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汉培：今文学之孔诞观

今文学之孔诞观

涂汉培

（原刊于2020年《孔子学刊》）

作者简介：涂汉培，四川仪陇人，哲学博士，吉首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摘 要 ：两千余年来，关于孔子诞辰之争论，可谓聚讼纷纭，无所适从。要言之，其归不外两派而已：今文学以孔子生于鲁襄公廿一年十月庚子，古文学则以为鲁襄公廿二年十月庚子。其中，今文学之孔诞观渊源有自，其以孔诞不只仅传于《公羊》《谷梁》二传，更当载于《春秋》经，为孔子所自书。而其意义就在“庚子”：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孔子受天命为素王，圣而无位，制法以治万世。

关键词 ：今文学；孔诞；《春秋》；庚子

近年来，随同文庙祭孔礼仪[1]的部分恢复，大陆关于将孔诞日设为教员节的呼声愈来愈高，也逐步成为民间和官方的共识。不外，孔子究竟降生在哪一天，两千余年来，可谓聚讼纷纭，无所适从。钱穆即论“孔子生年”之“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2]随后，国民政府将孔诞“用”以为教员节。董作宾则极力反对政府以公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诞，后又做出退让：“真正孔子华诞的考定，是一回事；择一个日子来留念孔子，又是一回事。后者的目的抵达了就不用再去争论前者。”[3]孔子华诞是一个事实，而留念孔子则表明孔子华诞有其意义。董氏的这个分辨颇合今文学“重义不重事”[4]的传统。但是，孔诞之义能否仅能由以用孔诞为教员节表示出来？

一、今、古文学之孔诞日

记载孔子华诞的最早的牢靠文献，当是《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谷梁二家皆出自孔子口传，同属号称道一同风的今文学，年与日虽同，而至少在文面上，却有一月之差。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曰：“十有一月者，周正也。鲁历为十月。”而其在笺《公羊传·隐公元年》“王正月”时即明白指出：“鲁不用周正”而“用殷正”。[5]可见，王氏以《公羊》用周正，《谷梁》为殷正；周正建子，十一月建戌，殷正建丑，十月亦建戌。因而，《公羊》“十一月”实与《谷梁》“十月”同时。与王氏之思绪相同，何新则以《谷梁》“用周正”，《公羊》“用颛顼历”。[6]周正建子，十月建酉；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建亥，十一月亦为建酉之月。冯去疾乃别开调人之另一途径：“是岁八月置闰，以历法积之，则大雪当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为十一月朔气。又三四日为庚子，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节矣。”[7]襄公二十一年既闰八月，则以历法推，孔子华诞十月二十一日已在大雪之后。但按闰年节气，大雪乃是十一月之节。因而，冯氏言《谷梁》之“十月”是“据实而书”，《公羊》之“十一月”则是“以节书”，二者亦同一时间。

不外，陆德明《春秋公羊音义》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8]按六十甲子纪日法，庚子在庚辰之后二十日，所以，仅仅依据“十月庚辰”并不能推出“庚子”亦在十月。陆氏实践上是省略了一“朔”字，“十月庚辰朔”意谓庚辰为十月初一日，此年又无闰十月，[9]则庚子为当月二十一日。陆氏从常识与版本两个方面阐明《公羊传》亦当作“十月庚子”，为后世众多经史学家所赞同。如阮元《春秋公羊传注疏校勘记》引陆氏此文后言：“按《谷梁传》作‘庚子孔子生’，与陆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与唐石经同。又按作‘十月’者是也。”[10]

《左传》虽不载孔诞，但左氏先师贾逵注襄公二十一年《经》云：“是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引贾逵语：“仲尼时年三十有五。”[11]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据之以定贾、服“皆以孔子为二十一年生也”[12]。钱大昕更广言“是汉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13]。但贾、服未言孔诞月、日，刘师培据“左氏先师推说孔子生年与《公》《谷》同”而断：“所传月日，亦当弗异。”[14]因而，贾、服等汉儒亦从《公》《谷》以断孔诞。由此可见，今文学以孔诞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

