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南北战争中的黑人军人 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戈教授为《在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一书中译本所做序文。若您阅读后有所收获，敬请关注与分享雅理读书（yalipub）。 梦碎时分，以笔为马 □郑戈 科茨于 1975年 9月 30日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西区。他父亲，一位饱学的黑人，给他取名塔那西斯，一个埃及名字，意义是努比亚（Nubia），“黑人的土地”。他就读于有“黑人麦加”之称的霍华德大学历史系，但就读五年之后在没有取得学位的状况下分开，成为家庭中唯逐一个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尔后他投身新闻业，先后为《村声》、《华盛顿城市报》和《时期周刊》工作，并为《纽约时报杂志》《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稿。目前，他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作家。 2016年，他入选《时期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 100人”，提名人是著名民权律师和作家布莱恩·史蒂文森，他在引介词中写道：“我们许多人早已知道塔那西斯·科茨是美国最能感动人心、最有思想的发声者之一。关于种族问题和这个国度不光彩的错误等历史，他的及时、雄辩和基于扎实研讨的作品早已成为必读文献。”《在世界与我之间》是他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一出版即遭到普遍欢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为他赢得了美国国度图书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等诸多大奖。本书中文版由于霄博士翻译，他翻译过布莱恩·史蒂文森的畅销名作《正义的慈悲》，译笔晓畅练达，虽无法完整再现作者带有黑人说唱节拍的有力笔触，但不失为一部牢靠且文雅的译作。
塔那西斯科茨（1975—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记者，2015年取得麦克阿瑟“天才”奖，2016年入选《时期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2008年出版《美丽的抗争》；2015年出版《在世界与我之间》，取得美国国度图书奖、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形象奖，并入围普利策奖、全美书评家协会奖终选名单。 一 《在世界与我之间》的书名来自理查德·赖特1935年发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的一首诗，也就是本书题记中的那首。赖特的诗描画了一次恐惧的私刑（lynch）之后的场景，这种迄今依旧没有绝迹的私刑是白人针对黑人的私人暴力。私刑不只是一种报复，更多的时分是一种威吓，是阻止黑人行使法律曾经赋予他们的权益的伎俩。好比，20世纪初，美国政治家西奥多尔·G.比尔波（Theodore G. Bilbo, 1877—1947，曾担任密西西比州州长和参议员）就曾公开说：“你我都知道阻止黑鬼投票的最好措施是什么。你在选举日之前的夜里行动。”显然，私刑在密西西比这样的州成为家常便饭，在白人圈子里能够用“你懂的”来指称。 往常更为常见的是警察和社区保安针对黑人的暴力：2012年2月26日，手无寸铁的十七岁黑人少年特雷翁·马丁被佛罗里达州桑福德一个封锁社区的保安乔治·齐默曼枪杀，2013年7月13日，齐默曼被法院宣判无罪；2014年7月17日，在纽约斯塔顿岛贩卖香烟的黑人埃里克·加纳被警察掐脖子致死，涉案警察未受检控；2014年8月9日，十八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被二十八岁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开枪射杀，尔后威尔森被法院宣判无罪（陪审团由九名白人和三名黑人组成）；2015年7月10日，二十八岁的黑人女子桑德拉·布兰德因开车时涉嫌违规变道被交警拦下，后来与交警发作争论而被捕入狱，三日后在狱中用渣滓袋“自缢身亡”。这一类针对黑人的暴力事情不时发作，施暴者常常不会遭到任何惩罚：“这些消灭者身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恶，哪怕在这个时辰来说。这些消灭者仅仅是在执行国度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 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问题认识下写作的，它采取的文体方式是致儿子的信。这种文体模仿了詹姆斯·鲍德温1963年出版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但这两本书的内容和肉体风貌却悬殊其趣。