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佩尼亚——光影魔术背地 ...

2023-2-7 16:06| 发布者: 挖安琥| 查看: 211| 评论: 0

摘要: 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教授理查德佩尼亚于2017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受邀在中国传媒大学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关于“1990年后的国际电影”的讲座,讲座由理查德教授主讲,由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张净雨教员担当掌管和翻译。此 ...

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教授理查德佩尼亚于2017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受邀在中国传媒大学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关于“1990年后的国际电影”的讲座,讲座由理查德教授主讲,由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张净雨教员担当掌管和翻译。


此次讲座的范围触及了电影技术展开史、美国电影商业化进程、中国电影展开的艺术与文化意义等方面,并与听众交流了当代电影理论研讨过程中,有关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潮、电影作为商品化艺术媒介的位置转型和民族电影展开等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意义的电影议题。在第五天的课程中,教授还为我们放映了哥伦比亚大学电影专业学生的短片,从学生制造、短片制造的角度,中止了有关电影制造理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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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迈克尔哈内克的《班尼的录影带》。《班尼的录像带》是迈克尔哈内克“冰川三部曲”的第二部,影片拍摄的年代1992年,正是数字电影登上历史舞台的时辰。


佩尼亚教授在回想电影技术展开史的基础上,剖析了数字电影较之胶片电影在制造、放映、观摩上的差别。并经过引见皮尔士符号学中的类象符号、笼统符号、指示符号,讨论了从方式主义到理想主义,从胶片电影到数字电影,电影拍摄影像与被摄物之间的符号指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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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尼的录像带》包含了两个文本:一个是作为导演的哈内克所拍摄的影片《班尼的录像带》,另一个是影片中的男主角班尼自己用家用录像机拍摄的录像带。影片经过媒介自反的方式,经过不同介质影像画面之间的对比关系,讨论了媒介入侵理想生活后,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冷漠。


佩尼亚以为,正是媒介与真实日益含糊的界线,商品社会物化生活的影响使重生代少年短少真实的人际情感交流而异化为冷漠无情的施暴者。影片还经过“震惊”剪切、“十分所”的空间营造、建置镜头的缺失,来表示后现代生活的迷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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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放映的电影是1996年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拍摄的《迷离劫》,就这部影片,教授从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后合拍片崛起的趋向以及影片自身所涵盖的有关“作者论”和文本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话题与听众中止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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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中,教授提到,电影这一特殊的媒介从其降生开端,就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自身对“传播”的诉求一定水平上呼应了电影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的展开趋向。


