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从母权到父权，这个转机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从母权到父权，这个转机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是巴霍芬与人类学家们大书特书的决议性历史时辰，也是使他们呈现出愈加奇妙的差别的时辰。巴霍芬固然极端留恋母权时期的博爱，却毫无保存地把父权制的胜利当作历史的庞大进步，当作人类文化的提升与最终完成。

不论母权论者给出怎样不同的历史描画和理论解释，他们都和巴霍芬享有同样的哲学前提：杂交制代表了最初的自然状态，母权制是这种自然状态的一种完成，然后来的进一步展开，不论是父权制还是专偶制，都是文化的进一步完成。文化的进步，是人性的充沛完成；国度和阶级对立的呈现，是对自然的背离。但人性的充沛完成和对自然的背离，却是同时发作的，似乎自然在得到真正完成的时分，就丧失了自己。这构成了母权论最深化的张力。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公众号

文章节选自《母权论：对古代世界母权制宗教性和法权性的探求》（ [瑞士] 巴霍芬 著 三联书店2018-7）“代前言”

《母权论：对古代世界母权制宗教性和法权性的探求》

[瑞士] 巴霍芬 著 孜子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7

ISBN：9787108061973 定价：48.00元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巴霍芬

一、巴霍芬与母权神话

“

母权神话的兴衰是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影响庞大的思潮，巴霍芬无疑处在这一思潮的开端。不外，他与这一思潮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却不是那么了如指掌。

就像他书中的内容一样，关于大多数读者而言，约翰·雅科多·巴霍芬就像一个神话般的存在。他的大名是如此众所周知，但读过他的书的人屈指可数，读过《母权论》全书的人恐怕更是屈指可数。

巴霍芬的名字早就由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度的来源》而为中国读者所知，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母权论》的中译本，而同样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人物，如费尔巴哈、托马斯·莫尔和摩尔根的著作，很早就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中占领了一席之地。

其实，何止中国如此。固然英美人类学与巴霍芬关系密切，但直到1973年，曼海姆（Ralph Manheim）才为英语学界提供了《母权论》的英译本，还只是一个节译本，全译本到2007年才出版。

往常摆在读者面前的，正是曼海姆译本的中文转译本。

生活在神话中的巴霍芬，既不是一个古典学家，也不是一个人类学家，而是一个法学家。巴霍芬出生于瑞士巴塞尔一个富庶家庭，曾先后在巴塞尔、柏林、巴黎、伦敦和剑桥学习法律和法学史，1841～1845年期间被巴塞尔大学聘为罗马法教授。固然在较长时间内任巴塞尔刑事法庭的法官，但他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研讨和著作却主要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中止。1861年出版的《母权论：对古代世界母权制宗教性和法权性的探求》［德文书名为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en und rechtlichen Natur（Stuttgart: Verlag von Krais und Hoffmann, 1861）］对19至20世纪的社会思想有极为深化的影响。

巴霍芬

母权神话的兴衰是19世纪后期西方人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影响庞大的思潮，巴霍芬无疑处在这一思潮的开端。不外，他与这一思潮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却不是那么了如指掌。

1861年，就在巴霍芬出版《母权论》的同时，英国法学家梅因也出版了一部影响庞大的著作《古代法》。与巴霍芬不同，梅因以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种族都以父权制开端，父权制不只是最初的家庭方式，而且是政治社会的组织方式，换言之，从家族到氏族再到国度的展开，是统一方式的不时放大和复杂化。梅因的学说与巴霍芬的母权论逆来顺受，但英国人类学中母系论的兴起，所直接针对的正是梅因的父权论，而非巴霍芬的母权论。英国人类学家麦克伦南（John F. McLennan）为了批判梅因而率先提出，在父系社会之前存在一个母系阶段，亚维波里爵士（Lord Avebury）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相继展开了这一学说，到美国的摩尔根（Lewis Heny Morgan）的《古代社会》，成为一个十分系统的对古代社会的表述。英美这些人类学家与巴霍芬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们大多固然知道巴霍芬，但并没有遭到巴霍芬著作的直接影响。