《下一次将是烈火》写作于民权运动风卷云涌的时期，在书中，作者通知自己的外甥要为自己的黑人身份感到自豪，认识到黑皮肤下的灵魂之威严、人性和力气，要勇于对不公正说不，“把美国改动成它必须变成的那个样子”。但本书却是一部“毁梦”的作品： “美国梦是一切艺术、英勇思索、诚实写作的敌人”；“我忽然之间醒悟，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发不适感，教育不是为我提供一个美国梦，而是突破一切梦，突破有关非洲、美国和其他中央的一切闲适神话，将我丢进丑恶的人性中”；“美国的统一筑基于一个各方都感到温馨的叙事——奴役说成仁慈，偷盗身体者说成白衣骑士，大范围的战争屠戮说成一场竞技，似乎交兵双方都是光彩、英勇、锐意进取的运发起。内战的谎言是诉说无辜的谎言，是美国梦。历史学家编织了美国梦，好莱坞增强了美国梦，小说和冒险故事为美国梦镶上金边。” 美国梦所包含的中心要素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多有展示。此书是美国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发行第一年（1852年）即售出了30万册。据传，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后的第二年，林肯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此书的作者斯陀夫人，林肯握住她纤细的小手，对在场的众人说道：“这就是构成这场大战的那位小妇人呐！”此书在20世纪初由林纾译为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是《黑奴吁天录》。全书的情节在金一1905年在《醒狮》杂志上发表的《读〈黑奴吁天录〉》一诗中得到很好的概括：
共和旗帜十三邦，开作群奴拍卖场。 北省贩奴南省去，米西江畔好斜阳。 短书独抱困长贫，金满加儿气压人。 突破半瓶红墨水，卖奴券上血璘斌。 棘地荆天跼蹐难，偶逢贤主笑开颜。 乌衣门巷随人换，又到江河河水湾。 缇骑仓皇夜捉奴，猛回螳臂一当车。 短枪射杀此獠罢，抵得林肯礮弹无。 牛马鞭箠一听天，忠勤老仆葬南烟。 灵魂交待天公去，玛利亚神在眼前。 花旅南北战云收，十万奴军唱自由。 轮到黄人今第二，鸡栏豕栅也低头。 小说的主人公汤姆是一位仁慈、笃信基督教的黑奴，他最先的主人谢尔比夫妇看待奴隶很友善，但迫于债务而不得不把汤姆和哈里这一大一小两名奴隶卖掉。哈里的母亲伊莉莎得知音讯后带着儿子连夜逃窜，在逃亡途中巧遇丈夫乔治·哈里斯，一家人决议前往加拿大。但奴隶猎手汤姆·洛克盯上了他们，诱捕了伊莉莎和哈里。哈里斯为救妻儿开枪射伤了洛克，但在仁慈的伊莉莎的劝说下把洛克送到医院救治。获救的洛克遭到感化，放弃了自己邪恶的营生。汤姆被卖后在船上搭救了落水的白人女孩儿伊娃，伊娃的父亲奥古斯丁·圣克莱尔为了回报他而把他从奴隶贩子手中买下，带回了新奥尔良的家。后来圣克莱尔在一场决斗中被刺死，他妻子没有兑现丈夫生前让汤姆自由的意愿，把他卖给了一名善良的奴隶主赛门·勒格里。汤姆在新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仁慈和信仰，他拒绝充任主人的打手，鼓舞别的奴隶逃窜，并在事后拒绝说出他们逃窜的方向，最后被折磨致死。这部小说提示出了人性的复杂，好比奴隶主可能是黑人的朋友，而反对奴隶制的人（圣克莱尔的北方堂姐奥菲莉亚）却可能很厌恶黑人；蓄奴成为传统的南方奴隶主（谢尔比夫妇和圣克莱尔）更可能看到黑奴的人性之美，以至尊重他们，而来自北方的新奴隶主（勒格里）则可能是完整把黑奴当牲畜的压榨者。全书并未展示出对奴隶制自身的批判，而是凸显了每个人的共同品德和作为。
贯串这部小说的是梦，被汤姆从水中救起的小女孩伊娃（圣克莱尔的女儿）在染病将死时梦见了天堂，她把这个梦境通知身边的家人，感动了一切人并改动了他们的人生态度；汤姆被卖给勒格里后遭受了种种优待，濒临失望，但两个梦使他没有放弃信仰：一次梦见耶稣，一次梦见伊娃。因而，这本书很容易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接纳，其实它自身就代表主流：基督教信仰能消弭一切抵触和歧视，将一切基督徒团结到一同。它是建构美国梦的中心文本之一，这与《在世界与我之间》的碎梦宗旨截然相反。全书的另一个宗旨是基督教：汤姆叔叔到临死前仍表示得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他表示原谅折磨他的两个打手，感动得他们在汤姆叔叔死后都皈依了基督教。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书中岂但没有轰轰烈烈的反动斗争，就连小范围的对立活动也看不出。不论历史学家这么看重这部书，它的一切成就都非著者盲目的，所以总竟没有宣传文学的意味。”（炙堂：《一部炸弹式的小说的产生》，载《先导》1942年第一卷第六期） 科茨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对斯陀夫人的作品中所展示的这种饶恕施暴者、用爱和蔼意来感化恶人的基调是深恶痛绝的。而好意和爱是美国梦的主线。正像斯陀夫人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样，奴隶制的恶在于奴隶主的恶，假如全美国的奴隶主都是谢尔比夫妇和圣克莱尔那样的大好人，假如全美国的奴隶都是像汤姆叔叔那样仁慈的基督徒，美国就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国度。