假定不曾有柏拉图，那么基督徒想要兜售他们的观念，通知我们上帝真正请求于我们的乃是兄弟般的爱，就要难得多。假定不曾有康德，那么十九世纪想要谐和基督教伦理与达尔文关于人类血缘的故事，就会难得多。假定不曾有达尔文，那么惠特曼与杜威想要让美国人脱离其作为上帝选民的信心而自给自足，就会难得多。假定不曾有杜威与悉尼·胡克，那么1930年代的美国学问分子左翼就会像他们在法国和拉美的同行们一样，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玩弄。事实上，观念的确有着严重的影响。 但观念有着严重影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这群哲学家，也就是我们这群在观念方面的专家，占领着关键性的位置。在此我们并不提供原理，或者基础，或者深化的理论性诊断，或者一个纵观全局的洞见。当我被问及（唉，就像我常常被问到的那样）当代哲学家的“任务”或“任务”是什么时，我总是哑口无言。我充其量只能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这群哲学教授不外是一些知晓于一个特定的智识传统的人，就好象化学家关于在你混合了不同物质后所发作的事情特别知晓那样。基于我们对过去诸多实验之结果的学问，我们能够对下述事情提出某些倡议，即当你试着分离或分辨某些观念时，将会发作什么事情。经过这么做，我们或答应以辅佐你深思熟虑。但假如你想要确认你全身心爱着的事物关于宇宙架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或者你的道德义务感是“合理的且客观的”，而并非“只是”你的长大阅历的结果，那我们可就帮不了你了。 但正像C·S·皮尔士（C. S. Peirce）说的那样，“四处都会有哲学的成衣铺”，它们会提供这种确认。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你将不得不背离智识史，背离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的“在其中没有人占领着谬误，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了解的那诱人的想象王国，……那小说的聪慧”。你所要冒的风险是失去有限感与宽容之心，它们源自于认识到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纵观全局的洞见，而关于在它们当中作出选择来说，论证所能给予你的辅佐又是如此之少。固然关于柏拉图主义我早已幡然醒悟，但我还是很快乐在这些年里我读了许许多多的哲学著作。由于我学会了在目前看来依旧是十分重要的某件事情：不要去置信最初引导着我去阅读那些书籍的那智识上的自命特殊。假如我不曾读过那些书，那么我或许永远也不会中止去寻觅德里达所说的“超出了游戏范围的完整的在场”，不会中止去寻觅一个闪闪发光的、自我证成的、自足的纵观全局性的洞见。 六 往常，我相当确信，寻觅这样一种在场和这样一个洞见，真实并不高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或许会胜利，并且你的胜利或许会使得你去想象，比起对你的人类同胞的宽容与礼貌来，你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资依赖。在杜威所幻想的民主共同体中，是不会有人作此想象的。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个人都会以为，真正重要的是人类的团结，而非对不只仅是人类的某样东西的学问。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完整民主的、完整世俗的共同体的实践存在的近似物，乃是我们这一种族的最巨大的成就。相比之下，即便是黑格尔与普鲁斯特的著作，看起来也不外是可有可无的、兰花般的装点之物而已。 注释 [1] 美国记者、编辑、作家，政治与社会文化问题杂志《评论》的高级编辑与自由撰稿人，美国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研讨中心资深研讨员彼得·魏纳在《国民评论》上撰文指出，“尼尔·柯佐迪关于形塑我们这个时期的智识与道德争论而言是一个关键人物。” [2] 成立于1981年，其目标为在观念世界中为自由而战，抵御极权主义要挟，扞卫非共产主义世界。 [3] 著名基督教牧师、作家、编辑，出生于加拿大，后参与美国籍，在流产等生命问题上支持罗马天主教，同时也是乔治·W·布什在生物伦理学问题上的非官方顾问。 [4] 英国文学理论家与批判家，被以为是英国目前尚在人世的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判家。 [5] 毕业于哈佛大学，于康奈尔大学任英语教授，研讨范畴包含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批判理论。 [6] 美国记者与专栏作家、《纽约时报》书评家、《时期》杂志与《纽约时报》驻欧洲与亚洲外国记者。 [7] 《华盛顿邮报》评论员，1981年取得普利策奖。 [8] 元非提出了这一简约明了的译法。 [9] 指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由斯大林主导的一系列所谓的“公开审问”，苏共内部大批指导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斯大林以此方式消弭了大量潜在的政治对手。 [10] 出生于德国的奥天时肉体病学家，性学研讨的早期开创人。《性心理反常》为其代表作。 [11] 美国共产党自1924年起在纽约发行的报纸，其最高发行量曾抵达35000份。 [12] 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重要指导人，1934年在其办公室中被歹徒暗害。 [13] 出生于意大利的美国新闻编辑、演讲家、劳工组织者，反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黑手党对工会运动的渗透，1943年被一名黑手党歹徒暗害。 [14] 美国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政党的首领。 [15] 美国散文家、小说家、艺术批判家，《伊壁鸠鲁主义者马利乌斯》为其代表作。 [16] 美国教育哲学家，曾任耶鲁法学院院长、芝加哥大学主席及名誉校长。 [17]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广受欢送的作家，研讨范畴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18] 美国哲学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文艺复兴和中世纪哲学首席教授、芝加哥大学教授，在后面提到的普希格的《禅与摩托车修理艺术》一书中，麦基翁为“委员会主席”。 [19] 美国哲学家，曾前往印度学习东方哲学。1961年被诊断患有肉体团结与抑郁症，并被多次送入医院中止治疗。出院后他与长子中止了一系列摩托车骑行冒险。其代表作《禅与摩托车修理艺术》正是这些旅游的追想之作。 [20] 普希格的代表作，在被120家出版社拒绝后终于出版，并立刻成为超级畅销书，第一年销量即高达百万册，被美国读书界选为7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十本书之一。 [21] 美国文学学者，匹兹堡大学安德鲁·梅隆英语教授及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皮特人文中心主管。 [22] 十五世纪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以反对文艺复兴和哲学、熄灭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消灭其所谓的不道德的朴素品而著称，1497年被开除教籍，1498年被控信仰异教、伪造预言、障碍治安等罪名，同年被处以火刑。 [23] 美国社会学家，弗吉尼亚大学宗教、文化、社会理论拉布罗斯-列维森特聘教授，其主要研讨范畴包含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以其文化战争论而著称。 [24] 即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 [25] 指在美国由州指定，得益于莫利尔法案（The Morrill Acts）的高等教育机构。莫利尔法案资助教育机构的方式为授予各州以联邦一切的土地，让其开发或者出卖，从而取得资金来树立或捐助“赠地”大学。这些机构的最初目的是教授农学、科学和工程学，以回应工业反动及社会阶级的变更。这与传统的高等教育目的相左。最终，绝大多数赠地大学都演化成了大型的公立大学，以提供普遍的教育机遇。当然，也有一些赠地大学是私立学院。 [26] 美国的社区大学提供两年制短期高等教育，教授内容以职业和技艺培训为主，收费低廉，学生毕业后可得副学士学位，并前往四年制高等院校继续进修。 [27] 威利·霍顿是一名美国黑人，因谋杀罪在马萨诸塞州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1986年，霍顿因一项周末假释计划而取得假释后便失去踪迹，1987年他在马里兰州因强奸白人女性及其他罪行而再次被捕，并被判以重刑。法官拒绝将霍顿遣返马萨诸塞州，表示不想让霍顿再次取得假释或者以别的方式被释放。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老布什的竞选团队借助威利·霍顿事情，在各种场所不时攻击其竞选对手，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迈克尔·杜卡基斯，责备杜卡基斯对立功脆弱无能，尔后更呈现此为主题的竞选广告，即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广告”。能够说老布什团队对威利·霍顿事情的炒作是招致杜卡基斯最终败北的一个重要要素。 [28] 美国小说家与剧作家，1930年成为首位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其著作以对美国社会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深化洞见与批判性观念而著称，其对现代劳动女性的描写也为人津津乐道。后面提到的《这不可能在此发作》为其晚期重要作品，讲述了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竞选美国总统的故事。 [29]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科学类期刊，被以为是文学研讨，特别是批判理论方面的一面旗帜。 [30]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季刊，以普通大众为目的人群。 [31] 俄国政治家、反动家，二月反动时期参与反动推翻沙皇统治，后出任俄国总理。十月反动后逃亡美国，从事反苏联政权的活动，1970年于纽约逝世，享年89岁。 [32] 解构主义文学批判家与文学理论家，曾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苏黎世大学及耶鲁大学任教，人们在其逝世后发现了两百余篇他在二战时期为敌方报纸所写的文章，其中一些带有明显的反犹太颜色。 [33] 美国第38任副总统，任期为1965年1月20日至1969年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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