英国法学家梅因

在法语和德语学界，巴霍芬的著作有更直接的影响。好比瑞士学者吉罗-特龙（Alexis Giraud-Teulon）于1884年以法文出版的《婚姻和家庭的来源》，讨论了从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转变，以及私有财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李波特（Julius Lippert）于1887年以德文出版的《人性的文化史及其有机结构》，指出母权问题提示人类重新思索权威问题，母权与父权的对立就好像自然与艺术的对立。他还以为，随着社会的展开，父权应该逐步衰落。1889年，海尔华德（Friedrich von Hellwald）出版了《人类家庭的来源和自然展开》，对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展开给出了一个新的描画，并以此来支持当时的妇女运动。这些学者与巴霍芬相似，更多运用文献资料来研讨人类婚姻制度的演进历史。他们与英美人类学家有相当大的差别，分别在各自的学术传统中讨论母权论的可能性。

真正将这两个传统分离起来的，是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梅因和摩尔根的著作都十分熟习，认真阅读了摩尔根的人类学研讨，而又遭到其自身所在的德语研讨传统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度的来源》固然大大倚重于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但也十分认真地将巴霍芬的努力归入自己的理论架构中。严厉说来，英美人类学家大多是母系论者，即招认母系社会的普遍性，但并不是母权论者，即并不以为母系社会中的社会权益也在母亲一方。恩格斯所秉承的母权观念，正是来自巴霍芬。

恩格：《家庭、私有制和国度的来源》

随着人类学田野研讨的深化展开，泰勒、博厄斯等人都严厉批判了母系论，达尔文和梅因也亲身出面，批判母系论，到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母系论人类学基本上被终结了，巴霍芬的母权论也随之推翻。

不外，巴霍芬的学术研讨并没有随着母权论的被推翻而丧失其意义。他并不是人类学家，他的思索固然与英美人类学家异曲同工，却有许多超出人类学的意义。他是主要经过对希腊神话的解读，讲出一个母权神话的。这个母权神话不只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有十分隐秘的关联，而且他所关怀的中心问题与霍布斯、黑格尔等人的现代哲学传统有极为深化的关系。因而，今天我们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不是为了论证母权论的存在，而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古典思想是如何经过巴霍芬，影响到西方现代文化的。

二、古希腊的母权神话

“杂交时期是最初级的自然法时期，那个时期的宗教就请求杂交，婚姻反而是对古老宗教准绳的破坏。从群婚制到母权制，曾有过十分猛烈的血腥斗争，也有过重复的骚动，但德墨忒尔准绳最终取得了胜利，母权制得以胜利树立，人们走出了地道自然法的时期。最终，阿波罗时期到来，母权让位给父权，日神时期是父神的时期。

巴霍芬深受黑尔格哲学影响，有精深的古典文化造诣，富有浪漫主义情怀。和后来主张母权论的许多人类学家不同，巴霍芬很少运用当代的民族志资料。他所依赖的，大多是西方的古典文献，并旁及这些文献中谈到的埃及和印度等古代文化。在这些古代文献中，巴霍芬发现很多民族中都有依照母系传承的记载。好比希罗多德记载，在吕基亚人当中，孩子依照母系起名，而不是依照父系；后来又有人发现，其财富也是依照母系继承的。又好比斯特拉波记载，在坎塔布里人当中，姊妹为兄弟准备嫁妆。塔西佗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都曾经记载过，女性在古代日耳曼人当中有很高的位置。更不用说希腊作家经常谈到的阿玛宗人的女战士。巴霍芬以为，一切这些资料都表明，在有文字记载的希腊历史之前，母权制曾经是一个相当有系统的组织形态，在上古文化中留下了深化的烙印，正如父权文化在有文字记载的希腊文化中留下的印迹一样。鉴于历史展开的普遍性，这个阶段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共同阅历过的，是父权体制树立之前的一个阶段。只是在进入父权时期后，母权制度被摧毁，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也慢慢流失了，后来的人们只会从自己的角度了解古代。吕基亚等地的这些现象，原本是普遍的母权制残存的一些痕迹，却被父权时期的希腊人当作不可了解的奇风异俗。所幸的是，母权制的存在状态还系统地反映在希腊的神话传统当中。巴霍芬以至以为，神话和宗教在历史文化的展开中起到过决议性的作用，因而，对神话的研讨，就成为考索母权制的异曲同工。

