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1296—1370），又作维祯，字廉夫，号铁崖，浙东诸暨人），笔墨与其诗歌一样入古出新，饱含奇瑰的想象，是元末诗风、书风变革的代表性人物。历经六百多年，杨维桢传世墨迹已稀，据笔者统计，全世界所存不足五十件，其中尺寸超过二米的仅有三件。上海博物馆藏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纵三十三点三厘米，横二百七十八点四厘米，纸本行书，由四段纸拼接而成，是能够代表杨维桢晚年大字书风的一件巨制。
元·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 墨迹和印鉴释读 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未载于文集，传世墨迹本共一百四十四字，现代各种出版物和论文引述中几乎都有差错，既有释文问题，也有断句问题。释文差错主要有：“宓（fú）以”误释为“密以”，“朅（hé）来”误释为“竭来”“劫来”，“兵燹（xiǎn）”误释为“兵焚”，“仰祝”误释为“仰视”……尤其是第八行“万灶人烟”多被误释为“景灶人烟”，导致文义不通。 杨维桢书法字形很有特点，有时异于常人。此处“万”字乍看像“景”字，其写法是从行书“萬”演变而来，对该字下部改变笔顺并简化结构——虽然这种写法比较少见，但是宋代米芾《方圆庵记》中的“萬”字也是这么写，足以佐证。再看杨维桢墨迹中的几个“景”字，上部俱为“日”，下部为“小”，与《真镜庵募缘疏卷》中“万”字写法明显不同。（表一）
笔者整理、标点后的《真镜庵募缘疏》释文如下： 真镜庵募缘疏。宓以真镜庵百年香火，大启教宗；高昌乡万灶人烟，均沾福利。率尔历星霜之久，朅来见兵燹之余。虽有天隐子手握空拳，必仗富长者脚踏实地。青铜钱多多选中，只消笔下标题；黄金阙咄咄移来，便见眼前突兀。栖宿四方云水，修崇十地功勋。近者悦，远者来，咸囿法王无遮之大造；书同文，车同轨，仰祝天子一统之中兴。谨疏募缘，天隐子。撰疏并书，铁道人。 募缘疏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按募缘疏者，广求众力之词也。桥梁、祠庙、寺观、经像，与夫释老衣食器用之类，凡非一力所能独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词用俪语，盖时俗所尚也。”募缘疏要讲述募缘的理由、襄助钱财的意义，且读来琅琅上口，故多采用华丽的四六句骈文，典故繁复而恰当，格律整齐而铿锵，文学性很强。自古以来，寺庙营建修缮大多依赖于民间香火供奉，历代众多文人为佛寺道观撰写过募缘疏。宋代黄庭坚《华严疏》（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沈周《化须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都是幸存的此类墨迹。当元末乱世，很多寺观缺钱需要募缘，产生了大量此类文章。如寓居昆山多年的常州文人谢应芳《龟巢稿》（《四部丛刊》影印傅氏双鉴楼藏钞本），卷十三就收有《三教堂修造疏》《梁宝寺修造疏》《海印庵起山门疏》《待云庵雕观音疏》《新创水云庵疏》《东隐庵化斋粮疏》《佛会祈禳疏》等多篇募缘疏。 《真镜庵募缘疏》开篇“宓”字通“伏”，敬词。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卷后跋文中作了解释：“古文宓、虙二字，音义俱别。从宀者，为严密之密；从虍者，为虙羲之虙，即伏字也。汉儒伏生乃子贱之后，则子贱之姓当从伏音。而《史记》宓不齐字却从宓，六朝人碑亦多用宓贱字，盖汉魏以来，借用已久，故此疏亦书‘伏以’为‘宓以’也。”意思是说，宓（mì）、虙（fú）本来是两个字，但是宓作姓氏的时候读伏（fú），慢慢地这两个字就通用了。