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十月》·小说新干线 | 周于旸：雪泥鸿爪

2023-3-27 16:01| 发布者: 夏梦飞雨| 查看: 238| 评论: 0

摘要: 周于旸，1996年生于江苏苏州。小说发表于《十月》《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雨花》等期刊，有作品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已出版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雪 ...

周于旸，1996年生于江苏苏州。小说发表于《十月》《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雨花》等期刊，有作品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已出版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雪泥鸿爪

周于旸

樊雪

一九九七年的一个傍晚，江锋消逝了两个小时，时间不久，远远抵不上一节冗长的英文课。他再次出往常我面前时，落日仍在空中高悬，牢牢地吸附一些云，硬要给它染上一些颜色。它们同时也吸附我，从那之后许多年，我没有忘怀那个傍晚，最初是凝望，后来变成了口若悬河的讲述。我十岁之前在那里生活，印象中是二年级，乘法表背了一半，跟父母住在大院里。院里一共七户人家，五户有小孩，各自为伴，也不孤零零。我们还没开端长个儿，因而离地更近，总是擅长捡起脚边的枯树叶。后来大家都搬出了大院，为建厂房，这里夷为平地，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轰然倒塌。目睹这一幕时，我理应坐在卡车上，后面是一车厢的搬家行李。我翻遍了手头的几本书，没有一片树叶找得回来，似乎也随着那棵树一同离去。等到长大之后，我会发现许多事也是这样。

江锋说他学会了隐身术，我们不信。江锋又重复了一遍，我们暂时改换了游戏，把跳房子改成了捉迷藏。地点就在大院对面，一片刚起手的建筑工地，地势复杂，像迷宫一样，水泥管里能够躲人。江锋要表演隐身术，不能让他扮鬼。我们其他四人猜拳，最后由我扮鬼。我面朝马路蹲下，大声数一百下。我之前的措施是从一数到十，然后重复十次。江锋说我这是作弊，同样一百个数，时间不等长。我说，都是一百下，怎样会不一样长？他说，你这种数法要快很多。其他人也同意。那天我蹲在马路旁，严严实实地数了一百个数，对着天空大声喊，简直没有磕绊，似乎证明了数学成果一样，数完后我自得地踏进工地。捉迷藏很久没有玩了，由于场地不大，能躲的中央就那么几个，已是走投无路。我控制了捉迷藏的技巧，要想找出人躲在哪里，先想一想我自己会躲在哪里，常常能够命中。我用这个措施找到了两人，宋小斌藏在长凳底下，肖胜蹲在土坡后面。被我找到后，他们拿上书包，提早回家吃晚饭。这场捉迷藏我比想象中漫长，由于我不时没有找到江锋。

我找了十几圈，场地曾经熟背。最西边是一片荒地，一览无余，止境接上天空。挨着的是一块水泥地，摆着各种建筑资料，最多的是长条的铁，还有两端微曲的竹架，陶瓷红砖，一块拼一块，像个大型魔方。东边有个棚，棚里堆着好几袋水泥，还有一个大纸箱子，上面写着三个字，锚固剂，里面是一条条硕大的白色牛奶棒。凡是能躲人的中央，我曾经全找了一遍，比自家客厅数得还要洁净，真实不知道还有哪里可躲。我站在场地中间，叉腰休息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眼落日，忽然明白了什么。我跑收工地，进了大院，爬上楼顶，双手托住矮墙，踮起脚尖，用力朝着工地的方向望去。我原以为江锋躲上了棚顶，可那里并没有人。我有些失望，还有点生气，眼眶里要蹦出泪来，似乎江锋就应该在那里等我，以此考证我们之间的默契。我在那里多站了一会儿，尝试寻觅江锋的踪迹，像读课本一样，一行行地目视而去，这时我才反响过来，工地就那么一丁点大的中央，基本玩不了捉迷藏。工地后面有个大电塔，电线把天空撕裂成一块又一块，落日在最后面，像一个硕大的休止符，在五线谱上缓缓下沉。我望得过于出神，不时到脚尖酸了，我才分开那里。跑这一趟独一的收获是，假如下次再玩捉迷藏，能够尝试躲在棚顶。

我站在树墩上，朝着工地大喊江锋的名字，这是认输的意义。自打我们玩捉迷藏以来，我头一回没找到人，有些丢人，不好意义喊得太大声。这时有人一下抓住我的肩膀，我吓得一激灵，猛然回头，是江锋。我说，你躲哪了？江锋说，我没有躲，我会隐身术。我说，别骗人。他说，是真的。我说，除非你当我面表演。江锋说，这不是普通的身手，得用在要紧的时分。我说，什么时分是要紧的时分？江锋说，上次给你的雨伞还在吗？我说，在我书包里。江锋说，你需求的时分，就是要紧的时分。