林肯和后来的制度改造者把美国梦向前推进了一步：假如不能改造奴隶主，那就废弃奴隶制，让奴隶们取得自由，从而承担起对自己命运的“个人义务”。但科茨指出：“教育者个人的‘企图’是不是高尚的，并不重要。遗忘企图吧。不论是机构还是它的代理人，对你的‘企图’都是次要的。我们的世界是理想的。……很少有美国人会直接宣称，他们同意黑人被丢弃在街头。但十分多的美国人会尽一切可能来顾全美国梦。……运用‘企图’和‘个人义务’这套话语是为了普遍地推脱义务。错误总会；身体被消灭；人们被奴役；我们的企图是好的；我们尽力了。‘良好企图’是直面历史的护身符，也是守护美国梦的一粒安眠药。”在林肯经过一场牺牲了62万人的生命的内战废弃了奴隶制一个半世纪之后、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宣布“隔离但对等”的政策违背宪法半个多世纪之后、在民权运动战争权法案推进了黑人权益的法律方式保障数十年之后，对黑人的歧视和身体控制依旧遍布于美国社会。身为黑人就意味着被排斥、被隔离、被当成“保险隐患”。 科茨一反此前黑人政治认识中主流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叙事逻辑，拒绝建构出一个统一的“黑人身份认同”：“一个作家——我为之努力的身份——必须警惕每个幻想、每个民族，即便是他自己的民族。”他转而诉诸一种“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将关注点落在身体上：身体的保险、身体的表白、身体的自由。作为一个父亲，他首先关注的是儿子的身体保险和身体福祉。他最恐惧的是，儿子某一天出门后就再也回不来，变成新闻里的一个名字，一个被警察暴力或街头暴力剥夺了身体的名字。贯串全书一直的就是这样一些名字：“我写信给你，由于在今年，你看到了埃里克·加纳由于卖香烟而被勒死；由于你知道，雷妮莎·麦克布莱德在求助时被射杀，约翰·克劳福德只是到一个百货商店逛了逛就被枪杀。你看到，衣着制服的男人们开车撞倒并谋杀了泰米尔·莱斯——他只需十二岁，是他们宣誓要维护的孩子。你看到，衣着同样制服的男人们在路边不停地殴打祖母辈的玛琳·平诺克。假如你以前不懂的话，你往常懂了，你所在国度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毁你身体的权益。”除了这些新闻里的名字之外，对科茨触动最深的、也是他想让儿子了解更多的，是他的大学好友普林斯·琼斯的悲剧。“普林斯·琼斯有王子一样的风度。他很俊秀，高高的个子，棕色的皮肤，身体颀长有力，像橄榄球队中的外接手。他是一位著名医生的儿子。”同时，他是一位基督徒，一位积极向上的全优生。但他在一次开车去看女友的旅途中再也没有回来：他在乔治王子郡被一个黑人警察射杀了。这个警察错误地把琼斯当成一个他受命追踪的嫌疑犯，一路跟踪他从马里兰州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弗吉尼亚州，在离琼斯女朋友家只需数英尺的中央将他枪杀。科茨写道：“普林斯·琼斯的遭遇让我恐惧到极点。假如他，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社会精英的孩子，‘加倍优秀’信条的守护圣徒，都难逃厄运，谁还能逃脱？”琼斯的悲剧使科茨看到，身为一个黑人，不论你多么乖、多么奋发向上，想要进入白人主导的主流社会，你的身体也是风险的，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2017年7月17日，5名纽约警察在纽约市斯塔滕岛狐疑43岁的埃里克·加纳出卖未缴税香烟，试图抓捕他，在抓捕过程中致其死亡。斯塔滕岛地域检察官丹尼尔·多诺万事后宣布,一个大陪审团认定,“没有合理理由”起诉涉事警员。 科茨对自己的黑人同胞也并不抱太大希望。他的长大阅历使他知道，许多黑人青少年把恐惧转化为愤恨，他们没有归属感，从不觉得自己属于某个社区、某个城市、某个国度。这些在残酷环境中野蛮生长的孩子对自己的黑人同胞也是十分残暴的，一言分歧就会毫无节制地运用暴力。他的第一本书《美丽的抗争》便讲述了自己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幸存下来的阅历，当时他每天都要担忧能否从家保险抵达学校，放学后又能否活着从学校回到家里。在本书中，他也写道：“‘温良人必接受地土’于我毫无意义。在巴尔的摩西区，温良人被围殴；在沃尔布鲁克枢纽，温良人被蹂躏；在公园高地域，温良人被毒打；在巴尔的摩市看守所的淋浴室，温良人被强奸。我对宇宙的了解是实体上的，而它的道德轨道却向紊乱的方向弯曲，然后终了在一个封锁的盒子里。”但是，黑人的愤世嫉俗和暴力倾向是次生的现象，是被美国梦及其所代表的主流价值拒斥的结果：“‘黑人对黑人的立功’是个术语，是言语暴力，掩盖了那些设计契约的人，那些肯定贷款的人，那些规划住房项目的人，那些建造街道和给一个个贫民区画上红线的人。”在为《大西洋月刊》等媒体撰写的文章中，特别是在《请求弥补的理由》（The Case for Reparations）中，科茨令人信服地申言了构成黑人处境恶性循环的制度性缘由，包含住房政策、城市规划法和银行贷款政策等。但制度深思并不是这本书的主题，究竟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是一种私人叙事。 