宓不齐字子贱，是孔子弟子、汉儒伏生的祖上，故宓姓、伏姓是一家。 在《真镜庵募缘疏》中，杨维桢假借“天隐子”（唐人司马承祯，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著有《天隐子》）之口，倡议富长者捐助“青铜钱”，修建“黄金阙”（指宫殿）。落款“铁道人”为其自称，杨维桢别号极夥，大多不脱“铁”字，但墨迹署款“铁道人”仅此一例。 尤需指出的是，在落款部分，楚默、孙小力、施锜等研究者的释文“谨疏募缘。天隐子撰疏并书。铁道人”均缺少一处断句。观看墨迹后段可知，“谨疏”“募缘”“天隐子”“撰疏并书”“铁道人”均换行书写。这种书仪格式提示我们，“谨疏募缘，天隐子”是一句，“撰疏并书，铁道人”又是一句，两句话含义完全不同——杨维桢从未将《真镜庵募缘疏卷》著作权系于他人名下。
关于印鉴，《真镜庵募缘疏卷》前后有作者钤印六方：东维子（朱文）、清白传家（朱文）、九山白云居（朱文）、会稽杨维桢印（朱文）、廉夫（白文）、铁笛道人（朱文）。 作品首行右下角的朱文半印，颇不易识，为很多人忽略。这是杨维桢晚年常用印“清白传家”，在其《晚节堂诗札》《元夕与妇饮》《题画像赞》《有余闲说》《跋商山四皓图卷》《橘洲燕集诗轴》《跋姚元泽古泉谱》等墨迹中都出现过，且都位于首行右下角位置，即所谓压角印。“清白传家”，用了东汉太尉杨震“清白吏子孙”的典故，表示他是弘农杨氏后裔；“清白”亦是杨氏堂号之一。此印以钟鼎文字入印，篆法古奥，风格与杨维桢其他朱文印章迥然有别。（表二）
真境（镜）庵的位置与交通 要了解《真镜庵募缘疏卷》的写作背景，“真镜庵”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首先，真镜庵在何处？明人都穆在题跋中作了说明： 江西儒学提举杨先生廉夫，元季寓居吴中，多往来僧庐道院。此《真境庵疏》之所由作也。庵在上海县东北二十里。其曰天隐子者，唐司马承祯，字子微。而先生之书者，大抵古人作疏募缘，率多借重如是。陆太史子囦近出示予，云得之外祖吴翁家，盖真境吴氏之香火院也。正德己巳夏五月，吴人都穆书。 都穆为明代苏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他从“陆太史子囦”处获观此卷，“云得之外祖吴翁家，盖真境吴氏之香火院也”，这是非常真切的一手信息；“庵在上海县东北二十里”，位置比杨维桢所称“高昌乡万灶人烟”更加具体。 元代松江府下辖华亭、上海二县，高昌乡属上海县。《（至元）嘉禾志》卷三《松江府》载：“高昌乡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九保十五村，管里四：高昌、盘龙、横塘、三林。”松江旧称十三乡、五十保，高昌乡下辖九保（二十二保至三十保），范围很大，横跨浦江两岸。元、明、清时代的上海县治（今上海城隍庙南侧地块）在高昌乡所辖二十五保，东侧就是黄浦江的十六铺码头。《真镜庵募缘疏卷》说“庵在上海县东北二十里”，则必定在浦东地区了。 《（正德）松江府志》载：“珍敬庵，在二十二保，宋端平甲午邑人吴居四舍宅建，僧远开山。”《（嘉庆）松江府志》载：“真境庵，在二十二保。宋端平元年邑人吴居四舍宅建，僧远开山。今在高行镇西北。旧志作‘珍敬’。杨维桢疏作‘真镜’。”可见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为珍敬庵、真境庵，杨维桢写作“真镜庵”不够准确。南宋端平元年（一二三四）由当地人吴居四创建，距元末有一百三十多年，确实可称“百年香火”。 古代的乡、镇是不同概念，乡是乡里，镇是集镇。高昌乡在一九一二年被撤销，其范围包括今天浦东的高桥镇、高行镇、高东镇，浦西的五角场镇、高境镇等。真境庵所在地属于高行镇。新修《高行镇志》载：“真境庵，又作珍敬庵、真镜庵。位于行西村顾家宅，东沟毛纺厂内。宋端平元年，邑人吴居四舍宅建造。占地面积九百平方米，有殿宇二十五间。俗谓：‘先有真境庵，后有高家行。’