江锋

第一次见樊雪是在她家里。樊雪比我大两岁，高半个头。他们一家刚搬过来，住在我们家隔壁，母亲带我过去打招呼。她衣着一条碎花裙子，靠在冰箱上，头发编得很美观，两条麻花辫垂在肩上，裙子上的花朵图案像是辫子里抖落的。她妈妈在纺织厂工作，擅长这个。母亲让我叫姐姐，我不太愿意，似乎叫了这一声，日后就要被她管着。后来我知道，分开了父母的视野后，她也不像往常这样文静。

那年寒假，天气不冷，雪不时没下。父母忙着工作，没空管我。每天下午，午睡过后，父亲就去锯木厂做工，我也跑到外面玩。半个脑袋从她家窗前划过，樊雪看到了，就会跟着我跑出来。起初我们不敢走太远，就是在院子里爬爬树，跳皮筋，踢踢毽子。她是女生，我们只能玩一些宁静的游戏。这些游戏我兴味不大，为了打发时间，也只好陪她玩。在那个年岁，找人打架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规则有两个，一是不能用腿，二是不能打脸，只能在胸腹之间抡拳，不在于力道和速度，在于内心的想象。挥拳的时分，能够和电影里的主角融为一体，沉浸在虚拟的时辰，才是最为痛快的游戏。长大之后，我及时看穿了童年时期的幼稚，但后来那些让我体验到痛快的事情，总结起来，也不外是一些改头换面的抡拳游戏而已。

宋小斌和肖胜都回老家了，我只能和樊雪玩。那几样游戏玩腻了，樊雪就会拿出一段绸巾，把我的眼睛蒙上。眼睛蒙上后，就有新游戏可玩。樊雪喜欢蹲在树下，对我发指令，要我顺着她的引导，从院子里走到家门口。她偶尔使诈，故意让我撞上宣传栏，或者停顿很久，迟迟不说话，令我有些慌张，似乎世界一下子消逝了，完整忘了绸巾就在我脸上，随时能够摘去。或许是我把游戏看得重要了些，在漆黑的世界里游荡了一会儿后，耳边再响起樊雪的声音，是这个游戏最动人的瞬间，就像是被人救了一下，凡事若有回音，就不用想得太糟。

樊雪不肯出大院，后来我才知道缘由。她的父亲是个邮差，街头巷尾里跑，一不当心就会撞上。那年寒假，我们只出过大院一次，她跟她父亲吵了一架，决议出逃，算是对立。他们吵架的缘由我不分明，樊雪的火气很大，扬言要跑得远一点，最后我们决议去火车站。火车站是我们小时分的叫法，实践上是个卸煤的中央，周围是片荒原，铁轨似乎一条拉链镶在大地上，把它分隔开，我们在其中一边，离它很远，中间是城镇。樊雪要去看运煤火车，我兴味不大，以为是一趟无聊的探险。我向她描画火车的容颜，和书本上画的不一样，车厢是黑的，和煤一个颜色，像一节节电池交界在一同。我想让她消弭主见，陪我扔纸飞机。樊雪阴着脸，说，就问你去不去吧。

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下午三点动身，太阳很大，到那里时已不见光影。我踩着地上的石子，说你看吧，就是这样，没什么好玩的。樊雪没有理我，沿着铁轨往前走，黑漆漆的车厢投下更暗的影子。我稍微慢两步，就快要看不见她。路很长，但她深陷其中，用脚步丈量着火车的长度。她比我想象中愈加冰冷，也不回头，背影是的。她看了看左侧的车厢，然后停下脚步，忽然抬起头来，说，我想上去看看。我说，上面有什么？她说，就是不知道上面有什么，我才要上去看看。我说，上面是煤。她说，不一定是煤。我说，这是运煤火车，只能是煤。她说，你不想让我上去？我说，我怕你摔着。

梯子是给大人爬的，我们够不到。我蹲在地上，头用力往下伸，好把背扳直，变成一张椅子。我说，你快点，等你看完我们就回家。樊雪一只脚踏了上来，权衡了一下，另一只脚跨上来时，我手猛地一下撑地，硌到了石子，有些疼。樊雪曾经站在了梯子上，她的脚比我的头还要高。我把手往裤子上一抹，说，里面有什么？樊雪转过头来，俯视着我说，什么也没有。我说，什么也没有是什么意义？她说，就是什么也没有，空的。我有些失望，觉得白给她弄了那一下。我说，你快下来吧，要回家了。我又敦促了一句，她不只没有下来，反而又往上爬了一格，一下到了顶上，半个身子飘浮在空中。我似乎知道她要干什么了，但还没等我想明白，她就跳了下去，车厢里发出一击沉闷的声响。