从1918年开端,由于战争、反动等社会要素的骚动、变更,不同国度在世界上表演的角色发作着变更。与之对应的,不同国度的电影展开也处在一个“此起彼伏”的动态展开过程中。法国、意大利、美国,这些一度具有电影黄金时期的国度在“得”与“失”的交替中,一次又一次地探求新的电影言语和电影商业方式,这也是电影艺术长期具有生命力的缘由。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电影工作者彼此协作、相互交流,愈加促进了电影艺术各方面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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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往常,好莱坞作为出名世界的电影工厂,不论是资金来源、制片方还是在好莱坞工作的导演、演员、编剧、技术人员,都大量来自海外。“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如此受外国人的喜欢?由于它们基本就是一大群外国人拍的。”教授在讲座中援用了希区柯克导演的话调侃了这一世界潮流。中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等一些国度的影片的工作团队也都有跨国协作的表示。如影片《迷离劫》,从制造角度,导演阿萨亚斯约请香港演员张曼玉和法国演员让皮埃尔利奥德来担任影片的主角,这自身就是跨国协作的表示。影片自身“元电影”的特性,又使这一母题在电影中被重复地谐拟、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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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离劫》自身是一部运用了多元化视听手法,并置了多重叙事空间的影片。其叙事系统突破了经典叙事的规则,提出了一种多元解读的可能。在40年代法国新浪潮运动之后,法国的电影评论界开端思索,艺术电影在法国的崛起能否一定水平上消解了法国本土的电影工业的问题。“精英主义(elitism)”随同着电影的“艺术品”的身份,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形态植入,能否反而使得电影不再属于普通人?佩尼亚教授从《迷离劫》动身,向听众阐明了在电影文本中,导演阿萨亚斯是如何运用共同的拍摄手法向观众展示他对这一问题的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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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放映的是娄烨导演的《苏州河》,对中国电影十分熟习的佩尼亚教授从这部影片入手,向听众细致引见了中国第五代导演是如何在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和电影检查制度下,努力学习、消化西方世界的电影言语,将其收为己用,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付出贡献的。分离第二天的讲座,教授提到了后现代主义,试图讨论什么是“中国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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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正如Terry Eagleton所言“是一种文化作风,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依据的、自我深思的、游戏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期性变更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含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阅历之间的界线。”教授也提到了后现代著名学者詹明信所论述的,有关文化艺术商品化、大众化、消费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不肯定性和内在性是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两个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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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一语境下,另一个概念——“民族电影(national-film)”的艺术价值及其应当如何自我界定都成了新的重要议题。教授提到,所谓民族电影,在今天这种移民潮流和国际范围的人口迁移现象之中,它的定义自身就具有复杂性。我们应当如何界定一部电影的“国籍”与“民族属性”?当我们指称民族电影,我们能否曾经代表一种暗含维护机制的话语特权?认识形态和国度管控对电影制造的影响,有限制创作的成分在其中,但是也有好的一面。艺术在政治生活中表演重要角色的时分,也即是艺术吸收最宽广范围的人民大众的时分,社会各个范畴对电影艺术这一文化媒介的聚焦,无形中促进了中国70、80年代的电影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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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天的讲座中,由于是长片电影剖析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教授首先大纲挈领,总结了这几天讨论的话题的重点,并提示我们留意,有关他讲的任何一方面的电影现象剖析,都会有其惯例,呈现有趣的对立,我们在回溯电影展开时,应该永远具有一种开放的眼光。


一、当今“球化”背景下的电影制造呈现出跨国性、流通性、文化多元化的特性,不只仅是跨国资金,导演、编剧、制片、演员等的跨国协作,跨国取景地等,都表示了这种倾向;而另一方面,由于独立电影制造的成本被技术展开不可思议地降低了,小范围的“地域电影”制造起兴,呈现了一种在社区当中,由社区居民自己制造拍摄,为社区居民而创作,在社区内部独为社区居民放映的“local film”,如纽约的布鲁克林区,社区内的观众和投资者鼎力支持本区电影导演的此种创作,呈现一种内倾性,创作集中于本区内部的人物、事情、社区特征,讲述“自己人”的故事,而无关外部世界。


二、与小成本电影的预算大幅度降低相对比,大电影工业如美国好莱坞,每年电影制造的成本却在逐步提升,这或与其“大片”战略(blockbusters)有关,也表示了电影工业展开的动态性。


三、纵观电影史我们不难看出,电影史就是有关“改动”的历史。什么改动了?什么没有改改动?电影的方式与作风、经济表示、技术运用、社会角色能否被改动、推翻、改造?当一种制片或发行方式无法满足电影消费的需求,当一种电影技术无法再满足观众的需求——例如“八大”、和“有声片”的呈现,都是在对“改动”的诉求中呈现的——电影在变更中走出了自己的历史。


四、电影“被展示”的平台的变更能否影响了电影自身的定义。教授提到电影降生之初,爱迪生的公司实践上先于卢米埃尔兄弟发明出“移动的影像”,但是真正决议谁是“电影之父”的要素,是卢米埃尔兄弟选择将“电影”从爱迪生的小盒子中拿出来,用集体观看的方式去“放映”电影。今天大部分人与电影之间有一种更私密、更个人的关系,我们更多地一个人观赏电影——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微型荧幕上。从后现代哲学的说法来看,“意义”自身并不存在,只需当它被传送给受方,在接受过程中被解码、重新编码,这个动态过程自身才具有意义,即改动了电影这种媒介被展示的方式,一定水平上曾经改动了电影自身的存在。而这一改动对电影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每一个电影人都应该思索的。