在巴霍芬看来，希腊神话中很多关于女神和女祭司的内容都和母权制阶段有关，而母权制的典型形象就是德墨忒尔（Demeter）大母神。德墨忒尔是大地之神、歉收之神、母亲之神，同时又是冥后，而她的这些方面都表示出母权制的基本特性，所以巴霍芬把希腊文化中的母权制称为“德墨忒尔母权制”（Demetrian Matriarchy）。特洛伊女祭司西雅娜（Theano），女诗人萨福（Sappho），以及女巫第俄提玛（Diotima），都被以为是母权制的文化遗存。在母权时期，人们崇尚大地、理性、自然，而对社会性的、肉体性的、笼统的情感没有兴味。母神既是大地之神更是冥界女神，人们对死亡现象有更多的留恋，希望在对冥神的崇拜中取得重生。在巴霍芬看来，这些都不只是诗意的想象，而有深沉的历史依据，体往常女性的宗教任务上面。虔敬、正义、文化等笼统词汇是阴性名词这一言语学现象就阐明了这一特性。在那个时期，女性是战争与正义的守护神，具有崇高的位置。因而，母权制是“人类展开的必定阶段，因而也掌管每个民族和每个个体的自然法的完成”。

歉收之神德墨忒尔

在应战了父权制的思想方式之后，巴霍芬也像后来的麦克伦南和摩尔根那样，感到需求为人类婚姻制度的展开做一个历史分期。固然他的言语更像神话和诗，但他和严谨的人类学家一样，感到这种德墨忒尔母权制不可能是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而只可能处在中间的位置。在母权制之前，应该有一个完整无规范的群婚制（hetaerism），其统治准绳是“阿芙洛狄忒的自然法”（Aphroditean ius naturale）。“要了解德墨忒尔母权制，就要存在一个更早、更野蛮的状态；母权制准绳请求有一种相反的准绳存在，母权制正是在对立这一准绳的时分完成的。”

杂交时期是最初级的自然法时期，“物质之法拒绝任何限制，厌恶任何桎梏，把专注看成对崇高的冒犯”。那个时期的宗教就请求杂交，婚姻反而是对古老宗教准绳的破坏。

依照巴霍芬的婚姻史，女性最先厌倦了杂交状态，由于杂交状态中很容易发作男人对女人的优待，于是她们为了更保险的生活，请求设立婚姻规则，男人不甘愿地接受了。从群婚制到母权制，曾有过十分猛烈的血腥斗争，也有过重复的骚动，但德墨忒尔准绳最终取得了胜利，母权制得以胜利树立，人们走出了地道自然法的时期。

巴霍芬以为，阿玛宗主义就代表着女性对杂交状态的叛变，是母权制的准备阶段。阿玛宗主义的产生，来自女性对杂交时期的优待的暴力对立，表明了女性对更有威严、更保险的生活的向往。巴霍芬以至进一步推出，阿玛宗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是杂交之后必定呈现的一个阶段，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一种进步。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女儿国，也被以为是阿玛宗主义的团体。正是在阿玛宗主义中，开端了母权制的雏形，也孕育了政治文化的开端。在阿玛宗的猛烈战争之后，胜利者烧毁了船只，定居下来，树立了城市，开端了农业生活。于是，人类从游牧阶段进入了农业阶段，母权制确立下来，也有了最初的国度。

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交锋是特洛伊战争，这就是阿芙洛狄忒杂交制与赫拉的婚姻准绳之间的抵触。特洛伊战争的缘由原本就是特洛伊人对希腊人婚姻专注性的侵犯；而希腊人对特洛伊人的胜利，就被解释为母权制文化对杂交制文化的胜利。罗马人，作为特洛伊的后代和阿芙洛狄忒的子孙，最初完整臣服于亚细亚的杂婚准绳。来自伊特鲁里亚的两位塔昆王使罗马人接触到了母权文化。在帝国观念的支持下，罗马终于挣脱了东方杂婚文化，解脱了那种地道的自然法，拒绝了埃及群婚制的魅惑，并打败了群婚制的最后一个意味克丽奥帕特拉女王。

伊丽莎白·泰勒演绎的克丽奥帕特拉女王

面对埃及女王尸体的奥古斯都究竟代表了母权准绳还是父权准绳，巴霍芬有些含混不清，由于古典神话中的很多现象原本就十分复杂。他把这些含混之处解释为三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重复和回归。如狄奥尼索斯宗教的普遍展开，他就以为这是群婚制与德墨忒尔准绳的又一轮斗争。在狄奥尼索斯宗教中，有对德墨忒尔婚姻准绳的肯定，以至有对男性的光彩的发扬，在此，狄奥尼索斯似乎是德墨忒尔主义的支持者，以至反映了父权制的胜利。巴霍芬招认，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某个阶段的确代表这些。但他以为，巴克斯（Bacchus，狄奥尼索斯的罗马名字）式的酒神崇拜，实真实在地代表着杂交准绳，由于它对男性的崇拜是完整理性的肉体崇拜，同时也把女性完整降低到了阿芙洛狄忒主义的自然状态。酒神崇拜强调的是性爱和迷幻的魅惑，在妇女当中找到了最多的支持者。这种形态的狄奥尼索斯主义全面瓦解着母权道德。狄奥尼索斯原本与农业之神德墨忒尔更有关系，但后来成为酒神之后，理性的猖獗使他更成为阿芙洛狄忒的朋友，酒神肉体带来了古代阿芙洛狄忒主义的最高峰，突破了一切的桎梏，根除了一切的区隔，让人们倾向于物质性的自然存在，回归到最地道的自然法。