有元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手迹犹存。该庵解放后废。现尚存银杏树一株。”可知真境庵的历史延续七百多年，直至一九四九年以后荒废，改为东沟毛纺厂厂房。 二〇二二年一月，上海俞丰陪同笔者考察真境庵旧址。这一片区域已经城市化改造，旧庵遗迹无存，仅有树龄四百多年的古银杏树一株（上海市古树名木第0097号），当地人说这就是庵内的银杏树，可作为真境庵的地理标志。具体位置在今上海浦东高行镇五洲大道、杨高北路交叉口西南角的森兰绿地中。此地在元代位于松江地区的北部边缘，靠近古吴淞江出海口，距松江府治（今松江二中）约六十公里，相当偏远。 其次，真镜庵与杨维桢有何关联？ 楚默《杨维桢研究》中认为，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是为方外友人释静庵而作。静庵法师俗姓杨氏，世居上海县高昌里，去世后杨维桢为之撰《告镇公文》《静庵法师塔铭》。在明人编《续佛祖统纪》卷二“大用才法师法嗣”条下，记载了静庵法师生平，称“法师元镇，字静庵，松之上海高昌里人……九岁依里之安国寺闻公落发及受具”，后来长期主持沪上安国寺，曾为减免淞湖二郡僧人徭役而赴北京奔走，也曾主持杭州兴福寺三年，继而“退归安国，别筑净住舍”。据上述文献可推算出静庵法师的生卒年为一三〇六至一三六八年。 杨维桢《望云轩记》曰：“余游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静庵镇、大明煜、天镜净也。净修长书一通，贽余之见于静庵所。”该文是至正二十年（1350）五月四日为释原瀞（净）撰，当时杨维桢从杭州移居松江仅半年。释原瀞，字天镜，别号朴隐，绍兴人，杨维桢至正八年（1348）在吴门与他同为《林屋山先茔图》题诗，称之“乡僧净上人”。至正二十年释原瀞恰在上海，并写信介绍杨维桢拜访静庵法师。 “静庵所”在哪里呢？根据《续佛祖统纪》的记载，静庵法师在上海的驻锡地一直是安国寺。有文章说安国寺旧址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虹二村，但是此安国寺并非静庵法师所在的安国寺。《（正德）松江府志》载：“安国讲寺，在二十六保，宋咸淳乙丑里人朱性建，僧莲开山。”
《（嘉庆）松江府志》卷首“乡保市镇图”（局部） 由《（嘉庆）松江府志》卷首“乡保市镇图”可看出，二十六保亦属高昌乡，与真境庵所在的二十二保隔着一条黄浦江，一偏西南，一偏东北，两地相距不远。虽然清代黄浦江的河道位置与元代已不相同，但乡保行政区划基本一致。杨维桢去安国寺拜访过静庵法师，又为真境庵写下《募缘疏》，说明他或许多次到访高昌乡。虽然没有材料表明静庵法师与真境庵有何关联、杨维桢与高昌乡吴氏有何交往，但杨维桢因为安国寺之行而途经真境庵，也是可能的。 第三，杨维桢如何前往真镜庵？ 真境庵位于浦东北部的高行地区，地理位置非常偏远。即便是今天的上海人，绝大多数也没有到过这个地区。它距松江府城约六十公里，距上海县城约十八公里。在六百多年前，杨维桢如何前往真境庵呢？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交通工具，二是交通路线。 松江地处长江下游，地势低洼，河网密布。陆路交通每隔一二里或数里，必有一条河横亘在前，需要修建很多桥梁。水路交通往往比陆路交通更加四通八达，而且便于运货，只是途中时间稍长。古人从苏州、杭州前往松江，一般都是走水路，这有大量诗文可以佐证。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杨维桢从杭州赴松江府学执教。贝琼《小蓬台志》载：“（先生）挈家东下，淞之通守顾逖具舟楫迎之。”这条水路应当经嘉兴过秀州塘，直抵松江府城。 松江地理版图古今变化很大，陆地面积也远比唐宋时代大了许多。最重要的变化：第一，原来是松江（府）管辖上海（县），后来是上海（市）管辖松江（区）。