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草就这样蔓延为 主义

□ 一周书记

李公明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的《杂草的故事》（陈曦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5月）讲述杂草背地的文化史，似乎颇受中国读者欢送，第一版出来几个月之后就第二次印刷。它可能难以进入各种貌似权威的年度“十大”之类排行榜，就如杂草难以进入宫廷御花园一样；但是它能够在围墙外摇曳生姿，能够鼓舞一切那些在野的流浪者和植物无政府主义者，能够轻轻怂恿在灰烬中被掩盖的野性。不外，应该警惕的是，杂草主义者也会堕入一厢甘愿地乱贴标签的圈套，把野生、野性作为另一种对立的文化标签，骨子里还是分发着媚俗的气息。

其实，杂草自身就是伪野性主义者、伪自然主义者的天敌，它们总是悄然无声地讪笑这些人的夸大、低价的绿色抒情做派。它们更有理由讪笑那些谈论它们的人，由于包含我在内的很多人其实连什么是真正的杂草可能都分辨不清，就像该书作者理查德·梅比说的，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霍普金斯在他的双行体诗中赞誉了杂草，“固然他看到的所谓杂草只是各种常见植物”（22页）。由此我想到的是，当我们在谈论杂草的时分，应该先搞分明什么是杂草。但是梅比在书中并没有对“杂草”（weed）给出明白的植物学定义，他只是通知我们：“在杂草的定义中，最为人所熟知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当属‘出往常错误地点的植物’，也就是说杂草长在了你本希望长出其他植物或者基本不希望长出植物的中央。这个定义还算贴切，也能解释一些事情。”（第7页）但是他自己也招认这个定义十分粗糙，谈论杂草的悖论就是，“杂草”并没有一个植物学上的客观定义，无论非人工栽种、自行繁衍、有损伤性等等，都无法准肯定义它。美国休斯敦的中央法规中明白规则，杂草的定义是“任何高度超越九英寸（约合二十三厘米）的非人工种植的植物”，作者说假如按此规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杂草名单（12页）。很显然，一个真正的杂草主义者从杂草身上学到的，首先是无需任何身份认同，不受任何概念的约束管辖，然后才干做到谦卑地生长，自由自由地存在，无怨无悔地感受一切。

不受概念约束的杂草天生具有向边疆与高墙应战的本能和性格，梅比对此深怀敬意，这似乎与他的自我认识不无关系。他被称为“博物学作家和掌管人，努力于讨论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固然他撰写过《植物大英百科全书》并荣获多项大奖，他只被看作浅显作家、园艺专栏的作者和电视片撰稿人。《卫报》以为“《杂草的故事》为流浪的植物辩护，他的写作愈深化，对战役在边沿的自然敬意愈重”（见该书护封）。梅比说：“修道院和大学都是筑有高墙的中央。墙内有他们的植物园，也有他们的学问，这意味着他们向外界宣布这里才是智识之权威所在。当然，那些有潜力成为杂草的植物都对边疆怀着轻视。于是修道院的花园里，一些药用植物出息了围墙之中。它们把高墙当成了进入外界，同时也是进入大众视野的垫脚石。”（84页）作者在全书最后说，“在本书的开头我提出，杂草是我们硬要把自然世界拆成野生与驯养两部分所构成的结果。它们是边疆的突破者，无归属的少数派，它们提示着我们，生活不可能那样整洁光鲜、一尘不染。它们能让我们再次学会如何在自然的边疆上生存。”（282页）这种面对边疆与高墙的态度，正是真正的杂草主义者的底色。它也同样提示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也被划分为野生与被驯养两部分；野生者总是流离颠沛、自生自灭，但是横冲直撞的性格和不用弯曲的脊梁使他们在灵魂上取得弥补。被驯养者看起来整洁光鲜，其灵魂有可能早已涂满烂泥，心灵中也可能布满溃疡。杂草主义意味着学会在边疆上生存，意味着你的理想生活固然无法不被划分归类，但是你依旧能够学会在肉体上藐视边疆，藐视那些边疆制造者。