而从母权制转变到父权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历史变更。巴霍芬说，阿芙洛狄忒杂交制和德墨忒尔母权制都以自然的生育为基础，但在父权制下，生活的基本准绳变了，旧的观念被完整超越了，人们产生了一种十分不同的文化态度。父权与母权的抵触，能够从俄瑞斯忒斯神话中看出。俄瑞斯忒斯弑母，这在母权时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大罪，所以复仇女神一定要找他报复；复仇女神代表的，就是母权时期的法律。但是，阿波罗和雅典娜出面，宣布了新法对旧法的胜利，俄瑞斯忒斯弑母是为父报复，父权准绳高于母权准绳，所以他无罪。这是历史斗争的真实反映，和母权制替代群婚制时一样，是血淋淋的，慢慢完成的。最终，阿波罗时期到来，母权让位给父权，日神时期是父神的时期。巴霍芬给出了对俄瑞斯忒斯神话的精彩剖析，后来为恩格斯所激赏。

《众宁芙侍奉阿波罗》，弗朗索瓦·吉拉东，1666－1675，现存凡尔赛宫

这是阿提卡民族的宗教，宙斯代表了父权的最高展开。固然雅典来源于母权时期，它却让德墨忒尔主义服从于阿波罗准绳。从母权到父权的转换，特别体往常俄瑞斯忒斯案件中的另外一个神身上：雅典娜。雅典娜固然是女神，但她是只需父亲没有母亲的女神，她让无母的父权取代了无父的母权。雅典娜的威武形象，似乎正是阿玛宗主义的化身，但她让自己维护的雅典城降低女性的位置。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记载的瓦罗讲过的一个故事应该来自古代雅典：雅典城初建之时，一棵橄榄树忽然呈现，一股泉水忽然涌出，雅典人不知道两个神迹的含义，德尔菲的阿波罗通知雅典人，橄榄树代表雅典娜，泉水代表波塞冬，他们要从两个神中投票选出一个，来命名自己的城。结果男人都选波塞冬，女人都选雅典娜，由于女人比男人多一个，所以雅典娜取胜，这个城称为雅典。但波塞冬暴怒，洪水四溢。雅典人为了停息他的怒气，给了雅典女人三个惩罚：取消雅典女人的投票权，雅典的孩子不得以母名命名，她们不得称为雅典女人。在巴霍芬看来，这个故事正阐明了雅典娜的角色。她是女人选出的，即来自母权制，但恰恰是她取消了母权制，使德墨忒尔主义的城邦变成了阿波罗主义的雅典。因而，在雅典呈现了父权制的最高形态。

这样，巴霍芬以充溢想象力的诗化言语，讲出了从杂交时期经母权时期再到父权时期的历史进化。天才的巴霍芬和那些呆板的人类学家十分不同，他发明白实实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这里没有人类学家科学面目下的严谨，却讲出了母权神话的真正深度。

三、自然之母，肉体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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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权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自然基础，父权意味着肉体性的成熟和充沛完成。因而，从母权到父权的转变，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彻底转换，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从杂婚到母权的转换。后者只是自然主义内部的进化，而前者是从自然到文化，从物质到肉体的基本转型。

巴霍芬把杂交阶段和母权阶段都当作自然的阶段，而把父权阶段当作肉体的阶段。母子关系是物质的、可见的、直观的、自然的，是能够经过觉得就能了解的生物性事实；但父子关系却完整不同，是不可见的、笼统的、推理出的、肉体性的。因而，父权对母权的胜利，就是肉体的展开和从自然的解放。