因为在河网时代，面向内陆的苏州、杭州，松江在交通上具有优势，但是在海运时代，位于吴淞江、黄浦江交汇口的上海显然更加重要。第二，原来黄浦是吴淞江支流，后来吴淞江变成黄浦江支流。因为吴淞江下游泥沙沉积严重，不断淤塞改道，明永乐年间不得不拓展黄浦江以替代吴淞江的排水功能，上海地区水网格局发生巨变。 杨维桢晚年任教于松江府学，时常携弟子或家人外出游历。无论去松江各地或是前往平江路（后来称苏州府）昆山、嘉定、常熟，都是乘舟出行，在他的文章中有不少记载，例如：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杨维桢《游干将山碧萝窗记》：“横铁生洪祥驾墨楼船，邀余出南关，泛白龙潭，北行过沈泾，至皇甫林西小溪……明旦，奠云西处士墓，放舟山南……又沿流经石氏醉痴家……夜，乘月归。” 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予荡舟嬉春，过濯渡……因延致舟中。” 洪武二年十二月，杨维桢《绿筠轩志》：“岁己酉冬十二月，余被召。舟出西津之崇福兰若，主僧传性宗诣舟次。” 洪武初年《风月福人序》：“风日好时，驾春水宅（先生舫名）赴吴越间，好事者招致。” 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元代松江富裕繁华，有八大家族可作为代表。其中青龙（今青浦区白鹤镇青龙村）任氏、祥泽（今松江区泗泾镇祥泽村）张氏、璜溪（今金山区吕巷镇）吕氏、张堰（今金山区张堰镇）杨氏都和杨维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杨维桢曾为他们写下不少诗文。青龙、祥泽在松江之北，经通波塘（又称顾会浦）可达；璜溪、张堰在松江之南，经秀州塘、张泾可达。 杨维桢旅经黄浦江的行程，文献所知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经黄浦向北抵达长江口。《榆溪草堂记》：“至正庚子夏四月，余东游鹤砂。回舟顺流下黄龙浦，又东抵榆溪。”《五桧堂记》：“至正庚子孟夏某日，予过黄龙浦，游海上，观三神山，经南北蔡。”《读书堆记》：“今年予游鹤沙，顺流下黄浦江，抵沧海观涛。泊舟古精蓝下，主僧出肃客，乃慧也……至正二十年夏四月廿六日。”《望云轩记》：“余游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静庵镇、大明煜、天镜净也。净修长书一通，贽余之见于静庵所……至正二十年夏五月四日。”由以上四篇文章提供的信息可知，杨维桢此次出游大约持续半个月，造访静庵法师也在其中。引文两次提到“游海上”，请注意当时所谓“海上”并非指大海之上，也不仅限松江上海范围，而是泛指濒海之地，甚至嘉兴海盐也可称为“海上”。 综合来看，这次舟游的线路是先到鹤砂（沙），“回舟顺流下黄龙浦”，“抵沧海观涛”，“观三神山”，途中抵榆溪，经南北蔡，访古寺。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永乐年间实施“江浦合流”治水之前，黄浦是吴淞江的支流。
《（崇祯）松江府志》卷一“黄浦图”描绘了古吴淞江向东入海的状况 黄浦江原来叫黄浦、春申浦、黄浦塘、黄龙浦，承嘉兴来水，起自秀州塘，迤逦而东，在南广福寺（今寺嘴角）折向北，再汇入向东入海的吴淞江。历史地理专家满志敏教授指出：“古吴淞江河床原是东西走向，在今高桥地区入海……现今的黄浦江下游是横过古吴淞江河道，与古吴淞江的走向大体垂直。”故杨维桢的舟游线路反映了“江浦合流”之前的上海地理状况，“抵沧海观涛”应该是抵达元代吴淞江入海口。“三神山”指海上仙山，亦或指元代长江口的三沙、西沙、姚刘沙三个江心洲（今已合为崇明岛）。 那么，在这次出游中，杨维桢为什么要首先要去鹤沙呢？ 鹤沙即下沙（今浦东航头镇下沙社区），在南蔡之南，据说这里古代是丹顶鹤产地，故称鹤窠、鹤沙。