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的情感表白，的确在大多时分呈现比较明显的差别。这里一个重要的、值得思索的问题是，这些差别的构成主要是自然的（自然的）、生理的还是文化的，抑或历史的？情感史与性别史的交互研讨，倾向于显现后者是更主要的要素。—— 王晴佳 关于近代社会将男女的性别和情感相对立的现象，瑞雯·康奈尔将其归结为一种“父权认识形态”（patriarchal ideology），其特性就是认定“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情感的，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哲学前提”。近代社会鼓吹理性主义，以为科学和理性是历史行进的动因，而科学和理性在文化上则被视作“男性的范畴”（masculine realm）。——王晴佳 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看似泾渭分明，但其实并不见于历史，而是一种史学的建构。——罗森宛恩 摘要：性别史和情感史大约同时在20世纪末兴起，成为当今世界史坛引人注目的新流派。从西方史学展开的角度着眼，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勃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情感表白的性别差别着手，史家提示了性别构成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情感和性别于是成为历史研讨的对象。性别构成的历史演化提示，男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遍和深化的权益关系，在近代社会表示尤为明显。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揭橥了欧洲二元论哲学思想的缺乏，有助于重新思索传统的历史分期，反省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总之，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学派的昌盛，应战了近代史学的“庞大叙事”，从“由内而外”的角度探求人的自身，触及历史研讨中更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及家庭、子女和社会的关系贯串了人类历史的一直。 关键词：性别史；情感史；妇女史；当代史学潮流；性别和社会性别 *王晴佳（Q.Edward Wang），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上图源自百度）本文原载《史学集刊》，2022年第3期，第4-15页。转载自“学忍堂史学”公众号。 当代史学的展开走向，大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向。与19世纪的历史研讨不同，当今并没有一个流派能占领压倒一切的位置。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 常常统筹其他相关的研讨兴味。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和交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由于两者岂但简直同时呈现，而且自始至终呈现出一种水乳融合、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络。在西方文化中， 一个熟知的例子就是：女性常被视作“情感的性别”（emotional sex），抑或“情感的女性”，从而与“理性的男性”相对照。社会意理学家爱格妮塔·菲谢尔（Agneta Fischer）在2000年主编的《性别和情感：社会意理的视角》，是较早的一本探求情感与性别关系的著作。2018年法国的《克莱奥：妇女、性别、历史》杂志出版了从历史的角度讨论情感与性别关系的专辑， 由史学家达缅·柏奎（Damien Boquet）和狄迪尔·莱特（Didier Lett）主编。上述几位编者岂但学术背景相异、性别也不同（后两位是男性），但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性别与情感之间存在着一种被人认作理所当然的自然联络。
pexels.com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本文写作的契机，但却不是笔者写作的主要目的。本文写作目的有三：一是从史学史的角度，描画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及其相互关联；二是以西方历史和文化为背景，讨论当代史学界呈现的有关情感反映性别差别的重要作品，探求两者成为历史研讨对象的意义；三是从史学展开的角度，剖析和调查性别史和情感史这两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如何质疑和应战近代传统的历史观念，进而论述和考量它们对当代史学的演化所做的贡献。换言之， 笔者固然不会直接解答情感与性别之间能否应该构成一种自然的关联，但讨论上述三个问题将有助于了解产生这一关联的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历史研讨的目标之一是鉴往知来，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性别与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身体、心理和情感等层次认识历史活动中的人及其行为。 