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来源

摘要

中国高等教育的来源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本文从这两个方面研讨中国高等教育的来源。本文以为，高等教育是以深邃学问为基础的人才培育活动，所以深邃学问就构成判定高等教育的重要依据。先秦是中国的深邃学问产生的时期，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构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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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来源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来源于何时？这是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问题。教育史学家们通常认定西周的“辟雍”或“大学”等机构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起点（曲士培，1993），个别学者以至以为中国高等教育应该从五帝时期的虞舜时期算起（袁长青，2009），也有学者以为中国高等教育开端于稷下学宫（王志民, 1995），还有学者以为中国高等教育来源于汉代的太学（熊明安, 2002）。但问题是，不同的学者都没有给出其结论的依据，没有阐明这些机构为什么属于高等教育机构。

这里所罗列的高等教育四种来源说，即“虞舜说”“大学说”“稷下学宫说”和“太学说”，以“大学说”影响最大，能够说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学界用“大学”一词来翻译university以后，将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史的起点锁定在西周更是显得顺理成章。但是需求留意，大学一词在古代和当下是有重要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西周的大学，有不少历史记载。《礼记·王制》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礼记·王制》载：“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大学）；出征，执有罪返，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礼记·乐记》载：“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周礼·诸子》载：“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萃，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郑玄注：学，大学也，射，射宫也。）《韩诗说》载：“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老五更。”《白虎通德论·辟雍》载：“大学者，辟雍，飨射之宫。”

从这些记载大致能够看出，当时的大学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或场所，似乎一切宗教、政治、军事和文化大事都在这里举行。所以，杨宽指出，西周的大学“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的性质，为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大学并不是一个教育机构，至少“没有特地化，是和贵族的社会活动分离在一同的”。（杨宽，2006：243）而且，大学即便具有一些教育的功用，其教育内容也以礼乐和军事锻炼为主，如杨宽所说，“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学问和技艺，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由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杨宽，2006：242）。

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些记载中，即便提到教育或学习，常常也是排在最后；或者说，对大学而言，教育功用其实最不重要。关于大学“既是施教的场所，又是祭奠俘虏的中央”或“基于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一”（梅汝莉，2013：85）的论述，曾经将大学先入为主地定义为教育机构，然后论证其教育功用。假如置信古人的记载，如上所述，大学、辟雍无非是一个礼乐射御及祭奠之所。至于教育功用，完整是从这些活动自身衍生出来的一种功用。关于国子而言，他们首先有资历参与这些严重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仪式，同时这自身也是一个观摩、学习的机遇，一个受教育的机遇。同时，相关的担任官员给他们讲授相关的礼仪和学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好比当时的教员被称为“师氏”和“保氏”。“师氏”是“掌以媺诏王”的官员，同时担任“以三德教国子”；而“保氏”是担任“掌谏王恶”的官员，担任教授“六艺”“六仪”。

所以，大学首先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更谈不上是高等教育机构，只是在众多功用中附带了一些教育的功用。而且所谓教育，更多是礼乐教育，并非文化和学问教育。如吕思勉所言，“古之言学校者，皆重行礼视化，非重读书讲学问也”（吕思勉，2000：154）。

除了细致的史实讨论，还需求讨论一些理论方面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教育活动才干被视为高等教育？什么样的机构才干被视为高等教育机构？以至还需求以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基础，即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应当具备哪些要素？需求哪些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应首先有一个关于高等教育的大致规范，以此作为判别的依据。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讨论高等教育的概念和定义，但无妨从阅历动身，将教员、学生和学问视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前提。教员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员；学生是学习特定层次学问的学生；学问应是深邃的学问，而不是提高性、基础性学问。而且这三者都是社会的存在，教员和学生意味着两种社会角色，深邃学问也是一种社会的、公共的存在。简单地说，高等教育是以深邃学问为基础的教学和人才培育活动。必须有一个控制（及发明）深邃学问并从事传承这些学问的教员群体和一个愿意学习这些深邃学问的学生群体，才有可能产生高等教育。深邃学问、教员和学生，这三者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缺一不可。当然，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种重要的要素，但是高等教育机构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一种组织方式常常是随着高等教育活动的展开而展开的，成形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是高等教育活动展开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而早期的高等教育活动一定一开端就具备明白的制度化方式。所以调查高等教育来源时，不用过于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形态。

本文以下部分将从深邃学问、教员和学生三个基本要素动身，讨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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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学问的呈现