原本，母权代表自然，父权代表肉体，这一对关系似乎就曾经足够了，但在推想出母权制时期之后，巴霍芬却一定要假定有比它更早的一个杂交时期。为何如此？这是他的准绳的必定推论。母权制的存在不在于有多少历史资料的支持，而在于它是比父权制更“自然”的时期。但母权制时期曾经有了婚姻规则，以至有了政治，在巴霍芬这里曾经是有了一些文化的时期了，并不是最初的自然状态。他既然以为人类文化是从最自然的状态逐步向肉体状态展开的，那就应该有一个比母权制更自然的时期，即杂交时期。这同麦克伦南、亚维波里、斯宾塞和摩尔根的思绪是一样的：在一切婚姻规则产生之前，必定存在一个更接近自然状态的杂交群婚时期。

在巴霍芬看来，杂交时期代表了愈加地道的自然法和大地准绳，由于那种状态就像泥沼中的野生植物全无规则生长的状态。性欲肆意蔓延，毫无限制。相对而言，德墨忒尔母权制则好像有了一些规则的农业。“两个阶段都遵照同样的基本准绳：生育性的子宫占统治位置，差别只在于与自然的距离，二者都是用自然来诠释母性的。群婚制与最低等的植物生命相关，母权制则与较高阶段的农业相关。”遵照地道物质性自然法的杂交制才是最自然的婚姻形态，因而这个阶段的准绳体往常污泥沼泽中的植物和动物上，而母权制却崇拜农业之神，由于那是曾经有了规则的自然状态。巴霍芬以为：“四处都是自然指导着人类的展开，让人信服在大自然脚下；人类的历史展开都经过和自然一样的阶段。”这正是巴霍芬了解人类历史的基本准绳，即依照自然的展开而展开；这也决议了历史展开的辩证方式，最接近自然的也可能是最黑暗的；文化展开的最高水平却距离自然越来越悠远。从杂交时期地道物质性的自然法，展开到母权时期，人类文化曾经有了初步的成就：

在人类存在的最低和黑暗阶段，母子之间的爱是生命中的一点火花，是道德深渊中独一的光，是深重的凄惨中独一的高兴。……在任何文化、任何德性、存在的任何高尚方面的来源阶段，我们都看到母子之间的关系。在充溢暴力的世界中，这是崇高的爱的准绳，统一的准绳，战争的准绳。女人把她的孩子哺养成人，比男人更早地学会了将爱延伸到自我之外的另外一个生灵。

无论霍布斯还是后来的人类学家，都不以为爱或任何一种情感是历史展开的动力；他们以至不以为爱或任何情感是氏族或家庭的基本准绳。他们更愿在冷冰冰的权益或财富当中了解历史的展开。巴霍芬的运思方式与他们十分不同。他以为爱是决议性的，宗教和神话是历史展开的动力。人们最初之所以知母而不知父，是由于母子之爱是愈加自然的一种爱，而父子之爱是愈加肉体性的，不那么直观，因而就距离自然更悠远。

酒神肉体带来了古代阿芙洛狄忒主义的最高峰

比起后来的父权制，母权制时期的最基本特性就是它与自然的接近，于是很多后来的观念在那时都是颠倒的，好比左优于右，夜优于昼，月亮优于太阳，黑暗的大地优于发光的天体，以至死优于生，哀悼优于高兴。母亲的准绳，就是物质—大地的准绳，而不是肉体—天空的准绳，所以大母神德墨忒尔既是歉收之神、农业之神、大地之神，也是冥界之神和死亡之神。出于自然的母爱是更具普世性的爱，没有任何限制和桎梏，发明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文化。因而，母权制的时期没有深层次的肉体生活，那时的宗教生活也充溢理性，极为肤浅。但在母权制国度里简直没有抵触和内战，四处充溢了无私的情怀，歉收时的富足与战争就意味了这样的文化。巴霍芬把母权制时期的基本特性概括为：

生儿育女的母性就是母权制的自然形象，母权制完整服从物质和自然生命的现象，它正是从这些当中得到了其内在和外在的存在形态；在母权制时期，人们比后来更激烈地觉得到生活的统一，宇宙的调和，由于他们并未从中脱离；他们更敏锐天文解死亡的痛苦和地上存在物的脆弱，女人，特别是母亲为此而哀悼。……他们在任何事情中都服从于自然存在的规律，将眼睛紧紧盯住大地，将公开冥界的力气放在天上星体的力气之上。……一言以蔽之，母权制的存在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然主义，其思索是物质性的，其展开首先是物理性的。