第四天放映的影片是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的《四月三周两天》,一部理想主义的影片。分离电影方式与作风的主题,教授讲了有关长镜头美学的内容。教授提出了90年代之后呈现的“碎片化”美学与“运动影像(moving image)”向“时间影像”(time image)”转变的问题。所谓“碎片化”(Fragmentation),即如《迷离劫》、《苏州河》这样的影片中,经典叙事系统不复存在,时间呈现出一种被碎片化、被撕裂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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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镜头)与图像(镜头)之间、图像(镜头)与其内含的事情(内容)之间凸显了一种偶尔性的联络,而不是直接明白的指向性联络。我们不再置信画面,画面也不再置信我们,一切信息都成为活动信号,更强调单个镜头独立的存在感、镜头内部的系统;而不是作为“影像链”(段落)的一部分。


“运动影像”向“时间影像”的转化在长镜头中表示得极为明显,传统的运动长镜头强调了对客观时间的写实性记载。但是,正如在《四月三周两天》这部影片中,长镜头强调的是时间活动自身。长镜头的“长度”不再作为一种镜头的基本属性存在,而成为其美学重点。观众被活动的时间自身所感动。当我们看长镜头时,我们似乎跟着摄影机视角、跟着人物,静静地等候事情的发作(或不发作)。长镜头强迫我们等候,强迫我们忍耐“不肯定性”,这强迫传送了一种在压制与释放之间动态转化的特殊心理体验。教授在此还举了格斯范桑特的影片《大象》中止弥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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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教授的讲座盘绕短片创作展开。


教授首先对短片的产生展开中止了引见。当电影是从短片开端的,爱迪生,卢米埃尔起初拍摄的都是独立的短片。


早期的短片在影院放映是都有解说员解说视频里发作的事情。有意义的是早期日本电影放映时,解说员会打趣画面内容,使得当时的解说员比短片自身更吸收人。


当时的影院播放短片是连续不连续的,从卡通片到短的系列剧,以至是新闻。影院重复播放几部短篇,观众能够随时进随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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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镜头数量增加时,旁白的作用就是经过解说把独立的镜头串联起来,这种电影称为Multi-shot film(多镜头拍摄)。但由于电影里的镜头越来越多,所以电影人大约在1905年之后开端探求如何不用旁白,而直接树立独立镜头之间的联络,也就是所谓的Continuity film(衔接性拍摄)。这种改动也是更像纪录片的短篇向长篇迈进的一步。到了1912年,人们才慢慢开端觉得看电影是要观看一部一小时以上的篇子。


教授接着解释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变更,最早的短片受众都是阶级并不高的工人阶级,为了吸收更多的中产高消费人群,电影人开端加大投资,运用明星,买版权来进步电影受关注度。


固然往常长篇电影曾经成为主流,但由于它的高关注度和商业性,使得它的约束更多,能够触及到的问题也相对有限。而短片则能够把镜头对向“边沿”范畴,讨论长篇触及不到的问题。所以教授提示我们:不要把短篇电影简单当做长篇的减少版,二者各有所长也相辅相成。一方面,短篇更容易表示一个简单的事情或者问题,但另一方面,短篇很难在这么短电脑时间内塑造一个完好的人物,所以人物形象会比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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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做决议在短片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当你在一个bar里拍摄时,会有喧哗声,在录音时决议是将喧哗声录进去,还是更专注于主人公的声音,削弱喧哗声,会对影片起到不一样的效果。同样还有镜头景别的选择,机位的移动,演员的选择,技术,服装,光线,画面与声音剪辑等等,都需求导演拿捏决议。而且由于短片的时间短,所以每一个决议愈加重要。


接下来教授放映了一部哥伦比亚大学,西班牙留学生拍摄的一部短篇《告别》(原名为西班牙语,大意是告别)。影片经过拍摄中产阶级家庭中,女仆与家人对老祖母逝世不同的看待方式,表示了对阶级,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思索。短片里大量运用了固定机位。教授对用哪个镜头终了,怎样看待影片中少有的空景运动镜头,以及如何看待导演处置人物与画面关系提出问题,同窗们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见地,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了解。同时他解释,这些都是开放性的思索问题,没有对错之分,每一种有理由的了解都是能够的。


第二部短片名为《圣代》,讲述小男孩为了吃到圣代冰淇淋,为母亲错指认了丈夫的情人的故事。作风与第一部迥然不同。大家同样讨论了电影的一些客观镜头,情节设计,反转等。


为期五天的电影分享课到这里就终了了,是不是收获颇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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