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讨》2022年第8期， 义务编辑吴青青，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受权。 摘 要 自利玛窦等人起，汉语不置可否、语焉不详之说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其间随同着对“中国思想”之精确性和逻辑性的狐疑。鉴于言语的规则性即调理思想程序的功用亦从一种言语所具有的表白可能性动身，西方人曾长期以为，共同的汉字与汉语的句式结构自开初就给文学打上特殊印记。古汉语为思想和交流所提供的基本方式和特定规范，虽对笼统思想不利，但更合适直观的形象思想。汉字的特殊结构与古代中国文学之简约、朴素的言语表白方式，不只对文体和作风产生了深化影响，亦关乎中国人的审美认识和审美习气。从洪堡到葛禄博和卫礼贤，德国人关于中国言语和文学之关系的不少见解具有典型意义，可作为查考和提炼西方人对相关问题的早期思索的主线。 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中国近事报道》中写道，他不知许多耶稣会士能否宁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年复一年地辛劳学中文；在他眼里，学中文是西方人所能禁受的最易让人泄气的事情1。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缀言，中国话恐怕是一切言语中最不置可否的，没有哪种言语会像汉语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控制2。这一观念逾越世纪、赓续不时，“不置可否”之说似乎是一切接触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士的共识；时至19世纪中叶，仍有西方言语学家以为，控制汉语非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3。从利玛窦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谈论的当然是古汉语。 自有中西交往以来，汉语便是西人颇为热衷的一个话题，或详或略地出往常各种中国概览、专论、述评、游记等文字中。论说中国文学，汉语更是论者的关注对象。发表于1836年的德庇时（John Davis，1795—1890）著《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其中第十六章着重论述中国言语与文学。他说，中国以文字为务的人，远超世界上一切其他国度，这一群体庞大到足以构成一个阶级，且为士、农、工、商中排位第一、极受尊崇的阶级，他们熟读儒家经典文学4。郭实猎（Karl Gützlaff，1803—1851）以至在《开放了的中国：中华帝国天文、历史、习俗、习气、艺术、制造、商业、文学、宗教以及法律等概览》（1838）一书中说，中国四处是文人，三亿六千万中国人中，少说也有两百万文人，连餐具茶具上都印着诗文5。还有墙壁、扇面上的诗文或厅堂、寺庙里的书法艺术，常被西人视为中国文化的意味性现象，也带着几分神秘颜色。 德庇时、郭实猎的书中都设有言语与文学的相关章节。在这之前，德庇时发表于1822年的《中国小说选译》，前言即题为“中国言语与文学述评”6。半个世纪之后，英国驻华外交官、伦敦国王学院汉学教授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1838—1913）出版《中国言语与文学》（1875）7，这是他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两次演讲的合集，其论述思绪对彼时英语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述具有一定影响。本文要重点查考的是20世纪早期的两部德语中国文学史著作：一部是葛禄博（Wilhelm Grube，1855—1908）著《中国文学史》（1902），另一部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著《中国文学》（1926）。这两本书中的不少说法很有典型意义。就本文架构布置而言，葛禄博之作是主干，配以卫礼贤的论述，把二者之前和之后的相关论说和相近观念串联起来，或提示其历史脉络，或呈现其思想牵连。另有一些延伸叙说和文献征引，旨在展示某些西方观念的跨国颜色和别样视角。最后是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思索。 西人曾长期以为，汉语带着原始言语的一切特征。如此陌生的言语和如此特别的汉字，让人断言中国文学之无独有偶的天性。要认识中国文学，当以言语剖析为先。葛氏《中国文学史》的导论题目即为“言语文字与文学的关系”；卫氏《中国文学》的第一节即论述“中国文学与言语文字的关系”，也相当于全书导论。德国人在这方面的思索较多，葛、卫二者的一些说法有其历史本源，但也不乏独到见解。比较葛、卫二著，葛禄博对中国言语文字的阐释更为深化。 一、葛禄博的汉语辨析：言语结构与文学表白 葛氏用两个例子来阐明这个问题。一位知晓德语不亚于母语的英国著名作家以为，用英语写作康德的《地道理性批判》是完整不可能的，这不在于语汇的多寡（固然这也是要素之一），而主要在于言语的方式特征，即两种言语不同的表白可能性。同一语系的言语尚且如此，何况中西言语之间有着庞大的差别。诗作的翻译更能阐明这一问题，无论哪部《浮士德》译本，同原文相比较，都会让人深信不可替代的言语方式特征9。