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世界史研讨应介入严重问题的讨论与决策 —— 兼谈 ...

本期掌管：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当代史学的社会功用和时期任务

掌管人语

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着眼于世界历史的视野，提出世界史学问及其包含的阅历和聪慧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另一篇从重温中国古代经典与先贤关于史学关于社会进步的重要论述，说到史学家的社会义务。两篇文章的共同特性，是鲜明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当代史学的时期任务。中国史学史表明，每一时期的史学家都承担着一定时期的任务：从孔子到司马迁、班固，从唐初史家群体到杜佑，从司马光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魏源到梁启超、章太炎，从李大钊到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莫不如此。而今，处在中华民族走向巨大复兴的征程中，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必将倾其所学，为巨大的事业、巨大的祖国和巨大的人民，书写下绚烂辉煌的一页。

世界史研讨应介入严重问题的讨论与决策

——兼谈选题与视角

当今世界正发作深化的变更，变更的深度和广度超出多数人预料之外，仅仅在几年之前还被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往常却发作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许多被看成是定论的说法，在事实面前动摇了，人们需求重新思索。理论界面对新的应战，理想需求新的解释。在这些应战面前，世界史能够发挥它的特殊优势，在严重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中发挥作用。

先看这个有趣的现象：在刚刚终了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曾多次扬言，以为美国的制度有问题，需求中止彻底改造。希拉里代表美国主流认识形态对特朗普大加挞伐，说他如何敢肆意争光美国的制度，俨然是美国价值观的自然死敌。但是大选结果刚刚出炉，希拉里阵营就一反前言，再一次以美国主流认识形态代表的身份出面说话，说美国的选举制度分歧理，不契合民主准绳，因而必须改动！这个现象很有趣，迄今为止，美国主流认识形态坚持说美国制度圆满无缺，美国民主是世界的模范。但这一次，一向以“政治正确”为标榜的美国主流精英集团却站出来责备这个制度，“美国圆满论”显然动摇了。但美国的制度历来没有“圆满”过，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普通的常识；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修正自己的制度，学者们早就应该廓清这个事实。至于特朗普当选能否会惹起另一次制度改动，这却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假如美国当真修正组举法、改组举人制为总统直选，就有可能冲击美国现有的两党制度，并可能引发政治不稳——这是由西欧许多国度如德国、意大利的历史所证明的。美国精英集团能否愿意做这样一个“黑暗中的腾跃”，那是大可狐疑的，由于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更深化的问题是：特朗普现象阐明了什么？是“民粹主义”还是经济困顿，是制度缺陷还是价值错位？对这样一些问题，世界史有义务介入讨论，拿出自己的见解。历史学的见解经常很共同，它是以历史的沉淀为动身点的，可能与其他学科相当不同。

欧盟问题也是这样。多年来的盛行说法是：欧洲一体化超越了民族国度，标记着社会的庞大进步，它表明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再一次走在人类的前沿，引领世界走向新时期；民族国度过时了，欧洲分离不可逆转。但是近年的事态却不时表明：民族国度没有过时，欧洲分离也能够逆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察看，欧盟可能只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延伸和再现古老的地缘政治。欧盟东扩摧毁了欧洲大一体的理想主义追求，而突显了它的理想主义动机。假如说在欧洲一体化初期，人们尚神往一个战争、理性的“超国度”共同体，那么在东扩之后，欧盟与俄罗斯对立的性质就不加掩饰了。这种状况与历史上一再呈现的地缘幅员并无二致，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东、西欧对立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就开端了，双方的政治对立根深蒂固。地缘政治贯衣着东、西欧的全部历史，欧盟东扩则持续了这个传统。由此就能够了解苏联解体后，为什么西方不愿意接纳俄联邦，相反却把原苏联阵营那些具有多种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国度拉向西欧，为此以至不惜以牺牲欧盟内部的同质性和引发民众的排外心情为代价。历史学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透，因而在谈论当下的欧洲时，应首先认识历史上的欧洲。

伯罗奔尼撒战争遗物及反映战争的绘画

第三个例子是“修昔底德圈套”，这个话题曾经在国内外媒体上火爆一时。依照“修昔底德圈套”的说法，后起的强国一定会应战原有的强国，从而引发大范围战争，古代的例子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应战英国。依据这种说法，中国的展开一定应战美国的利益，中美间的抵触便不可避免；美国要做好应对的准备，把中国遏制在崛起之前。这个理论的实质是把中国定性为战争的破坏者，而把美国说成是次序的维护者。但历史学却通知我们：“修昔底德圈套”是强加给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修翁本意并非如此。只需翻看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一定知道这个状况。

但“修昔底德圈套”却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几百年的大国抵触究竟受何种机制支配？熟习历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在争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过程中执行了一项有效的战略，依托这项战略，英国首先攫取霸权，再长期维护这个霸权。英国的做法很简单：与其他国度结盟，共同打击最强国——当英国非最强时打击比它强的国度；当英国最强时打击仅次于它的国度，即“打老二”。往常的美国正在沿用这项战略，而这项战略的确很有杀伤力。但这项战略又是一柄双刃剑，别的国度也能够用来对付它。外交的博弈是双向的，世界史假如参与，能够为外交政策的讨论提供充足的学问思索。

