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

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批判理想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基督山伯爵》。萧伯纳曾经评价“大仲马之于小说，犹如莫扎特之于音乐，已抵达艺术的高峰”。

《基督山伯爵》

故事的主角就是爱蒙德·唐代斯，即基督山伯爵。他原本是一个充溢朝气与生机的年轻人，具有慈祥的老父亲，美丽诱人的未婚妻梅尔苔斯，也行将成为“法老号”海船的船长。

可无情的理想摧毁了他的一切。人性中的丑陋：嫉妒与背离让他的人生沉入谷底。他在所谓的“好友”费尔南和“法老号”船员唐格拉尔的诬害之下被送上了法庭，卑鄙的审问员维尔福让爱蒙德·唐代斯难逃牢狱之灾，最终，他被送往了伊夫堡，一个历来没有人能够逃脱的海岛监狱。

但爱蒙德·唐代斯在生命的最低谷，他遇到了他的狱友——法利亚神甫。法利亚神甫是他所见过最博学的人，有了法利亚神甫的陪伴，让他觉得生活又多了一个希望。14年后，他终于等到机遇出逃，逃离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中央——伊夫堡。

逃出的爱蒙德·唐代斯感到命运不公，他决议向曾经的仇人复仇，于是他又花了8年的时间准备好了复仇的一切。买下基督山作为自己的封地，伪装成一个银行家。而此时的仇人——费尔南成为了莫尔塞夫伯爵，唐格拉尔成为了银行家，而最大的仇人维尔福成了巴黎法院检察官，三个仇人都可谓飞黄腾达。

他首先要对付的便是情敌费尔南。他经过报纸揭露了费尔南的丑陋面目，并在听证会上经过他收养的阿里总督的女儿海黛出庭作证，让费尔南名誉扫地，狼狈不堪。后来费尔南希望他的儿子阿尔贝与爱蒙德·唐代斯决斗，杀死爱蒙德·唐代斯来复仇。可他的妻子梅尔苔丝认出了爱蒙德·唐代斯，就把真相通知了阿尔贝，母子两人丢弃了沾满鲜血的家产，分开了这个家，费尔南最终在恐惧和失望中自杀。

接下来是唐格拉尔。爱蒙德·唐代斯先取得唐格拉尔的信任，又用收购的电报员发虚假信息，招致唐格拉尔折损了一笔巨款。在唐格拉尔的银行倒闭时，将一个逃犯伪装成权贵引见给了唐格拉尔，他居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位“权贵”，这样在女儿的婚礼当天，逃犯被抓，唐格拉尔狼狈不堪。走投无路的唐格拉尔准备携款逃窜时，又在路上被爱蒙德·唐代斯的朋友抓住，遭到了折磨和威吓的唐格拉尔头发全白，最终肉体失常。

最后一个复仇对象是维尔福。爱蒙德·唐代斯发现维尔福的后妻希望自己的儿子单独继承家产时，便向她透露了一个毒药配方。殖黾以己利益的毒妇看到爱蒙德·唐代斯的计划，她毒死了维尔福前妻的父母以及前妻的孩子，让维尔福不得不自己列席审问，又让维尔福和唐格拉尔后妻的私生子当众说出了父亲所做的一切，维尔福最终知道了这一切是爱蒙德·唐代斯的计划，但他又能够做什么呢？

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切人最希望看到的一幕：爱蒙德·唐代斯胜利了，正义得到了伸张，他的仇人们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他带着海黛消逝在了远方，财富留给了恩人的儿子。

小说固然说的是化身为基督山伯爵的爱蒙德·唐代斯向贵族议员费尔南、银行家唐格拉尔和大法官维尔福他们复仇的故事。但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当时权益的化身，他们经过权益的运作，使得基督山伯爵蒙冤受屈长达14年。所以说，《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的实质是被凌辱与被损伤的底层民众对当时法国拿破仑王朝时期整个金钱和权益社会的不满和复仇。

基督山伯爵对贵族议员费尔南，复仇的方式是在报纸上揭露其罪恶的过去，让其名誉扫地，最终自杀。对银行家唐格拉尔，复仇的方式是以金钱为诱饵，诱惑其贪欲，让他最终破产。对大法官维尔福，复仇的方式是以非仁慈的伎俩迫使他自认罪恶的事实，最终发疯。除了复仇之外，基督山伯爵还有报仇，替老船长还债。总之，这种报复和报仇的方式背地，表示了“基督的正义”。

问题是，这种依托复仇的“正义”是“真正的正义”吗？

不是。所以我觉得看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后，越来越发现，这本书的实质跟武侠、侠客类小说一样。就是说的一个人遭受了很大的冤枉，遭受了一些非人的待遇，最后依托自己的努力洗清了冤枉，将坏人逍遥法外，击败了对手。整个故事充溢了快意恩仇，仇恨、痛苦、复仇的快感等等。故事的主角基督山伯爵就是所谓的侠客。

在一个专制暴政的社会中，老庶民无法等候自由与法治带来的霸道乐土、兴隆兴隆和长治久安，只能等候圣人明君。圣人明君无法等候的时分，只能等候清官，清官没有的时分，只能等候侠客。圣人、清官、侠客都没有的时分，整个社会便进入到了黑暗时期，赃官污吏横行，庶民安居乐业，王朝治乱循环。

基督山伯爵假如生活在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中，他基本不会遭遇此境地。当他被诬害的时分，他肯定希望法治能出来，但在一个人治和专制的社会中，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所以，《基督山伯爵》这本书提示的实质就是专制暴政社会与民众的“圣君清官情结”和奴役。

专制暴政与民众的“圣君清官情结”和奴役

大仲马生活的时期是18世纪，当时法国固然爆发了大反动，但此前阅历了长期的专制，而且大反动并没有改动法国社会，之后法国是在专制的命运中轮回，专制、暴政反重复复呈现。长期的君主专制和专制统治使老庶民养成了一种“圣君情结”和“清官情结”。

专制和暴政社会中，君主具有高高在上的权益，一切人都得无条件服从。在专制制度下，老庶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处于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位置，当他们面对强大国度机器的时分，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和无力。于是，他们就热切盼望能逢上“明君”和“清官”，幻想他们能出来掌管公道、伸张正义、为民做主，也希望明君圣贤，官吏是清廉，能够自律，能够良知发现，实施仁政，对老庶民好一点。

专制制度不只经过国度强权益量统治老庶民的肉体，而且，还在认识形态范畴禁锢他们的思想和灵魂。长期专制暴政社会很少从制度和法治上去思索问题，他们依托的人治，把希望寄予于人的自律。

所以说，长期在这种社会形态、思想和文化的熏陶下，民众在面对理想困苦，而又难以改动这种尴尬处境的时分，也很自然地把希望寄予于人的身上，也就是寄予于“明君”“清官”身上。他们热切盼望有圣君明主以及清官、青天出来为民做主、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在一定水平上维护民众的利益。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越是盼望明君圣贤、清官，阐明社会越是黑暗、糜烂和糟糕，一个社会越是热衷于明君圣贤、清官，阐明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人治社会。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所谓的公平、公正、对等、自由，财富和生命的权益，基本不可能得到制度的保障，一切取决于人。所以，基督山伯爵最终取得的正义还是人，而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侠客，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