这让我们想到歌德自己在谈论《浮士德》英译本的裨益时，也没有疏忽言语的规则性：“在英国，索恩令人赞扬天文解了我的《浮士德》，懂得如何将其特性与他自己的言语特性以及他们民族的需求很好地融合在一同。”10葛氏不无道理地指出，言语是文学家的表白工具，而每种工具只能在其特有的、遭到限定的表白可能性中得到运用。作家受其母语限制，无论他如何高超地掌握母语，说到底还是被母语所操控。换言之，作家和诗人能够丰厚其母语，进步其表白和塑造潜力，但不可能解脱它11。 葛禄博援恃威廉·洪堡的言语哲学，即言语结构和言语肉体（洪堡称之为“言语内在方式”）具有决议性意义12。威廉·洪堡是普通言语学的开创人、言语哲学的奠基者，他于1826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做了题为“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3的讲演，其主要参考文献是西方“专业汉学”的开创人、法国汉学家雷慕萨（Abel Rémusat，1788—1832）的《汉文文法纲要：古文与官话纲要》（1822，又名《汉文启蒙》）14。在雷慕萨之前，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著有《华语官话文法》15，继之又有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的《汉语札记》16，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的《中国言法》17，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通用汉言之法》18。德意志言语学家阿德隆（Johann Ch. Adelung，1732—1806）编辑的圣经主祷文《米特里德，或普通言语大全》（1806）19在德语区具有普遍影响，该书第一卷论及汉语的来源、展开、结构等。
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到洪堡那里，早期传教士或学院派汉学家的“中国言法”学问被提升到言语哲学的高度加以讨论。他对汉语与中国思想的关系等问题的调查，深化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学人对中西言语的比较研讨。例如，洪堡之后的一个常见的西方观念是，汉语由于汉字结构（单音节、字形不变等）而对笼统思想不利，更合适直观的形象思想。换言之，西方的逻辑思想主要经过句法来完成，而表意或半表意文字使中国人见重类比思想。汉语以别样的方式来树立思想联络，以另一种方式引导人们的了解20。中国古代哲人不喜思辨，不擅长依托笼统概念来演绎，而是爱用细致事例阐明问题。此乃细致、形象的思想。 从洪堡以降的西方汉语言语观动身，葛禄博细致剖析了与西方言语相去甚远的中国言语、文字和文法。特别让西人入迷的，是数不胜数的汉字及其有限的读音。《诗经》的305首诗歌，居然由3035个不同汉字组成。在当时的一部《汉法字典》中，音shi的汉字写法居然有239种（包含四声）21。论述汉字，自然会谈论其象形文字来源，以及依然见之于汉字的象形特征；论述汉语文法，还是依据洪堡的那一套说法。葛禄博以为，汉语特征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内部和外部方式都有直接联络。就语法而言，名词的性在西方和西亚文学中大行其道，让人喜于对没有生命的物体作拟人化处置；而汉语中没有这一范畴，必定会限制大胆而自由的想象。因而，对无生命物体的拟人化在中国极为稀有，人们常用的是比方；传统中国文学中虽有寓言，但是动物寓言不曾有过，只是在晚近的民间文学中才有些微尝试22。中国人喜欢用喻，表示了其理性节制的肉体取向与汉语特性的契合。另外，好像言语结构会对诗文的内在结构产生影响，单音节的汉字及其读音特征也必定表示于作品的表示方式。单音词集含义和读音于一体，每个音节都须重读，这也会使节拍变得粗笨和单调23。无疑，这些都是葛氏比较中西言语而得出的结论，强调文化的句法标记，在“汉语肉体”（洪堡语）中见出有别于欧洲思想的中国文化肉体。
葛禄博藏书印 葛禄博还就古代中国文学作品数量有限的问题，叙写了两个客观缘由对汉语表白作风的影响。一为复杂的汉字之书写难度，二为古时刀笔竹简的书写措施，二者都很繁琐和费时，极大影响了文字的运用，限制了文学消费。其结果是，人们极力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来简化文本，即古代中国文学那种简约的表白方式，可见文字对文体和作风的作用。后来，用以写作的资料从竹片到丝绸再到纸张，灵便的毛笔取代了刀笔，岂但使字体迂回多变、娱目养心，文章的篇幅也随之扩展，这些都必定会对文学样式和作风产生深化影响。葛氏以为，固然这些都是物质性的外在要素，但的确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审美效果，这是任何拼音文字都无法相比的24。 关于耳和眼，也就是中国人的审美习气，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1610—1677）早已有言在先：“中国人运用的是五万四千四百零九个字，这些字表白他们要说的事，很漂亮、生动和有效，致使你不会把它们看做是字，而是说话的声音和言语，或者更是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29马礼逊编辑的中国最早的双语辞书《华英字典》的《前言》（1815）中有一段文字，亦有相似之处，但他更见重“眼”，赞誉汉字的视觉形象。