巴霍芬十分留恋他自己发明出的这个母权神话，沉浸在母权时期的温情脉脉当中，酷爱那个时期的统一、调和、自然、博爱。但我们不能由于巴霍芬运用了这么多诗意的言语，就以为他和霍布斯的思想方式真的不同。霍布斯理想中的自然状态里没有婴儿，没有母子关系，因而一切人和一切人都处在战争状态，也都在杂交状态；一旦有了母子关系，母亲因哺养子女而保存了他的生命，从而取得了对他的支配权，于是母子之间就不再处于战争状态，当然也不应该有乱伦之事。巴霍芬所谓的从杂交制进入到母权制，说的也是这个进程。霍布斯那里的支配权，就是巴霍芬笔下的母爱（即便在巴霍芬的历史框架中，要进入这充溢母爱的时期，也要经过残酷的流血，以至是在狂热的阿玛宗主义之后，才有了母权制国度）。然后来的人类学家在区别完整没有婚姻规则和亲属制度的自然状态与最初的社会群体时，最重要的标记也是母子关系的呈现。这些不同的说法，所指的都是同一种历史现象：母子关系使人类从完整无序的自然状态进入到有了婚姻规则的社会状态。巴霍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以为这个时期就有了国度，但那是个简直没有内讧，没有抵触，很少战争，因而也缺乏肉体生活的国度。在其他学者看来，这恐怕很难算是真正的国度。

阿玛宗人女战士

固然和我们讨论过的其他学者比起来，巴霍芬这过于诗意的言语似乎掩盖了真实的历史，但恰恰是巴霍芬提示了这种历史演进的哲学实质。

在描画母权的特性时，巴霍芬都是将它与父权制对比着谈的。母爱是博爱，父爱却在实质上是约束性的；母权没有界线，父权总意味着限制；母权会塑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父权却总是限于一定的群体：总之，母权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自然基础，父权意味着肉体性的成熟和充沛完成。因而，从母权到父权的转变，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彻底转换，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从杂婚到母权的转换。后者只是自然主义内部的进化，而前者是从自然到文化，从物质到肉体的基本转型。杂交制是野生植物的生长方式，母权制是农业的生长方式，但父权制曾经完整脱离了以自然和植物为比方的阶段，代表了明亮天空中的调和法律。

父子关系之所以与母子关系如此不同，就是由于一个简单不外的事实：母子关系来自于生育这个生物性行为，父子关系却不是这样明晰可见的生物关系。

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基于物质关系，是感官可见的，永远是一个自然事实。但父亲作为生育者，却展示出一个完整不同的面相。他与孩子没有可见的关系，即便在婚姻关系中，他都永远无法丢弃某种想象的颜色。他只是经过母亲的中介才与孩子发作关系，是个悠远的要素。作为这样的要素，父亲展示出一种非物质性，相对他而言，呵护和哺乳的母亲就好像质料，好像生育的处所与房室，是孩子的看护者。

巴霍芬把后来人类学家所热衷的知母不知父问题讲得最为分明。作为物质关系的母子关系是质料，作为推测出的关系的父子关系是方式。没有母子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类文化；但只需在父子关系产生之后，文化才得到完成。因而巴霍芬会把父权对母权的胜利当作肉体从自然中的解放，是人类的存在状态从物质规律到肉体规律的升华。母爱固然被当作没有边疆的博爱，但只是物理层面的，和动物没有区别；肉体性的父爱却是人类所独有的。父爱使人类挣脱了物质主义的桎梏，将眼睛望向天空。因而，和作为大地之神、农业之神、冥界之神的母神不同，以日神阿波罗为代表的父神，是天上明亮的星斗，代表了肉膂力气和对自然的超越。

木版画中的凯撒

随着阿波罗时期的到来，旧时期被消灭了。巴霍芬说，一种完整不同的肉体情质呈现了。母亲的神性让位给了父亲，夜让位给了昼，左让位给了右，佩拉斯吉（Pelasgian）人的母权制让位给了希腊人的父权制，对自然的容纳让位给了对自然的超越。在母权时期，人类的希望在于母亲的大方赐予；在父权时期，人们更希望凭自己的努力抵达他想抵达的目的。人们在猛烈的斗争中认识到父权的价值和德性的高尚，把自己提升到地道的物质存在之上，展示出人的神性。不朽不再来自于博爱的母权，而在于男子汉的发明力。这是肉膂力气得到了极大发扬的时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希腊文化。

他又指出，由于父权制度而有了肉体性的父子关系，因而才会产生收养制度。在杂交时期是不可能有，也无需有收养的，母权时期的母子关系也完整受制于自然关系，但到了阿波罗时期，地道肉体性的父子关系才成为可能，因而才会有收养现象，才会有完整脱离了生物关系的父子。也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才会有世代不绝的族谱，有了家族不朽的观念。“在世界各地，人类走出大地，仰视天空；走出质料，朝向非物质；分开母亲，崇拜父亲。”

