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塔·米努金（Martha Minujin） 超大型装置《书之帕特农神殿》 弗里德里希广场， 2017卡塞尔文献展 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艺术展之一，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相比于其他二者两年一届的频率，卡塞尔文献展以五年一届的筹备时间，赢得了人们更多的等候。 实践状况并不止如此，卡塞尔文献展的商业气息更淡，而从艺术表示和学术研讨来看，卡塞尔文献展以其对世界政治、社会和文化议题的敏感反响和深化批判，实则在人们心中站稳了世界当代艺术展的头把交椅。 因而，在每隔五年展期为一百天的卡塞尔文献展期间，人们便从世界各地争相涌进德国黑森州北部的城市卡塞尔，使这个宁静的城市以艺术之名而沸腾。 从1955年举行第一届以来，卡塞尔便仰仗着文献展成了世界当代艺术的中心。而另一个让卡塞尔这个有着不到20万人口的德国城市出名于世的，便是近两百年前曾在卡塞尔寓居了多年并在此创作出大量作品的格林兄弟。假如说“格林童话”哺养了全世界儿童的想象力，那么卡塞尔文献展则指引了全世界当代艺术的探求方向。 卡塞尔文献展不只仅属于德国，更属于世界，它被称为艺术朝圣者的“麦加”。 因而，在卡塞尔今年迎来第十四届文献展之际，从各地前往此地朝圣的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喜好者以及各行各业对文献展感兴味的人士等，都纷繁拥堵在卡塞尔的街头巷尾。其实，我在前往卡塞尔的火车上，就遇到了好几个不同职业的人，他们都是要去看文献展。
▲ 弗里德里希美术馆 卡塞尔文献展主场馆之一 文献展早已成了卡塞尔的城市名片，展览期间，一切的社会效劳部门似乎都理所应当地盘绕着文献展在打转。无论是火车站的讯问中心，还是游客效劳中心，抑或是信息效劳部门，当我走进去时，基本上都不用启齿，只是眼神刚刚接触到，他们的效劳人员便都立马心照不宣，拿出文献展的信息资料、地图等相关信息。这不由让我觉得，全城似乎只需文献展这一件事，而这件事的展开关乎着全城的荣誉。 此届文献展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便是位于卡塞尔市中心弗里德利希广场上的《书的帕特农神庙》。
▲ 马塔·米努金（Martha Minujin） 超大型装置《书之帕特农神殿》 弗里德里希广场， 2017卡塞尔文献展 这件工程浩荡的作品，是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Marta Minujín）在钢架的“帕特农神庙”结构上包裹书籍搭建而成。固然我抵达时，文献展曾经开端几周了，但这个面向全世界征集十万本禁书的艺术创作还在中止中，因而神庙简直还有一整面是未被书籍掩盖的钢架。 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观赏性，沿街的一排露天餐厅中，不少人的座位直接面对着“神庙”，人们喝着酒，躺在椅子上，双脚翘起，对着“神庙”堕入长时间的沉思，他们看起来都好放松，似乎躺在海滨浴场晒着太阳，认真观赏着海浪普通。 而走进神庙，便发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禁书五花八门，除了德国纳粹上台时期被焚毁的卡尔·马克思、史蒂芬·茨威格、托马斯·曼、卡夫卡等人的书，还有波伏娃的《第二性》、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另外还有一些禁书，的确让人费解它们被禁的缘由，如《小王子》、《哈利波特》、《爱丽丝梦游仙境》、《五十度灰》等。
这并不是艺术家玛塔·米努欣第一次搭建神庙，1983年她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过这件作品，目的是为了反讽阿根廷军事专制时期（1976-1983）所禁的书籍。这次重新在卡塞尔文献展搭建神庙，除了呼应纳粹执政期间，曾有两千多本书在这个广场焚毁，更重要的，是在于强调无论何时，世界都应该将个体价值、肉体独立和行动自由作为信仰般供奉。 固然如此，我更觉得这件作品更多在于方式的夸大，也正是由于其夸大的外型使其简直成了此届文献展的“代言人”。而假如在现场认真看的话，会发现这些书的重复率很高，而且这件作品整体来讲，不只态度大于内容，而且过于直白，在看到的同时意义便终了了，无法给人新的思索和太多的实质感触。 当代艺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反映时期，回应时期，批判时期，但这件作品似乎和当下距离悠远，并不能击中人心。其实，对这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看过之后，我不只失落，还有着小小的失望。 