这一声响把那一天标记了下来，脱离无数个平常的傍晚，变得与众不同。后来的日子里，我阅历过数次失望，逐步明白了纵身一跃的意义，它是对立失望的好措施，但我只在想象中练习过，即便是长大之后，仍没有樊雪十岁时的那种魄力。我攥起拳头，一边敲着车厢，一边叫她的名字，重复地追问，你为什么要跳进去？我不知道声音往哪个方向更通畅，对着铁皮喊了一阵后，我又朝着天空喊，你为什么要跳进去？樊雪终于回应了我，她说，我没事，就是这里太黑了。我说，用来装煤的，当然黑。她说，不是黑，是灰，我的裤子曾经脏了，回去我妈又要骂我。我说，你能出来吗？樊雪说，出不去，顶上太高了。

我用力跳了一下，指尖勉强够到梯子，但基本无法抓牢。落地的时分被石子硌崴了脚，我捏住脚踝，缓了一阵儿，然后开端堆石子。这里没有大的石头，估量要堆很久，我喊了一声，让樊雪在里面等我。我很有耐烦，搭好一个小石堆，踮起脚尖往上站，石子一颗颗滑落，石堆一下矮了一半。我忍住疼痛，奋力往上跳，这回终于抓住了梯子，我把脚搭在车皮边沿，当作支撑，先腾出一只手，身子用力一挺，终于往上爬了一格，顺利抵达了顶部。脑袋探出车厢的时分，我看到远处的荒地上有许多大吊臂，斜着插进灰暗的天空，似乎要把整个平原撵进黑夜里。

樊雪靠着车厢坐着，仰起头才看到我，她望我的眼光很长。我从未在这个角度看过她，或许有过，爬树的时分，但我没有在意。这时我才察觉她这样小，似乎黑色沙发上的一团毛线球。她说，你别下来，这样我们都出不去。我把手用力往下伸，说，你抓住我试试。樊雪踮起脚，她人虽比我高，但手臂并不长，总是差那几公分，跳也跳不上来。樊雪说，别试了，够不到。我说，那怎样办？她说，没关系，这事不怪你。我说，我回去喊你爸妈。她说，不行，这样我再也不能跟你出来玩。我说，那我该怎样办？

我卡在车皮上，她坐在车厢里，我们缄默许久，像头顶的黑夜。那一天我终于发现，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人，要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招认这点绝非易事。我本该晚些才明白，直到玩具丧失，考试失败，或是输掉一场球赛之后，再发出那一声无能的叹息，好像童年终了的句号，接着就能在地上投出一个成人的影子。樊雪说，你跟我说说话吧，我今天没怎样理你。我说，这是你话最少的一次，跟你爸爸吵啥了？她说，我不想说这个。我说，我跟我爸也吵，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我睡觉的时分，就把脸埋在枕头上，不停地眨眼睛，睫毛跟枕头摩擦，能够听见眨眼的声音，刚刚靠在铁皮上，我听不见了。我说，听不见会怎样样？她说，听不见就会睡不着。我说，你要回家睡，睡这里会着凉。她说，我喜欢火车。我说，你还没坐过。她说，不一定非要坐了才喜欢。我说，那你喜欢它什么？她说，铁轨铺到哪里，它就开到哪里，铁轨没铺到的中央，它就不去。我说，这有什么可叫人喜欢的？她说，我知道它会开到哪里，司机也做不了主，乘客跟驾驶员一样对等。我说，你不惧怕吗？她说，诚实说是有一点。我说，我下来陪你。她说，你别下来，我们得有一人回去。我说，我想起个课文。她说，什么课文？我说，《司马光砸缸》。她说，这是铁，比石头硬，你砸不坏。我说，不试试怎样知道？她说，有些事不用试也知道。我说，我不论，要么一同回去，要么都别回去。她说，我就要在这里。我说，我爸跟我讲话，凡事都有个除非，你通知我，除非什么。她说，除非你让这些煤变得雪白。我说，没人能够做到。她说，江锋，你下去吧，你老这样硌着，肚子疼。