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巴霍芬，以他的诗意言语描画了人类肉体得到完整完成的复杂进程，完成了父亲统治的罗马帝国是这一过程的顶端。身为养子的奥古斯都为肉体之父凯撒复仇，招致了克丽奥帕特拉之死，他是第二个俄瑞斯忒斯，带来了新的阿波罗时期的曙光。罗马法拒绝东方母权文化的一切干扰，拒绝伊西斯和西比尔的女神信仰，也拒绝肆意众多的酒神肉体，父权制在罗马帝国得到了最大水平的肯定和展开。但是，巴霍芬指出，正如母权制对杂交制的胜利阅历了很多重复一样，即便父权的胜利也并不是好事多磨的。就在奥古斯都在政治上取得了完整的胜利，树立父权的罗马帝国之时，宗教上的狄奥尼索斯主义却回来了。原本应该是阿波罗主义的时期，狄奥尼索斯主义却大行其道；在酒神与日神的对立中，阿波罗原本完整有自信心取得胜利，酒神却以烈酒使日神流出了眼泪。巴霍芬以为，这只能阐明人类的脆弱性，对自然吃苦、物质愿望的留恋，使肉体性的追求遭受波折和重复。

四、母权社会，父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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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恩格斯也改造了巴霍芬的婚姻史，他不以为父权制是人类自然的完成，而以为这只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开端，以后的人类还将回到最初的共产主义状态。相对而言，倒是麦克伦南那粗糙的理论最接近巴霍芬。麦克伦南和巴霍芬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并未基本承认梅因的父权制理论，只是在父权制的前面增加了更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父权制就成为前面这些历史过程的最终完成。

巴霍芬固然采用了古代民族中的许多资料，但这些只言片语的神话很难支撑起一个严谨的结论；从科学性来看，他的描画方式和推理方式也无法和后来的人类学家相比。但他又不愿把这说成是理论的假定，反而一再强调，神话的展开与历史的展开是同步的。他这三阶段的展开史，更像是自己的哲学理念的展开。

母权与父权的对立，应该是巴霍芬所了解的第一对关系。母权代表了物质性的自然，父权代表了肉体性的文化，所以父权的最终胜利，既是肉体对物质的超越，也是人性自然的真正完成。他在古代神话中所发现的种种资料，一定能支持所谓母权或父权的说法，但的确能很好地指示出自然与文化、物质与肉体之间的关系。

但在肯定了母权与父权的关系之后，巴霍芬发现母权并不那么自然，于是他必须进一步化约，找到比母权更原始的自然和质料，因而发明了杂交制时期。这样，母权时期的婚姻规则又成为杂交制的方式。母权是质料，父权是方式；同样，杂交是质料，母权是方式。这样层层化约的方式，和亚里士多德对方式与质料的了解完整契合。好比桌子是方式，木头是质料；但木头的软硬、外形也是方式，还有比它更基础的质料。正是同样的思想方式，差遣着巴霍芬从父权追溯到了母权，然后又从母权追溯到了杂交制。

在巴霍芬看来，母权制只是自然的初级完成，母子关系自身也只是一种质料。他招认有母权制国度，但这种国度里没有内战，人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大家都处在温情脉脉的母爱掩盖之下。以巴霍芬的作风，他只能在神话和宗教中描画母权制国度的肉体情质，而不可能给出它的政治结构，更无法想象它会有怎样一个政府。但在这样一种国度中，既没有梅因的父权制国度中的绝对权威（母亲只需爱，没有权威），也没有摩尔根和恩格斯笔下的阶级和压榨。在严厉分辨概念的人类学家看来，这只能算是社会，不能算是国度。他们的人类学研讨，正是展开了这一主题。在麦克伦南、摩尔根和恩格斯笔下，我们也不再能看到巴霍芬的所谓博爱。麦克伦南以为，这个阶段里一切的只是以一妻多夫制和外婚制为主的部落；摩尔根和恩格斯则以为，这个阶段起初是血婚制，后来则随着姻族与氏族的展开，进入到了伙婚制和偶婚制的阶段。

