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鼎力，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资料图/图） 伊沛霞：《宋徽宗》，韩华汉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8；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宋徽宗在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中已被定格为一个骄奢淫逸的亡国之君。以至他的艺术才气，也变成他身为君王而荒忽朝政的映托。伊沛霞这部具有“深思史学”性质的传记，“旨在解释，而非开脱或谴责”。小字排印的书后注释及援用书目部分多达一百二十余页，可见作者用力之勤。作者笔下的徽宗，不再是政治上无所事事的怠政者。他宠信蔡京，更可能是由于“过于认真地服从了下述训诫，即君主之责应在选用宰辅，然后将政务交由他处置”。方诚峰的书比伊书英文版晚出一年，把徽宗一朝放置在从推行元祐政治到对它全面反拨的线索中来看待。徽宗一面把蔡京推向皇权之下高高在上的“公相”位置，一面又有效地抑止着权相“弄权”的可能。两位作者在肯定徽宗的政治行动力方面，见解大致分歧。但方书把宋代皇权在专制君主官僚制架构内的强弱变动，全然归因于君主的个人性格与才干这个“最后的不肯定项”，窃以为还稍嫌粗率。 相关的调查，实践上还能够、也应当不时延伸到南宋。为此很值得把这两本书与《南宋行暮》参照阅读。在北宋中叶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格局里，宰辅所担当的原本是士大夫集团首脑的角色。可是尔后宰辅似乎不时在从该群体中逐步脱逸出来，变身为君主的共谋与代理者。而士大夫群体则经哲宗朝对元祐臣僚的清算、徽宗朝三次树立元祐党籍碑的重复打击而终于失势。这一趋向演化到南宋前叶，遂构成虞云国所称之“绍兴体制”。它在南宋光宗、宁宗这样的弱主时期，很容易使人产生由宰辅专擅朝政的印象。但从天子要免职他们常常轻而易举，又可知所谓权相并不真正具备与天子抗衡的权力。这能否反映了两宋“祖宗家法”的初衷所在？专制君主官僚体制通向专制的轨道，不待元人杀到，并于无心间破坏了历代限制皇权的种种惯例或规矩，其实早已在铺就之中了。所谓“虚君”乃至“共和”云云，从何谈起？ 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来源与瞻望》，韩昭庆汉译本，北京三联书店，2018。 借用书里的话来表白，在剖析中西方环境史从来源到逐步成熟进程中的诸多模范性著作时，作者以再分明不外的方式，为我们把“埋藏在这些长达几千页的资料文献之中”的各种“简约、大纲式的观念”，逐一提炼出来。听他的讲述，令人宛若行走于学术伟人们思想的云端之中。二十多年前在麻省理工大学旁听作者开设的“历史学理论与措施”课程时那种感受，又从我的记忆中油然浮现出来。 自十九世纪末蹦出“降服自然”的观念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的破坏曾经抵达“史无前例”的水平。地质学界以至在争论，能否应该继更新世和全新世之后，设置一个以核爆炸首度胜利或塑料消费与消费为开端的“人类世”（Anthropocene）。环境史研讨值此机遇应运而兴，良有以也。回想一下很久以来人们如何思索自己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已变成一种相当大众化的需求。本书篇幅无多，正好顺应于上述需求。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期的肉体状况》，孙伯等汉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许纪霖、刘擎主编：《西方“政治正确”的深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前一本书的德文原名，硬译可作“大倒退：关于当代肉体状况的国际论辩”。主题目原本十分醒目，不知为何竟未为汉译本所采用。这场倒退的基本特征，上世纪末已被一位最后任教于比较文学系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不幸言中：粗鄙怂恿型威权民粹主义者上台、社会和经济错误等增长、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对少数族群的憎恶加剧等等。我们往常了解得较多的常常是美国学者的见地。本书作者则以出于欧洲者为大多数，也有来自印度、摩洛哥等国的。故就中国读者而言，是书显得特别可贵。 从本书描画的大倒退因果链来看，与金融、工业、贸易与信息范畴的全球化不时展开和升级的成果被极少数国际性经济精英瓜分同时，在旧工业化世界内的中产阶级和劳工大众之中却产生了一支庞大的被遗忘的“失败者”队伍。他们接受了全球化的巨额成本，被迫面对经济紧缩、掠取性债务、不稳定且低水平的工资、劳工谈判权益的弱化、战后民主参与和再分配机制的逐步收缩等一系列困厄。他们逃离左派新自由主义阵线，是由于标榜“政治正确”的新自由主义者不顾他们的利益，与华尔街、硅谷、好莱坞结成瓜分全球化收益的联盟。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应否建造“第三性公厕”，而在于许多“中产”家庭的洗手间漏水多年置之不理。他们有理由等候面子的工作、进步收入、买得起房，以及孩子的良好教育与未来。而攻击“政治正确”对身份自由主义的强调，在有些学者看来其实更像是一种表白他们“退出”意愿的“假性对立”。 后一本书反映的是中国学者在现代政治学语境下对西方“政治正确”的评述。由于是从外部观看“大倒退”，所以这组文章总的来说短少渗透在前者之中的那种“现场感”。但它们聚焦于对“政治正确”、特别是对身份自由主义自身入木三分的剖析，正好能够弥补前面那本书对此关注未几的欠缺。 对文化多元主义和认同政治的解读，一定不可分开特定背景。正义与金钱，孰将为汝所取？国王伪装选择正义，并讪笑阿凡提选择金钱。答曰：各济其所短耳。说得好极了！ 谭凯（NicolasTackett）：《汉民族的政治与文化来源：宋代中国与东亚世界次序的确立》，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 本书可谓1957年版《汉民族构成问题讨论集》在六十年后全新学术语境下的续篇。面世一年，尚未见西文书评跟进发表。足见作者勇于在这个极庞大而复杂的课题范畴里单骑独进的魄力和勇气。自我身份认识需求在与他者的关系结构中才得以明白定位。本书把北宋汉族认识的发育放置在当日东亚国际次序中去论述，亦有深意在焉。 汉民族自我认识的塑造，在北宋之前业已阅历了几度形态转换。从诸夏/诸华到华夏，再到十六国北朝时期与“国族”、“国人”身份相区别的“汉人”，这些或许都应视为汉族构成史中的关键环节。就此而言，北宋只是汉人作为一个历史民族构成与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能算是它的来源。 民族在历史上古已有之。而以为国度边疆应与民族共同体的天文边疆相重合、特别是以不契合上述重合准绳的国度为分歧法的立场，则是只存在于近代的民族主义立场。把北宋放在它的前后时期中作通贯察看，它丝毫没有改动传统中国的正统论及何为王朝存在合法性的思潮。当北宋的疆域恰恰与汉文化的天文范围大致重合时，它以扞卫汉文化和汉语人群、包含收复燕云失地为理由的国度主义发起，很可能带有某种“民族主义”主张的假象。本书声言“民族认识”、“民族主义认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前现代形态都已在北宋呈现，大约就是上了这种带伴生性质的、也就是假性民族主义的当。民族主义是不存在它的前现代形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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