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探险者案是美国法理学家富勒于1949年发表的假想公案：五名探险者受困洞穴，为生存“不得不”分食其中一人，被抽签选中的是最初提出该倡议、却在实施前反悔的威特莫尔。最终获救的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他们能否犯有谋杀罪？富勒虚拟了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的意见，将当时各个法哲学流派的观念归入其中。1998年，萨伯续写了有关此案的九个新观念，又将20世纪法哲学的新展开引入讨论。本文摘自彼得·萨伯著《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后浪︱ 九州出版社，2020年7月），澎湃新闻经受权发布，现题目为编者所拟。
富勒虚拟的案例是以一些令人揪心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案例，无疑是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U. S. v. Holmes）和1884年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Regina v. Dudley & Stephens）。这两个案件都与救生艇有关，都是在海难之后发作了杀人和追诉。在霍尔姆斯案中，杀人是为了让严重超载的救生艇减轻负荷。在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中，杀人是为了给行将饿死的幸存者果腹。 霍尔姆斯案 在霍尔姆斯案中，一艘从利物浦驶往费城的移民船“布朗号”在纽芬兰岛海岸因撞到冰山开端下沉。船上只配备有两艘救生艇，可供八十名乘客和船员运用。最终共有四十一名乘客和水手挤到一艘二十二英尺长的大艇上，另有船长和船员共九人占领了一艘只能容纳六七人的小艇，剩下的三十个人则被弃在船上，与船一同漂浮。这些漂浮者之中没有一个是船员，大部分是儿童。后来，船短命令一个助手带着航海图和罗盘参与大艇。这样一来，有四十二人在大艇上，八个人在小艇上。大艇有桨无帆，小艇则两者都有。 小艇驶向纽芬兰海岸，最终被一艘渔船救起。大艇则因严重超载简直无法飞行，在海上漂浮了一整天后，船舷上缘已紧贴水面。随着天气的恶化，海水开端溢入船里。本有缝隙的大艇裂开了一个大洞，不得不大量向外排水。几个大浪袭来，大艇在漂浮的边沿飘摇。船长助手嚷着叫水手想措施减轻负载，水手霍尔姆斯事后回应，在另外两名水手的辅佐下把六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抛出船外。第二天他又把另外两个男人扔下船。 他们向东边漂移，以仅有的一点儿食物充饥，几周之后，船在法国海岸获救。他们的阅历震惊了世界，有些幸存者返回美国后，给费城地域的检察官施加压力，请求指控大艇的水手犯谋杀罪。不幸的是，霍尔姆斯是当时独一住在费城的大艇上的水手，于是被拘捕了。大陪审团不愿意指控他谋杀，迫使检察官将起诉减轻为非预谋故意杀人。 霍尔姆斯提出紧急避难的抗辩。他辩护说，假如杀人关于船上的人的存活是必要的，那在法律上就是合理的。这个案子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鲍尔温法官审理，当时他暂时担任费城承审法官。他告知陪审团，一定数量的水手是大艇飞行所必须的，但超越这一数量的其他水手与乘客相比并没有任何特权，这些水手必须与乘客一同禁受命运的考验。在这一准绳的指引下，陪审团认定霍尔姆斯非预谋故意杀人罪成立，鲍尔温法官对他处以六个月的监禁和二十美圆的罚金。霍尔姆斯服了监禁之刑，罚金则被泰勒总统（John Taylor）赦免掉了。 杜德利案 在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中，澳大利亚游船“木犀草号”从英国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漂浮，四个幸存者被困在一艘十三英尺长的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需两个芜菁罐头。四人中，杜德利是船长，斯蒂芬是助手，布鲁克斯是一个能干的船员，帕克是见习船员。帕克只需十七岁，很快就成为四个人中状况最差、最虚弱的人。四个船员以一个芜菁罐头维持了两天，在随后的两天只能靠雨水度日，直到他们抓住一只海龟。那天他们吃了第二个罐头，或许想着他们还能够再抓一只海龟。 一周后，他们吃光了海龟身上一切能吃的东西，但依旧看不到获救的希望，也没能找到其他食物。船员们的嘴唇和舌头由于一边脱水而发黑，腿脚肿胀，浑身布满溃烂的伤口，并且开端喝自己的尿。帕克喝了海水，这在水手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第十九天，杜德利提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谁该被杀掉作为其他人的食物。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在犹疑，计划暂时被搁在一边。后来，杜德利自信地对斯蒂芬说，无论如何帕克会先死，由于他身体状况曾经很差而且没有家人。那还等什么呢？斯蒂芬被压服了。杜德利随后杀了帕克，三个人靠帕克的尸体度日。一艘法国帆船“蒙堤祖麻号”在从智利的篷图阿雷纳斯去德国汉堡途中把他们救起时，他们曾经连续四天以尸体为食并吃掉了大半。在返航途中，“蒙堤祖麻号”驶进英国法尔茅斯港短暂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以谋杀罪被拘捕收监。 英国的内政大臣哈考特爵士咨询了总检察长、副检察长和王室官员之后，批准起诉三名船员谋杀，但是法尔茅斯的公众全部支持被告。