他的观念（或直觉）是，视觉比听觉快，而且比声音传送给大脑所产生的想法更为鲜明而生动。“汉字构成的画面是或至少是人类童年时期的联想之果，看上去比口头言语给人更深的印象，而且更美：汉字如闪电普通直入心灵，其力气和美是字母文字难以比较的。”30葛禄博在论述汉语诗歌特征时，尤为强调中国艺术发明与审美认识的内在联络，一并强调眼和耳的感受： 中国之诗歌文学，须用眼和耳来感受，二者缺一不可。这是评判汉诗的关键所在。唯有吟味原诗形态，方可得其妙丽。中国艺术诗之实质，深深地根植于其共同的言语文字，致使它不可能移植于他土而无损鲜花之芳香和颜色。这里所说之艰难，任何翻译艺术都无法抑止。……译诗或多或少都带着缺陷，套上陌生的翻译外衣，汉诗一直只能很有限地绽放其妩媚。31 葛禄博除了讨论汉字的形象性等言语特征与审美认识的关系，还从另一视角论述了中国文学展开中的言语要素：文言及其异化。汉代编修经书和史书，使其成为光照万代的模范，给后世的思想展开定下基调32。葛氏以为，这里可见一种奇特现象，即古代还奄奄一息地活在眼前。中国的传承持续性的确绝无仅有，但对一个国度的肉体展开来说，很难视之为一种福音33。需求传承的不只是古代肉体，还有古代言语，即薪尽火传的文学言语。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文言与文言不时疏离，最终使文学逐步成为少数读书人的财富，对黎民庶民毫无意义，因其胸无点墨。文言之于中国，犹如旧时拉丁语之于欧洲；并且，随同现象也是同样的：文言越是显现其古旧特性，想要运用这一言语的人就越要特地攻读。一旦落入这僵化的言语，思想的拘囿和萎缩显而易见34。葛禄博接着将眼光转向同样取法前人的宋代以降的言语和文学状况： 一千多年以来，文学被错误地拽入学究们咬文嚼字的狭窄圈子，不再是民族的共同财富，只是书斋文学而已，直到元代才冲破藩篱。以往用文言作风写成的东西，换句话说，构成以往文学的一切作品，只是文人书生能够享用的。文言曾经与文言迥然不同，以至连那些熟知文言的人也只能在看到白纸黑字后才会明白，单凭听觉来了解文言文早已不够了。这种奇特状况很能阐明一个显豁现象，即戏曲和小说降生之际，正是其他文学门类奄奄一息之时。35 这同前文所述德庇时《中国小说选译》的前言中的一个观念相似：“深化了解中国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便是翻译其浅显文学，主要包含戏剧与小说。”36至于那些熟谙文言者也一定能懂的文言，的确常使泰西来客不知所以，而且向来如此。他们固然招认“中国言语文字的力气和精练”37，但又确信“中国言语含糊不清”38。连专攻中国哲学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都说，“中国人自己对古代哲学文本的了解也不是容易的事，在有些状况下，不看注疏简直不可能读懂”39。这以至在三百多年之后得到鲁迅那代人的认可40： 事实上常常发作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同说话，即便说得很分明、很简约，彼此也不能全部精确天文解对方的意义。有时分不得不把所说过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以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假如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沾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这样的状况更经常地发作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说话的时分，由于他们说的话更地道、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41 二、历史言语的构成机制：卫礼贤和其他学者的汉语溯源 卫礼贤《中国文学》第一节对中国文学与言语文字的关系的叙写，不迭葛氏论述那么细致，相关的五页文字主要为了把读者引入中国文学。卫著开篇即说：“中国文学极大地依赖于汉字的特殊结构，而汉字的构成且持续千年又特别得力于汉语的形态。”42西人早先论述中国言语和文字，单音词及其读音特征似乎必论无疑，卫礼贤当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汉语由于常用音节有限，原有音节系统早已缺乏以描画诸多概念。于是，汉语在其展开进程中呈现两种对策。先经过不同字调来分辨同音节的字（例如“李”和“梨”），以抑止读音的贫乏。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彻底处置问题，仅依托于字调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各地发音不一，误解在所难免。于是，晚近汉语经过多音节的复合词大大进步了表白可能性。这些要素自然会对文学产生直接影响43。