南宋在这里设下沙盐场、盐课司，管辖周边盐场，遂发展为较大的集镇。元代瞿霆发（1251—1312）家族世居于此，把持着下沙盐场，积财千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称瞿氏园苑为“两浙第一园”。 但杨维桢与下沙瞿氏似无交往。他前往下沙的真正目的，笔者认为与杨瑀有关。 杨瑀（1285—1361），字元诚，杭州人，历任太史院判官、建德路总管，官至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致仕后避兵祸隐居浦东鹤沙，曾为张渥《竹西草堂图》、邹复雷《春消息图》题字。杨瑀《山居新话》卷首有铁崖序言：“吾宗老山居太史归田后著书，名《山居新话》，凡若干卷……好事者梓行其书，征予首引，予故为之书。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会稽杨维桢叙。”撰文时间“至正庚子夏四月十有六日”正是杨维桢“东游鹤沙”“回舟下黄龙浦”旅程的前期，略早于前引《榆溪草堂记》《五桧堂记》等四篇文章的撰写时间。 杨维桢曾于至正十六年（1356）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时任建德路总管的正是杨瑀。此前杨维桢在杭州任职，得罪了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日子颇不好过。他调任建德，可能就是出于杨瑀的帮忙。不管怎样，两人的关系应属不错，是以杨维桢移居松江之后，知道杨瑀也隐居松江，便择机前往拜访。否则的话，东游鹤沙、为杨瑀《山居新话》撰序这两件事怎会如此巧合？序中“好事者梓行其书，征予首引，予故为之书”一句，“其”“之”都代指杨瑀，那么“征予首引”省略的主语，也应当是杨瑀而非“好事者”。可以推测，杨维桢拜访杨瑀时，杨瑀持《山居新话》书稿邀其撰序，杨维桢当即应允并完成。随后，他继续游历，“回舟顺流下黄龙浦”，“抵沧海观涛”。此处“回舟”二字甚妙，因鹤沙在黄浦之东，需向西回舟，方能“下黄龙浦”。又因乡僧原瀞法师说起上海安国寺静庵法师，亦顺道造访。 次年，杨维桢再次舟行黄浦，东抵鹤沙。元人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后有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廿七日杨维桢题诗并跋：“余抵鹤砂，泊洞玄丹房，主者为复雷炼师。设茗供后，连出清江楮三番，求东来翰墨……卷中有山居老仙（指杨瑀）品题‘春消息’字，遂为赋诗卷之端。”该月，杨维桢还为鹤沙义塾撰记。 此番杨维桢为何又去了鹤沙呢？肯定不是为了观画题画，他和邹复雷并不熟悉。笔者认为，可能还是跟杨瑀有关。因为该年秋后杨维桢应杨瑀儿子之请撰《元故中奉大夫浙东尉杨公神道碑》，文中说杨瑀“殁于至正辛丑（1361）七月十八日”！那么，七月廿七日杨维桢在鹤沙，想必是为了吊唁杨瑀而前往的。 日本回流的杨维桢墨迹《壶月轩记》（现藏十面灵璧居）作于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十五日，文曰：“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过必觞余于轩。”其中两个“必”字说明杨维桢经黄龙浦达于海、觞咏于壶月轩的情况，曾经不止一次发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倪瓒《壶月轩图》，卷后钱凝题诗云“渔庄人住浦西村，知是延平老裔孙”，确指壶月轩在“浦西”。据元代上海地图可知，其位置应在吴淞江、黄浦交汇口之西南，离上海县治和安国寺不远。如果从这里去真境庵，沿黄浦北行进入吴淞江再向东行船即可。
