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九世在位期间经过对“崇高之王”、“战争之王”和“教化之王”这三种君主角色的出色表演为法国日后的展开施加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为法国君主制的强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影响直观地反映在路易九世的各项遗产中，这些遗产为法国王权的崇高性、国王在司法范畴最终占领主导位置、法国官僚体系的树立以及树立以君主崇拜为中心的民族国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宗教遗产 作为一名优秀的中世纪君主，路易九世一直尽心尽力地侍奉着上帝。固然这种行为更多地出于宗教方面的忠实而非目的，但路易的行为却赢得了教士阶级和第三等级的支持，国王的统治基础得以扩展。
在宗教战争范畴，固然路易没能收回什么实质性的军事成果，以至还使得国内的经济状况有所动摇，但却大幅进步了他的威望，路易也在十字军东征之后被众多教会人士与大卫、所罗门、约书亚等以色列贤王相提并论。能够说正是其在宗教战争范畴对“战争之王”的胜利表演使得法国国王的神性被进一步增强。他为十字军东征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对上帝之道的依从以及为迎接末日审问而付出的努力，正是由于他在战争中极力为上帝效劳的行为使得其在死后被教廷封为圣徒。
一如布永的戈弗雷在攻占耶路撒冷后被称为“摩西”与“以色列的肉体首领”，路易九世也被人们视为“法国的约书亚”，以此来惩处其作为“战争之王”时如约书亚一样“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的行为。此外，还有更多的人更以为路易九世于突尼斯病故属于殉道，因而他还应被授予殉道者，茹安维尔就对教廷没有将路易视为殉道者而感到不满。在为路易九世封圣的过程中，教宗卜尼法斯八世封路易九世为圣徒并宣布历代法王均为最忠于上帝的笃信王，其权益直接来源于上帝，崇高不可侵犯。在路易九世被封圣后，他的个人传记也被以圣徒传记的方式被书写，他也更多的以圣徒的形象出往常民间传说之中，为人们展示神迹。例如在15世纪传播的几则民间传说中便记载有盲人向路易九世的坟墓祈祷从而复明，人们向路易九世祈祷使得因意外致死的孩童复生的故事。
成为圣徒是路易九世为他的继任者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宗教遗产，在这一遗产之下，法国王权的崇高性得到了绝后的强化。路易九世死于十字军征途中的事迹也被解读为为“祖国”而死，这种解读在“祖国”一词的概念从“圣地”变为“法兰西”后，也为后世法王树立以国王为凝聚中心的“王权国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以此使国民效忠国王，效忠国度。在尔后腓力四世与弗莱芒人作战时，相似的爱国主义宣传就被腓力用来发起他的臣民。在路易九世被封为圣徒后，尔后的法国国王也不时以最忠实的基督教国王而自居，法国国王在欧洲君主中无独有偶的位置也使得法国王权更具排他性，这也为后世法国向绝对君主制与民族国度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路易九世还十分注重打击异端。他关于异端的见地与当时教会对异端的态度是分歧的，以为异端是天主教信仰最大的敌人，由于他以为异端曾是上帝的信徒，但他们却背离了上帝，这些叛徒的辩才也在大多数天主教平信徒之上，因而他们是王国最大的要挟。但是，与那些激进的信徒不同，路易九世并没有对异端分子中止，而是选择了在当时看起来较为仁慈的措施：他努力于劝说这些异端回归正统信仰，关于那些顽固派也仅仅是中止驱赶。
正如他了二度叛变的图卢兹伯爵后并没有像他的母亲那样对叛变者施以严厉的惩罚，而是饶恕了图卢兹伯爵并与之联姻。他看待异端的仁慈态度既维护了天主教信仰在法兰西王国内的权威，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宗教战争，为王国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
路易九世为法国留下了“国王所愿即为法”的准绳以及官僚制度这两项重要的遗产。在路易九世的统治下，王权逐步在与贵族的权益斗争中夺得了主动权，在教会法学家的宣传之下，罗马法中的诸多准绳得到复兴，其中“国王所愿即为法”便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这一准绳的重提使得国王成为了“法律之父”和“活的法律”。
正如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中提出的“能使君王快乐的也具有法律效能”，路易九世对公正的追求使得他不时尝试削弱贵族们在中央司法方面的特权，固然这些尝试依然遭到来自贵族们的对立和“中世纪好君主”理论的限制，此时的法王还缺乏以如波旁君主们普通左右国度立法与司法审问，但作为崇高君主而代上帝管理人世的法王曾经被视为“正义之父”，“国王所愿即为法”的准绳成为了社会中的一个共识。固然此时它还是一个口头上的共识，但却为后世的法王扩张自己在司法范畴的权益，压制贵族的特权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在腓力四世时期，国王积极介入佛兰德尔地域的法律纠葛，借布鲁日市民与佛兰德尔伯爵就司法问题所产生的分歧而打压佛兰德尔伯爵，扩展王权在城市中的影响力，一时间完成了布鲁日从佛兰德尔伯爵领向法兰西王国的法律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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