樊雪提示了我，我的盆骨开端酸疼，而且还有些冷，但眼下的事情仍旧一筹莫展。我掏了下右侧口袋，摸出一个木头陀螺，是从巷子里一个手艺人那儿买的。我抛给樊雪，说，你先玩一会儿，我去找找有没有棍子。说完后，我从上面跳了下来，膝盖跪地，差点滑倒。我拍了拍手掌，掀开衣服，腹部果真有一条印痕，镶得挺深。我抬起头的时分，觉得月亮也像是什么东西的印痕。天色曾经很晚，风也有了力道，刮去地上细碎的石子。我往回走了一点，路过几个大厂房，里面没有人，也没有能用的东西。我忽然认识到，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接着我开端尖叫，我很少用到大嗓门，叫得不够大声，有力没使出来。一开端喊的是“有人吗”，后来喊“救命”，“救命”比“有人吗”管用，我喊到了人。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平头，衣着灰夹克，领子竖得很高，手上拿着饭盒。他身体魁梧，是我要找的那种人。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经过，他半弯着腰，从饭盒里挑了个大骨开端啃。听完以后，他说，你朋友跳进了煤车里？我说，火车，不是煤车。他说，一个意义。我说，你肯不肯辅佐？他说，你爹妈呢？我说，你不肯辅佐，那我去找他人。他说，这儿没他人，就我一个。我说，你在这里干吗？他说，你这小子，还管起我来了？我说，你偷东西。他说，这儿什么也没有。我说，什么也没有你来这里？他说，火车卸煤，你看过没？我说，没有。他说，有个叫翻车机的东西，一个半圆状的大爪子，钩住车厢，就那么一转，煤就全倒了出来，特有意义，我每天都来看。我说，那不是全是灰？他说，我跟你一个小孩说这些干吗？领路吧。

我带着他走到火车跟前时，忽然遗忘了樊雪在哪一节车厢，脑袋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我一下慌张了。男人说，你喊啊。他提示了我，但就在那一瞬间，我连樊雪的名字也忘了。这个每天跟我玩在一块，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碎花裙子的女孩，我忽然忘了她的名字。我只好对着天空喊，喂！你在哪里？没有人应我。走到一半，男人分开了，他说，我没有时间陪你玩。可是当他分开的时分，我又想起樊雪的名字了。但我无法再喊她的名字，由于火车开动了，我听到了石头被碾碎的声音，风沙埋进我的眼睛里。我躲在它的阴影下，并不知道如何面对一列疾驰的火车，我以为它会永远躺在这里，就像一副巨龙的骨架。但我已无法抓住它的尾巴，一个糟糕的火车头，拽着一节又一节钢筋铁骨，一头扎进悠远的夜色中。我知道自己追不上了，我停下脚步，晚风扑面，一切都变无暇阔了起来。

樊雪

我跟着父亲送过一次信。那一天我放学，在校门口碰见了他。他把我拎起来，放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杆上，骑了三公里路，去给杨桥村的老杨送信。老杨是个孤寡老头，老伴逝世，儿子在外地打工。信封里是张汇款单，他的儿子邮过来的，他每个月就靠着这笔钱撑活。送完信后，第二站是我家，父亲把我放下后，又蹬上自行车，一个大跨步骑到坐垫上，消逝在巷子止境。

不时以来，我都觉得木镇像个迷宫，我的父亲就在里面穿越。我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他，身上背着绿色的大邮包，步子迈得很急。他的衣服是绿色的，邮包是绿色的，自行车也是绿色的，似乎不论什么东西碰到他，就会变成绿色。寒假的第一天，我和江锋爬上大树，沿着树干不时攀到墙外面。这个高度很风险，江锋跟我说，我们人小，摔在地上不会疼。这时父亲呈现了，骑着自行车在我们下方穿过。我赶紧趴下，躲到树叶里，巷子的两边是低矮的平房，他没有看见我，笔挺地在巷子里驶过去。他人就像他的背影一样缄默，我趴在树枝上，心里小小地讪笑了一下他的愚钝。人就是这样矛盾，我惧怕他看见我，更怕他不时看不见我。