元代松江府至真境庵交通图，参照《中国文物地图集·上海分册》 作于元末还是明初 对《真镜庵募缘疏卷》的书写时间，研究者一直有不同看法： （一）楚默认为《真镜庵募缘疏卷》是为高昌乡的静庵法师所写，静庵卒于洪武元年（1368），则此作定书于静庵死前。 （二）王菊如认为“仰视（应为祝）天子一统之中兴”句中“天子”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故书写时间在洪武元年至二年（1368—1369）杨维桢去世之前。俞丰持同样看法。施锜亦表赞同，并认为书于洪武元年（1368）的可能性最大。 （三）孙小力认为文中“仰祝天子一统之中兴”表明杨维桢对元廷复兴尚有幻想，当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张士诚自立为王以前。 对以上看法，笔者认为证据都不够充分。 《真镜庵募缘疏卷》有“朅来见兵燹之余”之句，且钤盖“东维子”“九山白云居”等印章，必书于杨维桢至正十九年（1359）移居松江之后，属晚年之作。研究者对此均无异议。然而关键在于“仰祝天子一统之中兴”应如何解读，“天子”指的是元朝还是明朝的皇帝？这就涉及到杨维桢对元、明两个王朝的态度。 杨维桢虽然长期在元朝为官，且有《老客妇谣》等诗作表明不愿另仕新朝，但明朝是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而建立的政权，他并没有激烈地反对，也未像戴良、王逢那样拒绝合作。他对新王朝持顺时应变的态度，参与修礼乐书，也和明太祖朱元璋见过面，赋诗赞美。从《东维子文集》可以看到，他对元、明两朝皇帝都尊称“天子”，承认他们“受命于天”的地位。 尊称元顺帝举例： 《送关宝临安县长序》：“北庭关宝氏擢春官第，天子赐进士出身，往监临安县。” 《送庆童公翰林承旨序》：“至正十五年冬……今天子内治益切，归公于东阁，盖有寄之重于东方者已。” 《送张先生赴河南幕府序》：“河南省察罕公以天下大将军佐天子中兴，不远数千里，起张先生某于天台、雁宕之间。” 《送倪进士中会试京师序》：“自兵兴来，士气不振将二十年……此今天子之厉精发情而亲策于大夫，务得真材之用也。” 尊称明太祖举例： 《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前济宁郡教授成君彦明氏，以文墨长才为今天子录用。洪武元年春遣使行天下……” 《姑苏知府何侯诗卷序》：“大明龙兴，天子选守牧……天子仁明，方选天下贤守牧入政堂。” 《送陈钱赵三贤良赴京序》：“皇明龙兴之一年，天子思与天下之贤人共图天下之治事。” 《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有明受天新命，开基金陵……余举爵酌侯曰：‘天子任股肱心腹之臣如侯者，不几也，侯慎之。’再酌曰：‘侯历民间，往，当以生灵之忧为己忧，以答天子之大宠命。’三酌曰：‘海隅尚有未宾服者，愿侯佐天子平定之，无久劳金革为也。’” 《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今天子龙飞金陵，奄有四海，版图归职方者，过唐越汉。” 杨维桢并没有强烈的遗民情绪，对元、明两朝皇帝都尊称“天子”，故从《真镜庵募缘疏》中“天子”“一统”的文辞难以判断该作品的年代。既然如此，我们索性换个角度，不必纠结于“天子”指的是谁，因为杨维桢文中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词——“中兴”。这个词有着明确的内涵，并不是每个历史时期都能称为“中兴”。 宋人王观国《学林》书中对此有详细解释，一是词义：“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首尾先后不必均也。商之世尝衰矣，高宗能复兴商道，故高宗谓之中兴。周之世尝衰矣，宣王能复兴周道，故宣王谓之中兴。汉之世尝衰矣，光武能复兴汉室，故光武谓之中兴。晋之世尝衰矣，元帝能再造晋室，故元帝谓之中兴。