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祸害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夫祸害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即祸害常常不是凭空而来，更鲜有骤从天降，大多是潜滋暗长，令人见怪不怪，终至不可救药的地步。而聪慧和勇气这两个十分可贵的胜利要件，却常被愿望、嗜好、沉浸打败，致使事业无成，后悔终生。古今中外沉于“所溺”而不能自拔的英雄俊杰可谓多矣，危害之大，经验之深，充沛考证了先贤所论非虚。

显而易见，无论是做成一番青史流芳的雄图伟业，抑或是做一个胜利的大写的人，都必须以慧眼灵心和钢铁意志，避开人生路上一个又一个“温柔”与“甘美”的圈套。

时辰坚持一份苏醒，以防消磨大志。北宋名臣范仲淹出生后不久，父亲即在徐州逝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了山东长山县朱家，范仲淹也更名为朱说。一次，他看到朱家兄弟生活糜烂，忍不住规劝了几句。可朱家兄弟脱口说道：“我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这件事对范仲淹的刺激很大，于是毅然告别母亲单独到南京应天府书院（北宋南京为今河南商丘市）求学。

当时，南京留守的儿子也在这里读书，他看到范仲淹固然穷得经常受饿，但是却安于贫穷，刻苦攻读，既同情又敬佩，就送给他一些钱来改善生活，可是却被范仲淹直言谢绝，后来又从家里带给他美酒和佳肴，范仲淹见其心诚，不忍拂其美意，就快乐地收下了。可过了几天，此人再来看他时，却发现这些饭菜都已发霉了，原来范仲淹一点儿也没吃。他十分生气，以为范仲淹是看不起他。范仲淹就说了这样一席话：“不是我不领你的情，只是我曾经习气粗茶淡饭了，假如往常就享用这种美食，以后还能安于素常的生活吗？”此时范仲淹只需二十来岁，能有如此的苏醒和意志力实为不易，此人顿时怒意全消，心服口服。

一直坚持一份警惕，以防同流合污。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贵族生活腐朽，奢靡之风盛行，而齐相晏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平常只穿粗布衣服，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与盛典时穿，并且不时穿了三十多年。平常上朝，他总是乘坐一辆陈旧车子，有时以至步行。

齐景公觉得他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便多次派人送去新车骏马，都被他拒绝了。齐景公很不快乐，晏婴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义务严重。平常，我反对朴素糜费，请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庶民担负。我若乘坐好车好马，百官便会上行下效，朴素之风就会传播开来。真到了那个时分，恐怕就再也无法遏止了。”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黯淡狭窄。齐景公提出要为他修造僻静开阔的新宅院，也被晏婴婉拒。齐景公趁其出使之际，为他新建了一处奢华府第。晏婴回来后，马上重新相府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同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分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司马迁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假定晏子还活着，我就是为他执鞭驾车，也是心向往之啊！”

永远坚持一份定力，以防堕入泥潭。公元1275年，蒙古大军兵临临安城下，文天祥立刻散尽家财，招募士兵勤王护驾。他大义凛然地表示：“国度哺养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忠肝义胆，掷地可做金石声，他要以身殉国来感化天下义士，同赴国难，共扶社稷。

文天祥的大军，抱定必死信心，一度收复不少失地，不幸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文天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敬重文天祥是个忠义之士，便想劝降文天祥。他开出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优厚条件，许以宰相之职，投诚便能保住性命，投诚便能取得荣华富贵。生死乃人生之大事，但坚持忠义比生死更为重要，在生死义利的考验前，文天祥坚持了自己的定力，为人世间留下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敬重的人格模范。

人非圣贤，谁无所好？但有所节制，不被其所累，就是真正的智者和勇者。由于他们懂得，越是充溢诱惑的东西越具有风险性，鱼竿之下一条条拼命挣扎的猎物就是痴于“所溺”才横在案板上的，特别是悄无声息却透入骨髓的诱惑，则更为可怕，由于其小，以“忽微”之状呈现，故不引人注目，因而也更容易丧失警惕，待到玉山将倾，祸害临头之时，则已无药可救，悔之莫及。因而，智勇之士又岂能不心生惕然，如履如临，以防被“所溺”吞噬呢？

本文转自：大道知行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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