在“向希腊学习”的庞大的悲剧式严肃主题下，主题的政治性和问题认识性，远远大过于作品自身。这一届的展览并没那么精准且有力地对这五年来的世界中止反响，且很难看到将资料、创作思绪和目的分离得精妙的作品。 作为主展场之一的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整个博物馆的展场内，全部都是从雅典运过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这一届文献展在“向希腊学习”的主题下，卡塞尔的主展馆展示了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从2000年开端珍藏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希腊和国际艺术家的作品。
2017卡塞尔文献展 展厅内部 能够说，这是一次让全世界以希腊角度的观看，这契合艺术探求世界的逻辑：换个角度看问题。 正如第十三届的卡塞尔文展，策展人倡导以陨石的视角看世界一样。固然从希腊运来的作品中，有着关于移民、难民、全球化等当代问题的影射，但似乎并缺乏以承载当下理想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变动。 但是，在雅典和卡塞尔两地之间运输如此大量的大部头作品，的确需求昂贵的运输费，加上这届文献展初次放弃了卡塞尔作为独一主办地，以两个展区的方式呈现，为希腊雅典展区和德国卡塞尔展区，由此产生了成本的超支，使得运营文献展的公司面临着700万欧元的财政赤字，最后不得不向黑森州和卡塞尔市寻求经济援助。 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显然以为，当前欧洲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能够回头向西方文化的源头雅典寻觅答案。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作为欧盟国之一的希腊，不只在债务问题上艰难重重，且在移民、难民问题上禁受着严重的搅扰。 雅典能够作为当今政治、社会和文化所禁受锤炼的标本，但它离产生民主、哲学等文化的希腊城邦时期早已远去，此刻提出而向它学习，似乎是闭着双眼唱一曲文化的挽歌。 但卡塞尔文献展的基因则是搏击型的，它直面世界并作出有力的回击。自1955年举行第一届开端，就是在与自身文化中止的一场格斗。 它最初举行的目的，是为在纳粹时期遭到遏止和被视为“颓丧艺术”的作品中止正名，是系统地梳理和恢复从1905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史。它由于将被纳粹破坏的艺术体系拉回正轨而惹起了世界关注，而之后的每一届文献展，它不只反响了时期，而且引领了时期。 假如将每一届展览串联起来，则会看到它不只反响了欧洲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文化等的展开，更是一部承载了20世纪艺术展开的历史。 中国艺术家参与卡塞尔文献展，也是随着历史展开的进程而进入的。 在1992年的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开端前夕，世界的东西方冷战格局瓦解，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使得卡塞尔向整个世界敞开了怀抱，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当代艺术，第一次参与了卡塞尔文献展的平行展。那一次，中国有蔡国强、王广义、吕胜中、李山、孙良、王友身等艺术家参与。 之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艺术家越来越频繁地正式被约请参与卡塞尔文献展。2000年后，卡塞尔文献展从欧美语境扩展至全球语境，而其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普世性和他者的视角。 作为一个艺术朝圣者，固然抵达了“麦加”，但失望于这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并不太如人意，可能最大的缘由在于世界在信息化时期曾经呈加速度在行进，而文献展五年一届的筹备期太长，长到或许赶不上世界变更的脚步。 即便如此，由于文献展有着如此深沉的底蕴和地道的叛变和自我矫正血缘，因而，我依然会对下一届展览充溢了等候。 此文刊载于《支点》杂志 ——————————————————— 傅尔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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