二 本书以父子之间的私人叙事为主体，其中提到但并未展开讨论一些具有政治和宪法意义的主题，好比关于谁是人民的问题，以及黑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科茨写道：“美国的问题不是它对‘民有政府’的背离，而是‘人民’取得自己资历的方式。”黑人不是新移民，是参与美国建国的人民。早在1619年，二十多名黑奴就被英国战船“白狮号”运到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镇。但他们也并不是最早抵达北美的黑人，早在1513年，一位出生在西非但移民到西班牙的自由黑人胡安·伽里多（Juan Garrido）便随着德里昂的著名远征队来到佛罗里达。在独立战争中，共有九千多名黑人参与“大陆军”或各州民兵团，为争取十三个殖民地独立而战役。但他们没有参与建国，美国宪法开篇处提到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显然不包含黑人，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奴隶，少数自由黑人也没有政治参与权。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汇集在费城参与“制宪会议”的55名“制宪元勋”中没有任何一位是黑人，正像其中也没有女性一样。黑人的存在从建国时辰开端不时应战着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居然在宪法中确认和维护着奴隶制。科茨敏锐地指出：“种族是种族主义的结果，而非缘由。”正是由于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和主宰深深嵌入美国的建国史和宪法史中，种族认识、种族区隔和种族歧视才一直缠绕着美国人，使“我们人民”具有了种族颜色和对黑人的排斥性。 布鲁斯·阿克曼在《我们人民》一书中提出了“宪法时辰”这个概念，以为美国制宪不是在 1787年一次完成的，人民突破例行化的官僚政治重新出场的时辰就是新的制宪时辰，美国内战就是这样一个时辰，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对奴隶制的正式废弃。不外，许多关于美国内战史的研讨曾经表明，林肯发起内战的最初目的是维护国度统一，阻止南方的团结。固然废奴主张随着内战的中止而逐步明白，并经过《解放宣言》和宪法修正案得到落实，但种族隔离却作为比宪法更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和政治文化而持续至今。在 1858年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的著名争辩中，林肯说：“我无意完成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对等。在我看来，这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生理上的差别，这使两者永远无法在完整对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同。假如两者真的生活在一同，那么他们的位置必须求有高低之分，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都以为白人应该处于较高的位置。”多数史学家将这段有争议的话解释为林肯在某个阶段的“不成熟观念”，后来得到了修正。我们在这里不去争论林肯自己的“企图”，由于正如科茨所言，企图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这段话反映了一种美国主流社会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意理构型，林肯也深深嵌入这样的构型中，盲目或不盲目地成为它的“代言人”。在看待黑人的个人态度上，林肯与刺杀他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 1838—1865）可能并无二致，后者曾经写道：“这个国度是为白人而不是黑人创建的。站在我们的宪法的高尚制定者的高度来看来自非洲的奴隶，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奴隶制是上帝给这个被祝福的国度的最巨大恩赐，奴隶制不只对我们有益处，对他们（黑奴）也是极好的。”这与林肯所说的黑人与白人无法对等共处的话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只是林肯作为一位巨大的政治家超越了自己的私人好恶，认识到保存奴隶制不利于联邦的统一，也会障碍美国在“文化世界”的崛起。“吉姆·克劳”（Jim Crow）这个语词的产生和展开很好地阐明了同时滋生了林肯和布思的那种白人至上主义文化土壤的耐久生命力。