一、作为历史研讨对象的性别和情感 首先需求指出的是，性别史和情感史不只简直同时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兴起，而且都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即研讨对象的历史性。这一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书写传统对史家视野的限制，二是性别和情感因其身体和生理的属性，长期以来不被视为历史研讨的对象。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和书写，大致为严重的历史事情所推进，而这些严重的历史事情，又常常发作在政治、外交和战争范畴，因而早期的史书便大多以此为主要内容。中国最早的古史之一《尚书》，便收录了帝王君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即现代语义上的帝王诏书、宣战令、外交文件、战争谋划等内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虽以应有尽有著称，但其记载则以希波战争为主线，之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书名和内容都显现，那是一部以战争为主题的史书。在战争、政治和外交活动中，两性和情感都不可或缺，但其主角则大多是男性，因而古往今来的历史书写， 均以男性精英的活动为主体，只是偶尔触及女性和情感等方面的内容。这一传统不时到二战终了之前，固然间或有人提出质疑，但没有产生明显的改动。性别史和情感史等新兴流派， 要到20世纪末才慢慢崭露头角。 其次，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流派相比，性别史和情感史所研讨的对象，因其属于生理和身体的范畴，以前不被视作历史调查的对象。传统抑或常规的历史研讨，注重讨论历史现象的变更及其缘由，并尝试做出某种因果解释。但倘若将两性之间的差别，完整从生理的层面考量，将其视为相对的两极，并且原封不动，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有明显的历史性。譬如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常居于比女性高一等的位置。倘若将这一社会位置的差别视作两性生理特征不同所致， 男尊女卑是自然的产物而不会变更，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那么性别史研讨便不会成为当今一个蓬勃兴隆的范畴。依照性别史专家索尼娅·罗斯（Sonya O. Rose）的剖析，在性别史研讨兴起之前，男女的性别之差被视为“自然的差别”，并以此“阐明或解释人们察看到的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位置、社会关系上的差别，他们在世界上生存方式的差别，以及男女在多种权益方式下的差别。重要的是，男女之间关系的等级属性是一种预设前提，从未被质疑”。 与性别史相比，情感史的研讨对象乍看起来似乎更缺乏历史性， 由于在已知的文化史中，男尊女卑固然是常态，但究竟有方式上的不同。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感，无论古今，总是与人类社会紧密随同。古人和今人具有的这些情感，假如没有明显的差别，那么历史研讨就无从展示其专长，以描画、剖析和解释情感在历史过程中的变更及其缘由。伊彦·普兰普尔（Jan Plamper）在其《情感史导论》一书中指出，在19世纪之前，人们关注情感，基本将之视为“固定不变、超越文化、逾越时空、无关种族的生物和生理的”现象。当时及其之前、之后的历史书写，自然也包含情感的内容，但并不将情感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看待，情感史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在史学界退场。 性别史的前身是妇女史，后者的展开与20世纪60年代的风云变更息息相关。当时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引发人们开端关注妇女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但如上所述，受制于性别关系为自然属性的传统观念，妇女史的研讨只以妇女为调查对象，有点自我设限、自我扫除于史学界的主流，没有促进后者在观念和措施上的变更。到了80年代这一情形逐步发作了明显的变更，一些妇女史家强调要想真正了解妇女的历史作用，需求同时调查两性关系。他们倡导用社会属性的“gender”（普通译为“社会性别”）来取代生物属性的“sex”（性别），主张两性关系自身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琼·斯科特（Joan Scott）于1986年发表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讨范畴》一文，是当时倡导性别史研讨的重要论著之一，有力地推进了性别史的展开。性别史研讨的特性是，强调两性关系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突破女性和男性分属“私”和“公”不同范畴的传统思想，突出性别差别的社会性，而不是其生理性。因而性别关系就作为一个历史的变量成为值得深究的新范畴。 情感史研讨的展开得益于情感研讨的昌盛。二次大战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及脑神经科学、医药学等学科就情感对人的行为之影响，做出了不少新的剖析和探求。这些研讨比较偏重情感的普遍性，而史学界开端注重情感的历史性，这与社会史的研讨有关。