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即惩罚

作者:刘哲 来源:现代阅读

很多人以为，有了实体的处刑结果才算是惩罚，我却以为程序自身就是惩罚。

只需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特别是被采取强迫措施，“污名化”就曾经开端了。你以前牢不可破的关系网就会在瞬间破碎，大家会对你敬而远之，好比微信好友开端逐步被拉黑，以至亲情也会发作动摇。“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亘古未有，这也是那些不离不弃的故事格外动人的缘由。由于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事实上，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是一种“害”的开端。

固然司法机关被请求无罪推定，但是社会认知常常采取的是有罪推定。“被查”“被抓”就意味着“有事儿”，这是人们的普遍潜认识，很多公众号文章只需以這个为题就能够得到大量转发，似乎这就意味着有定论了。

难道不应该是“被判”才算是结论吗？为什么社会行动就经常这样不审而定呢？

这是由于程序自身就是惩罚，并不需求一定有实体结论。

一个人被抓，被立案，即便后来被判无罪，以至基本没有被提起公诉，直接做了一个不起诉，你觉得他的生活还能回到从前吗？

他的工作很可能曾经没有了，至少被免职了。假如涉事的是企业老板，那企业最可贵的信誉就很容易崩塌，股票也会大幅度下跌，债主会集中找上门来，想借钱周转资金更会难上加难。

也就是说，即便老板最后被判无罪，企业也可能早早地由于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以至家庭方面都曾经妻离子散了。

工作没有了，企业没有了，信誉没有了，家都没有了，剩下的自由还有多少意义？

这也是在提示司法者，在启动刑事诉讼的时分要十分谨慎，否则诉讼的中止自身就会成为一座大山，会将一个强壮的人压垮。

由于司法者必须谨记，程序即惩罚。

那程序为什么会成为惩罚？

一是高定罪率。一旦进入刑事诉讼就很难逃脱，捕诉的过滤作用没有充沛发挥，庭审实质化远没有完成，即便证据不完善的案件，被告人被定罪的可能性也十分高。

二是高羁押率。进入刑事诉讼之后，很有可能就“进去了”，而进去了就很难出来。构罪即捕、凡捕必诉的机械执法理念依然强大。而“进去了”必定就会和社会关系脱节，被羁押自身就意味着经过司法机关信誉背书的方式来进步定罪率，自然容易给人一种大局已定的印象。

三是冤错案件的纠错成本极高。公众也分明这一点，也就是大家即便觉得你是被冤枉的，取得纠错的概率也十分小。

四是程序合理性还没有得到充沛尊重。假如立功嫌疑人能经过程序取得充沛的辅佐，就有可能在程序内及时阻止冤错案件的发作，但理想是有很多环节短少必要的程序规则和普遍关注，有时连司法官都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冤案的案件也会一条道走下去，大家都基于自身的利益或方便而不愿意阻拦，或者只是等候下一个人阻拦。以至有些司法官自己堕入这个困境的时分，也没有同行设法予以阻拦。

五是敬畏权威的观念。启动刑事追诉的机关都是公权益机关，具有自然的公信力，其威信无须置疑。固然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总体上还是被信任的。勇于悍然质疑司法机关推进的诉讼程序的人是极少数的，而且实践上也很难完成有效的质疑，更不要说阻止这种程序的中止。

六是社会关系短少容错机制。我们很难接受一个犯过错误的人，即便他犯错自身就是存疑的。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宽厚平和，大家总是惧怕这些人给自己惹上省事，明哲保身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固然这些人最终没有被定罪和起诉，但还是不能真正解脱嫌疑。就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件中的理查德·朱维尔一样，固然被撤销案件，但是侦查人员还是悍然说：就是他干的。

还有很多冤错案件的当事人最终由于证据的缘由被宣判无罪，但是那些被害人及其家眷，却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是他，又会是谁呢？很多被害人会一口咬定就是这个被告人所为。

这种质疑不只仅是来自被害人方面的，很多就是社会意理意义上的，在真凶没有找到之前，人们心里的“嫌疑”并没有由于无罪判决而自动解除。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普遍性的有罪推定观念呢？

这是由于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的观念并没有深化人心，人们对实体正义的关怀远远超越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也就是说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还相当普遍，对违背程序的危害没有太多的强调，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还需求启蒙。

理论中，有罪推定是比较方便的，被抓就意味他是最后的真凶这种了解比较简单。而司法程序比较复杂，司法官有时也不愿意弄分明，以免省事。

司法官也怕省事，假如往前走容易，做除罪化处置比较难，那就尽量往前走，只需机械地套用法条就行了，就不用理睬他人的人生。这表示的也是一种自卑感，似乎自己永远处于审理者的角色。殊不知，我们随时都可能成为他人评判的对象。

程序即惩罚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有理想的人性在里面，是我们难以逃避的长期理想。

它也在提示司法者，必须从一开端就要十分谨慎地考量，不只是要极力避免错误的定罪，也应极力避免错误的清查，应该从诉讼初期就十分的严谨。由于过程自身就会带来伤害。

应该在尽量短的时间解除当事人的讼累。

在不能从基本上避免错误清查的理想状况下，尽最大可能降低审前羁押率，包含降低扣押、冻结的适用率，都能够进一步降低程序性惩罚的伤害水平。

我们不只需避免程序变成惩罚，更要推进程序成为避免不当惩罚的保障。

（摘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司法的趋向》 作者：刘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