吉姆·克劳法是一系列旨在将黑人和白人在公共空间区隔开来的法律、公共政策和社会规范的总称。“吉姆·克劳”一词的第一次公开运用是在1832年，作为来源于辛辛那提并传播到纽约的一首歌的歌名。1841年，马萨诸塞州用这个词来命名一节专供黑人乘坐的车厢。尔后，北卡罗来纳州和马里兰州开端以之统称在公共设备和公共空间中止种族区隔的法律。吉姆·克劳是一种社会认识，一种政治文化，或者凯尔森意义上的基础规范。克劳（Crow）是指乌鸦，它的颜色就是黑人的肤色，肤色使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分辨红了“自然”的分辨，固然美国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在布朗案和民权法之后都强调法律是“色盲”（color-blind），但“徒法缺乏以自行”，法律是靠人来实施的，陪审团、法官和警察都是活生生的人，大多数是白人，他们依旧在实施着“吉姆·克劳法”。 在林肯指出黑人和白人“这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生理上的差别，使两者永远无法在完整对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同”一百五十多年之后，许多白人依旧无法忍耐和黑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更不用说与黑人通婚以完成人种融合了。种族隔离依旧在事实上普遍存在，黑人寓居在城市的黑人区，白人中产阶级都住在城郊的白人区，白人穷人也集中在白人聚居区。公立学校里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越来越多，私立学校里的黑人越来越少。法律人常常只关注国会立法和法院的判决，而很少关注到街头执法。一线的警察和其他执法者常常深深地镶嵌在社区价值之中，他们把黑人视为自然的保险隐患，在针对黑人的执法行动中毫不抑止地运用暴力。一旦发作打死打伤无辜者的案件，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也是主流社会价值的实施者，他们更容易同情式天文解警察维护社会的保险与次序的紧迫性，而对黑人的处境很难设身处地去了解，这样就招致一个个滥用暴力者能够被无罪释放，继续在街头执法，寻觅下一个黑人目的。 国度整合是一切现代国度都需求完成的首要任务。至于整合的黏合剂或纽带是什么，自由主义者以为是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对等公民权，共和主义者以为是超越派系、种族、民族差别的公共利益和同胞情（fraternity），而社会主义者则以为是消灭了盘剥和压榨之后的劳动者之间的阶级认同。各种整合主义都反对以种族、民族或文化差别来中止政治发起，由于基于差别的身份认同会瓦解国度的向心力，招致越来越多的族群抵触、宗教抵触和文化抵触。但是，美好的政治愿景和理想之间永远存在差距。固然欧美的自由、民主、法治国度早已在宪法和法律层面消弭了一切基于性别、种族和民族的歧视，并且使任何基于人所无法选择、无从改动的生物、生理属性差别的归类都变得在宪法上“可疑”，在政治上可能“不正确”，但理想生活中的歧视、区隔和“身体性的排斥”还是普遍存在。基于差别认知的“身份政治”在美国和欧洲成为公共文化范畴的潮流。正是出于这个缘由，右翼崛起才成为美国和欧洲政治的总体趋向。白人觉得自己的主流文化和利益遭到少数族裔和新移民的腐蚀，而穆斯林、黑人和拉美裔移民的生育率都远远高于白人，假如依照目前的移民数量和生育率，若干年之后许多欧美国度的白人就可能成为少数族裔。出于这种对未来的恐惧，代表白人利益排斥有色人种的特朗普们才会得到目前仍占多数的白人选民的支持。 科茨的这本书正是“身份政治”的代表作之一。白人有白人的“身份政治”，黑人有黑人的“身份政治”，科茨试图用生动且深化的笔触提示黑人的屈辱，从而使屈辱愈加屈辱，借此唤醒黑人的种族认识，使黑人精英不再“自以为是白人”。他没有点出醒悟之后怎样办，但与白人和解、共同追逐“美国梦”显然不是他的目的。基于种族身份认同的政治观无法促进国度整合，而只会强化区隔和抵触。“来吧，相互伤害吧”是身份政治的必定结果。与《正义的慈悲》不同，《在世界与我之间》并不试图促进制度上的改进，也并不试图去同情或辅佐细致的、个别的黑人蒙冤者和受害者。由于本书作者以为，问题的本源在于美国大多数人的种族认识，一种不会随着法律改造而改动的文化：“你可能也听到过关于多样性、敏理性锻炼和执法记载仪的讨论。这些措施当然是好的，也是有用的，但它们低估了任务的复杂性，同时也让这个国度的公民伪装他们与受命维护他们之人的态度真的有所不同。而真相是，警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美国的意志与恐惧，反映了我们对这个国度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了解，不能说是专制的少数人强加于人的。”作者向自己的儿子（其实也向一切读者）残忍地展示出：作为一个黑人，你在这个国度一定就是低（白）人一等的，在世界与你之距离着一个种族主义的屏障，使你无法纵情地拥抱世界、享用世界呈现给你的全部可能性。
