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长期从事中国西南历史人文天文、西南边疆史地研讨，在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移民史和西南边疆历史政治天文等范畴多有建树，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云南对外交通史》《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变更与融合――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讨》《元明时期西南边疆军政管控研讨》《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讨》《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化研讨》等著作，主编译著《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 承担多项国度社科基金项目和国际协作项目。获教育部和云南省奖项多项。现任中国天文学会历史天文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汉民族学会常务理事、海交史学会理事和云南史学会理事，并担任昆明市地名街名命名办顾问。 夏自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天文学博士研讨生，德宏师范专科学校讲师。 摘要 乌撒道是进入云南的关键区段，道路护卫和区域管控至关重要，明朝实行特殊的交通护卫和军政管控方式：由贵州都司统领4卫1守御千户所约7万官军担任乌撒道全线的交通护卫与军需递运，使置于川、滇、黔三省乌撒道沿线的卫所最终归入贵州都司一级军事单元之内，构成交通线保障和管理的一体化。对乌撒道沿线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少数民族中止行政区划调整，实行三省分治管理，合成控制土司权力，维护交通线的社会安定。在乌撒道全线中止交通设备树立，确保驿、堡、站、递运铺舍等交通机构有效运转，保障边疆重要战事的后勤供给，有力地诠氏缢交通保险与边疆稳定的密切关系。 明代西南边疆前沿的云南是中央王朝边疆运营的重点。由于复杂的边疆地缘政治环境， 明朝不只在西南边疆前线驻防官军数量较大，而且发作过多次桿卫国度统一和边疆保险的重要战事，因而从内地调运军需粮饷弥补和保障西南边疆战时供给是明朝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举措。而应用长江航运继续乌撒道，从内地长距离运输军需粮饷供给云南边疆是最经济、最方便的运输方式，因而乌撒道交通保险至关重要，成为明代西南边疆战事成败的关键要素。部分学者研讨中对此有所触及，但对乌撒道的特殊作用及其与西南边疆稳定关系研讨不 足，本文拟就此问题中止讨论。 一、长江一乌撒道军需运输与西南边疆稳定 明代云南与内地的交通道路发作了严重变更，构成以贵州交通为支撑的特性。宋元以来统治中心东移，经由今贵州的道路逐步开辟，交通重心也有东移倾向。元朝在石门关道的基础上树立 “乌蒙道”驿路，“自叙州达荆南府”继续长江水运,，但“乌蒙水路险峻，舟多破溺”，故元末动议避乌蒙之险，将道路东移经乌撒至泸州与长江航道相接，乌撒道基本构成。“乌撒道”因“乌撒者，滇、蜀之咽喉要地”而得名。 洪武四年（1371)明朝平定四川，为明朝充沛应用长江水道运输提供了条件。自宋元以来，长江的四川段航运得到较快展开，泸州以其优秀的天文条件成为应用长江水道衔接 云贵的重要码头，从泸州继续乌撒道便可深人云南。为增强对西南边疆的管控，明初设永宁卫（今四川叙永县）和贵州卫（今贵阳）作为深人西南边疆的前哨。永宁卫为乌撒道衔接长江重要港口泸州的交通枢纽，明朝在泸州囤粮备战，“收米谷麦一万一百八十石”，由 “永宁等九所则以本处接运粮”，初步构筑起长江一乌撒道军需运输系统。 自明朝平定四川至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连续五次遣使“往谕云南、八番、乌撒等 诸蛮”， “谕以奉幅员，归职方”，均遭拒绝，乃着手准备武力平定云南。