卫礼贤著《中国文学》（1926） 从言语史来看，卫礼贤以为，中国文学直到晚近不时走着一条共同之路。同世界上的许多古老文学一样，汉语记叙主要依托于图形，而非从字动身，最古老的汉字都具有象形性质。与其他象形文字体系相仿，汉字自然也需求缩写方式来描画实质特征，但它还需求找到恰当的途径来表白那些不能直接描摹的事物，组合图形便是其中之一，例如从“木”到“林”再到“森”的结构，并借助字调抵达进一步细分。另外，还有经过偏旁肯定属性等措施。鉴于这些文字特征，卫礼贤以为，汉语必定极为显著地作用于文学塑造，概念和观念也会因而而变得形象且生动。仅一个图形在句子中的位置，就能使句式产生激烈的动感和画面感。好比，“女”加“子”为“好”，既有“使人称心”的含义，也能表示“合宜”和“便于”等意义44。也就是说，字的组合成分曾经包含组合之后所要表示的意涵。这些对中国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现象，或曰习焉不察的东西，曾是西人津津乐道的，且足以引发神奇感，很能让他们浮想联翩。 卫礼贤联络《尚书》《易经》等古书，用了不少笔墨记叙文字在中国远古与天地运转和祭奠等活动的关系，因而富有崇高性和神秘力气，能够左右事物的展开。例如，他在叙说中国文学的崇高来源时，翻译了《尚书》中的《甘誓》，以显现“文字的神秘能力”45。他还翻译了《易经》中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片段，如《说卦传》中概说八卦卦象的章节（“帝出乎震……故曰成言乎艮”），指出《易经》构筑的世界观基础影响了后来的整个中国文学46。圣贤们借助文字的魔力，描画宇宙间的各种关联，从而使文字取得三重意义：形象、判别、符号，相当于今人所说的概念、判别、结论。文字所描画、判别和评说的当然不只是各种天象，还有人的各种行为：协约和结盟、商议和集会、战事和敕封等，都被记载下来47。关于汉语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展开，特别是原始文字在远古的各种功用，另一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德语著作、何可思（Eduard Erkes，又名叶乃度，1891—1958）的《中国文学》（1922）也从言语史的角度作了特地引见48。
神秘的汉字 从甲骨文、岣嵝碑到商周铭文、篆体、竹简，古文字神妙莫测，一开端就赋予汉字以崇高意味。卫礼贤把这一现象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联络起来，也就是葛禄博曾经察看到的一个现象，即古代中国人由于汉语书写艰难而喜于简约的记叙作风，并非一切言语都落实于文字，简短的文字常须附带浅显的注疏，而文本及其注疏常常又是学子熟读成诵的。背诵之习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韵文的展开，韵文的音乐性节拍穿越千年、传播至今。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也是今人耳熟能详的；好在古时岂但搜集了贵族享宴、朝会、祭奠时的乐歌，还采集了让人了解民情的民间歌谣，这才使那些民歌世代相传49。这也让人想起葛禄博作过的一个比较：在德国，读过中世纪的《尼伯龙根之歌》或者宗教史诗《救世主》原文的人肯定未几；而在中国，稍微知书识字的人都能背诵《诗经》这部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作品50。熟读成诵或注疏经典的嗜好，也是西人论述中国文学传统时的一个常见话题51。 我们还能够把俄罗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纂、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瓦西里耶夫，1818—1900）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归入这个专题的讨论。该书在第一章《开宗明义》（相当于“序文”）之后，第二章《中国人的言语与文字》起首便对两个古老的言语作了比较：汉字口语与埃及象形文字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与口语的关系，法老语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词汇是分歧的，而在中国并不如此。王氏断言，世上不可能有文言这样的口语，连说话者的友人和乡邻都听不懂，那不是为听者写的，而是为读者写的52。这一章的内容相似汉语入门，主要简单引见汉语词法，兼及句法，作者说“中国人对此所论甚少”53。直到王西里那个时期，他的这一判别是中肯的，所以外国人总会在象形文字、半象形文字或者同音字、声调和变音上做文章。不外，王氏有他自己的思索：“任何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都会构成一些其他言语中没有的概念。我们的许多语句和说法的确无法用汉语传达，而我们的言语也很难表示中国的许多概念。但是，假如一个具备言语才干的民族却不会表白素日最为常见的概念或话语，所传送的语义也与其他民族一样有所不同，这样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54王西里或许不了解洪堡《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中的一些观念，至少在他的《开宗明义》中看不出任何迹象，但是他的思索别具匠心： 汉语属于世界上最丰厚并且最没有被破坏的言语。仅仅是那些表示复数的词就能够证明这种丰厚性。我们所能展示的变格、变时态和变数（人称）的符号越多，言语就越丰厚。至于这些词都能够单独运用，正好是言语古老并且保存完好的证明。……莫非我们因而就要责备汉语吗？55 现代言语学有一个定论，以为语法结构越是完好、明晰，越能在言语上精准地表白思想；言语能够左右人的肉体活动，缺乏语法方式或语法不全的言语，有碍智力活动的展开，这是思想和言语的实质所决议的。