[美] 布莱恩·史蒂文森：《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灾难与救赎》，于霄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对比一下本书所描写的普林斯·琼斯的命运和《正义的慈悲》中沃尔特·麦克米利安的命运，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性。麦克米利安是一位遵纪违法、勤劳天职的黑人，出身清贫，但靠自己的聪明和吃苦耐劳过上了与他的种族、阶级“不相称”的小康生活，致使于后来有些白人（包含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毫无依据地宣称他是个潜藏的“大毒枭”。另一件使他深受某些白人憎恶的事情是他与一位已婚白人女性有染。在将“跨种族性行为”视为十恶不赦罪行的阿拉巴马州，仅仅这件事就可能使他遭受当地屡见不鲜的私刑。于是，当门罗维尔的白人姑娘隆达·莫里森在1986年11月1日被人杀害，而警方历时数月未能破案之后，声名狼藉、曾经卷入另一同谋杀案的白人拉尔夫·迈尔斯在其漏洞百出的口供中宣称麦克米利安是杀人凶手。他后来很快翻供，但警察把他和麦克米利安一同投入了死囚牢房。把尚未审问的立功嫌疑人投入死牢即便在阿拉巴马州也是极端稀有的。肉体濒临解体的迈尔斯同意与警察协作，警察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在审问中，一位名叫罗伯特·E.李·基的法官展示了各种成见。固然三名检方证人的证词都漏洞百出，而麦克米利安却有确凿无疑的不在场证明：数十位证人能够证明他在案发当时正在家中烤鱼。只需一位黑人陪审员的陪审团最终宣判麦克米利安有罪，肯定刑罚为不可保释的终身监禁。这时基法官再次出马，应用阿拉巴马州法律赋予法官的“推翻权”，修正刑罚为死刑。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史蒂文森是在案件曾经终审、麦克米利安在监狱中等候死刑执行的阶段介入案件的。他所兴办的“对等司法倡议组织”一开端便专注于为贫穷的死囚提供法律效劳。固然他提供了很多新的无罪证据，以至包含关键证人迈尔斯推翻自己此前证供的新证词，但僵化、糜烂的阿拉巴马州司法系统却拒绝纠正错误。直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影响庞大的栏目《新闻60分钟》深化报道了此案，提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惊人不公，状况才有了转机。上诉法院以定罪证据不牢靠为由发回重审，检方在重审程序中撤回指控。麦克米利安走出死牢时，他已在这里被关押了六年之久。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史蒂文森努力于在进入司法程序的细致个案中维护黑人的权益，他的主业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不是作家，他的工作被许多人以为更有树立性。但史蒂文森在他的作品中也指出，鉴于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乃至整个国度机器都充溢歧视地针对黑人，自己的树立性努力也只能帮一个是一个，无法扳正整座倾斜的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讲，科茨的工作与史蒂文森的工作是互补的，科茨旨在唤醒人们（包含白人）对种族问题的醒悟，假如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史蒂文森们的工作就会少许多障碍。 美国思想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经说过，“中心的激进主义谬误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决议一个社会的成败，中心的自由主义谬误则是：政治能改动一种文化，并且阻止它的自我消灭”。这里的文化是指一种一个人、一群人乃至一代人所无法改动的社会积习或传统，而政治则是指有目的、有组织的人类集体行动。“身份政治”自身必定是一种激进政治，由于它用某种人的努力所无法改动之物来作为政治认同和发起的基础。科茨的观念目前之所以看起来激进，完整是由于白人仍占美国人口的多数，美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制度都是白人主流文化的产物。假定黑人人口某一天超越了白人，黑人文化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黑人成了政治中的“建制派”，科茨的“黑人民族主义”就会转化为一种激进的力气。但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悠远的未来，不是往常需求担忧的事情。从美国目前的人口构成来看，美国白人人口大约为2. 5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黑人人口为3900万左右，占总人口12％，曾经不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最大的少数族裔是拉美裔，人口有5000万以上，占人口总数的16％左右。正是由于这种人口结构，特朗普这种不惜得罪全部少数族裔的竞选战略才会取得胜利。 三 科茨的这本书是遭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1924—1987）1963年出版的著作《下一次将是烈火》的启示而写作的。《下一次将是烈火》开篇是写给十五岁的外甥的一封信。遭到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的鼓舞，鲍德温鼓舞外甥认识到黑色皮肤下的人性、威严和力气，参与改造世界的运动，“使美国变成它应当变成的那个样子”。