洪武十四年 (1381)九月，明朝30万大军出征云南，军需粮饱的供给保障是战争成败的关键，故先行 派人“往云南规画粮饱，开辟道路，置立驿传，积粮草，以俟大军征进”依照朱元璋制定的进兵战略，“征南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都督郭英、胡海洋等领兵5万“由永宁趋乌 撒，进克可渡河”，打通“乌撒道”，保障长江一乌撒道军需递运；主力由傅友德、蓝 玉、沐英征南三将军亲身带领“自辰沅以人普定，分据关键，乃进兵曲靖”，在曲靖白石 江击败盘跟云南的元梁王主力。但打通乌撒道行动一度受阻，胡海洋等“自赤河进师，与乌撒诸蛮大战”，傅友德遵照朱元璋战前部署率兵增援，“蛮众力不能支，大溃“遂城 乌撒，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渡河”，乌撒道上的交通关隘得以打通，“城乌撒” 作为镇戍乌撒道的军事据点。 在打通乌撒道后，长江一乌撒道继续运输，构长大江中下游富庶地域向西南边疆云南供给军需粮饷的运输线。充沛应用长江水运至西南边疆前沿云南，比完整依托人背马驮的陆路运输具有极大的优势。明朝乃在南京经湖广至四川泸州2000多公里的长江航道上设置驿站48 个，令沿线各州“各造马船五十支，每支定民夫三十名，以备转送”，和守船官军用大吨位“红船”和“马快船”漕运“军需器仗”至泸州长江码头上岸，然后走“乌撒道”，经永宁、赤水、毕节、乌撒进人云南沾益，树立起军需粮饷递运体系。元末泸州至永 宁为陆路，明初整治永宁河道，使乌撒道上泸州至永宁间130公里成为漕运水路，自永宁开端至云南沾益才是陆运道路，其间“有七星关河，亦曰可渡河，源出四川乌撤府，即北盘江上流，七星关在其上，下流人云南沾益州界”等关溢，明朝以重兵驻守护卫。所以，明 朝长江一乌撒道往云南递运军需物资，全线2800多公里中至少有2200公里为运力大、运输保险和耗费少的水路漕运，只需永宁至云南沾益约600余公里为陆运道路。若经贵州“一线路”入云南，2500多公里都为陆路，全靠人背马驮，运输成本极高。因而，明朝人滇的两条交通干线功用划分为：乌撒道以继续长江航运的军需物资运输为主；贵州“一线路” 以官、军、商旅和朝贡使团的人员通行为主。长江一乌撒道成为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军需粮饷运输大动脉，也是明朝西南边疆与中央联络的生命线。 明代乌撒道交通对西南边疆稳定意义特殊。明初统一云南的“征南”战争中后勤保障作用突出，胡海洋、傅友德打通乌撒道，便“置邮驿通云南”，“一驿储粮三千石，小旗 一人领军十人守之”,担任军需粮饷递运和护卫交通道路。云南平定后，明朝在云南长期驻防20卫、3个守御千户所和17个直隶千户所军屯戍边。但是云南地处边疆，护国捍边任务繁重，仍需内地补给军饷，“今边方所在屯兵，转饷尤急。其粮料本折，有民运，有屯 种，有盐引”。经过“盐引”中纳法，依托江淮商人采办粮食经过长江一乌撒道“民运” 西南边疆云南，纾解西南边疆“转饷”之困。中纳粮饱主要来自江南、浙淮富庶地域，“以榖准米者听，以是商旅辐凑，储偫充溢”。乌撒道各驿站担负囤积中纳粮食的重担，“上迺命赤水、层台输米三石给川盐一引，毕节卫输米二石给川盐一引，其淮浙盐如所拟行 之”。同时，从云南等地采买和请求少数民族土司进贡的战马也走长江一乌撒道输入内地。洪武十七年（1384), “诏湖广岳州等府造马船运送马匹。初四川、云南市易马骡及蛮夷酋长贡马者皆由大江以达京师，有司载送悉用民船。至是命武昌、岳州、荆州、归州各造马船五十艘，每艘定民夫三十人以备转送”。 明朝中后期，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严重战事也全靠长江乌撒道中止后勤保障。正统初 年，麓川权力收缩，侵占或骚扰西南边疆云南近三分之一的地域。为维护边疆稳定，正统六年（1441)正月明朝决议征讨麓川，首先规划长江一乌撒道的军粮储运，“将合用粮储预先会计，从便区画，设法儧运至金齿仓收贮，以备支给”。英宗命兵部尚书王骥：“特命尔于南京、湖广、四川、贵州直抵云南大军阅历之地，缘途整备刍粮，以备支用。”