唐之世尝衰矣，肃宗能复兴唐室，故肃宗谓之中兴。”二是读音：“观国按：中字有钟、众二音，其义异也。音钟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耳……凡此在一世之间，因衰而复兴，故皆谓之中兴，其时之首尾先后不必均也。此中兴之中所以音众。”由此可知，“中（zhòng）兴”意谓一世之间，衰而复兴，是对一个王朝历史的回看。当朱元璋洪武登基之后，新王朝刚刚建立，可以说“龙兴”，但肯定不是“中兴”。 我们来看杨维桢文章中使用“中兴”词汇的例子。 前引《送张先生赴河南幕府序》云：“河南省察罕公以天下大将军佐天子中兴。”据《元史·察罕帖木儿传》，陕西行省右丞、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察罕帖木儿（1328—1362）于至正十九年（1359）八月率军攻占汴梁，平定河南。随后，察罕从各地招募人才从军。 除了这位家在“天台、雁宕之间”的“张先生”，杨维桢弟子张宪、赵信也北上赴察罕幕府效力。杨维桢撰《送张宪之汴梁序》给予勉励，并说：“予闻唐相臣裴度之佐主中兴也，延揽遗杰，恢复失土……今大将（指察罕），人期为唐之度也，豪杰归之惟恐后，顾得一二耆（指柏耆）、愬（指李愬）已乎？倘得，昇寇不足平矣……使大将之门三千客中、十九人内，称有赵、张两奇士，岂惟光吾门也哉！”裴度是唐宪宗时平定淮西之乱的名相，著名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的战斗就发生于此时期，故称“佐主中兴”。杨维桢将察罕比之裴度，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对元朝“中兴”的期待。文中“昇寇”指昇州（金陵别称）之寇，即占据金陵的朱元璋所率农民起义军。此时他站在元政府的立场，对各地农民军都持敌对的态度。故而，“中兴”指元朝而非明朝，《真镜庵募缘疏卷》书于元末而非明初，可以确定。 至于孙小力先生认为该疏“仰祝天子一统之中兴”表明铁崖对元廷复兴尚有幻想，当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九月张士诚自立为王以前。此事也很难说。前引杨维桢《送倪进士中会试京师序》说：“自兵兴来，士气不振将二十年……此今天子之厉精发情而亲策于大夫，务得真材之用也。”“兵兴”指至正十一年（1351）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士气不振将二十年”可理解为二十年以下、十五年以上，否则当说“士气不振十余年”。因至正二十七年（1367）明军攻克松江、苏州，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元廷大势已去，该文或许作于上一年（1366）。但也可见在一三六三年之后，杨维桢仍然对“中兴”抱有幻想。 元朝灭亡时间一般认为是明军攻占大都的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但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松江守臣向徐达大军投降，松江被明军占领；六月起明军围攻苏州，九月俘获张士诚。张士诚后期虽然自立为吴王，但名义上继续接受元廷的领导，他的弟弟张士信担任江浙行省左丞相，管辖地域内仍然使用元朝年号。但杨维桢的文章和墨迹中从未出现“至正二十七年”年号，就是因为松江地区的元朝统治已经瓦解。故《真镜庵募缘疏卷》书写时间的下限，可定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底；而上限，则是杨维桢移居松江后首次沿黄浦江远游的时间：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 书风特点与作品系年 若要将《真镜庵募缘疏卷》书写时间范围缩小，则须从书风特点着手。 