美国《社会史杂志》的兴办人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与凯萝·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在1985年发表的《情感学》一文，便是一个著例。他们以为情感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情感的表白则受制于社会的习俗和规范，并随着历史的变动而变更，因而是一个值得研讨的历史现象。情感史研讨的先驱威廉·雷迪（William M.Reddy）在其《感情研讨指南》一书中，特别关注了他所谓的“衔情话语”（emotive），即情感如何经过言语流露，而言语是变更的，并折射文化和历史的演化，因而情感成为历史研讨关注的对象。 另一位情感史研讨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则提出了“情感共同体”的概念，指出情感表白如何受制于某个特定的场所，即空间上的不同。同时，她经过比较宗教变革前后教徒赎罪的个案研讨，指出情感流露固然看起来相似（好比一个人在祈祷、忏悔的时分掉泪），但其含义却随着时期背景的不同而有着显著的差别。她由此指出情感史的研讨其实能很好地展示历史演化中变与不变的交叉互动，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譬如传统到近代的过渡）。 二、情感与性别：历史的调查 对情感史和性别史两者分离的调查，也有力地证明情感表白之性别差别同样是历史的产物，从而也就是历史研讨的对象。好比《圣经》里的“创世纪”，说到亚当和夏娃认识到他们赤裸相对的时分，固然有异性相吸之情，但也产生了羞耻之感。在基督教兴起的初期，如在圣奥古斯丁写作的《上帝之城》里，亚当和夏娃的情感没有明显的性别之差——他们都对两人犯下的“原罪”感到羞愧。但到了文艺复兴的初期， 意大利画家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创作《逐出伊甸园》画作之时，亚当和夏娃的举措就显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别：前者双手捂脸，后者则用手遮住乳房和私处，脸上显露痛苦万分的神色。后人的解读是，马萨乔试图表明，亚当的举措显现出一种道德上的羞耻和后悔，而夏娃则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耻。这样的解读，其实是在一定水平上让夏娃承担更多的“原罪”，由于亚当似乎是被她的身体所诱惑而犯下了道德上的不伦。古典希腊罗马时期有不少人体雕像，但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盛行的时期，其生殖器不是被掩盖就是被移走，显现出羞耻这一情感的时期特征。马萨乔原画上亚当、夏娃的生殖器部分，也曾被后人用无花果叶遮住，阐明即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其情感表示的接受水平，依旧与古典时期颇有差别，显现了情感表白有其历史阶段性。 上面的例子表明， 随着时期的变更， 情感的展示显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别。这一差别能够说是古已有之，在古典时期，始自荷马的古希腊、罗马的作家和诗人，就分辨了“男人的”情感和“女人的”情感。好比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cles）指出脆弱和悲伤表示的是“女人的”情感，而男人则要显现英勇，即便悲痛也不可随意掉泪，否则就不够“男人”。西塞罗指出，罗马名将马克·安东尼既有英勇又有怯懦的一面，但他还是以为安东尼不失为男人， 而那时的罗马人以为，谦逊和内敛是女人的美德。换言之，遇到不快的时分，男人能够表示出愤恨，而女人则固然能够流露悲伤和痛苦，但还是需求自我抑止。当然，关于政治家来说，在公众场所抑止自己的情感在古典时期普遍被以为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欧洲古典时期终了并进入中世纪之后，情感表示的性别差别得到了更多的强调，主要标记是将情感愈益“女性化”，也即前文所言，女性被视作“情感的性别”，而男性则慢慢被看作是“理性的性别”。强调这一性别差别，无异于进步了男性的位置，由于像古典时期对公众人物的请求那样，情感需求有所控制，而控制的伎俩就是借助理性。既然“男性代表了理性”（personified reason），那么作为“情感的性别”的女性，就需求受制于男性。女性作为“情感的性别”的表示是，她们相对男性而言对外界的人和物更具敏感度，于是也就更容易为声色所惑。13世纪的欧洲教会征引福音书里的一段教导指出，妇女在祈祷的时分，需求戴上头巾，由此来显现她的抑止和谦恭。教会人士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女性是男性的光彩”（woman is the glory of man），其意义就好像“孩子是家长的光彩”一样，鼓吹的是这样一个理念：男人教育、管束女性就像家长需求教育子女一样——一个家庭中女性能否谨守妇道，取决于那个家中的男性，好像孩子能否有出息，取决于家长的教育一样。由此我们似乎能够对马萨乔区别处置《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的行为有一个更分明的认识。亚当没有遮盖自己的下身，而是用手蒙住了脸，表示为所谓道德上的羞耻，由于他为自己一时失去理性而愧疚。生活在15世纪初的马萨乔，固然其画风表示了文艺复兴的艺术作风，但依旧深受中世纪文化的浸染。 不外值得指出的是，男性固然被视作理性的化身，但亚当的行为也表明，男人在某些以至许多时分，也同样会为情感所左右——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样关注13世纪欧洲社会的一项研讨指出，当父母失去孩子的时分，其悲伤的流露固然有所不同，但却没有特别明显的性别差别，由于他们都阅历了一个极度痛苦的时辰。