命贵州总兵侯琎“调云南兵，由乌撒会师，开毕节诸路”，“发四川丁壮转运泸州官仓米赴云南曲靖军民府，供给军饱”。明朝中叶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严重战事“三征麓川”的十余万大军连年征战，均靠从长江中下游的南京、湖广调集军粮和配备，经长江一乌撒道递运。明朝后期，西南边疆曾面临缅甸洞吾王朝对腾越、保山地域的侵扰，明朝派刘綎、邓子龙率两万营兵前往滇西边疆抵御，长江一乌撒道再次发挥重要的军事后勤保障作用，“（嘉靖) 五年，令四川镇雄府额运乌撒仓粮，每年准除三百八十石作官吏俸粮”，由乌撒道沿线 “驿站夫马皆倚办军丁”，“供给云南”。万历年间云南边疆再起战事，“正统间麓川用兵， 嘉靖中元江武定乱，皆久然后定。近年缅甸内侵，永昌、腾冲允称关键云”。这些战事均靠长江一乌撒道“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转运粮饷物资至边疆前线, 有力地保障了西南边疆稳定和抗击侵略战事的胜利。 综上所述，在明朝统一西南边疆，消解边疆危机，维护疆域完好和边疆稳定进程中，长 江一乌撒道在军需供给和战争后勤保障方面发挥了共同作用，长江继续乌撒道成为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战略物资供给的生命线。 二、贵州都司统筹下的乌撒道护卫与军需递运 作为明代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运输大动脉长江一乌撒道，其交通保险至关重要。由于长 江航道位于明朝统治中心和内地，社会稳定，航道运输和护卫体系成熟，但乌撒道不只天文环境复杂，且所经皆为少数民族地域，是众多土司治下领地。乌撒道交错途经川、黔、滇三省，全线可分四个区段：第一区段从泸州至永宁城为四川布政司永宁宣抚司辖境；第二区段为贵州布政司赤水、毕节段；第三区段为再进人四川布政司的乌撒府段；第四区段为进人云南的沾益段。这种四段三省交错的交通格局，若按常规驿路分省管理，难以保障军需运输顺畅衔接，以至可能各省推倭，难以有效中止交通护卫。加之乌撒道道路险阻，陆路运输 “半月人负米三斗，则止足途中之食”，完整靠人背马驮承接运力庞大的长江军需运输, 压力甚大，成为长江一乌撒道军需运输的瓶颈，如若组织不当，人艰马疲，军需运输可能功败垂成，无法承担西南边疆后勤保障重担。为此，明朝发明性地树立起一套贵州都司统筹管理的乌撒道军事护卫与军需递运体系。 第一，乌撒道全线设置卫所，从属贵州都司，统筹乌撒道护卫。洪武四年（1371)在乌撒道上设永宁卫，洪武十四年（1381)征南大军挺进云南时设贵州都司和乌撒卫。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平定，朱元璋下诏征南三将军，请求在乌撒道全面设置军卫，“俾馈 饷岁足，如是则兵卫相属，道路易通，无事则分兵驻守，有警则合兵剿捕”，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又特别敕谕傅友德“兵既艰食，固不宜分，止于 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来无碍矣”。洪武二十一年（1388)九月，因“泸州与永宁交界乃诸蛮出入之地，宜置守兵”，“置泸州、赤水、层台三卫指挥使司”，“调长安等卫官军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人分置各卫”。乌撒道构成了7卫大军镇戍局面。随着西南边疆逐步稳定，明朝对乌撒道的护卫力气中止了调整，洪武二十七年（1394)撤层台卫改置为普市守御千户所,因七星关卫 “山溪险峻”，不利于屯田，改七星关千户所，属毕节卫。最终乌撒道600公里的交通 线上构成永宁卫、赤水卫、毕节卫、乌撒卫4个卫和普市守御千户所，由属贵州都司统辖护卫乌撒道。“自永宁至乌撒卫，由可渡河，亦系使客经行大道，本处土人毋得阻滞人行， 如有阻滞经行，照依中央剿捕”，如此密度的卫所设置，保障了乌撒道的交通保险。 第二，依托卫所官军力气中止道路树立。明初军需粮饷由长江航运至泸州就得卸船上 岸，经过乌撒道陆路转运入云南。而泸州与永宁河相接，永宁河发源于四川叙永县与云南省的交界处，流经明代永宁宣抚司地后注人长江，全长152公里。