而司马迁继《春秋》作《史记》，自言“闻之董生”（《史记·太史公自序》），康有为、梁启超、杨向奎等据之以定史公为公羊家。[15]关于孔诞，《史记·孔子世家》言“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并不用两汉诸儒皆认同的今文说。[16]然则史公此说何本？孔元措《祖庭广记》言：“《世本》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17]冯煦即以《世本》为《史记》所本：“考《世本》与《国语》并成于左邱明，说见《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记孔子之生于襄二十二年，据左氏《世本》。”[18]《世本》属左氏古文，详载孔诞年月日，《史记》记年无月日，而《世本》既为《史记》所本，则《史记》所无之月日，即《世本》之“十月庚子”，亦与今文孔诞之月日同。[19]

古文《左氏》虽不载孔诞，却记孔子卒年为哀公十有六年。杜预注：“鲁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孔颖达疏：“《孔子世家》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长历校之。”[20]是孔氏即以杜预采史公《孔子世家》为说。刘师培曰：“《史记》以孔子之生当襄公二十二年，杜注据之以与贾、服立异。”[21]但杜预注《左传·昭公七年》：“僖子卒时，孔丘年三十五。”孔颖达疏：“当言三十四，而云‘五’，盖相传误耳。”[22]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而杜预于它处皆以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此处“当言三十四”，诚如孔氏所正。故王鸣盛言：“杜窃服注，据为己有，遂忘前语，言行一致。”[23]此证杜预原本亦用服注，而在孔诞问题上，之所以故意与左氏先师贾逵、服虔“立异”，即在贾、服遵今文说，而杜氏力标古文也。

由此可见，历代关于孔诞之纷争，二派而已。钱穆考孔子生年，列《公》《谷》二传与《史记》二说。[24]刘咸炘决辨孔子生年月日，录二《传》与《史记》为“双方”[25]。董作宾剖析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所举一百二十家（含广牧一家），归为“一直相互对峙的”“两大派”：以二《传》为依据的鲁襄公廿一年十月庚子（即夏历八月廿一）说与以《史记》为依据的襄廿二年十月庚子（夏历八月廿七）说。[26]董氏又言：“孔诞的八月廿一和八月廿七两说，原是两千年来今文古文家各持门户之见牵扯不清的旧案卷。”[27]其以 今文学之孔诞为襄公廿一年十月庚子、古文学之孔诞为襄公廿二年十月庚子，[28]甚为卓见。

二、孔诞载于经

《汉书·艺文志》：“《经》十一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29]汉季熹平石经亦《经》《传》别行，后来《经》《传》合一。段玉裁言：“自《公》《谷》经不别为书，唐《开成石经》每年经传掍合之，尽一年乃跳起，于是经传不可分。”[30]因而，今文二《传》所载孔诞，未晓在《经》在《传》。

与今文相对，古文《左传》并不载孔诞，后人据此以定《公》《谷》之“庚子孔子生”为传文。童书业云：“左氏无此条，古经也……尔后师所记。”[31]王维堤、唐书文曰：“此条《左传》无，故知非经而为传文。”[32]诸家以为三传虽有今、古文之分，三传所载之经则同，是以左氏经传既未载孔诞，则《公》《谷》所载孔诞自为传文。与此相似，在版本上，今文内部公羊与谷梁有“十一月”“十月”之异，公羊不同版本间亦见有、无“庚子孔子生”句之差，斯亦可为孔诞为传文之证。童书业谓：“公、谷文字亦不同，益见其为晚出之文矣。”[33]《公羊音义》明言“庚子孔子生”为传文，[34]段熙仲续之：“又本无此句，足证此非经文。《公羊》未有无经之传，此传则后师所记也。”[35]

非特如是，今文疏家亦多径以为传文者。徐彦《公羊注疏》：“《左氏》经无此言，则《公羊》师从后记之。”[36]杨士勋《谷梁注疏》：“仲尼以此年生，故传因而录之。”[37]孔广森《公羊通义》谓“传记此者”，[38]廖平《谷梁古义疏》亦言“先师记此”，[39]皆以为显而易见之事而未言及缘由。蒋伯潜曰：“《春秋》记各国大事，即孔子曾加笔削，亦无插入自己出生一条之理。”[40]《春秋》乃记各国大事之国史，记某人生者，仅鲁桓公世子子同生一条，且特记以讥桓公，[41]而“孔子布衣”（《史记·孔子世家》），其生安得载于经？就算孔子曾加笔削，以孔子一向谦恭之德，更不可能增书己之出生。即便孔子自书己生，亦无自称“孔子”之理。故周广业曰：“此追记师之生年，故称子而不名。”[42]