另一项有关法国大反动的研讨也指出，至少在反动爆发的初期，男女表示出相似的激愤和激情，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别。当时树立的反动委员会也有女性成员。遭到法国反动的鼓舞，英国女性主义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写作了《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书，成为近代女性主义的一部宣言书。但1793年法国开端制定宪法、注重次序和稳定之后，女性又开端被请求表演好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不能像男性那样积极参与公同事务。路易·圣茹斯特是一个激进的反动者，主要由他起草的1793年宪法，最后却只给予男性公民权，便是一个颇具阐明性的佐证。 事实上，从情感史的层面调查， 近代欧洲社会的树立与男人追求抑止情感、培育所谓“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过程，呈现出一种平行展开的趋向。这一展开的特性就是进一步强化男女的性别差别，将“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对立起来。澳大利亚的性别研讨学者瑞雯`康奈尔（Raewyn Connell）在其名著《男性气概》一书中指出，在近代欧洲，男人寻求表示“男性气概”，这与欧洲历史的展开紧密相关。首先是宗教变革的发作培育了个人主义的认识，与中世纪强调集体主义的传统相对，让那时的人更留意到自己由于性别差别而在社会上表演角色之不同。第二是欧洲的殖民扩张，殖民者大多为男性，在与被降服地域的原住民发作战争时，需求展示自己的英勇气概，欧洲妇女很少参与这一早期的殖民降服，即便参与其中也主要发挥后援的作用。第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展开，使男性在经济活动中表演主要角色，需求展示其理性的思想和决断。最后是民族国度的树立，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确立了近代的父权制，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男女之间位置的不同。 英国的欧洲史家理查德·埃文斯在其《竞逐权益》这一19世纪欧洲通史研讨著作中也指出，当时呈现了多种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层面的严重变更，与此同时也是一个“情感的时期”。不少被人们视作浪漫主义的小说、诗歌和音乐，便是当时的写照。但他特别强调，这一“情感时期”的重要特性就是将情感“性别化”，特别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埃文斯援用一本当时出版的德文大百科全书的描画：“女人是感情型生物，男人是思索型生物”。为了突出“男性气概”，大庭广众下抽泣的行为，就成了女性懦弱的意味，而男人则必须“有泪不轻弹”。那时的男人还开端蓄须并戴高帽——“高顶黑色大礼帽取代了19世纪20年代的三角帽后，中产阶级的男子简直每人一顶”。关于蓄须戴高帽现象的呈现，埃文斯解读为欧洲男性对那个时期刚刚冒头的“新女权运动的一种逆动”。 由上文能够看出，近代社会中鼓吹“男性气概”，将之与“女性气质”对立，其实表示为一种权益关系。而这一权益关系的基础就在于强化男人和女人在情感掌控和表白方面的差别。瑞雯·康奈尔指出，近代社会理所当然地视男性为“理性的性别”（men of reason）。她借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提出了“男性气概的霸权”（hegemonicmasculinity， 直译为“霸权式的男性气概”）这一概念，用来指称男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凌驾于女性和其他性别（跨性别者、变性者等）之上的现象。在《男性气概》之前，瑞雯·康奈尔还写作了《性别与权益》一书，对性别关系所呈现的权益架构做了深化的剖析。在纳粹主义盛行的时分逃离德国、移居美国的历史学家乔治·莫塞（George Mosse，1918-1999）著有《男人的形象：制造男性气概》一书，他进一步指出近代的“男性气概”理念生成于18世纪下半叶，并在19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展开。对他而言，所谓“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均是一种“成见”（stereotype）；这些成见的生成和提高构成了恶劣的结果，即岂但歧视女性，而且还歧视其他种族（例如欧洲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男性，以为他们“不像男人”（unmanly）， 以至是“半男性、半女性”（half man， half woman）。