由于担忧呈现宣布无罪的结果，法官请求陪审团中止特殊判决。这意味着陪审团只是认定事实，不用对该事实能否构成谋杀罪做最后的判决（这一布置使法庭即便在陪审团同情被告的状况下也可能判被告有罪）。依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法官宣布被告犯有谋杀罪，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难抗辩。被告被判处绞刑，随后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了，提出赦免倡议的正是支持起诉的哈考特爵士。若想更细致天文解上述案例，请参阅辛普森（A. W. Brian Simpson）在《同类相食与普通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一书中引人入胜而又细致入微的描画。而对该故事愈加精练，也更戏剧化的复述则能够查阅卡玆（Leo Katz）关于刑法的一本很好的著作—《不良行为与立功心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司法意见的摘要经常能够从英美法学院运用的案例书中找到。 真实案例基础上的虚拟案 人们能够随意看出富勒从这些案例中借用了大量事实：堕入绝境、抽签、人吃人、公众的同情、夹杂着复杂政治要素的追诉、紧急避难的抗辩、陪审团的有罪宣布、赦免的可能。以至在细节上，好比杜德利、斯蒂芬案中陪审团的特殊判决，都在富勒的案例中再次呈现。 但是，这些可资自创的要素，最多只是减轻了富勒的创构成分，他把事故从大海中移到纽卡斯国的山洞里，这既使管辖权问题尖利化，又使十分重要的无线电通讯这一要素成为可能。他增加了无线电通讯所传送的医生、工程专家的意见。这让洞穴探险者经过可信任的资讯确切知道获救之前将会饿死，而不只仅是惊惶地猜测。他增加探险者富有先见之明的布置，即请求洞穴探险组织在他们未能于特定时间返回时予以救援。他增加了威特莫尔意见的复杂重复：一开端同意参与死亡协议，接着撤回许愿，后来又认可其他人代他投掷骰子的公平性。他增加了纽卡斯国内战与社会契约的历史，谋杀罪的法定死刑，发明了自我防卫例外的古代司法行为以及其他许多细节，包含每个法官针对其位置和意义做出不同判别的少量司法判例。 法律思想的多样性 假如以为富勒调整了事实致使判决无罪和判决有罪的理由旗鼓相当，那就过于简单化天文解他的独具匠心了。若真如此，那么失职的法官将无法做出判别，或只能经过向另一方意见做出严重退让，才干做出自己极不肯定的判决。相反，富勒经过精巧地裁剪事实，既给一些法官很好的理由去判决无罪，又给另一些法官很好的理由去判决有罪。这两种类型的大部分法官都确信事实是不均衡的，并且不均衡之处应该依他们的方式来解读。假如最终判决有罪和判决无罪的票数一样多，那主要是由于高级法院中的法哲学均衡而不是事实均衡所招致的。优秀的法官们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富勒巧妙地裁剪事实以便惹起人们对法律思想多样性的关注。假如几个不同观念在论证上同样有力，并且都忠实于法律，这个案子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是均衡的。但是假如以为不同的法哲学表示出相当的论证力，仅仅是由于富勒把它们融入了案例或者是它们能提供论证，或它们的确来源于重要的道德、法律、政治哲学传统，那就空费了富勒的精明和一番辛劳。这个案例通知我们的，是应该经过案例思索什么，而不是不假思索地从中得到什么。这个案例不是富勒的结论，而是他提出的问题。 富勒的案例事实是以特别的方式抵达均衡的，它给不同倾向的法官很好的理由从不同方向认定事实，但是该案例并没有特别到无法教给我们有关真实案例的学问。相反，大部分惹起公众争议的案例都同样棘手。好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新近案例中提出的遏止鸡奸、熄灭国旗或辅佐自杀的法令能否合宪的问题。公众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似乎事实是均衡的；但各自主张的观念都充沛有力，似乎又表明事实并不均衡。当然，实践上，存在于法律准绳和美国公众观念之中的均衡，多于存在于事实自身之中的均衡。这正是富勒经过巧妙地结构事实和睿智地解读司法判例，在他的案例中所传达的复杂而奇妙的均衡。这也是他的案例能真正教会我们处置疑问案件的缘由之一。 富勒是何许人？ 富勒（Lon Fuller，1903—1978）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人，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撰写了八部法律专著和大量论文，是20世纪极优秀的法理学家。他反对实证剖析法学，曾在法律刊物上就实证剖析法学的价值与哈特（H. L. A. Hart）争论。值得赞扬的是，假如一个人事前不知道富勒不满法律实证主义，那么忠实地阅读《洞穴奇案》后仍不会觉得到这一点。在《法律的道德性》这本重要的法哲学著作中，他把反对实证主义的案例集中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为自然法的有限方式中止论证。在该书附录中，他收入了他的第二个著名的虚拟案例—怨毒告密者案。 听说富勒是一位出色的合同法教授，但他在我进入法学院的前一年逝世了，我没有读过他的合同法案例书。在我看来，富勒的巨大在于他用终身的学术成就证明：紧密的法律思想既不排斥发明性，也不请求专业的术语表白，更不会让道德成为与法律无关的独立变数或事后思索。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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