主孔诞之所以载传者之意盖尽于此矣。若夫《左传》无有“孔子生”之经文，西京今文博士已谓“《左氏》为不传《春秋》”[43]，不称《春秋左氏传》而为《左氏春秋》，故固不能够《左氏》不载孔诞而断今文孔诞载于《公》《谷》之传。至于《公》《谷》间“十一月”与“十月”之异，经史学家则或释以二者同时，或直以《公羊》“十有一月”为误本；《公羊》“又本无此句”，段氏不明谓“《公羊》未有无经之传”乎？是其固知《公羊》有无传之经也。即孔诞为后师所记，则版本何以只能脱传文而不能缺经文？

冯煦即言：“（《公》《谷》）于襄二十一年经纪‘庚子孔子生’。”[44]梁启超曰：“《谷梁传》经文与《公羊》同，唯‘庚子’之上无‘十有一月’四字。”[45]吴静安亦云：“《公羊》于经文后书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无十有一月四字。”[46]是诸家皆谓孔诞载于经。钟文烝《谷梁补注》则首先提出对杨士勋、段玉裁以孔诞载于传之论之反对意见：“《传》始本与《经》别行，岂得于‘小大敌也’之下突接此句，不为《传》体而为《经》体乎？又岂得无月有日乎？《公羊》之《传》亦不得尔。”[47]《传》始单行，“庚子孔子生”若是《传》文，一者，其与其上之传文“小大敌也”之衔接并不自然，而显突兀：显然，与“小大敌也”不同，“庚子孔子生”并非上一条经文“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之传；再者，“小大敌也”在正月，“庚子孔子生”在十月，二者并非同月，按例不能省月，而传家何以记日不记月？是“庚子孔子生”非传文也。钟氏继而得出孔诞载经之结论：“谷梁子作《传》时，所据《经》已有此句。《公羊》之《经》，出于口授，即是此本，惟《左氏》别有传授，故其《经》无此句，而获麟后则有《续经》三年事也。”[48]进而，观左氏“续经”，其最后一条经文“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在方式上与“十月庚子，孔子生”完整分歧。二者终身一卒，内容亦相应。前者既被目为“经”，[49]则后者理不得不谓之经。

另外，不少历史学家依据《春秋》有“庚子孔子生”之文而承认孔子作《春秋》，[50]如顾颉刚据之云：“显见《春秋》之为孔子以后所修，明矣。”[51]杨伯峻亦言：“这一‘生’一‘卒’，自然不会是孔丘自己的笔墨。”[52]这从背面证明了孔诞载于经：如孔诞载于传，则基本无法承认孔子作《春秋》之传统观念。[53]而且，另一方面，前已言主孔诞载传者亦从“庚子孔子生”发挥出两点理由，即孔子不可能自称“子”与记自己华诞。关于前者，孔子自然当自称名，言“子”显是弟子所为，但这并不能成为承认“庚子孔子生”为孔子自书之理据。就以《春秋》而论，国史当时记诸侯行事，自不能预知诸侯死后之谥号，而《春秋》记事称某公谥号，自是国史事后追改，然后人见国史当时即为诸侯谥号，却未有以此为承认国史为非真之理由者。“孔子”之称，亦复如是。[54]至于自记己生，亦当与记“子同生”一例。徐彦云：“《春秋》之内，鲁侯多矣，皆不书生。”[55]《春秋》诸侯生且不书，更不当书“子同生”，而特笔书之者，乃有为而书，《公羊》《谷梁》发传以明之。而“孔子生”，亦有为而特书，顾二《传》因故未发传，正待后世今文学者发明之。

三、“庚子”以见孔诞义

主孔诞为传文者多以为《公》《谷》二传记“庚子孔子生”是为尊圣。段玉裁曰：“《公》《谷》记生者，见尊圣之微意。”[56]康有为亦言：“此是弟子尊圣人，补书于此。”[57]然则二传专为解经，尊圣本无关于经文，传何以无中生有？而且，记生如何表示尊圣之意？尊圣不用记生，而记生亦未能很自然、内在地落实为尊圣。故王闿运虽主孔诞为传文，而素驳尊圣说之非：“非重孔子而僭记之。”[58]其《孔子华诞考》更广论“《春秋》记生者”，皆“非尊重之词也”。[59]周逸为其师王闿运《孔子华诞考》作跋语，更直接指出：“尊孔之实践似不用龂龂于华诞同异。”[60]既然尊圣不是《春秋》记“孔子生”之目的，[61]那么， 《春秋》书孔诞之意义何在？