为了最大限度地漕运军需粮饷，洪武九年（1374)朱元璋以“永宁军卫地居边疆，戍卒尝苦馈饷不继，良由道险舟楫难至”，便有疏浚永宁河水路的打算。云南平定后，为保障西南边疆的长治久安，提升乌撒道的运输才干，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四川永宁宣慰使言：‘所辖水道百九十滩, 江门大滩八十二，皆被石塞。’诏征南将领景川侯曹震往疏之”。曹震“至泸州按视，有支河通永宁，乃凿石削崖令深广，以通漕运。又辟陆路，作驿舍邮亭，驾桥立栈”，疏浚后的永宁河“深广”可对接泸州长江口岸漕运，使长江一乌撒道的军需漕运延展了150里，极大地节约了交通运输成本，改善了乌撒道的运输条件。 第三，设置驿站，保障道路畅通。为维护平定云南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云南初定，朱元 璋就下令对进人云南的交通道路中止全面的官道驿站树立，“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释，符至奉行”。乌撒道上设置纳溪驿、通邮驿、江门驿、永安驿、永宁驿、普市驿、摩泥驿、赤水驿、阿永驿、层台驿、毕节驿、七星关、周尼驿、黑张 驿、瓦甸驿、乌撒府在城驿、普德归驿、倘塘 驿、炎方驿、松林释、沾益释等至曲靖衔接云南交通干线，乌撒道成为明朝进人云南驿路干线。 第四，特别树立军需物资储运的军站（堡）和递运铺舍。乌撒道与全国其他驿路最大 的差别在于除了正常设置驿站外，还相应地设置了军需物资储运的军站（堡），又称粮 站，以及递运铺舍，构成了两套驿递系统。乌撒道上的驿站，明初由卫所官军设置护卫, 明中叶后驿站改由永宁宣抚司、乌撒府等土司管理，担任普通商旅递送。由于民用驿站无法满足军用物资庞大的运输量，乃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由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担任统筹乌撒道军用邮传的树立，“置永宁至沾益州邮传四十八”。所置48邮传由乌撒道上的卫所统管，由物资储运军站（堡）和递运铺舍两部分构成。据万历《贵州通志》记载，永宁卫辖“永宁站，司门铺、甘溪铺、滴水铺、乐安铺、双井铺、普市铺、新添铺、碗水铺、 摩泥铺、雪山铺，各司兵不等”，设永宁站管站百户和管铺百户各—员统领，嘉靖间永宁卫有“屯城站铺官军” 6789户，15247 丁口。赤水卫辖赤水站、落台站、阿永站、摩尼站， “以上四站，俱洪武四年颖川侯置”，还有赤水铺、清水铺、阿永铺、阿落密铺、层台铺、 木落铺、板桥铺、寅宾铺等，也设管站百户和管铺百户各一员，嘉靖年间赤水卫仍有城屯站铺官军5615户，33683丁口。毕节卫辖毕节站、周尼站及丰乐铺、长冲铺、鸦关铺、云山铺、撒刺居铺、周泥铺、虎岭铺、平山铺、野马铺、乌平铺、威镇铺、迎宾铺、木稀铺、头铺、二铺、归化铺等，还有5个准备仓贮存粮饷军需，设管站百户和管铺百户各一员管理, 嘉靖年间毕节卫有2885户，6641丁口。乌撒卫辖乌撒站、瓦甸站、倘塘站、普德归站、沾益站及乾海子铺、腰站铺、箐头铺、可渡河铺、箐底铺、云开铺、倘塘铺、通南铺、来宾铺、十里铺、霑益铺、在城铺、二铺、泉水铺、青石铺、瓦甸铺、赤冈铺、水塘铺等。由于乌撒卫天文位置特别重要，所以“乌撒、霑益、倘塘、黑张、周泥、瓦甸、普德归等站各管站百户一员”，还多设管站百户5员。万历年间鸟撒卫还有护卫道路和担任递运的卫所官军3551户，8555丁口。此外普市守御千户所领官军493户，1389丁口，辖普市站，有管站百户1员，吏目1员。云南境内乌撒道的设置有所不同，军站称堡，或军堡。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即命沐英统筹“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于是自曲靖火忽都至云南前卫易龙设堡五”，乌撒道云南境内的区段设军堡担任驿站递送，即沾益堡、倘塘堡、普德归堡。汇总上述规划在乌撒道上4卫1守御千户所的护卫与递运力气，即便在明末卫所制度弛坏的状况下，仍有卫所官军23770户，65515丁口，在600公里的乌撒道上每公里平均驻兵109员，如此重兵规划实属稀有。