梅比该书的主题之一是人类如何随意地敌视杂草，如何徒劳地根除杂草，而杂草却由此取得了它的天性：“它们跟随人类的足迹，倚赖人类才干生存，但却顽固地不肯按人类的规则出牌，离经叛道——而这，也正是‘野性’的谬误。”（22页）回想起来，与杂草的斗争居然也随同着我们长大。当年小学生参与劳动的常规项目就是去公园除草，中学时期在乡村分校的田垄上除草，当知青的时分在水田里除草；以至到了美院当教员的第一年，我也不止一次地参与在校园里除草的集体劳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每天经过的杂草丛生的小林地被修整得诗意全无。梅比说，人与杂草的战争“提示着我们，我们对野性和驯化之间的界线岂但敏理性十足，这种觉得还会被各种细微的社会现象所左右——时兴风潮、社区团结、身份阶级、园艺潮流等等”（170页）。实践上，在我们的生活语境中，对杂草的战争常常还意味着土地资源的肆意征用与烂尾荒芜，意味着城区的急剧扩张，意味着遍地开花的广场工程……但是，在我们的展开蓝图中，杂草历来不是一个需求认真思索和对付的问题，由于我们有着远比杂草更烦心的空气、河流等问题；各种展开规划的决策者们更是很少会像本书作者那样思索“人们在杂草控制上千差万别的动机，以及这种控制力对我们与植物世界、大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整体影响”（272页）。当然，不思索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杂草丛生早已成为开发区烂尾或鬼城的典型图景，固然杂草在这里只具有意味性的意义。

对我而言，该书中最有感染力的是关于杂草与城市废墟关系的论述，固然篇幅并不太多。那是属于杂草的城市史或城市的杂草史，是人与杂草进退拉锯、探求过去与未来的公共政治叙事。英国作家罗丝·麦考利的小说《世界是我的荒野》（1950）的灵感来自作者在城市废墟杂草丛间游走所思，故事描写一对异父异母的英国姐弟在二战中曾参与法国南部爱国者组织，战争终了后无法顺应传统的英国社会，转而喜欢上了轰炸遗址的灌木丛：那里鱼龙混杂，有非法寓居者，有逃兵，而且这里的无政府氛围和环境与法国南部的野生灌木丛林很相似，与抵御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也遥相呼应（210页）。相似的真实故事发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美国城市底特律，城市经济生活的解体招致野生植物的生动扩张，但是却呈现了另一种人类活动的图景：“由于太穷而买不起新颖食物的家庭在被毁的街区上建起了邻居有机农场。来自美国各地的年轻人——音乐家、环保主义者、社会先锋人士——大量拥入被废弃的区域，热切地想要实验城市生注活的新方式，即接受大自然——包含那些开疆拓土的杂草们——而非试图将它从生活中赶走。”（234-235页）这里既是末日文学的舞台、灾难电影最理想的拍摄地，也是探求未来可能生活的实验基地，无论风光如何荒寒惊悚，人的肉体与情感张力远非昔日那种平凡人生所能具有。

梅比十分敏感地认识到，“杂草的生态形象和文化形象总是复杂地交错在一同的。它们是面善的邻居，非法定居的植物居民，一种有生命的涂鸦——无礼粗鲁，知晓城市的生存技巧，永远比开发商和寻衅于它们的人抢先一步。”（276页）以至一个残破的小花园也能变成生态宣传的舞台，由于发现了一丛极为稀有、遭到维护的纯本土农业杂草——马丁烟堇，小花园主人们应用这种植物受法律维护的位置胜利阻止了商人和政客的开发规划（同上）。这就是真正的杂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美学，杂草就是这样蔓延为主义，它比杂草的文学史、艺术史——固然书中的确有更多的篇幅精彩地讨论了这些主题——更为激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