众所周知，张三世为公羊学三科九旨之一科，《春秋纬》、董仲舒、何休皆以隐、桓、庄、闵、僖五公为所风闻世，文、宣、成、襄四公为所闻世，昭、定、哀三公为所见世。[62]博士颜安乐则创为新说，以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世。[63]颜氏分张三世以孔子生为断，而其对“庚子孔子生”之直接说解，则因其著作《公羊颜氏记》之亡佚而未知。逮有清孔广森作《公羊通义》，亦于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分张三世，不从董、何而从颜氏，以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世；又于注“庚子孔子生”时呼应之：“传记此者，分别自后为所见之世故也。”[64]王闿运为之后援：“此弟子所记传文，以起三世之例者……知孔子之生年，乃能定风闻、闻、见之世。”[65]其弟子廖平亦言：“先师记此，以明三世之例。”[66]是诸儒皆以“庚子孔子生”为传文，乃弟子记以起所见世。但颜氏乃背弃公羊师说，创为新论，以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世，徐彦《公羊疏》特为驳正，甚有理据，[67]故“庚子孔子生”与张三世亦无直接之关联。

实践上，不论是“尊圣”说，还是“起所见世”说，皆只着眼于“孔子生”这个作为笼统方式的事情，而完整疏忽了“庚子”这个作为真实内容的时间。在今文家看来，“庚子”与“孔子生”是不可分割的：“孔子生”是意义的承担者，作为受人尊崇的圣人，孔子之生自身具有不相上下的意义，但一定经过“庚子”展示出来；“庚子”是意义的诠释者，作为天道气理运转方式的时间，自然不能独存，唯“孔子生”当之。因而，《春秋》之所以书孔诞， 即孔诞之意义，全在“庚子”上。

那么，今文学的“庚子”具有怎样的内容？又以怎样的方式表白出来？太史公云：“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能够书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休曰：“《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68]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以“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因而才有孔子口传其旨于弟子，是为口说。及至孝景之世，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生才将口说着于竹帛，是为《公羊传》。不外，与孔子一样，公羊、胡毋二人也须畏时远害，所以着于竹帛的口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可书见”的部分则继续以口说的方式传播，后多继续保存于谶纬之中。[69]故杨士勋言郑玄《六艺论》之论《三传》之语“左氏擅长礼，公羊擅长谶，[70]谷梁擅长经”，“是先儒同遵之义也”。[71]另外，东京之季，朝廷厉禁谶纬，故郑玄引纬书才不得不变名为“说”，《某经说》实践就是《某经纬》[72]。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看来，《春秋经》、口说、《公羊传》、谶纬四者之间在一定水平和范围具有内在分歧性。[73]

“庚子”的意义作为口说，本应列于《经》，乃至孝景时亦未着于《传》，是为口说中的口说，微言中的微言，所谓“十分异义可怪之论”，最不可书见，所以秘纬成了其最后容身之所，故廖平言“《公羊》精微，具见纬候”[74]。至于此“庚子”之精微，《诗纬·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人制法，天下治平。”可见， “庚子”当包含二义：“庚”之更革义，与“圣人”相应；“子”之滋生义，则关乎“制法”。赵在翰辑此条入《七纬》，并释之曰：“天命元圣庚子日生，元圣作述，垂法万世，天下以治平焉。传《春秋》者，谨志圣人生卒年月。传《诗》者，谨推华诞之义，应运之理。其文殊，其恉一也。”[75]首先，赵氏申论“庚子”之二义，亦以“天命元圣”当“庚”，“元圣作述”以“垂法万世”当“子”。其次，赵氏特意指出《春秋》记孔诞，《诗纬》阐释其义理，二者皆传自孔门弟子，故能够《诗纬》解《春秋》。

其中，“庚”亦有授、受两个方面之意涵：天更革己命之所在，孔子新受命为圣人。后世俗学以王为圣，是以苏林、董巴即据以劝魏文受孝献禅：“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圣人，制法天下，布德于民也。”[76]苏、董所为，犹刘歆之助新莽，乃以魏文比孔子；[77]不外，略去身手，仅就其所比之方式而言，却也恰当。[78]太史公继孔子作《春秋》而为《太史公书》，言孔子为何作《春秋》：“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79]（《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80]即是革去周之天命，树立“一个以孔子为中心的‘《春秋》朝’”[81]，亦即康有为所谓“以《春秋》为一代”[82]。

