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管清友博士在经济察看报中国资本市场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有删减。原发言主题为：《坚持现金流：政府的财政问题和企业的财务问题——历史、经验和对策》。 今天去讨论很多问题，似乎很难达成共识。应该如何和实践如何，理论如何和实践如何，差别极大。我们无妨回到历史中去，所谓在理想中发现问题，到历史中寻觅答案。 财政问题其实就是政府层面的现金流问题 古今中外，每当面临大的经济下行周期时，政府都会面临现金流问题，也就是我们说财政的问题。财政一端是收入，一端是支出，政府和企业一样也想有点儿亏损，这样在经济下行的时分财政压力能小一些。 从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商鞅，到汉武帝的桑弘羊、宋朝的王安石，再到明清时期的张居正、雍正，历代的财政变革有一条基本的阅历——国有化和变种减税再加税。 汉武帝逝世之后，朝廷内部发作了一场可谓是“千年之辩”的会议。当时朝廷中有很多“清流派”的儒生责备桑弘羊的国营化政策构成该民生凋敝，面对“清流派”的责备，桑弘羊辩护说，你们说的我都同意，说的十分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但是朝廷用钱，打仗用钱，你通知我钱从哪里来？一句话把清流们问住了。 “千年之辩”第二回，发作在汉武帝时期一千多年之后的北宋，这次的争辩的两位主角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主张开源，倡导国有化和给富人加税；司马光主张节流，中央财政俭省一点儿，藏富于民，天下自会安定。年轻的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的措施，学习商鞅，学习桑弘羊，集民间财富于国库。很多经济史学家以为，王安石变法恰恰是北宋由盛转衰的重要缘由。 历代财政改造都有一个中心的做法——国有化，政府控制收入。为什么？由于财政收入不够花，由于政府面临现金流的问题。很多人说政府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现金流问题，又不是年年打仗。历史上来看，不打仗也要养军队，官吏要发工资，遇到灾害要赈灾，北宋时期还有对外纳贡，花钱买战争。往常来看，国度财政十分强支出刚性，好比社保、教育、医疗、基建、军费等等。 今天我们大家都呼吁减税，我自己去创业才知道税负真的很重。原来在金融机构当高管，每个月交45%个人所得税，觉得交就交了，反正单位交了，提早扣了，往常自己做企业，发现企业所得税要交25%，这不包含职工工资的个人所得税。我与几个朋友交流下来，企业的整体税负应该在30%左右。 但是看完历史这些案例以后，你就发现，减税太难了，政府也有现金流搅扰。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各位，还是要体谅政府，减税没有那么容易，你也不要对大范围减税抱有太大希望，不要难为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财政有很多刚性支出，历朝历代减税都是很难的。 营改增事实上也是朝着减税方向努力，但是我们征管增强了，原来逃税避税做不了了，很多企业实践上税负增加了。政府是有现金流问题的，什么时分政府行为会发作变更呢？所谓财政压力惹起制度变更，什么意义呢？好比文革终了之际，国民经济抵达了解体边沿，所以得在财政有庞大压力的时分，实招才会出来。往常赤字率没有突破3%，还在讨论能否突破3%，财政上压力不太大。中央债务问题那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但中央政府杠杆不高。所以政府为理处置现金流问题引发体制、机制严重改造的时点，我觉得还没有来。 财务问题其实就是企业层面的现金流问题 往常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是无须置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说了这个观念。经济学家们对今年的GDP增速预测是6.6%，明年估量6.3%左右，也就是说企业的业绩底还没有到，从企业层面来看现金流也存在问题。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该十分分明你所在的企业所面临的状况。我估量现金流状况特别好的不会超越10%，状况特别差的不会低于30%，另外的60%大约是属于还过得去的那一类，但是压力也会逐步显现出来的。 关于明年，我们需求做好充沛的准备。关于一个企业来讲，怎样做好准备和政府是一样的，需求有富余的现金流，至少是可预见的现金流。我指这个现金流不只仅是财务意义上的现金流，还有我们经过发债、并购等等这些方式能够融到的钱，这里面就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期限布置问题。已故的周金涛教员说的话挺好，他在2016年的时分说往常发债能发5年就发5年的。至少从明年的状况来看，企业最重要的是保障富余的现金流。 无论是用资本市场上“PE+上市公司”的方式，还是用高比例股权质押做并购的方式，在金融周期下行过程中，这个套路都曾经成为过去式。无须讳言，过去10年过去5年我们发明了这些玩法，一大部分人用来变相炒自己的股票，但这些玩法在金融下行周期通通不灵了。 所以当今各位高管看自己公司，估值不高了，曾经是和历史大底水平简直相当了，为什么股票市场还在跌？就是由于预期依旧不好，还有贸易战的要素。那么我们回到现金流，关于企业来讲，我们会看到运营现金流在减少，而且往常经过发债融资还是很难，并购假如能够进一步松动的话，对缓解现金流压力有一定辅佐。