临近过年的时分，父亲遇上了事情。从去年十一月起，老杨再没有收到过汇款单，也没有儿子的音讯。每天白天，他站在门口守望，我父亲路过的时分，他就上前拦下，问有没有信件。后来他着急了，要翻父亲的邮包，父亲不肯，差点动起手来。父亲没有措施，把信取出来，一封封拿给他对，翻到最后一封时，老杨把信拿近了些，伸出大拇指，不停地擦拭信上的名字，把弄了良久才还给父亲。由于出门着急，老杨拐杖也没拿，一瘸一拐地朝屋子走去。他嶙峋的身影给父亲留下了烙印，晚上他向母亲提及了此事。父亲终身不逾矩，但那一回他决议自作主张。他填了一张汇款单，给老杨送了一笔钱，汇款人写他儿子的名字。老杨不识字，除了名字外，只看得懂金额数字。第二天，他就拿着这封信去找老杨，拍着他的背，通知他一切都会好起来。老杨拆开信封后，父亲替他跑了趟邮局，兑换成现金后交给他，老杨百感交集，去超市买了三袋挂面，给父亲塞了包烟。我不知道父亲这终身做过多少善事，但那无意是他当时最称心的一件，那一天里，他在我面前来回讲了好几遍，讲多了以后就有了说教的意味。仁慈不单是一种质量，也是一种才干。他重复说道。

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两天之后，老杨就收到了他儿子的来信，信里有一堆文件，老杨看不懂。汇款单也在里面，金额庞大，比老杨这辈子挣的钱加起来都要多。老杨先将单子当心肠藏起来，然后拄着拐杖跑遍了全村，嘴里重复叫嚣着，我儿子挣大钱了！逢人便上去搭话，要他人猜他儿子赚了多少钱。老杨固然语气夸大，炫起钱来毫不避讳，但平常日子贫苦，老来无所依，村民们也不妒忌。祝贺完后，又撺掇老杨摆宴庆祝，请大伙吃饭。老杨只是笑着，说，该请，该请。

礼拜天的中午，他们在村口摆了六桌。吃到最尽兴的时分，老杨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汇款单，他站到椅子上，自豪地向众人展示。我的儿子，杨荣，十六岁就南下打工，每天去工地上推泥，五点钟就要起，苦干十几年，终于挣了大钱，更重要的是，不只挣了钱，还孝敬老子，不像孙立民家的儿子，一走四五年，没往家里寄一分钱。老杨说完后，从椅子上迈了下来，村民们抢着要看那张汇款单，老杨怕出意外，一只手捏着，另一只手护在前面。大伙儿挤成一团，拼命往前凑，似乎桌球台上白球对面的那一摞彩球。这时孙立民朝他喊了一句，你儿子死了。老杨收起单子，指着孙立民吼道，你骂谁呢？孙立民说，上面写的，工伤死亡赔偿金。老杨愣了一下，又把单子摊开来，交给朋友老李头，问，写什么了？老李头看了一眼，还给老杨，拍了下他的肩，没有说话。村民们曾经明白了个大约，只需老杨还在追问，说，哑巴了？上面写什么了？老李头说，你儿子出事了。老杨笑了一声，说，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好，心里不均衡了，我儿子好好的。孙立民说，这钱是赔你儿子的命的，所以特别多，他以前没寄过这么多吧。孙立民没说完，被旁边的人给了一肘子。老杨说，不可能，不可能的，他升了职，发财了，我儿子前两天还给我寄信，寄钱呢，不信你们问小樊。

父亲被叫到的时分，正在最末一桌喝酒，老杨招手让他过去，父亲局促地看了我一眼，把腿上的外套塞我手里，然后起身走到前面。老杨说，小樊，你通知他们，我儿子是不是前两天还给我寄信？父亲没有说话。老杨说，你也哑巴了？父亲说，想措施联络下你儿子单位。老杨说，别跟我说这些，你就通知他们，前两天我儿子还给我寄信。父亲说，信不是你儿子寄的。老杨说，钱是你帮我去取的，怎样往常不认了？父亲说，杨叔，对不起，信是我弄的，不是你儿子寄的。老杨听到这句话后，脸色一点点变了，中间有个过程，似乎在消化吸收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咂摸，最后想明白了，嘴巴逐步张大，显露他暗黄的粗牙，头往上抬，眼神不时往上升，但也不和任何东西对视，然后猛地沉下来，发出一声呜咽。老杨抄起拐杖，朝父亲腹部戳了一下，拐杖末端装了三个轮子，在父亲衣服上留下三条灰印。父亲愣了一下，随后老杨被村民们拉开，那场酒席在一片狼藉中终了。往后的年月里，这场宴席经常被拿出来讨论，但上了年岁的老人曾经记忆含糊，产生了分歧，他们相互争论，有人说吃的是红事宴，有人说办的是白事宴。