非特如是，“庚”之更革义还体往常天命之内容上。但天不言，垂象以见之。王勃《益州夫子庙碑》言夫子生时之天象曰：“帝车南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张燕公已“悉不解”，而“访之一公（即僧一行也）”。一公曰：“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一公亦“卒不可悉”。[83]孔广森解之：“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寿星之次，与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时，帝车南指，此日加午之验也。占之《金匮式》曰：‘六阳罡为六合，暂时之方，青龙系日，具神胜光，天乙登车，朱雀飞翔，始以龙见，终以蛇藏，是有德而章，无位而王者与？’”[84]天象幽远玄奥，虽一公亦不能全解，且付之阙如，要知天命孔子圣而无天子之位可也。

不同于舜、禹先为中央王朝之“百揆”“司空”，亦不同于汤、武固是前朝畿外之诸侯，孔子布衣，其所以王，亦非舜禹之受禅、汤武之征伐，而是作《春秋》当新王。与前圣受天命为天下王以治当世不同，[85]孔子受命为素王，不能治一代，而制法以治万世。故郑玄曰：“（孔子）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86]孔子知天命，自号素王，故书己之华诞于《春秋》以见义。不外，孔子与前圣还是一脉相承的。《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称孔子“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刘逢禄因言：“《春秋》之义固上贯二帝三王，而下治万世者也。”[87]廖平曰：“中国教化由孔子一人而定，先孔子而圣者，为孔子之托辞；后孔子而王者，非孔子无所法。”[8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贤于尧舜、生民未有。因而， 在圣人所组成的道统序列中，孔子改动了圣人的传承方式、存在样态、管理方式。实践上，孔子也就此终结了圣人的历史，孔子之后，再无圣人，[89]亦无需新的圣人。作为最后的圣人，孔子在总集前圣之大成的基础上，制法万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9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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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文庙祭孔多在春、秋二仲月之上丁日，所谓丁祭者也。民国以来之祭孔，则多在孔诞日。若严厉依照孔子正名之论，民国以来特别是近年之祭孔，直“玉帛钟鼓”云乎耳，其“祭”亦“留念”而已。

[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九州岛出版社，2016，第2页。

[3] 董作宾：《孔子诞辰留念日平议》，《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第3册，第324页。周逸为其师王闿运《孔子华诞考》作跋语云：“孔子，日月也，自强不息，无日非华诞。倘尊孔者能于五伦八德上躬行理论，则孔子日日华诞，而万古不没矣。”见王闿运：《孔子华诞考》，载王闿运撰，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第1册，第279页注1。

[4] 孔广森着，崔冠华校点：《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85页。

[5]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1册，第282、68页。

[6] 何新：《圣：孔子年谱》，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第11页注1。

[7] 见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载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第3册，第1860页。

[8] 陆德明：《经典释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义务公司，2005，第416页。

[9] 王鸣盛曰：“置闰又在二月，十月既无闰，十一月安得有庚子邪？”见王鸣盛：《蛾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第809页。崔述言：“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月中不得复有庚子。”见崔述：《洙泗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5页。

[10] 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866页。以《公羊》亦当作“十月庚子”者，尚有孔广森《公羊通义》、陈立《公羊义疏》、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江永《乡党图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段玉裁《公谷记孔子生说》、孙志祖《读书脞录》、郑珍《巢经巢经说》、龚道耕《孔子生年月日说》、刘咸炘《孔子生年月日决辨》等，不胜枚举。

[11] 并见沈钦韩撰，郝兆宽、陈岘点校：《春秋左氏传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387页。

[12] 同前注。

[13] 钱大昕：《孔子生年月日》，载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第7册，第86页。

[14] 刘师培：《孔子生卒年月》，《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第4册，第57页。

[15]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209页；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第20页；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载《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3页。

[16] 司马贞、宋翔凤等皆以《史记》之孔诞与《公》《谷》同年。司马贞《史记索隐》：“《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6册，第2311页。司马贞从公羊，以公羊用夏正，史记用周正，故夏正十一月为周正明年正月也。宋翔凤则以《公羊》《谷梁》同《史记》，以孔诞在襄公二十二年：“《公羊》在二十一年，《史记》在二十二年，似各不同，其实无二也。盖公羊先师欲记圣人生年月日，而襄廿二年经文之下无可附丽……故发此传于廿二年之首，不系于廿一年也。”见宋翔凤撰，梁运华点校：《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67页。

