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李井奎赴美前，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一句话：“哈佛，我来了！美国，我来了！” 李井奎是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研讨范畴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和法律经济学。5月中旬，李井奎在接受时期财经专访时表示，前往哈佛访学，是由于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对他在劳动合同法方面的研讨感兴味。 李井奎没有预料到，自己在哈佛担任访问学者的一年，会遇到新冠疫情的全面爆发。 2020年在美一整年，除了交流学术，李井奎还见证了美国大选、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惹起的社会撕裂、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延…… 2022年2月，《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察看与思索》出版，这本书集结了李井奎在美一年的察看与思索，以经济学家的敏锐和视角，提供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美国社会察看。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谁是“多余的人”？ 时期财经：书中，在《那些吃低保的美国人》一章，你提出一个问题：市场机制引发的全球化和自动化倾向，最终会不会自然招致一部分人成为多余的人？往常中国的一部分年轻人不再“打鸡血”，这能否属于“多余的人”现象？ 李井奎：这里面讲的“多余”，更多是对市场来说的。凯恩斯在1930年的时分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当时正是经济大萧条的时分，凯恩斯让我们瞻望100年之后即2030年的英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在他看来，到那个时分，人们的基本需求就处置了，工作时间也会大大缩减等。凯恩斯的预言并不是都中了，好比说工作时间就没有减少，但是我们曾经完成了基本的温饱。 凯恩斯的论点是，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分，都是盘绕着生存而展开自己的生活。他还以为，一旦处置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人类的肉体状态是十分值得担忧的。 事实上，他所说的在美国人身上曾经能够看到。往常美国的财富依旧是排在世界第一，但是美国民众在生活优渥后，似乎没有能够很好地打发自己的人生，反而呈现了吸毒、暴力立功等社会问题。 我也在思索：市场经济和人的肉体世界，最终在多大水平上能够契合？或者说，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能否给我们提供更多东西？
《在哈佛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察看与思索》 李井奎 著；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权方：湛庐CHEERS；出版时间：2022年2月 时期财经：你在《当美国梦遇到学区房》一章中提到，寓居环境与儿童长大的存在关联。中国近年“鸡娃”“内卷”盛行，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李井奎：事实上，美国只需一部分中产阶级追求“学区房”，中国也差未几。当我回到县城里时，看到那里的“鸡娃”也没有很凶猛。永远都是一小部分人在“鸡娃”，但是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变大了，所以这个现象看起来比较明显。 关于“内卷”，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意义——在抵达质变之前，由于资源的边沿效率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只好在低边沿效率上展开竞争。 我小时分是在镇上长大，回到老家村子里的时分，十分诧异地看到村民为了捡一个粪球打起来。那时分，老人清晨三、四点就起床，天蒙蒙亮，然后就去捡粪球肥田。这个就是典型的“内卷”：关于有限的土空中积，农民只能选择精耕细作。 我关于“内卷”真正担忧的是，人们因而不再去想着创新，不再愿意承担风险。但是，市场的内在请求是不时扩张、不时创新。假如“内卷”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创新意愿降落，市场就会呈现萎缩。 “团购”是特殊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 时期财经：你怎样看待疫情严重时呈现的“团购”“团长”现象，这能否称作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李井奎：依据科斯的经济学，了解任何经济现象，首先要去看的是它的约束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团购”“团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约束条件构成的。 我们能够想，在封城之前，为什么没有呈现这样的“团购”经济形态？由于在那个时分，普通的买卖成本是很低的，不需求有特地有一个“团长”来中止组织，不需求在群里大量沟通——这中间有大量的信息损失。所以，在正常生活中，我们不需求“团购”这种方式。 正是在目前这种买卖成本奇高的状况下，才会有像“团购”和“团长”这样的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呈现。 时期财经：有没有可能降低“团购”的买卖成本呢？ 李井奎：这个问题要两个层次讨论：第一，既有的政策不变下，能不能降低买卖成本；第二，既有制度能否改动。 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就有什么样的买卖成本结构；有什么样的经济买卖成本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政策是给定的，那么政府采取“团长”“团购”这样的方式，曾经他们能采取的最好的战略。假如基层组织的力气十分强大，可能也不需求团长。 假如说如何真正降低买卖费用，那么要改动约束条件，回到此前所设定的政策和制度上去思索。 时期财经：作为教员，你怎样看待疫情关于学生们的影响？ 李井奎：我们往常是线下授课，但经常有学生过来说他/她要隔离了，然后让我们再开一个线上会议。教室电脑就能够直接开，这曾经十分常见了。 疫情关于毕业生的求职影响也很大。我的4个研讨生，目前为止只需2个找到工作。关于经济学研讨生来说，在过去就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方面是博士的申请。我的一个学生，今年申请浙大博士时，报考人数抵达了几百人，进入笔试合格的六十多人，最后只招10个人左右。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一代学生提供了一个研讨样本。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在很长时间后才能够感遭到。 现代经济学像侦探 时期财经：能否引见一下你在劳动合同法方面的研讨课题？ 李井奎：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发布了14年，我们的研讨主要是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动身——假如说《劳动合同法》人为地进步了所谓的“买卖成本”（劳资双方中止谈判、买卖的成本），那么企业家应该会选择其他的契约方式来替代企业契约。 往常呈现了大量的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人员，这就是企业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而采取的市场契约方式。 我们的研讨以为，假如《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的买卖成本，那么更容易应用市场契约取代雇佣契约的企业，消费效率相对来说受影响较小；反之，假如企业不能够运用劳务外包，那么消费效率可能会降落较多。 但是，我们研讨的缺乏之处在于没有讨论劳动者的福利状况，由于这一块的数据比较匮乏。 时期财经：经济学和我们普通人想象的有哪些不一样？ 李井奎：我以为，现代经济学的工作很像是侦探。关于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我们常常看到相关性就得出因果性结论。但是，经济学思想会通知我们，这其中可能存在问题。 好比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名校，觉得进了名校，未来的收益就一定有保障了。但是，到底是不是由于名校或者是教育自身，给一个人的未来收入带来了增益？ 好比说，那些能上名校的孩子，可能有更远大的志向，可能自身智力比较高，可能家庭背景更好。所以，他们从名校毕业之后拿到更多的收入，很难说是由于名校还是其他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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