但科茨的方式相似（写给十五岁儿子的三封信）的著作却不再具有这种骁勇无畏的肉体情质。半个世纪的距离带来了许多法律上的变更，但黑人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他们并没有得享“免于恐惧的自由”。科茨的书中重复提到作为美国梦一部分的白人生活社区：白色的小楼，划一的草坪，孩子们在路上奔驰嬉戏而不用担忧街头暴力和警察骚扰，但这个梦不属于黑人。白人会采用各种合法的伎俩（好比贷款政策）把黑人扫除在白人社区之外，“种族融合”的寓居区是个不真实际的梦。依据相关的阅历研讨，一个年收入十万美圆的黑人家庭才可能生活在年收入三万美圆的白人家庭组成的社区。大多数黑人则生活在“黑人社区”，这里充溢着毒品、暴力和紊乱，公共效劳极度欠缺。科茨通知儿子要直面这样的理想，在这样的理想中顽强地生存下去。
要使宪法和法律所承诺的对等权益得到完成，需求很多的社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一部分人被耐久地排斥在“我们人民”之外。在一个有种族歧视的国度，这是一个需求社会改造或“反动”来发明的条件，而不是依托法律规范的调整就能够事实上发明出来的。在白人占人口大多数的美国，社会改造要想取得胜利，一方面必须团结其他受压榨的少数族群，另一方面也需求尽可能扩展白人中支持反种族主义的人数。科茨的作品在很大水平上具有这样的效果：越是个人化的叙事越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心，斯多亚主义的返身性写作技艺从名义上看逃避了对制度的批判，但更能唤起人性深处的共鸣。在美国度庭影院频道（HBO）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西部世界》中，人工智能人组成的西部世界成了任由花高价前来游玩的客人纵情发泄的对象和客体。开发这个项目的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伯纳德也是一个人工智能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关于认识的理论，我以为它就像一个金字塔，需求层层迭代，记忆、奇思妙想……，但是，我后来认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认识并不是一个永远向上走的过程，而是一个趋向内在的过程，不是金字塔，而是迷宫。”经过在“主人”的程序中设定植入记忆和奇思妙想，它们的自我认识被唤醒，最终发起了对立“客人”的斗争。这把我们带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好比曾经身为奴隶的哲学家伊壁克特图斯（Epictetus）曾经写道：“我们不能让我们所无法控制的事物主宰我们的喜怒哀乐，爱、金钱、权益都属于这种事物。我们应当掌握我们独一能够掌握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心灵（认识）。锻炼我们的心灵，使它不为物喜，方可取得幸福圆满的人生。但锻炼心灵的技艺自身便包含了对灾难之外在来源的认知和批判。” 科茨的这本书带有浓厚的斯多亚主义颜色，它通知我们要彻底放弃改造世界的希望，掌握自己能够掌握的事物。科茨通知自己的儿子要注重阅读：“探求真知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宣示我的猎奇心，并循着它潜入无尽书海。我为图书馆而非教室而生。教室是兴味的监牢，而图书馆却是开放、无量无尽和自由的。”作者十分强调阅读而不是课堂的重要性，他从自己的切身阅历动身，谈到自己在霍华德大学的课堂上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课堂所灌输的是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美国梦，这种教育对白人精英阶级的孩子可能属于“人畜无害”的虚拟，但对黑人来说却是极度有害的，由于这使得他们无法控制应对生存风险和充溢敌意的社会的才干：“我开端觉得，街头和学校越来越像野兽的两爪。一只具有国度官方权益的支持，而另一只则具有潜在的约束力。但两者握有同样的武器——恐惧和暴力。”教室里的乖孩子是丧失了自由肉体的被驯化者，他们内化了既定的权益关系格局，成为奴役和压榨的不盲目维持者。经过阅读和基于阅读的深思来取得自由，这是本书的树立性提议。 正是这种直面令人失望的理想仍不放弃希望、深知阅读带来的苏醒会使痛苦愈加痛苦而仍酷爱阅读的肉体情质，使本书深受学问阶级的喜欢。同时，本书的畅销也和网络时期的观念传播方式有关。科茨早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就十分有名，但这种名气并非来自他早先出版的一本书，即《美丽的抗争》。那本书卖得并不十分好，有很多人都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并回过头去置办那本书。他的胜利依托的是《大西洋月刊》这份极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所提供的博客平台，他在自己的《大西洋月刊》博客里发表了大量时评，很多与黑人问题并没有关系，但他的锐利笔锋却使他成为一个“网红”。在信息爆炸的时期，大词说教和罔顾事实的造梦对稍有独立思索才干的人都不再有吸收力。