pexels.com 那么， 如何定义“男性气概”呢？从上面的讨论可见，界定“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伎俩就是将之在情感方面的表示对立起来。乔治·莫塞指出，欧洲近代的“男性气概”基于中世纪“骑士气概”（chivalry）的传统，即男人需求在战场或其他危殆的时辰，表示出英勇冷静、毫不畏惧，控制住自己恐惧不安的心情，以守护、捍卫自己的名誉为第一要务。与此相对照，女人则为情感、欲求所左右，无法坚持理性、控制感情。莫塞举例说道：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一方面讴歌女性的纯真、贞洁和温柔，另一方面又写作了许多作品，鼓吹所谓“致命的女性”（female fatale），绘声绘色地描画男人与“妖妇”（temptress）一夜欢愉之后，如何在第二天早上被其杀害，由此来劝诫男人不能失去明智、耽于声色。关于近代社会将男女的性别和情感相对立的现象，瑞雯·康奈尔将其归结为一种“父权认识形态”（patriarchal ideology），其特性就是认定“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情感的，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哲学前提”。近代社会鼓吹理性主义，以为科学和理性是历史行进的动因，而科学和理性在文化上则被视作“男性的范畴”（masculine realm）。她提出的“男性气概的霸权”，指的便是这样一种基于情感表示不同而将两性对立的文化，及其如何全面掩盖着当今社会，无孔不入地掌控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情感史和性别史：史学史的考量 以上的例子固然简单，但横跨欧洲历史的古今，显现人们常常将情感表示方式的不同与性别差别相关联。如本文开头所说，情感史和性别史的研讨，岂但兴起的时间简直相同，而且从一开端就呈现了一种水乳融合的关系。在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展开研讨所任职的乌特·弗雷佛特（Ute Frevert）是情感研讨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在2011年主编的《历史上的情感：失去的和重拾的》一书，是情感史研讨的先驱作品之一。该书除了导论和结论之外， 共有三章，第二章题为“性别化的情感”。澳大利亚情感史专家苏珊·布鲁姆豪尔（Susan Broomhall）主编了几部研讨欧洲大陆和英国历史、社会的著作，同样将情感与性别两方面分离起来调查。在历史学范畴以外，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情感和性别之间关系的研讨，能够说也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那么，情感史与性别史研讨的联手，在史学史上有何价值和意义呢？笔者不揣浅陋，在以下四个方面略作论述。首先，好像上述，情感和性别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历史研讨的主要对象，而情感史和性别史的联手，却能更为明白地展示情感构成和性别认知的历史性。以性别史而言，其发作、展开的一个重要转机点就是从主张男女“性别”的不同，转而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别，而史家对这一转化的认识，很大层面上来自对男女情感表示异同的调查。换言之，男女性别的差别固然有其生理基础，但在情感的表示上却并不总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会呈现相互交叉的现象。譬如上文曾经提到，在父母失去孩子的悲痛时辰，其情感的表示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性别差别。一项关于一次大战期间法国士兵与他们妻子通讯的研讨发现，远在前方的士兵与身处前方的妻子通讯时，男女之间情感表白的方式与普通的呆板印象有所不同：丈夫和妻子都相互表示怀念之情，但前者更多地写到自己如何掉泪和惧怕，然后者却较少地提到自己落泪，相反却经常运用“英勇”和“无畏”等词语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易言之，男女的情感表示，并不全然囿于成见，而是会呈现交叉、混合的现象。 不外，上面这些都是相对少见的例子——男女的情感表白，的确在大多时分呈现比较明显的差别。这里一个重要的、值得思索的问题是，这些差别的构成主要是自然的（自然的）、生理的还是文化的，抑或历史的？情感史与性别史的交互研讨，倾向于显现后者是更主要的要素。据统计，欧洲女性哭泣的次数，要比男性高出四倍至五倍。乌特·弗雷佛特指出，男女在这一点上的区别与他们的生理差别并无关系， 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的是社会规范和习俗习气”。不外弗雷佛特的观念并不为其他学科的学者完整赞同。譬如社会意理学家爱格妮塔·菲谢尔便以为，男女哭泣的次数不同，自然有社会和文化的要素——女性比男性更被允许流露自己的心情，但生理的要素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她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在世界上已知的文化中，女性的哭泣频率普遍高于男性。 一个不可承认的事实是，情感表示的性别差别固然古已有之，但在欧洲近代社会得到了明显的强化。用弗雷佛特的话来说，近代社会的树立，倡导所谓人人对等，但又强调两性之间的错误等。细致言之，英国反动和法国反动之后，教士和贵族之下的等级（譬如法国的第三等级）的权益不时得到扩张，逐步获取了相对对等的社会位置。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康德等人，倡导理性主义，但他们的做规律是将理性的扩张与男性的行为相连，同时贬斥女性，以为女性的生物属性使其受制于情感，无法像男人一样运用理性。这种二元论的思想，贯串了欧洲近代哲学和思想的展开，而从情感和性别的角度考量，便是论证男性代表了理性而女性代表了情感。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以为，女性天性温柔、慈祥多情，因而自然担当了哺养孩子、体恤丈夫的义务，但她们的这种充溢情感、热情洋溢的天性，又让她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决议，因而，需求以仰赖和服从丈夫为人生的准绳。