乌撒道上的卫所官军不只护卫道路，还承担繁重的军需物资递运任务，沿线48个铺舍实为48个递运 所，“以谪戍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站铺相连，加快了军需物资的运送速 度。足见明朝视乌撒道为维护边疆稳定的交通运输命脉。 第五，贵州都司统筹下的乌撒道护卫与递运，还有两项制輿创新。其一，乌撒道上一切 卫所均为实土卫所，构成军事管控下的道路走廊；其二，乌撒道卫所官军在镇戍区屯田，以供给护卫道路和递运军需物资任务的官军生活所需。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和万历《贵州通志》，乌撒道上卫所都像府、州等行政区一样独立成卷，而且明白记载了卫所疆域和四 至八到，阐明这些卫所都是实土卫所。如乌撒卫“东至毕节卫界一百五十四里，西至四川乌蒙府界二百里，南至云南曲靖军民府界二百三十七里，北至四川芒部府界二百里，东南到普安卫界五百七里，西南到四川东川军民府界二百五十里，东北到毕节卫界三百九十里，西北到四川叙州府界六百五十里”。这使得分属于川、黔、滇的乌撒道，在贵州都司统辖的4卫1所实土卫所构成辖境相连的长600公里、宽百余公里的乌撒道卫所镇戍带，卫所官军护卫道路、递运军需并中止大范围的屯田，又构成了军屯开发区。从洪武年间开端，乌撒道卫所必须经过屯田处置自身粮食需求，“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屯田自给”。 总之，明朝对乌撒道护卫和递运管理中止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将分属川、黔、滇三省四 段的乌撒道护卫和递运交由贵州都司统筹管理；在贵州都司下设置4卫1所重兵镇戍护卫；密集设置军站、递运铺舍等军需物资运送机构，用近7万兵丁分担西南边疆军需粮饷递运；依托卫所官军力气，开辟永宁河漕运和中止驿路树立，往常云南可渡河古驿道仍存，道路规 整，可通行驮运马队和马牛车；乌撒道上卫所均为实土卫所，实行卫所屯田，由此构成交通运输经济带，有力地保障了西南边疆物资供给，成为边疆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 三、乌撒道所经民族地域的三省分治 明代乌撒道的最大特性是道路全线所经皆少数民族地域，为各少数民族土司领地，而且 交错途经川、黔、滇三省辖境。固然贵州都司统筹道路护卫和军需递运，构成相对区隔的乌撒道交通经济带，但是仍不可避免地与周围少数民族和土司发作联络，而民族地域社会的稳定是运输保险的保障。所以，川黔滇三省既分治又谐和处置民族关系，确保道路保险。 采取行政区划伎俩，分割中央民族权力。乌撒道所经滇、黔、川交界地域是典型的民族 聚居区，为彝族散布的中心肠带，周边有乌蒙、芒部、东川等诸彝族部落，各部落不只地域相连，而且民族社会结构相同，消费生活方式分歧，族性相似，有着复杂的联姻关系。固然其内部争斗不时，但从外部来看，是具有高度相似性和关联性的整体。“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埸，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 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历代王朝均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中止管理。“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古为窦地、的巴、东川、大雄诸甸，皆唐乌蒙裔也”，元代在这一地域设乌撒乌蒙宣慰司，统管“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閟畔部”等。正因各部之间历史渊源和内部联络紧密，一有动静，互通声息，分离行动，影响甚大，朝廷难以治乱，元明清时期不得不采用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分割该区彝族权力。元末 “乌撒、乌蒙之地隶四川行省”，将原属云南行省乌撒、乌蒙划归四川行省，分省而治战略曾经显现。