[17] 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3316册，第1页。刘师培言：“宋、金之际，《世本》已亡，孔氏所引，能否原书佚文，殊无确证。”见刘师培：《孔子生卒年月》，第58页。

[18] 冯煦：《嵩叟庵随笔》，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7辑，第597页。

[19] 崔适即云：“惟《世家》无月日，当取二《传》补之。”见崔适：《史记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148页。

[20] 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注疏》，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唐宋注疏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3册，第657页。

[21] 刘师培：《孔子生卒年月》，第58页。

[22] 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注疏》，第483页。

[23] 王鸣盛：《蛾术编》，第809页。

[24]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1页。

[25] 刘咸炘：《孔子生年月日决辨》，《推十书·甲辑》，增补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第2册，第564页。

[26] 董作宾：《孔子诞辰之考定兼论改为国历问题》，《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3册，第296-298页。

[27] 董作宾：《孔诞的抉择》，《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3册，第315页。

[28] 廖平《今古学目标不同表》言：“今为经学派，古为史学派。”见廖平：《今古学考》，载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册，第26页。冯煦言《史记》所本《世本》亦为古文。

[2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6册，第1712-1713页。

[30] 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81页。

[31]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82页。

[32] 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23页。

[33]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讨》，第282页。

[34] 陆德明《公羊音义》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传文”二字之后，有断、有不时者。不时者，如《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之整理者刁小龙；主断者，意谓“庚子孔子生”是传文，如段玉裁，其言：“陆氏云：‘庚子，孔子生，传文也。’”见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第81页。段氏特意增一为陆氏原文所无之“也”字，以为消弭歧义之用。

[35] 段熙仲着，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63页。

[36]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855页。

[37]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榖梁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64页。

[38] 孔广森着，崔冠华校点：《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第213页。

[39] 廖平撰，郜积意点校：《谷梁古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534页。

[40] 蒋伯潜：《诸子通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第35页。

[41] 《公羊传·桓公六年》：“子公羊子曰：‘其诸以病桓与。’”病，即讥意。故王闿运曰：“反致比于子同为讥文也。”见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第282页。

[42] 周广业着，徐传武、胡真校点：《经史避名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098页。

[4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7册，第1970页。

[44] 冯煦：《嵩叟庵随笔》，第596页。

[45] 梁启超：《曼殊室随笔》，北平：正中书局，1948，下册，第449页。

[46] 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00页。

[47] 钟文烝撰，骈宇骞、郝淑慧点校：《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569-570页。

[48] 同上注，第570页。

[49] 顾颉刚曰：“后世古文家因称获麟以后至于孔丘卒之文为‘续经’，谓为后人所续。”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讨》，成都：巴蜀书社，1988，第13页。但经为圣人所作，传为贤人所述，乃为古今学者所公认。孔子不能自记己卒，故古文所谓“续经”者，实非经也。

[50] 戴维则以此《公》《谷》记载“孔子生”而《左氏春秋》无之之事实为其“狐疑《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自己”之依据之一。见戴维：《春秋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第12—13页。

[51]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讨》，第14页。

[52] 杨伯峻：《杨伯峻治学论稿》，长沙：岳麓书社，1992，第47页。

[53] 蒋庆云：“《公羊传》是孔子自传……公羊先师均为传《传》之人，而非作《传》之人。”可谓通论。见蒋庆：《公羊学引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57页。

[54] 钟文烝曰：“其（弟子）追记师言，或称子，或称孔子，皆从大夫之贵称。”见钟文烝撰，骈宇骞、郝淑慧点校：《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第570页。

[55]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49页。

[56] 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第81页。

[57]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723页。

[58]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第282页。

[59] 王闿运：《孔子华诞考》，第278页。

[60] 周逸：《孔子华诞考·跋》，见王闿运：《孔子华诞考》，第279页注1。

[61] 主孔诞载经，尊圣却自由其中。孔子当时必自书孔某，弟子方改名从子，犹国史在国君薨后将其生前之称谓改为死后之谥号。《春秋》备七等进退：州、国、氏、人、名、字、子，由名进子，方是尊圣之下落。

[62] 《春秋纬·演孔图》：“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见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374页。《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风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风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风闻也。”何休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势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势也。‘所风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势也。”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8页。