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一书中明白指出，男人的长大的确需求女性的陪伴，但后者的作用就在于扶助、取悦男性，让自己有用于男性，但在公民社会中则没有其位置。 欧洲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想，突出了男女的性别差别，这也能够从身体史的角度略见一斑。索尼娅·罗斯在《什么是性别史》一书中，援用美国的法国史专家林·亨特（Lynn Hunt）的研讨指出，在法国大反动发作之前，有钱的男子也像女性一样，岂但衣饰华美、戴假发并化装，而且穿长袜、马裤和高跟鞋，但在大反动之后，男性衣着变得千篇一概，倾向穿统一的制服，为的是突出男女的性别差别，凸显自己的男性气概。另一篇研讨19世纪法国军队的论文也指出，当时法国男人均须接受军事锻炼，其主要目的就是培育男性气概，而衣着统一的制服也是伎俩之一，为的是让男性展示自己的“阳刚之气”（virility）。而一个男人能否具有“阳刚之气”的关键之一，还在于他能否能有效运用自己的理性，遏制自己情感的外露。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军队所注重、灌输的“男性气概”，其影响并不只仅限于军队之中，而是如上文中瑞雯·康奈尔所指出的那样，具有“男性气概霸权”的特性，慢慢成为当时社会权衡一个男人阳刚与否的标杆。上述理查德·埃文斯对19世纪欧洲情感走向性别化的描画和剖析，亦是一个有压服力的佐证。 其次，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岂但能显现两者的历史性，而且在呈现情感流露和性别建构的历史阶段特性的同时，又质疑和修正了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分期观念。事实上，妇女史的研讨从一开端就指出，现有历史的阶段性分期，采用的是男性的视角，忽视了女性的重要性。譬如美国妇女史的先驱人物之一琼·凯莉（Joan Kelly，1928-1982），在1976年发表了《女性有文艺复兴吗？》这样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其中指出将文艺复兴视作近代文化开端的做法，表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传统。她指出，文艺复兴的确给予男性更多的机遇和选择，但同时也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请求女性隶属于男性并强调其守贞的重要性。因而从女性的视角来权衡，文艺复兴并没有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情感史研讨兴起之前的著作中，也存在将中世纪和近代相对立的倾向。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nhan Huizinga）的《中世纪的秋天》一书，从情感宣泄的角度调查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和文化， 间接指出那个时期是一个“前理性”的时期，因而自然会走向衰落。而德国社会学家诺贝尔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化的进程》一书，也从社会习尚变更的角度，指出近代社会的树立与人们对自己情感的控制如何齐头并进，表示为一个平行演进的过程。这两本著作启示了后人的研讨， 但它们都主要以男性的活动为调查的视角， 突出了作为前近代的中世纪与近代欧洲的二元对立。 情感史和性别史研讨的进一步展开，则应战了原有的历史分期，从女性的角度指出近代社会的树立，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更多的机遇或提升其位置，反而愈增强调男女性别之生理和情感的差别，将女性约束在家里，担任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角色。在质疑传统和近代的对立方面，芭芭拉·罗森宛恩等人的论著值得一提。罗森宛恩提出了“情感共同体”的概念，以为人们的情感流露受制于细致的场景和时空，取决于当事人在某时某刻某地的处境和氛围。从此角度动身，所谓传统社会与近现代社会的分辨乃至对立便丧失了原有的参考价值。对此我们能够从两个方面来加以了解：一是“情感共同体”假如在任何时期都存在，那么所谓理性控制、抑止情感作为近代性的特征，便显得有些无从谈起；二是对“情感共同体”的剖析不再突出情感表白的性别差别，而是注重当事人所在的共同体及其对当事人的影响。前面曾经提到，罗森宛恩曾对比研讨了15世纪与17世纪英国教徒的宗教信仰和理论。她在文中指出，前者发作在宗教变革之前，后者展示的则是宗教变革之后、作为激进新教徒的清教徒的宗教生活，两者对上帝、教会和赎罪的观念虽有差别，但在情感的流露上颇为相似，都在反省自己的“罪恕”时涕泪纵横，表示出某种失望和惧怕。因而罗森宛恩总结道：“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看似泾渭分明，但其实并不见于历史，而是一种史学的建构。”总而言之，情感史和性别史的研讨表明，原有的历史分期，突出了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并且将之树立在男女性别差别的生理基础之上，由此忽视女性的历史作用，鼓吹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第三，质疑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其实质就是应战和批判18世纪启蒙运动所认定的历史进步观念。这一历史进步观念的主要基础，便是推崇理性主义的思潮，视其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划时期标记。无须置疑，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确有着正面的意义。