由于管理不畅，明初又将乌蒙、乌撒等划归云南，设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府。如此再三，都难以处置该区中央民族权力过大的问题。明朝统一云南的“征南战争”中，最棘手的就是对该区民族权力的管控问题。洪武十四年（1381)征南战争行将开 始，朱元璋敕令征南将军傅友德等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酋长虽已降，恐大军一 还，仍复啸聚。符到日，悉送其酋长人朝。”阐明最初朱元璋希望经过征南大军震慑，降服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等酋长，将其押送人朝，减轻压力。但此法并未奏效，大军一 过，“乌撒诸蛮复叛”。明朝不得已，只能再次动用行政区划伎俩，于洪武十六年（1383) 春正月“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隶之”，再次将原属云南的乌撒、乌蒙、芒部三府割隶于四川布政使司。洪武十七年（1384)五月又将东川划归四川，消解乌撒道沿线的少数民族骚动构成的对平定云南战争掣肘问题的同时，减轻了云南管理该区少数民族的压力。 对乌撒道地域少数民族恩威并治，消弭叛服不定的隐患。明初洪武十四年收兵平定云南 时，朱元璋就认识到该区民族复杂性，指示征南大军说：“西南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4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部长犹桀骜不朝。”征南大军以破竹之势挺进云南，“东川、乌蒙、芒部诸蛮震詟，皆望风降附”。但大军刚过，“乌撒诸蛮复叛”，迫使镇戍云南省会的沐英分开昆明，与傅友德兵会合，“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以万计”，平定乌撒之乱。乌撒地域为滇蜀之咽喉要地，除了武力平叛外，明朝还制定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以劳绩之多寡， 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常常有之”的恩抚政策，在乌撒道上设永宁宣抚司、乌撒军民府土司管理应地少数民族，采用“羁縻驾驭，经久远略”的做法，尽量减少对当地民族的扰动。所以，永宁宣抚司、乌撒军民府与乌撒道各卫所固然犬牙相临，但卫所属贵州都司，实土屯田，永宁宣抚司、乌撒军民府属四川布政司，构成相互区隔的局面，即“祖宗立法固有深意，乃疆土错交黔域，府卫并在一域，而卫则属黔，府则属蜀”的这种军政分治方式，有效地控驭中央权力并保障了交通保险。 乌撒道进人云南的沾益段，其行政区划属于云南布政司曲靖府沾益土州，但以贵州都司 统筹乌撒道护卫递运下，在乌撒卫下专设乌撒后所，驻防乌撒道难益段，构成了沾益段行政归云南，军事护卫由贵州都司管控的特殊局面。云南沾益与乌撒地域彝族权力关系密切， “先是，四川乌撒军民府，云南沾益州，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明初大军南下，女土官实卜与夫弟阿哥二人，率众归顺，授实卜以乌撒土知府，授阿哥以沾益土知州”。明初分割彝族权力，将乌撒府划归四川，沾益土州仍为云南曲靖府辖属。沾益地域是乌撒道进入云南的区段，与乌撒府相连，故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取乌撒土府腹地“置卫通驿”，曾置沾益卫，但沾益卫属云南都司，不利于乌撒道全路统筹护卫与递运，于是洪武十六年改沾益卫为乌撒卫后千户所，归入乌撒卫建制，并在驻地沾益筑乌撒卫后所土城，担任防乌撒、沾益盗匪“出没之地”。乌撒卫后所位于“川、云、贵咽喉地”，战略位置重要，依照贵州都司在乌撒道各卫所的规划，乌撒后所在沾益也构成一线官道，乌撒卫后所沿官道设置有箐底、云关、倘塘、通南、来宾、么站、十里诸铺，加上“小耿屯、甘家屯、钱家屯、王屯、小阎屯、大 阎屯、刘官屯、鲍家屯、杨家屯、母家屯、朱家屯、范家屯、 宗家屯、滕家屯、徐屯、何屯、张家屯、夏家屯、大屯、东屯、邱屯、大耿屯、母官屯、大屯、小屯”等几十个屯田点，完成护卫交通保障运输、控驭土司、屯田开发的多重效果。 