而王西里以为，汉语“不能容忍冗言赘语”，也能表白所要说的意义56，这与洪堡所说汉语“以精练、朴素、直接的措施呈现思想”57一模一样。古汉语使得中国思想缺乏理论性和思辨性，这简直是一切西方论者的共识。而要招认汉语的合理性，西人常会谈论汉语之形象、细致的思想，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是如此。 佛尔克在其论著《中国文化圈的思想世界》（1927）中也强调汉语的形象思想特征，以为历史上的中国人“对人的思想规律从未有过纯理论的兴味，他们只想学会正确思想”；并且，“中国人普通都很注重文章的典雅，其水平远远超越对明晰性的追求。这便构成一种极为简约、考究辞藻的作风”58。也就是说，古汉语在逻辑思想上的缺乏和在其他思想范畴及言语艺术中的优点并不抵触，好比诗歌创作中的庞大能量，这也是彼时西方学者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念。法国大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也在其《中国人的思想》（1934）中论及中国人不在乎一个字或词的笼统性或概括性：“汉字更多地是要让人认识到形象思想的整体。”59 如前所述，汉语汉字历来就是同中国人打交道的西方人感兴味的话题。而把眼光转向中国文学，一种觉得或许不是凭空想象的：“中国言语的共同性关于汉字展开的决议性意义，一开端就给文学打上了特殊印记。”60或如郭实猎早在解说汉语“古文”时也论及的古代简约的写作样式，少量文字表示出丰厚的蕴涵，《易经》《书经》《诗经》是古代汉语写作的圆满模范61。 三、言语差别背地的理论问题 在叙写了早先西方学者论述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之后，作为对前文的总结和延伸思索，我想再扼要谈论几个与本文论题相关的理论问题。 谈论某一种言语，是指一个族群或民族特有的言语方式，能使群体成员相互了解，外人则了解不了。《圣经·创世记》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类不同言语之来源的故事。“大洪水”之后，人类想要和上帝相提并论，修建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不同意此举，所以变乱了人类的共同言语，让人无法相互沟通，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就无法共建通天塔，即人们所说的“巴别塔”。这个故事说的是人类不同言语和种族的因由。希伯来语中意为“变乱”的“巴别”，使得言语彼此疏远。约在公元前2世纪的埃及，呈现了“地球上72个族类及其言语”的说法，此说主了西方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关于言语来源和展开的历史叙说62。如斯坦纳广为人知的说法：我们生活在“巴别塔之后”63，所以有不同的言语、文化和历史传统。 巴别塔最终没能构成，固然这只是一个想象，但在西人眼里，汉语汉字的确是最令人生畏、最难懂的言语之一。本文开头所说的来华耶稣会士甘愿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无休止地苦学汉语，很形象地阐明了这个问题。而在今天，德国人若碰到很难懂或无法了解的东西，常会说出调侃之语：“你这是在说汉语吗？”或者外行没法领悟、令人生厌的表白，会被视为“汉语行话”（Fachchinesisch）。但是也正是上帝对巴别塔的言语诅咒，让人看到不同民族相互交流、超越差别的重要性。前文引见的不少西方学者的思索，正是为交流和了解而做出的努力。 对文字的不同评价，一条深沟贯串整个西方传统。柏拉图和使徒保罗的文字批判，影响最为深远64。柏拉图哲学对话《斐德若篇》中的文字批判，直指“文字”（γραφ）准绳；他不是在说文字与言语的关系，而是论说文字与记忆亦即聪慧的关系。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了一个反对文字的埃及寓言，即古埃及神明、文字发明者托特与塔穆斯国王之间的对话。托特以为自己发明字母，找到保存埃及人记忆的措施，能使人更聪明，这也是促进聪慧和记忆的法宝；国王则说，这项发明只会方便记忆力差的人，他们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努力记忆。文字只是外在符号，不是真正的聪慧。关于记忆和传承，熟读成诵、背诵之习也是西人叙写中国文学传统时的常谈，且多半把“融会贯通”视为肉体约束。他们显然没有看到，口头方式并不自动遭到文字文化的排斥以至肃清，如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那样的巨大传统的创建者，从未写过任何东西。特别在传统社会中，学习书写和背诵文字总是并存不悖的。 柏拉图以为，外在记忆无多益处，文字只会让记忆力和聪慧退化。在他看来，聪慧离不开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直接交流，谬误见于问与答的对话之中。与柏拉图关注文字与聪慧相比，保罗关于心灵与文字的对照似乎更胜一筹，从而成为后来西方文化中的主导对立方式65，其中包含“自由与屈从”“生与死”的对立。他以至把“字母”（γρμμα）和“心灵”（πνεμα）的对立推向极端：《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说，字母（法典，条文）定人死罪，心灵让人活着。“字母”的含义在《新约·罗马书》中更为明晰：我们在律法上已死，所以不再是法典的奴隶，得以用心灵来侍奉上帝。 