启蒙思想家号召解放思想，充沛运用理性思想，不再对天主教会的训导唯命是从，而是倡导脚踏实地，以科学的态度和伎俩认识周围的世界，有力地促进了学问的进步、心智的展开。启蒙思想家遭到牛顿、伽利略等科学家成果的鼓舞，尝试运用科学思想，讨论人类社会演化的规律。从伏尔泰的《习俗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到维科的《新科学》与赫尔德、孔多塞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索，都是运用人类理性、科学思想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的重要成果，在今天的世界依旧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史学展开的角度考量，理性主义同样也是近代史学构成的重要推进力，其表示之一是给予近代史家高度的自信，以为自己身处在一个崭新的时期，能够居高临下、从一个新的高度和立场重构以往的历史。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66-1831）和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在19世纪重写古代罗马史和希腊史，是近代史学降生的标记之一。而那个时期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其处女作《罗曼和日耳曼诸民族史》中宣称，他能够摒除政治和道德的目的，“弄清历史事实发作的真相，依照历史的原本面目来书写历史”，更是近代史家在措施论上高度自信的一个表示。这一自信的本源，在于那个时期的学者认定自己能充沛运用理性，剔除情感、道德等要素，像科学家从事科学实验一样,不偏不倚、客观中立地研讨和书写历史。兰克于是被奉为“近代科学史学”的代表人物。 美国女性史家芭妮·史密斯（Bonnie G.Smith）经过缜密的研讨表明，兰克的治史理念能够说是基于理性和情感的某种对立。兰克倡导用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写作的基础，他在搜索和发现档案的时分，常常将之比作一个含苞待放的女性,有待他的“驾驭”和“降服”。而兰克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 无疑是以为自己作为男性， 能够熟练运用理性的思想和伎俩。但假如从情感史的角度调查， 兰克对自己研讨状况的描画，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情感——自信乃至自大、自豪、自得等，而他认定自己能照实直书，扫除道德褒贬的传统，其实无异于倡导一种新的道德抑或美德。荷兰史学理论家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在最近的一项研讨中指出，当时的德国史家讨论如何均衡理性和情感，以求成为一个“健全男性”，而兰克则被奉为一个标杆，与他的弟子海因里希·特莱奇克相比对。而这两位史家固然被树立为不同的典型，但整个讨论的内容都是为了培育“健全男性”，岂但排斥了女性，而且还将之视作对立的一面。换言之，近代史学将理性与情感相对立，其结果是将男性和女性相对立，并把后者弃之一旁，承认了女性作为人类成员的基本权益，违背了理性主义倡导的人人对等的理念。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在于，假如理性主义盛行的结果是将排斥、贬斥女性的观念和行为合理化，那么近代历史的进步性便显得无从下落。 因而，妇女史、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兴起，能够说是与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传统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细致言之，近代史家在历史观念上，以为民族国度在近代的兴起及其国际关系代表了世界历史的主流趋向，于是国别史、外交史和政治史的书写成了历史著述的大宗。假如史家以描画开国元勋的业绩为己任，那么民众和女性的作用便常常不受注重。在史学措施上，近代史家主张运用档案资料，而档案资料常常记载的是男性精英人物的言行，同样忽视了女性和普罗大众（庶民阶级）的历史作用。前文曾经提到，性别史和情感史直至20世纪末才兴起，而那个时期的史学界正阅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呈现了言语学的转向。不少女性主义的史家，如写作《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剖析范畴》的琼·斯科特和倡导新文化史的林·亨特，常常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同情者乃至同道者，其缘由在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冲击了上述近代史学的传统，改造了关于历史研讨和历史书写之间关系的认知，有利于性别史、情感史、家庭史等新兴流派的兴起。这些史学流派的展开，岂但在历史观念上需求突破男性精英主义，而且在史学措施、史料运用上，也主张解脱档案文献的约束。 假如性别史和情感史等新兴史学流派意在与近代史学的传统各奔前程，那么它们对历史研讨的现状和未来展开，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笔者讨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林·亨特在2014年曾著有《全球时期的史学写作》一书，其中指出近现代历史学迄今为止遭到四种理论范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和身份认同政管理论。