巴霍芬并没有把婚姻制度想象得这么复杂，他的杂交阶段终了之后，应该曾经是专偶制的时期，只是在这种专偶制的家庭里，母亲的自然之爱占统治位置，父亲的肉膂力气尚未展开出来，他只是作为一种男性的生物存在，匍匐于母亲的大爱之下。但麦克伦南、亚维波里、斯宾塞、摩尔根和恩格斯都无法想象，在专偶制家庭当中，怎样可能还是女性占主导位置，以至无法发现父子关系？他们不可能像浪漫的巴霍芬那样，以博爱来决议一个时期的权益结构。在他们这里，只需群婚形态才干使父亲无法辨认。所以，这几位人类学家的母系社会，必定是某种形态的群婚状态。但群婚必定是十分复杂的一种婚姻方式，群婚的对象需求肯定，群婚范围的大小也需求明白，于是，不同方式的群婚规则决议了母系社会的存在形态。他们笔下的群婚规则，发挥了巴霍芬笔下母爱的作用。群婚规则，决议了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血缘与人身关系，成为国度产生之前的社会构成准绳。

古希腊城邦

从母权到父权，这个转机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是巴霍芬与人类学家们大书特书的决议性历史时辰，也是使他们呈现出愈加奇妙的差别的时辰。巴霍芬固然极端留恋母权时期的博爱，却毫无保存地把父权制的胜利当作历史的庞大进步，当作人类文化的提升与最终完成。这个时期的个人斗争、对人性的限制、权威的力气，以及天空中崇高的宁静，都是人类肉体发明性的最终完成，是人性自然的自我超越。不外，读者还是能够读出来，巴霍芬在描画这一进步过程时，也不无可惜与无法之处。在摩尔根笔下，假如历史依照他理想中的展开方式，不只进入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且从伙婚制经偶婚制，到男女完整对等的专偶制，那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希腊人却不可思议地进入到了父权制，这种例外和反常的专偶制。摩尔根固然承认了人类进入君主制这种看似蜕化的展开，但他无法承认进入父权制的事实。那么，在他看来，固然从群婚进入专偶制原本应该是一种进步，但在历史事实中，希腊人从偶婚制进入父权制，却是一种蜕化，这只能归于一种无法和偶尔。恩格斯并不同意摩尔根的这种判别。在他充溢辩证意味的唯物史观中，从母权的共产主义进入父权的奴隶制社会，是必定的，而不是摩尔根的所谓例外，这一转变必定带来阶级社会中的种种罪恶，但它也是历史的进步。

摩尔根和恩格斯都接受了巴霍芬的历史进步论，也都把巴霍芬没有明言的可惜和无法充沛展示了出来。相对而言，摩尔根将希腊罗马的父权制当作历史例外的态度，是十分共同的；倒是恩格斯的辩证态度，更好地继承了巴霍芬历史观的实质肉体。不外，正如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恩格斯也改造了巴霍芬的婚姻史，他不以为父权制是人类自然的完成，而以为这只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开端，以后的人类还将回到最初的共产主义状态。相对而言，倒是麦克伦南那粗糙的理论最接近巴霍芬。麦克伦南和巴霍芬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并未基本承认梅因的父权制理论，只是在父权制的前面增加了更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父权制就成为前面这些历史过程的最终完成。

凯撒遇刺

不论母权论者给出怎样不同的历史描画和理论解释，他们都和巴霍芬享有同样的哲学前提：杂交制代表了最初的自然状态，母权制是这种自然状态的一种完成，然后来的进一步展开，不论是父权制还是专偶制，都是文化的进一步完成。文化的进步，是人性的充沛完成；国度和阶级对立的呈现，是对自然的背离。但人性的充沛完成和对自然的背离，却是同时发作的，似乎自然在得到真正完成的时分，就丧失了自己。这构成了母权论最深化的张力。他们既想在原始状态中找到美好的社会状态，又想在文化的政治社会中看到人性的提升。社会与政治的两条思绪，在此处是格格不入的，却分离在了一同。

五、结语

原本，巴霍芬的这本书早就应该呈往常中国读者的面前。今天，当《母权论》的第一个中译本（固然只是节译本）终于出版的时分，它的意义曾经很不一样了。往常相关范畴的研讨者，无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神话学家，还是古典学家，都不大可能接受巴霍芬的结论了。我们之所以依然需求此书的中译本，是由于这是19世纪欧洲学者以古典思想思索现代文化的一个优秀范例。巴霍芬将对性别、人性、历史的深度思索归入对希腊神话的天才解读之中，并极大影响了其后许多范畴的学者。固然他的结论早被承认，但他解读古典的方式，却依旧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

丁酉年冬日于仰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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