近几年国际学术界构成一股“帝国热”，历史上的各种“帝国”都被搬上学术舞台，忽然之间成为“显学”。这些讨论最大的特性，是把种种帝国都只视为笼统的“帝国”，似乎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但这样一来，古代的区域性大国如罗马帝国、汉唐“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就与近代西方殖民帝国混为一谈了，殖民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侵略被遮掩在一个混沌含糊的“帝国”概念之下，构成了“彼此彼此、都是帝国”的局面。有些西方学者以至小题大作，宣称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度到往常仍旧是“帝国”，从而给学术套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颜色。显然，历史学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而世界史特别有它的优势。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草原帝国”和“农耕帝国”，这个话题也是在近几年忽然火爆、成为新的热点。一些外国学者热衷于此话题，是由于他们坚称中国境内有一道“草原帝国”和“农耕帝国”的明晰分界线，“中国”这个概念仅限于农耕帝国的范围内，而不是今天中国的领土疆界。像这一类的话题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中国学术界不能够不留意，世界史学界参与讨论是不可推脱的义务。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阐明：世界史应该也需求介入严重问题的讨论，所谓严重问题，既包含理想问题，也包含理论问题。分开对严重问题的关注，世界史研讨就缺乏生机。世界史学科的优势在于：它的边疆开阔，学问丰厚，有条件以世界作为察看的舞台，为国人提供更多的思索。世界史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视角，它能够超出“纯历史”范畴，更好地发挥跨学科的作用。历史学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讨的基础，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讨，的确都需求历史学的参与。

严重问题未见得都与国度的战略或外交有关，也未见得都是事关严重的理论问题。其实，中国老庶民关怀的许多问题、民生问题，也应该是世界史关注的对象，成为世界史研讨的课题。举一些例子：好比中国往常举国上下分歧关怀的污染问题，明显是世界史能够参与的一个课题。世界史能够介入下列项目的研讨，包含：其他国度的污染是怎样构成的，政策失误构成什么结果，胜利的管理需求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能需求哪些代价？等等。外国的胜利和失败都可为中国提供自创，但简单的陈说是不够的，历史学有条件进入更深的层次，好比政府的管理计划能否被执行，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管理效果如何、利害如何，民众产生什么反响，会不会有反作用，诸如此类。当某项研讨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时，才会惹起高度的注重。历史研讨一向倡导细、实、深，而不是大而不当、泛泛而谈。我曾见到世界史学界有一项关于英国采煤业矽肺病问题的研讨，研讨的重点是矽肺病的成因，以及用什么措施根除了病源。这种研讨对我国有理想的参考意义，势必遭到有关部门的注重。

另一项研讨，是关于英国如何处置商品造假问题的。工业反动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商品造假不时搅扰着英国社会，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问题的成因当然很复杂，但处置问题更复杂。英国采取过很多措施试图处置这个问题，但效果都不大。最后采用“连坐法”才取得较好效果，即商家若出卖伪劣产品就与造假商同罪，需接受法律制裁——用这个措施强迫商家严厉管控进货关，切断造假商品的销售渠道。这个思绪能否对我国有关部门处置食品保险及其他商质量量问题有所启示？

以上两个例子就内容而言都是“小”问题；在事关国度大政、展开途径的“大”问题上，世界史以至有更大的发言权。好比不久之前经济学界曾经就政府在经济展开中的作用问题猛烈论争，对这个问题，世界史能够提供很好的思绪：问题不在于政府是介入还是不介入经济范畴好，由于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既有介入而胜利的例子，也有不介入而胜利的例子，并且介入的水平也各有不同；问题在于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度，哪一种做法更契合需求？判定这个需求、做出适当选择，这才是最大的难题。历史通知我们的是这个结论，而对中国的展开而言，这个结论显然有指引意义。

我一向以为：历史学有两个作用，一是恢复史实、让人们了解过去，二是以史为鉴、让人们思索往常。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史研讨相比于中国史研讨应愈加注重第二个作用，即以史为鉴的作用，经过研讨外国的历史，为中国提供阅历和经验。中国人研讨外国历史，不同于外国人研讨本国历史；外国人关注的本国史课题，不等于我们关注的外国史课题。好比，英国人可能对他本国贵族的养狗习俗很感兴味，写一部英国贵族的狗文化史。这部历史对英国历史学而言是有意义的，由于它丰厚了英国的贵族生活史、弥补了英国的社会史。但假如中国学者也把贵族养狗作为自己的研讨课题，那就不适合了，由于中国的研讨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只需中国读者关怀的课题，研讨成果才有价值。中国人研讨外国史，首先需求有明白的定位，由此就不能盲目跟风，以为外国人研讨了，我们就要跟上。事实上，特殊的中国视角最可能惹起国外的留意，由此也才最具有国际意义。

我听说国内有一些高校打算做这样的规则：一切涉外研讨（外国史、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经济文化社会等等）都需求用外文写论文、拿到国外去发表。假如真是这样，那就无异于取消中国的外国研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数都会置之不理，中国人看不到，外国人则不看，结果就成了SCI统计表上的数字积聚。台湾地域在过去几十年不时是这样做的，结果构成台湾的外国研讨耐久萎缩，无法停顿。文科和文科的状况完整不同，我以为不应拿文科的思绪来管理文科。

总之，介入严重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不只取决于世界史学科对自身的定位，也取决于社会整体对这个学科的认识。世界史学科的特殊优势需求发挥，这不只有赖于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社会方面的普遍共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