那件事终了后，父亲被人推测了良久，推测他为什么要冒写那封信，推测他和老杨到底有什么关系，但人们从不往好意的中央推测。有一阵子他遭人抵触，村里人叫他坏音讯信使，像童话故事里的恶人，拒收他送来的信件，点名要别的快递员来送。我和父亲是为这事吵的，并不是觉得他有多么不像话，人有一千种活法，他不该仁慈得如此蠢笨。后来他开端休假，窝在家里不去上班，从旧书摊上买来一些书，每天躺在床上看，也看报纸，似乎在找寻些什么。但他显然没有找到，由于他又开端喝酒，半斤白酒入肚，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我在床边上的小方桌上写作业，我最恨他这个样子，酒气熏天，呼噜声震耳，我用笔去戳他的肚子。有一次他被我戳醒了，打了我一下，扇在嘴角的位置，被他的指甲刮了一道，流出了血。我掉下了眼泪，但父亲没有管我，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躺床上继续睡觉。

这个家快垮掉了，母亲不再给我编头发，从纺织厂下班后，她就进来摆夜摊。我跟着她一同进来，坐在她边上，把作业本放在大腿上写。母亲卖的是童鞋和袜子，不想跟他人说闲话，挑了个冷落的中央，生意不好，后来她不让我跟，说光线太暗分歧适写作业，其实是怕我看见她的困顿样子。那个假期，我跟江锋跑出了大院，穿过小镇，穿过一片未开垦的土地。我见到了火车，那就是我要去的中央。我想跑远一点，但也不知道去哪，然后看看会发作什么。荒原上跟大院里不一样，这里的风更有肉体容颜，从五湖四海吹来，很解渴。火车没有想象中美观，黑不溜秋，简直像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车厢是一个没盖的箱子，我从火车上掉了下去，之所以说是掉了下去，是由于我没有心理准备。我本该和江锋一同回去的，在踩上铁轨的时分，我曾经解开了许多恨意。我爬上梯子，是想看看车厢里有什么，然后就听到了火车的呼吸。那是一声明亮的震颤，但我确信只需我能体察到，我双手掐着那块铁皮，它在我的掌心之间显露无遗。这辆火车会在今晚开走，沿着铁轨一路向东。我预言了它，觉得有必要到里面去，决计还没有下定，身体曾经先一步行动。双脚落地后，天空一下子暗了，车厢里很黑，比外头热一点，地上还沾着一些煤，四面是不可逾越的高墙。那个夜晚很像人这终身的阅历，从一个中央跌进去，由铁轨送到一个陌生中央，再从那里出来。漫长的等候过程中，独一能够望见的是月亮。

实践上有些惧怕，江锋卡在车皮上，说要下来陪我，我不想拖累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陀螺给我，木头做的，捏在手里像个茶杯。男生都洗砦蟛形的玩具，好比皮球和带轮子的摩托车，假定月亮够圆，或许也会望上几眼。江锋扔下陀螺后，自己也下了火车，说要找人来救我。我听见他的鞋踩在石头上的声音，越走越远，最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把陀螺往地上一滚，我没什么手劲，它很快中止了转动，我又滚了一圈，陀螺碰到车厢壁，弹开很远，我需求站起来才干捡到。我开端心慌，我不知道江锋能否还会回来。

我开端想一些以前的事，实践上那一年我才十岁，本不该有什么往事可想。我记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事情总在失去时完成。这句话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送信的时分，看到他人写在明信片上的。他经常会看明信片上的话，回来就通知我。他的新奇想法根原本源于这个，后来留恋上看书，我狐疑也与此有关。那天晚上，我坐在运煤车厢里，脑子里重复想起这句话，事情总在失去时完成。这时火车启动了，大地深处传来一声震颤，我苏醒过来，脚底下有股劲往上涌，不时涌到头顶，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我开端盘诘自己。江锋在外头喊我，我没有回应他。我又甩了一下陀螺，用来分散自己的留意力，它转了一圈后回到了我手里。陀螺侧边脏了，灰层铺了整整一层，我的手汗也沾在了上面。我想像它一样，循环往复地旋转，但我不喜欢被弄脏的觉得。

那次坐火车的感受，当时我没有控制形容它的才干，一开端只觉得平稳，还有些吵闹。发酵了一阵后，有了另外的体悟，它就像坐在一张毯子上趟过石子路，或者说得更诱人一些，似乎在坚硬的波浪上飞行。除此之外，那个夜晚还有一些收获，我觉得是从那一刻起，我爱上了走投无路的觉得。