柏拉图强调内心的直接表白和活生生的对话，保罗标举心灵和肉体的力气，以及自由和独立性。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常有人针砭文字的约束。特别在18世纪之后的欧洲文化中，人们带着对口头文化的怀旧心理，贬抑文字和约束理性的记忆66，如施莱尔马赫在诠释基督教经典时，数落肉体的折损：“鲜活的肉体”落入“字母的呆板外壳”，结果便是“僵化”67。歌德也在其《文学与真实》（《诗与真》）中说：“写作是对言语的滥用，默读是说话的可悲替代。”68 将这类观念同本文的论题相比较，我们能够发现，那些不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讨论汉语汉字的学者，得出的简直是完整不同的结论。他们在汉语中看到的是字母文字无法与之相比的力气和美，或者形象、生动的概念和观念。特别在对汉字结构的评说中，他们岂但见出中国人喜于形象思想，有时以至窥见一些汉字的崇高意味。例如，19世纪前25年编修并大量刊行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亦论及中国诗的来源：从“诗”这个字的组合来看，它表示“寺庙之言”（words of the temple），令人揣想这个文类的“神性来源”（divine origin），特别是其“祭奠之用”（for sacred uses）69。于是，不少西方学者以为，汉语汉字的共同性起始给中国文学打上了特殊印记，中国文学曾走过漫长的共同之路。
苏轼书“诗”字 这不由让人想到德里达不认可文字晚出及其次要位置的说法，而是以为文字一开端就与人相伴。柏拉图、保罗之后的各种对文字的不满并未障碍文字的辉煌展开史，事实证明它能促进肉体的展开。德里达在其名著《论文字学》70中，发掘和梳理了从柏拉图到卢梭和索绪尔的文字批判的内涵。在这一传统谱系中，文字一直是辅助性的，并一再被用来充任“谬误”“生活”或“在场”等价值的对立面。在同西方传统中这一笃信鲜活话语的“逻各斯声音中心主义”（logophonocentrisme）的抗衡中，德里达展开出他的文字哲学。他的观念是：“文字”（écriture）历来就在发音之前，由此才有可能为人类的符号、认识和记忆翻开空间。德氏“文字”概念同他的“踪迹”（trace）概念密切相关，总是在先的“踪迹”洋溢于地道的终极来源71。若在本文论题中套用德氏“踪迹”之说，那么，早先西人眼里的中国文学特征——不只表示于文体和作风，也见之于审美认识和审美习气——亦可在共同的汉字结构和汉语句式中寻踪。 最后，我想就本文题目“言语的规则性”做一扼要阐明。固然这个立论或多或少表示于20世纪语行动转向以来的许多理论著述，但它直接受启于阿尔都塞的“言语的决议作用”（determining role of language）之说72。对阿尔都塞来说，“言语的决议作用”能让他更真实地掌握认识形态概念73，修正派济决谈论的片面观念。阿氏强调言语的优先位置，即言语关于了解的基本意义；在他看来，关于理想的认识都是间接的，都是经由言语才干完成的。这能否就是詹姆逊的一部著作的书名所说的“言语的牢笼”74？阿尔都塞的观念可谓尖锐，但也有其缺陷，这不是本文的论题。“言语的决议作用”之说肯定关乎本文的中心机想，但存在很大差别：阿尔都塞是在认识形态和认识论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的，而本文评述的是西方学者向来感兴味的汉语汉字自身的结构及其对文学塑造的特殊作用。 注释 1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龙云、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23841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29页，第29页，第28页。 3 M. G. 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杨德山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4页。 4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Charles Knight and Company, 1836, p. 248. 5 61 Karl F. A.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38, p. 463, pp. 415-416. 6 Cf. 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the Whole Prefaced by the 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7 Robert K. Douglas,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May and June, London: Trübner & Co., 1875. 书中第1—58页论“中国言语”，第59—118页论“中国文学”。 8 9 11 12 21 23 24 28 31 32 33 34 35 50 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1902, S. 4, S. 4-5, S. 263-264, S. 5, S. 9, S. 12-13, S. 13-14, S. 14, S. 276-277, S. 352, S. 3-4, S. 352-353, S. 361, S. 3. 