[63] 其理由有二：一者，襄公二十三年之经文“邾娄鼻我来奔”与昭公二十七年之经文“邾娄快来奔”相似，传文则皆为“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就经传之书法而论，二文同辞，则襄廿三年与昭廿七年当同在所见世；二者，“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从生以后，理不得谓之所闻也”，从字义上看，“所见”为孔子所见，而孔子生即有见，故自此为所见世。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5页。

[64] 孔广森着，崔冠华校点：《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第7、213页。

[65]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第282页。在其遗稿《孔子华诞考》中，王氏进一步将张三世与立法联络起来：“《春秋经》记生者，子同生、蝝生，皆所以立法，非尊重之词也……《公》《谷》之记孔子生者，为张三世，孔广森《解诂》云‘此以后为见世’是也。”见王闿运：《孔子华诞考》，第278页。其中，“孔广森解诂”当为“孔广森通义”。

[66] 廖平撰，郜积意点校：《谷梁古义疏》，第534页。

[68]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5页。

[69] 郑玄则直以纬书有为孔子所作者，其《起废疾》曰：“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见郑玄：《针膏肓·起废疾·发墨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第145册，第875页。

[70] 此“谶”当包含“纬”：析言之，谶、纬小异；合言之，则一体而常并举通用。郑玄此为协句而单言谶耳，证以何休《解诂》多取《纬书》，此纬在谶中而并为公羊所善，皎然大白。后刘敞因言“《公羊》牵于谶纬”，可证。见王应麟着、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785页。

[71]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3页。

[72] 孔颖达曰：“凡郑云‘说’者，皆纬候也。时禁纬候，故转‘纬’为‘说’也。故《郑志》张逸问：‘《礼》注曰“书说”，《书说》何书也？’答曰：‘《尚书纬》也。当为注时，时在文网中，嫌引秘书，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说”云。’”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19页。

[73] 孔子作《春秋》经是今文学的基本观念。又蒋庆云：“《公羊传》是孔子自传。”又云：“公羊口说是孔子亲说。”见蒋庆：《公羊学引论》，第57、59页。郑玄杂糅今、古文学，其以孔子作有纬书之论，则是今文学之观念，故多为古文家所批判。

[74] 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载《廖平全集》，第9册，第2144页。

[75] 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第237页。

[76] 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3册，第776页。苏、董引《诗纬·推度灾》为魏更革汉之天命之依据，故其意在“庚”不在“子”。另外，禅让也属于广义的反动。可参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227页；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45页；刘小枫：《儒家反动肉体源流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40页。

[77] 西凉武昭王李暠于庚子年建年号为“庚子”，亦取义于此。可参李正宇：《志在更革——从凉王李暠“庚子”年号谈起》，载陇西李氏文化研讨会编：《陇西李氏文化专辑》，第85—91页。

[78] 康有为亦由此以庚子年为大同之始年：“夫近年以大同纪年，当以何年托始乎？……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为公历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纪以为二十世开幕之一年者，当即以庚子春分大同元年托始之正月朔日。”见康有为：《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90页。

[79] 《说苑·君道》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淮南子·泛论训》亦言：“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

[80] 此即是公羊学三科九旨之通三统科之三旨。

[81]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388页。

[82]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210页。“以《春秋》为一代”乃康有为解《淮南子·泛论训》“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之语，而当代公羊家蒋庆则直以“以《春秋》为一代”为《淮南子》之原文，虽属误引，却更凸显公羊学之一向立场。

[83] 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15—116页。

[84] 孔广森着，崔冠华校点：《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第213页。

[85] 在儒家道统序列中，尧、舜禅让为一类，禹受禅而传子为一类，汤、武征伐为一类，文王、周公、孔子不同于前三类，其“王性”有疑，另为一类。而且，从文王到周公到孔子，其“王性”递加，但今文学却深信文王称王、周公摄政称王、孔子为素王。

[86] 见皮锡瑞：《六艺论疏证》，载《皮锡瑞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3册，第570页。同理，郑玄以孔子自号素王之论，还是今文学之观念。

[87] 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4页。

[88] 廖平：《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载《廖平全集》，第7册，第1280页。柳诒征则以“文化”立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第302页。

[89] 后世孔庙中作为“四配”的“四圣”，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所复、宗、述、亚者，皆孔子也。“四圣”不自圣，而孔圣之主流余裔也。至于“史圣”“草圣”“医圣”“书圣”“画圣”“诗圣”之流，又其他矣。

[90] 因而，当下大陆争取将教员节改在孔诞日的行动，不外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

编辑：郝学智

审核：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