明代乌撒道三省分治下特殊管控方式为：军事管控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行政管理则属 于四川布政使司和云南布政司。其优势在于乌撒道交通干线的护卫由贵州都司统筹，“贵州已设都指挥使，然地势偏东，今宜于实卜所居之地立司，以便控制”。而权力强大的乌撒、 乌蒙、东川彝族区域划归四川布政使司，沾益州属云南管理，这样的三省分治，减轻了乌撒道管控的民政压力。交通与沿线民族社会管理无法截然分别，滇、黔、川交界地域的稳定是 保障乌撒道保险的前提和基础。洪武时期乌撒道沿线的社会管理依旧持续元末的格局，永宁属四川，而乌撒、沾益仍隶云南。在统一云南的进程中设置贵州都司，统管乌撒道全线卫 所，完成交通一体化管理和护卫，“民职有司则仍属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由于民族区域行政分治与交通一体化军事管理之间难以谐和，洪武十六年，将乌蒙、乌撒、芒部、 镇雄、东川等全部改隶四川，这是交通一体化之后，对乌撒道沿线民族权力分散管理，某种水平上构成民政与军政分别，招致“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隶于四川，不外岁输贡赋，示以羁縻”。乌撒道民族地域这种地在贵州，管由四川，固然有利于交通护卫，但却疏于该区民族社会的行政管理，容易构成某些民族部落权力坐大，区域骚动不时，明代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动。 结语 明初征南大军平定云南，国度力气深人西南边疆，云南成为西南边疆前沿。有明一代，西南边疆云南面临多次边疆危机和抗击侵扰的战事，明朝中央与云南必须坚持良好的交通联络，中止军需粮饷运输，长江一乌撒道成为重要的军需物资运输生命线。为保障这条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朝中止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增强长江一乌撒道沿线交通设备树立，中止了驿、站、 铺、堡的设置，将边疆与内地紧密联络起来，有力地支持了在西南边疆云南发作的桿卫国度统一、稳定边疆领土完好的重要战事，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乌撒道军事护卫与军需递运在贵州都司统筹下展开，贵州都司不只统领本省西北部卫所，而且将地处四川的永宁卫、普市所和云南沾益的乌撒卫后所纳人其下，整个乌撒道由4卫1所重兵镇戍，护卫兵担任军需粮饷的递运，这种突破省际限制的军事单元构建，成为明代交通线管理护卫一体化创制。明朝对乌撒道沿线民族权力，经过行政区划伎俩，在川、滇、黔三省多次中止行政区划调整，构成了乌撒道沿线地域三省分治的局面，部分消弭了较大民族权力叛变的要挟，坚持了民族关系良好展开态势。政区从属的频繁调整实质上是政府探求这一区域交通管理与社会管理之间相互兼容的过程。总 之，明代乌撒道护卫和三省分治运作，“控驭土司而方便交通”，站、铺、堡、驿，森然罗列，有效运转，有力地诠氏缢交通保险与边疆稳定的密切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后期乌撒道沿线地域川、黔、滇三省相互掣肘。万历四十三年（1615)贵州巡按御使杨鹤称 “龄有可制之势，而无其权；蜀有遥制之名，而无其实”，且军民府、卫所和道路管辖分别，最终招致彝族权力在这一区域收缩，交通道路梗阻，构成三省管控的弱化区。所以清代初期在这一区域中止了强有力的改土归流，完成乌撒道沿线的国度管理。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信息来源 《中国边疆史地研讨》，2019年12月第29卷第4期，第77-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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