10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Bd. 22, hrsg. von Friedmar Apel, Hendrik Birus et al., Frankfurt: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6-1999, S. 949. 13 20 26 27 Wilhelm von Humboldt, “Ue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in: Wilhelm von Humboldts Werke, Bd. 5, hrsg. von Albert Leitzmann,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6, S. 309-324, S. 105, 113, S. 112, S. 117. 14 Cf. Abel Rémusat, 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15 Cf. 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Canton, 1703. 16 Cf. Joseph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Malacca, 1731. 17 Cf. Joshua Marshman,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Serampore, 1814. 18 Cf. 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 19 Cf. Johann Christoph Adelung, 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enkunde, mit dem Vater Unser als Sprachprobe in bey nahe fünf hundert Sprachen und Mundarten, 1. Theil, Berlin: Voss, 1806. 中国部分见于第34—64页。 22 葛禄博此处是在征引阿伦特1891年发表于《民俗学协会杂志》的《晚近中国的动物寓言和滑稽故事》一文中的说法（Carl Arendt, “Moderne chinesische Tierfabeln und Schwnke”,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Volks kunde, Heft 3, 1891, S. 325-334）。 25 57 威廉·冯·洪堡特（洪堡）：《论语法方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致阿贝尔·雷慕萨先生的信）》，姚小平编译：《洪堡特言语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第161—162页。 29 37 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第61页。 30 Robert Morrison, “Preface”,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First, 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 Ma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 p. vii. 36 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the Whole Prefaced by the 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p. 9. 39 58 Alfred Forke, Die Gedankenwelt des chinesischen Kulturkreises, Handbuch der Philosophie 5, hrsg. von Baeumler und Schrter, München: Oldenbourg, 1927, S. 9-10, S. 9-10, 15-16. 40 “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整脱离所谓‘姿势语’的水平——普通的日常说话简直还离不开‘手势戏’。”（鲁迅：《关于翻译的通讯（并J. K. 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42 43 44 45 46 47 49 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hrsg. von Oscar Walzel, 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26, S. 1, S. 1-2, S. 2-3, S. 14, S. 29, S. 3-4, S. 4-5. 