江锋

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分，我们从大院里搬了进来，迁到了木镇另外一个中央。小区和大院不一样，各家各户门窗紧闭，邻里之间很少交流。父母管我管得更严，周末也不肯放我进来，拐弯抹角地想问出那晚的故事，好比问我有没有交到新朋友，想不想念大院里的生活之类。他们想提到的是樊雪，这很明显，也很拙劣，每到这个时分，我就把碗往桌上一摔，意义是吃饱了，然后回房间躺下，拉上窗帘，澡也不进来洗，我控制了惩罚他们的措施。父母总是擅长把小孩培育成相反的人，他们责备我缄默内向，我会觉得自己就该成为那样的人。或许是提早到来的叛逆期，跟他们作对成了我的本能反响，不光是我的父母，我的阿姨、婶婶和舅舅，一切的大人都是这样。我从房间朝天空望去，觉得自己就像一朵云，只因受了点风力，飘到太阳面前，就被叫作乌云，我成了他们口中的坏小孩。我心想，既然身为乌云，那就好好遮住太阳的光线。

八岁那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遗忘，以为自己会永远记得那个夜晚，就像小时分背的古诗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入睡之后，好梦各不相同，但每个噩梦都在把我领向那列火车，重复温习一切的细节。五年级的一堂美术课上，教员教我们画火车头，用白粉笔在黑板上作简笔画，降生于工业反动的巨大机械。美术教员说，只需控制画圆形和方形的基本功，就能画出美观的火车头。画到最后一步时，教员把粉笔横过来，涂抹出浓烟滚滚的局面，黑板坑洼不平，烟雾也疏迷离，粉笔摩擦的声音尖利刺耳，我产生一阵恶心，鼻子忽然无法忍耐颜料的滋味。我逃出教室，在厕所不时待到放学。

初一上学期最后一节体育课，举行了跳绳考试，我从小膂力充沛，手脚谐和，一分钟跳两百零五个，拿了班级第一。体育教员当众夸我，在我的成果格子里打三颗五角星。体育课终了后，我没有把绳子上交，偷偷塞进了校服口袋。为了避免被发现，我把手插进上衣口袋，用力把衣服往下扯，挡住右侧裤袋的鼓包。那是一条黄色的麻绳，中间有绿色的花纹。回到家后，我把它洗了好几遍，把绳子中间的橡胶上的划痕擦洁净，然后认真地绑好，藏到枕头底下。每天早上，我都会穿上口袋肥大的工装裤，有四个口袋，我把绳子放在最大的口袋里。若是碰上没有口袋的裤子，就把绳子绑在左小腿上，绳子的一端从裤腰中伸出来。走路的时分，只需悄然一拽，左腿肌肉就会有勒紧的觉得，这种觉得很美好，不会再惧怕掉进圈套里，只需还有绳子，我能够从任何中央爬出来。

把绳子放进口袋的时分，我需求想些别的东西，伪装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伪装全世界的小孩都会在口袋里塞一条绳子。

念高中的时分，认识过一个女同窗，她的口袋里总是藏着摔炮，遇到风险了，她就甩到地上恐吓他人。这是个令我入迷的故事，她一定也和我一样，有一段隐秘的童年阅历。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分开木镇，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父亲要陪我去报到，我说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但他还是和我上了火车。订票的前一天晚上，他走进我的房间，问我要不要买车票，若是不想坐火车，买汽车票也行。他眼神飘忽，嘴角悄然上挑，装作轻松的样子在我看来有些刻意。那一整个夜晚我都在咀嚼他的话，揣摩自己是从何时开端裸露的，后背频频冒汗。他们只需看到我日记本的一角，就推演出整页的内容，这是做父母的天生身手。我的怯懦早已无所遁形，毫无遮拦地裸露在他们面前。

坐上火车以后，我没有急着上卧铺，在车厢外的过道里站了一会儿，看着窗户外边，大地把山峦拿去，给我递上树林，又把树林拿去，给我递上平原。我摸了摸裤子口袋，确认那里依旧鼓起。车程十二个小时，父亲睡在我的下铺，入睡很快，上车不到一小时，曾经有细微的鼾声。我把绳子塞到枕头底下，平躺在床上。不时以来，我都把火车想象成一个黑暗的监狱，我无法置信一个交通工具上会有房间、厕所和床，它一定是从什么东西衍生而来，就像面包和牛肉能组成汉堡一样。取下一排狱牢，在下面装上轮子，再在轮子下面铺上铁轨，我想这就是火车的由来。但我并不惧怕它，只需转动一下脑袋，便能够明晰地感遭到绳子的轮廓，像枕头里装着个马达，它使我的心机能够逃脱进来。

