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蒸蒸日上的对外贸易不仅推动了城市扩张，金融、商业等新经济和职业类型也日益兴起，人们不再能依靠工作的区域来划分不同的人群，城市里的“陌生人”越来越多。 在英文中，“公共”这个词最早有记录可寻的用法是将“公共”和社会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例如，在1470年，马洛礼曾说过“卢奇乌斯皇帝……罗马公共福利的独裁者或者获取者”。70余年之后，“公共”这个词多了一层意义，而且这层意义已经非常明显，一般人也能察觉得到。在《1542年纪事》中，霍尔写道：“他们无法约束内心的恶毒念头，而是在公共场合，也在私人场合发泄出来。” 在这里，“私人”的意思是特权，意味着在政府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到了17世纪末期，“公共”和“私人”的对立慢慢变得接近于我们现在对这两个词的用法了。“公共”意味着向任何人的审视开放，而私人则意味着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 所以斯蒂尔在1709年的一期《塔特勒》杂志中写道：“人们的公共行动和私人行动……都受到了影响。”在1726年的《传道书》中，巴特勒写道：“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两种能力，私人的能力和公共的能力。”“到公共场合去”(斯威夫特)这个短语意味着社会已经认可了“公共”这个词的地理学含义。在今天的英文中，些较为古老的含义并没有彻底消失，但这种18世纪的用法给这两个词在当代的含义提供了参照。 法语中，“公共”这个词的各种书面意义也大同小异。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词主要用于指称共同利益和政治群体，慢慢地，“公共”也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交际领域。“公共”这个词更加现代的定义最初出现在17世纪中叶的法国，它最初是指那些观赏戏剧的公共人物。 奥尔巴赫曾对此做了详尽的研究。路易十四时代的流行语 la court la ville(宫廷与城市)指的就是这种剧院中的公共人物。奥尔巴赫发现，这类剧院中的公共人物实际上是由一群社会精英组成的，其中宫廷人比较多，而城市人比较少。在17世纪的巴黎，“城市人”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这些人并非贵族出身，而是靠做生意起家，但他们的言谈举止却掩盖了这个事实。他们这么做倒不是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光彩，而是为了更好地和宫廷中人进行交流。 到了18世纪初期，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公共人物”和“公共场合”的含义都得到了拓展。布尔乔亚变得更少在乎掩饰他们的出身了；这类人更多了；他们居住的城市变成了九流三教之间各有联系的世界。因而，等到“公共”这个词获得了其现代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处于家人和好友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还意味着这个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群相互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人。 有一个词顺理成章地被用来指称这个差异性很大的城市公共领域，这个词就是“大都会”。根据1738年的记录，在法语中，一个生活在大都会中的人也就是一个能够自如地出入各种不同场合的人，他能够自在地出席那些和他所熟悉的东西没有关系或者相似之处的场合。这个词在英语中出现同样的意思比在法语中要早一些，但在18世纪之前，这含义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考虑到走进公共领域的新含义，居住在大都会的人正是完美的公共人。早年的英文中有一个用法预示了这个词在18世纪的布尔乔亚社会中的通用含义。霍维尔在《尺牍》(1645)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介书生，一个真正的大都会居民，不是出身于地主商贾、官宦豪贵之家，颤抖着走进这个世界。”祖上没有传下财富或者封建特权，这个大都会居民不管是否喜欢世俗的多元性，总得走进去，别无选择。 因而“公共”意味着一种在亲朋好友的生活之外度过的生活；在公共领域中，各不相同的、复杂的社会群体注定要发生相互的联系。而公共生活最为丰富之地，则莫过于一个国家中最主要的城市。 这些语言的变化关乎18世纪大都会的行为与信念的情况。随着城市的发展，独立于皇室的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交际网络也发展起来，可供陌生人经常聚会的地方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个时代，人们在城市兴建了许多大型的公园，还第一次在马路上设置人行道，专供行人漫步放松之用。正是在这个时代，咖啡屋、咖啡厅和客栈成为社交的中心。正是在这个时代，戏院和歌剧院通过公开售票广纳观众，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座位分配给赞助演出的贵族。城市的娱乐消遣活动已经从一个社会精英的小圈子向社会各色人等扩散，因而就算是引车卖浆者流，也开始养成了一些社会交际的习惯，比如说在公园中散步，在过去，这种行为可是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只有他们才能在私家花园中散步，或者到戏院“打发”一个夜晚。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咖啡屋不仅是伦敦和巴黎常见的聚会场所，也是主要的信息中心。 不管是出于必需的社会交际还是出于休闲的社会交际，它们的模式已经变得适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再也与世袭的封建特权或者由皇室确立的垄断控制无关。 在18世纪的城市中，市场跟中世纪晚期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市场不一样了；市场内部出现了竞争，售货的商贩争相吸引一群大部分陌生的流动买家的注意力。随着货币经济的扩张，信用、会计和投资模式越来越合理化，在办公室和店铺中也可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越来越基于非人格的基础上。 当然，如果认为这些扩张中的城市的经济和社交一下子就取代了原来的商业和娱乐模式，那就犯错了。当时工业生产的扩张甚少得到约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的个人规约模式和新的交往模式共同存在，这种共存正适合一种在陌生人之间度过的生活。 如果以为造就一种适合于拓展中的城市和日益增长的布尔乔亚的社会纽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也不对。人们焦急地试图创立话语的模式，甚至是衣着的模式，这些都给城市新出现的局面以秩序。人们还将这种生活和亲朋好友构成的私人领域区分开来。他们在寻求公共秩序的原则时，常常求助于那些按理来说适用于正在逝去的时代的话语、穿衣和交往模式。这些模式在新的情况下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试图迫使其发挥作用。
英国小说家菲尔丁曾说，18世纪的伦敦变成了一个戏台和街道“水乳交融”的社会，城里的人们为了能够彼此交往，言谈举止变得和演员一样。比如成为了常用装饰品的假发随处可见，当时人们的意图在于，利用公认的身份形象，来给街道施加一种社会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中世纪晚期社会的诸多不平等被移植到一片新异的领土上，并且统统变得更加令人痛苦和更加令人喘不过气来。没有必要为了赞赏古代政制时期大都会的公共生活而将其浪漫化；当时的各种社会条件一团糟，人们急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导致古代政制的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给当时人们尚未完全理解的一种群体生活创造了诸多良好的机会。 18世纪各国首都的居民非但在行为上，而且也在理念上厘清了公共生活是什么，以及公共生活不是什么。当时的人认为有教养的行为就是大都会的公共行为，而家庭内部的行为则可以视为人类天性的行为；这两者之间的制衡，则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划一道界限而得以实现的。 他们认为所谓教养与天性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这种看法的复杂性正在于，他们拒绝偏爱某一方，而是让两者维持一种均衡的状态。在18世纪的人看来，若要实现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人们必须从和陌生人的交往中得到情感的满足，然而又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与之相反，在人们看来，为人父母、与朋友深交的能力则是与生俱来的禀赋，而不是后天的社会属性。人在让自己进入公共领域的同时，公共人的衰落也在私人领域实现了他的本性；这种私人领域，主要是他在家庭中的体验。人们既想当有教养的人，又想保持天性；大城市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界线体现了这两种想法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影响到当时的上层文化，还渗透到更为世俗的领域中。在儿童培养手册中，在道德伦理的规范中，以及在人们关于人权的常见看法中，都可以找到这些张力的痕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共同创造了一种我们今天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东西。 本文摘选自桑内特著作《公共人的衰落》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于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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