活动性管理：政府和企业该如何应对现金流压力？ 从政府的角度，经济下行期原本财政收入就未几，大家还呼吁减税，那政府只能从支出端和融资、“停业外收入”想想措施了。从支出端，我们国度用于经济树立的、用于行政管理的比例比兴隆国度多，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等福利支出比较少，行政管理支出这一块还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的。 假如税收是政府的主停业务收入，那国有资产的处置能够算是停业外收入了。我们往常和商鞅、桑弘羊那个时期不同了，但国企依旧发挥着第二财政的作用。第二财政短期十分有效，但长期来看，的确会窒息经济生机。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就是出卖国营企业的方式盘活国有资产，增加了财政收入，弥补了减税带来的收入降落，成为治好“英国病”重要药方之一。所以说，加速推进混合一切制变革，处置国有资产，从长期看也是正确的道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地再次强调管好国有资本，是个很大进步。管国企和管国资，逻辑有很大不同。 另外，就是从融资的渠道想措施。政府举债还可行吗？从理论上说是能够的，只需政府的信誉没问题，不时地借债能取得持续的现金流。但长期来看，放松政府的融资渠道会滋生很多问题。特朗普政府由于减税和支出增加，还有天量的政府债要到期，财政赤字疾速扩展，往常联邦政府正在演出“关门危机”。更严重的，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俄罗斯债务危机、最近十年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是政府不加限制借债的恶果。往常我们的财政支出中，债务利息的占比接近4%，这个比例从2016年开端是不时上升的，债务利息也是财政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我们还是要避免堕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 从企业的角度，应对措施也是一样，要么裁员，要么甩卖资产。关于政府来说，搞机关事业单位体制变革是很难的，但是企业能够。关于今天各位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来讲，我们总结过四条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不称霸”。“深挖洞”就是做好风险控制，没有那么多投资机遇，不要自己骗自己，往常经济势头往下走哪有那么多机遇，企业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广积粮”是说管理好活动性，坚持富余现金流是最重要的粮。“不称王”“不称霸”是说我们要成为细分范畴的龙头，但要行事低调，不能强出头。 所以，关于现金流还不错的那10%的企业，在做好风险管理的基础上能够投项目。现金流还能撑过去的60%的企业，不要胆大妄为，等候机遇。现金流状况很差的30%的企业，断臂求生，在资本寒冬先活下来。 瞻望：要避免两种极端情形 我觉得我们需求把艰难估量地更充沛一点。我隐隐地觉得到，金融危机十年过后，我们反倒是遭遇了更不可解的难度，更不可解的危机。今天摆在中国决策者和企业家面前的其实是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对中国经济长大充溢自信心，由于二三十年之后事谁都说不分明。我们能够找很多指标来阐明中国经济前景无量，我们的人均GDP只需8800美圆，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平均水平超越一万了，而美国有6万美圆，我们还有很大的长大空间；我们的名义城镇化率刚刚到58%，和成熟经济体80%以上的城市化率差距十分大，还有四五亿人口的城镇化空间。所以说，从长期的角度，中国经济前景大家有共识也有自信心，但是大家压服不了自己的就是为什么短期内这么艰难。 过往的历史表明，中国只需不呈现两种状况总能渡过短期艰难： 第一种是强外力的摧毁，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基本终结了那个时期迈向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努力。甲午战争时，晚清在搞君主立宪制，但由于战争戛但是止；1927到1937的黄金十年，随着日本全民侵华终结。强外力的摧毁往常基本上不会有，贸易战再打也不至于呈现这种状况。 第二种是严重的宏观政策失误，相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呈现的政策失误，相似阿根廷在50年代呈现的严重方向性失误，相似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当总统时呈现的方向性错误。我们看这三个案例，越来越多经济学家构成共识，日本所谓的“失去的20年”主要由于广场协议之后错误的宏观政策，先刺激，然后泡沫化，再刺破泡沫，招致整个经济持续低迷。阿根廷是贝隆将军把一手好牌打成一把烂牌，军人当政，国有化，高税收，高福利，借大量的外债。从时间上看，委内瑞拉的政策错误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方向性的错误，查韦斯也是搞国有化，政府糜烂，经济萎缩，但钞票却越印越多。 所以我们讲，只需中国不呈现这两种状况，是能够走出短期的困境。 关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前景，我是十分看好的，所以我多次说，太阳照常升起。我们需求逾越这个横亘在短期应战和长期机遇之间的鸿沟。这个时期，需求大家戮力同心，需求有人讲真话，需求均衡好短期和长期，需求对症下药。当然，有时分也需求点儿运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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