第二天早上，父亲叫醒昏睡的我，他的声音和广播女声简直重合到了一同，车到站了，停靠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我立刻穿上鞋，背上行李，慌忙地挤过人群。父亲艰难地跟在我身后，拼命想抓住我背包上的带子。我穿过车门，猛烈的光线从我眼里透过，我重新睁开眼睛，看见两只麻雀从站台牌子上扑腾起飞。我忽然感到一阵惊惶，回过头时发现父亲已站在身后，车门在他后面缓缓合上。

往后许多年，我常常想起那根被遗留的绳子，它的旅程比我愈加悠远。我想象它被小孩捡到，拿去当了玩具。或是被农民工捡到，用来把散乱的行囊捆到一同。由于我过于珍爱它，更容易幻想它有不一样的命运，但理想常常比想象单调得多，它可能只是被乘务员收走，扔到渣滓桶里，或是放在柜子里直到发霉。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看待它，为此我忧虑了一阵子，并且十分狐疑，我能否能够真正分开它，然后单独前行，就像来到没有栏杆的桥面上，总觉得深渊近在天涯。侥幸的是，从失去绳子的那时起，八岁之前的一切记忆，我逐步把它们和梦境搞混了。

樊雪

江锋一家分开不久后，我们家也搬离了大院。临走前的一个夏夜，父亲找老杨抽过一次烟，拿着蒲扇坐在墙沿边，天气热得不像个夜晚。两个人把彼此的痛苦拿出来摩擦，父亲以为能够得到真诚的慰藉，但聊天终了时，老杨还是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话。老杨说，往常我们俩一样了。这句话父亲记了很久，两年过后，我妹妹樊双出生。父亲抱上她，单手骑车穿过大半个镇子，踏进杨桥村，找到了正在院子里打家具的老杨。父亲掀起怀中围布，一个女婴的啼哭声响彻屋檐，父亲对老杨说，我们还是不太一样。

刚搬到新家的时分，父亲辞了职，整日在家中读报消磨时光。后来小区里闹了几起失窃案，居委会推举他当保安，由于只需他一人闲散无事。父亲没有推托，把读报的场所换到了阳台上，我家住在二楼，阳台面对着小区大门，他能够看到一切进出的人员。他的工资是由邻居邻居筹起来的，但若有失窃案发作，邻居们就会拒付那个月的安保费。不时到我妹妹五岁的时分，父亲才换了份正派工作，当公交车司机，开城际专线。

樊双并不知道我的存在，我的父母只需两次显露了漏洞。第一次是她上一年级的时分，语文教员布置了一项作业，请求大家引见自己名字的来历。樊双向母亲问起此事时，母亲措手不迭，茫然地看向父亲。父亲当即扯了个谎，宣称双字意为两个人的意义。樊双问第二人是谁，父亲愣住了，没有往下接。樊双说，双就是指爸爸和妈妈吧。父亲松了口吻，说，双双真聪明。

第二次是她十岁的时分，三年级刚开学，班主任是我曾经的教员，当众嘀咕了一句，说，樊双跟姐姐长得一模一样。这句话扎进了她的耳朵里，那些被遗漏的细节逐步有了轮廓。她总是狐疑房间有另一个人的气息，写字台正对着的白墙上有淡淡的铅笔字迹，那是我留下的，她揣摩了很久，不知道出自谁的手掌。而且不论有什么需求的东西，父母都早已做好了准备，就连学校发的带校徽的本子，家中的抽屉里也藏了好几套。那一天她终于和父母谈起了我这个姐姐，父亲躲无可躲，脸上闪过片刻的狰狞。中止那场对话的时分，樊双身上正衣着我的碎花裙，我的小红鞋和长筒袜，不论是她还是我，都有被戏弄的悲愤，似乎游鱼跳出海面，终于认识到水为何物。母亲不留余地地向她引见我，一个不曾谋面的姐姐，走失在一九九七年某个冬日的夜晚。樊双问，那她还会回来吗？母亲缄默不语，掌心抚过她的面颊，悄然解开她的麻花辫。

那时我就明白，我到了该走的时分了，但我并不准备分开木镇。这是个让我伤心的难题，假如以那个夜晚为起点，实践上我曾经走远了，人究竟得依附在时间的轮轴上，才干留下一些印记。当我叹息的时分，我又开端狐疑，那一声小小的哀愁，到底是留在了时间的一秒格子里，还是落到了物理空间中，泛起一尺即逝的涟漪。我就这样等候了许多年，像树一样坚韧，结出失望的果实，一度无法肯定自己的岁数，我的年轮藏在我自己的身体里，但我并不能把它数分明。独一能够肯定的是，盼望一个人归来，并不像告别那样简单。

……（未完）

2023-2《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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