古人书写出于实用目的，大多为小字。《真镜庵募缘疏卷》每行一般四字，字径六七公分，也有的每行三字、二字，字径达到十公分以上，这在宋元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大字书法了。在杨维桢传世墨迹中，大字作品仅见四幅：一三六一年《题邹复雷〈春消息图〉》、约一三六三年《溪头流水诗》轴（图七）、年份不明《橘洲燕集诗轴》及《真镜庵募缘疏卷》。尽管大字书法在杨维桢墨迹中占比很小，但铁崖书法给人以粗头乱服之感，尤其是明人吴宽所谓“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倒载而归”，却可能来自于对其大字书法的印象。杨维桢小字行书笔法精妙，虽字形变化多端，却无“破斧缺戕”的残缺形态。铁崖书法中的残缺美，多与他大字书法中的枯笔效果有关。
《题邹复雷〈春消息图〉》 如果将《真镜庵募缘疏卷》与杨维桢其他传世墨迹对比，可以得到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由枯笔线条特征可以推测这是以小笔写大字，是出游途中的应酬之作。该卷书法雄壮豪迈，大小错落，轻重对比强烈，忽而枯笔，忽而重墨，忽而长线。较粗重的字形虽然起笔处蘸墨饱满，但随着书写过程的展开，很快就出现偏锋、枯笔、中空等效果，可以判断这是小笔写大字造成的。杨维桢另几幅大字作品如《溪头流水诗》轴、《题邹复雷〈春消息图〉》都具有这个特点。 古人日常书写多为小字，在明代写大字立轴的风气出现之前，文人案头通常没有适合写大字的毛笔。杨维桢在特殊情况下要写大字，也只能用小毛笔勉为其难——由此也可推测该作品并非书于铁崖书斋，而是在出游途中当场完成。因为笔小，蓄墨少，难以一笔数字连贯书写，所以大多字字独立，偶有上下牵连。观察该作品，凡蘸墨必下笔粗重，凡撇捺必左短右长。至于“真镜庵”“黄金”“法王”“天子”“中兴”等关键字特别粗大，既是章法需要，也体现了书仪格式，看似不羁，实则细谨。 第二，杨维桢晚年醉心于章草，此作尚无明显的章草笔法，应当不是最晚期书迹。 杨维桢晚年书风可分为前后两段，以一三六五年春《张氏通波阡表》为界，章草字形和波磔笔法是其最晚期书法的重要特征。《真镜庵募缘疏卷》书法尚无此种表现，说明它并非杨维桢生命最后几年之作。通过与杨维桢全部存世书迹的对比，笔者认为该卷字形、书风与《游仙唱和诗册》《张栻城南诗卷》最为相近。 人的笔迹，虽然一生中有前后变化，但必定有他特定和稳定的书写习惯贯穿其中。长期养成的习惯不由自主支配他的用笔动作（动力定型），书写的着力点和方向变化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笔迹虽有差别，本质特征不变。如表三中所示“笔”“余”字的用力点、“有”“前”二字的盘绕、“历”字的特殊笔顺等大量字例，都能说明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与《张栻城南诗卷》《游仙唱和诗册》笔迹高度接近，属于同一时期作品。《张栻城南诗卷》（故宫博物院藏）书于“至正壬寅冬十二月”，《游仙唱和诗册》（上海博物馆藏）书于“至正癸卯春王正月上日”，时间相差无几，公元纪年都在一三六三年初，故笔者认为《真镜庵募缘疏卷》创作时间亦可系于一三六三年前后。 此时杨维桢年近七旬，健康状况良好，时常乘舟出游各地，如至正二十二年（1362）冬作客海盐姚桐寿家，十二月寓居昆山清真观，二十三年（1363）四月率弟子游松江干山，秋天登苏州天平山，等等。他在元末乱世中享受江山风月，也留下了不朽的作品。 原载《书法》杂志2023年第3期 来源｜书法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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