48 60 Eduard Erkes, Chinesische Literatur, Breslau: Ferdinand Hirt, 1922, S. 5-10, S. 5. 51 参见方维规：《绝无仅有的本土轮转——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稽古与守旧话题》，《文化与诗学》2020年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52 53 54 55 56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阎国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第29页，第30页，第31页，第31页。 59 德语版参见Marcel Granet, Daschinesische Denken: Inhalt, Form, Charakter, übers. von Manfred Porkert, Frankfurt: Suhrkamp, 1993, S. 23。法语原版参见Marcel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34。 62 Cf. Alfred Schmitt,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von Schriften, hrsg. von Claus Haebler, Kln: Bhlau, 1980. 63 Cf.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4 65 66 Vgl. Aleida Assmann und Jan Assmann, “Schrift”, in: 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HWPh), Bd. 8, hrsg. von Joachim Ritter und Karlfried Gründer, Basel: Schwabe, 1992, S. 1424-1425, S. 1426, S. 1425. 67 F. D. E.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chtern, in ders.: Werke, Bd. 4, hrsg. von Otto Braun, Leipzig: Eckardt, 1911, S. 396. 68 Johann Wolfgang Goethe, Aus meinem LebenDichtung und Wahrheit, in ders., S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che, Bd. 14, hrsg. von KlausDetlef Müller, S. 486. 69 See David Brewster (ed.), Edinburgh Encyclopdia, Vol. 6,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808-1830, p. 277. 70 Cf.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ditions de Minuit, 1967. 71 Vgl. Aleida Assmann und Jan Assmann, “Schrift”, 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 III, hrsg. von JanDirk Müller, Berlin: de Gruyter, 2007, S. 395. 72 See James Procter, Stuart Ha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44-46. 普鲁克特指出，霍尔在阿尔都塞那里发现“言语的决议作用”之说，这也是二者学说的中心概念之一。 73 阿尔都塞以为，认识形态不是虚幻的面纱（“错误认识”，false consciousness），而是“表征体系”（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即图像、神话、思想、概念等，让我们以虚幻的方式感受自己的理想生存条件。把阅历看作虚幻的，在于它们是经过言语和表征来传导的。阿尔都塞把认识形态了解为表征体系，很能表明他的这一概念明显的符号学特征；而在马克思那里，“错误认识”概念隐含着认识形态的“真实”存在。See James Procter, Stuart Hall, p. 45. 74 Cf.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本文为国度社会科学基金严重项目“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讨”（批准号：14ZDB086）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媒体编辑：逾白 猜你喜欢 周午鹏︱绘画中的谬误——一种关于绘画阅历之时间性的现象学剖析 吴琼︱画与思：拉斐尔《西斯廷圣母》与德国思想两百年 傅善超︱承认与偶尔：论电子游戏中的能动性
本刊用稿范围包含中外 文学艺术史论、批判。 欢送相关学科研讨者， 特别是青年学者投稿。 文艺研讨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