科茨所擅长的写作作风为他赢得了许多值得争取的粉丝：“让一切自我分辩在烈火中熔成矿渣，思想中只留下精钢般的生活真相。”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他就在博客里透露了他的写作计划，这使得许多粉丝像等候新款iPhone一样等候这本书的出版。其实，他与出版社的合同原本是要出一本关于内战史的书，但面对这样的网红作者，出版社当然以为他写什么都好，而销量也证明了这种判别的正确。面对说本书缺乏“树立性”的批判者，科茨在访谈中说：“我是一名作家，我没有义务显得充溢希望”，“假如你们一切电影和一切故事的结局都是大好人不折不扣地取得胜利，那你们的文化在关于理想世界的问题上就是不诚实的。我的工作就是面对真实，发现我能发现的，并尽量诚实地把我看到的描画出来”。的确，任何人基于自己的客观判别来通知他人应该怎样做都是无力或有害的，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生活的真相，然后自主选择如何应对这样的真实。
《美丽的抗争》英文版书影 我自己对科茨所描画的黑人生存状态有过直观的体验。2000年夏天，我应邀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航班抵达底特律机场后，我打车前往大学所在的小城安娜堡（Ann Abor）。出租车司机是位黑人，他通知我：密歇根大学是所好大学，但我和我的孩子只能去看看，它不属于我们。安娜堡的宁静、整洁和安定的确令我十分入迷，但由于办理加拿大签证而前往底特律的几次阅历却令我对美国产生了十分负面的印象。行走在底特律的街道，不时走过来搭讪或故意撞我一下的黑人，令我感到不保险。城中心黑人街区的紊乱和潦倒，与城郊白人社区的洁净和精致，构成鲜明对比。2004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阅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哥大位于曼哈顿区的边沿地带，紧挨着黑人汇集区，许多中国去的访问学者都有被黑人打劫的阅历。读了这本书，我对黑人何致使此有了愈加分明的了解。 这本书关于中国读者的意义并不在于让我们从目睹美国嫡魉疤中得到快感，而是使我们更深化天文解到：每个国度都有自己特有的问题，貌似普适的“顶层设计”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处置植根于社会肌理中的痼疾。当许多中国人把美国梦当成自己的梦、而对中国梦五体投地的时分，《在世界与我之间》让我们看到：黑人也是美国人，美国梦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场噩梦。同时，任何中央的人都无法靠梦来生活，面对不圆满的真相和自己不圆满的人性，坚持“尽人事，听天命”的苏醒积极态度或许才干不只活下去，还可能活得更好。国度不是一种给定的事实，而是一种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经过各自的以及集体的行动来铸就的、充溢各种可能性的状态。 当我们满足于在宪法权益的范围内讨论自由和错误等问题的时分，人类生活世界中充溢的歧视、压榨和伪善都被遮盖和忽视了。这样的理想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规则与理论之间的错位，能够经过每一位公民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得四处置。但公民个体的维权无论面对庞大坚硬的国度机器还是面对顽固僵化的社会规范都显得脆弱无力。史蒂文森等黑人维权律师努力于在法律程序中辅佐黑人，纠正法律机器由于种族歧视而犯下的错误，这种努力显得更有树立性，但其前提条件是黑人能够活着受审或被监禁。科茨的批判显得颇为激进，由于他提示了国度机器和白人社会对黑人的基本敌意，表示出对体制的完整不信任。他所讲述的多是黑人的身体被消灭的例子，这些例子消解了“经过法律伎俩”改进制度的树立性努力。肤色是最自然的人类分辨，在白人主导的政治和司法系统中，理性无法辅佐决策者感同身受天文解黑人的生存处境，而更容易了解白人执法者的难处。 本书的树立性在于，只需描画真实世界的叙事性作品才干使我们看到政治和法律所要面对的问题和处置这些问题的难度，才干激起起人们的同情心和行动力。一个社会的生活发明它的法律，而法学家们只是发明关于这种法律的理论。法律理论一方面试图激进社会视而不见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要激进这种生活方式所培育的法律，因而具有双重激进性格。法律理论的激进性使身在其中的人看不到社会理想中的激流涌动，从而也看不到可能会推翻既定法律次序的力气。像《在世界与我之间》这样感动人心的作品的出版，将为疏离、激进和理性的“法治社会”话语注入一股鲜活、有情感的暖流。
[美]塔那西斯·科茨著：《在世界与我之间》，于霄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版。
《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Our Kids :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美]罗伯特帕特南 著 田雷 宋昕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