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不舍国学栏目又跟大家见面啦。 提起魏晋，想必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衣袂飘飘，任诞狂放的形象。其实，这只是魏晋人的名义。真实的魏晋人是什么样的？本期如斯精舍带小同伴们了解一下魏晋人的真实生活。 魏晋人有哪些盛行穿法？
魏晋男子的服饰因循秦代，又有所展开。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或者外衣内着一件相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衣，并不穿中衣，此衣式仅见于这一时期。
魏晋人有时也穿裤褶，它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样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造。上襦下裤，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只需骑马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
当时南朝女子普通上身着衫、袄、襦，下身着裙，样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宽大，裙为多褶襇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抵达俊俏潇洒的效果。
到了北朝时期，女子盛行穿裲裆，并常与裤合穿，整个形制与男子分歧。此时的女服还有如下穿法：对衿，衿的下角相互交叉，呈小型燕尾状。此时女子的服饰已开端趋向华美、潇洒、飘逸之习尚，再加上披帛的运用和高髻发式，使着装者显得端庄华贵。
魏晋人的穿衣习尚跟一种毒药有关？ 衣着是生活的一部分，与当时的社会习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里提到，魏晋人的衣着跟当时的贵族盛行吃五石散的习尚有密切关系。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由名士何晏开头吃的。配方大约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夹以其他的药材。
其效果相似于一些毒品，能使人在短期内，肉体处在亢奋迷狂的状态。反作用极强，假如不配适合当的措施中止“分发”，人就会毒发身亡。因而，五石散是一种贵族药品，普通人是吃不起的。 怎样“分发”呢？吃了五石散不能马上休息，要走路，称为“行散”。六朝人的诗“至城东行散”，说的就是这个意义。走路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身体又会变冷。普通人发冷应该多穿衣服，吃热的东西。但五石散刚好相反，需求少穿衣，吃冷食，洗冷水澡，喝热酒。 由于服药之后身体发烧，所以魏晋人不能穿紧身的衣服，为了避免敏感的皮肤被衣服擦伤，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穿鞋也不方便，所以不穿鞋袜而穿屐。名人们率先穿衣宽大，普通人效仿起来，在他人看来他们衣着飘逸，其实内心一定如旁人想象。
古代历来考究礼法，父母的丧期，要悲痛，要少吃饭，不能饮酒。到了晋代，演化成“居丧无礼”，吃了药，为了生命保险思索，还是要吃肉，不光吃，还要吃很多。名士们在亲人丧期喝酒吃肉，老庶民跟着效仿，“居丧无礼”是这样来的。 除此之外，五石散也对人的肉体构成一定的影响。吃了五石散之后，由于身体不适，容易火暴易怒，有的人还会发狂。 好比有人被苍蝇骚扰，他一气之下，拔剑追逐。所以有人以为晋朝人脾气很坏，狂妄，暴烈，有个性。 这种苦，居然也有人羡慕，东晋以后，有人效仿，在路边睡倒，伪装在路上“分发”装阔气，让路人以为他也是有钱吃五石散的。 不时到隋唐，还有人吃五石散，由巢元芳的《诸病源后论》可见。后来就慢慢没有人吃了。 魏晋时期的社会习尚 很多人提起魏晋，总会想到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大约来源于三件事，除了“吃药”之外，还有“清谈”和“饮酒”。 “清谈”主要是指名士之间，汇集在一同，不谈国事、俗事专谈老庄、周易，以驳倒他人为能事。方式或两人对答，或者一人对多人，或者自己对一群人独抒己见，相似于往常的演讲。
率先吃五石散的何晏就很擅长清谈，喜好老庄、易经，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和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成为一时习尚，常常废寝忘食，以至能够把人累病谈死。钱穆评价，“当时名士清谈，特如斗智。” 除了何晏、夏侯玄、王弼之外，竹林七贤也引领当时的社会习尚。
七贤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嵇康喜好喝酒、吃药，而阮籍只喝酒。年轻时，嵇、阮二人脾气都很大。著名的“白眼、青睐”典故就出自阮籍。传说有人访问他，假如言行令他不喜，阮籍便会眼珠上挑，显露白眼给客人，白眼大约是全然看不见眼珠的，可能需求练习很久。 阮籍到了暮年修身养性，做到不评判人物是非的地步，令人诧异。嵇康则全然不变，最后命丧司马氏之手。鲁迅戏称，吃药的人，能够成仙，傲视俗人，喝酒的人不会成仙，敷衍塞责。
刘勰《文心雕龙》中评价阮籍和嵇康的文章，“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赋诗。”两人诗文的作风，“师心，使气”，也影响了晋初的文风。嵇康又略胜阮籍一筹，好比这首著名的《赠秀才从军》。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诗歌中绚丽生动的情致，如日月之行空，江河之奔跑，气势与想象喷薄而出。 木心以为，嵇康的诗歌，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阳刚的诗歌，是内在的、天生的。李白、陆游、苏轼、辛弃疾的豪迈，是月亮的豪迈，外露的架子。嵇康原想“以生殉道”，奈何上天造化弄人。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白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意义，而遭受司马懿记恨。司马氏的皇位来的分歧理，担忧手下的人心浮动，借口不忠杀了嵇康。历来政治家或用忠义仁孝的借口来杀人，其实只是为其政治目的效劳。 晋代以来的很多贤者，名义上反对礼教，内心却不当真反对，以至于是尊崇的。为了避免真正的道义遭到滥用歪曲，只好故作违犯礼教的“逆悖”。 七贤中，刘伶也很狷狂。他喜好老庄之学，在生活上不拘礼法，以饮酒为常，以至抵达了“病酒”的境地。刘伶所作的《酒德颂》，自称“惟酒是务，焉知其他”，名义上他自甘酒鬼，实践上是他崇尚自然、具有对立肉体的表白。 刘伶也服药，一次在家中“分发”，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呆在屋中。有人看到后讪笑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诸位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刘伶以天为盖，地为庐的旷达，带有典型的魏晋氏潇洒。
魏晋的这股雄健之气，到东晋便慢慢散尽了。陶渊明时期，朝代更迭愈加频繁，士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加之佛教的引入，这时的文章变得愈加平和。 陶潜被誉为田园诗人，却也没能完整解脱政治的影响，他的《述酒》就是例子。所谓完整解脱政治的田园诗人，大约是没有的。即便是有，在历史上也不会留下姓名。 历史跟一切事情一样，有高峰和低谷，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社会习尚，后世所谓的浪漫慕古，大多树立在模仿言行，承袭部分思想上，脱离了当时的时期背景，不可能做到同等先贤。当然也并非一切古人的言行思想，都合恰当下。后人在继承古人优秀传统之上，分离当下的社会环境和需求有所创新较为可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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