这些理论的影响，主要辅佐史家认识和解释社会的变更。用一个比较熟知的说法来形容，那就是偏重历史书写中“庞大叙事”的内容。而亨特指出，历史学在了解和剖析“社会”变更的同时，需求展开对“自我”（self）的认识。她特别提到鉴于近年神经科学和生物化学的新展开，让人认知到了“具身的自我”（embodied self），即“自我”的构建同时遭到生物和文化的双重影响。回到我们上面提到的女性哭泣多于男性的现象，为什么学者的解释有所不同，其主要缘由就是对这个现象，人们无法完整从生物抑或历史的角度做双方面的解释，而是需求将两者分离起来思索。这样的思索有助于突破和超越欧洲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思想，即物质和肉体、身体和心智、理性与情感之间，并非界线分明、截然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pexels.com 换言之，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展开，固然对史家调查社会的变动等“庞大叙事”添加了新的视角，但归根结底，它们其实志不在此，而是希望能开辟崭新的历史研讨范畴。近年兴起的“深历史”（deep history）和“神经史”（neuro history），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例子。2019年马瑞克·塔姆（Ｍarek Tamm）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合编了《史学新途径的争论》一书，情感史研讨的新锐罗伯·巴蒂斯（Rob Boddice）为之撰写了“神经史”一章，而《脑海深处的历史》的作者丹尼尔·斯麦尔（Daniel Lord Smail）对此做了回应。他们两人的立场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人是“生物文化的”（biocultural）产物， 即若要了解人的行为， 不能双方面思索其生物属性或文化影响，将所谓“先天”（natural）和“后天”（cultural）的要素对立起来看待。斯麦尔的《脑海深处的历史》一书于2008年出版，他自己也被视为“神经史”的开创者之一。斯麦尔的主要贡献在于采用跨学科的途径研讨人类历史的演化，指出人的心理、行为和情感的构成（即人的脑海深处神经的进化），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便已初步构成，并在之后的文化展开过程中不时变更。在此基础上，他主张跳出近代史学只注重文化史乃至近代民族国度史的治史框架和伎俩（如对档案文献的偏重），请求注重史前的历史，倡导宏观的历史观抑或“大历史”的观念。同时他又借用生物社会学、神经生物学、神经生理学和基因学的研讨成果，指出人类行为的演进和改动，并非如达尔文主义所言，是对自然环境的顺应所致，而是阅历了一个生物和文化交互作用的过程。 罗伯·巴蒂斯曾主编一本有关痛感的情感史专著，能够有助于阐明上述生物和文化交互影响人类行为的现象。他在为《史学新途径的争论》写作“神经史”一章时，也以痛感为例做了阐明，由于痛感的构成，固然能够是身体受伤之故，但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受，由于即便每次受伤的方式相同，痛感的水平还是会有差别。更有甚者，其痛楚与身体能否受伤无关，而是由其他要素所致，好比丧亲、失恋、伤感、同情等。感受和表白痛感岂但因人而异，而且也有一定的性别差别。一言以蔽之，巴蒂斯以为痛感是一个“生物文化的”现象——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才让人感受和表白痛感。 最后，笔者想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性别史和情感史在应战和超越近代史学方式的基础上，将历史研讨的重心从社会沿革、国度建构等方面，逐步转移到加深对人自身（身体、情感、心理、生理、性行为等）的认知。这一“由内而外的历史”（history from within）一方面看似脱离了历史书写的“庞大叙事”传统主题，放弃了史家的庞大关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以为，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所讨论的是历史研讨中更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由于人类社会的性别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贯串于人类历史的一直；没有人与人及其性别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没有家庭的组成、儿女的培育，人类文化的繁衍、演化和展开便是无本之木同时，人类文化的演进，又与所处的天文环境和自然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总之，当代史学在突破和超越近代史学方式的基础上，正在朝上述这些新的方向同时迈进，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兴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奥援，不失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值得一切历史从业者注重和自创。 文章转自“美国史教学与研讨”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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