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来源

深邃学问与普通学问不同，具有系统性、特地性等特性（陈洪捷，2006）。或者说，深邃学问是理性思想的产物，是人类学问展开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呈现的，是人类学问水平的一种飞跃。那么，中国的深邃学问产生于何时？

中国可考的历史大约从夏商周开端，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221年）之前的大约2000年中，固然曾经呈现了一定水平的文化，但似乎并没有呈现基于理性思索的系统学问。应该说，限于言语文字、书写媒介的展开水平，以及社会展开、理性思想的水平，西周之前尚未产生系统的思想和深邃的学问系统。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留意到人类展开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从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短短几个世纪中，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呈现了一批哲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巨大的关于人类展开的理论和思想，而且影响深远。他说：

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一切流派，墨翟、庄子、列子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索着；在印度呈现了《奥义书》，生活着佛陀，一切的哲学可能性，以至于像狐疑论和唯物论，狡赖术以及虚无主义都产生了，其情形跟中国别无二致；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在传授他那富于应战的世界观，即以为这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及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呈现了先知；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在这短短的几个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勾勒出的一切，简直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相互间并不了解的中央发作了。（雅斯贝尔斯，2018：8）

“他们提出了最为基本的问题。在无底深渊面前，他们寻求着解脱和救赎。在认识到自身才干的限度后，他们为自己确立了最为崇高的目的。”（雅斯贝尔斯，2018：8）在这个时期，“以前无认识接受的观念、习俗以及形态都禁受了检验，遭到了质疑，并重新得到理处置”（雅斯贝尔斯，2018：9）。总之，人类从此告别神话，进入理性时期，阅历了一次绝后的飞跃，一次巨大的转机，各种巨大的思想体系和观念横空出世。雅斯贝尔斯称这一时期为“轴心时期”。

“轴心时期”在中国其实就是诸子百家时期。沿着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理想飞跃的时期，也是巨大的系统思想初次呈现的时期。诸子百家在继承传统学问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理性的飞跃，他们基于自己的深思和思索而提出了种种系统的学说或学问体系。其实中国学者早就把先秦视为中国思想绝后生动的时期，冯友兰称之为“解放时期”（冯友兰，1992：31）。冯友兰说，“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示之。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哲学史自孔子讲起，盖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位置”（冯友兰，1992：29）。在冯友兰看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自己系统思想的思想家、哲学家。用笔者的术语来讲，孔子也是第一位提出深邃学问体系的学者。

关于西周乃至西周之前的学问，有“学在官府”的说法。这里的“学”当然指学问。章学诚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校雠通义》）这里的“学”显然是与官职相联络的“官职学问”，“学”“业”是统一的。而官职之学，重在适用，无关乎学理的讨论和阐发，所以不会有学者个人的著述和学说。即便有学问的传承，也是理论性工作学问的传承，而且是在工作过程中的学习，所以说“弟子习其业”。

这些盘绕官职而构成的官学学问，大致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卜占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对工艺学和农艺学的注重，主要与往常的科学技术和宗教迷信有关；另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学问。（李零，2001：14）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即来源于这些工作性学问，所以《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出于王官”。诸子百家固然来自官学，但与官学有着实质的不同。资料固然来自官学，但思想却出自诸子的思索，古老的学问被灌注了新的含义，转化为理论和思想。因而有了作者，有了儒墨等各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这些作者其实是在原来学问的基础上，中止了理性的加工，使得工作学问具有了思想性和体系性，从档案资料和记载文献转变成为一种学说或理论。正如章学诚所说，古人不著书，不“离事而言理”，夏商周之文献均为“政教典章”，其目的在于“厚民生与利民用”，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机，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文史通义·易教上》）。由此能够看出，圣人们正是在“政教典章”的基础上，仰仗其“一己之心机”，“特著一书”，提出了各自系统的思想和学问。所以，钱穆也说，中国的“学术途径”奠定于先秦时期。（钱穆，1996：65）

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不只是学问在空间位置上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学问的性质发作了严重的转变。官职中的工作学问在诸子手中被转化成为理论性和系统化的学问，深邃学问由此而构成。工作学问能够很丰厚、很系统，但只是效劳于特定工作的学问，缺乏独立的位置，同时也是以满足实践工作目的而具有价值的。但理性的学问具有其独立的意义，脱离了细致官职工作的范畴，成为一种自由的学问，以论述一种观念或思想为目的。所以，深邃学问具有理性、自由性的特性，是发明性的表示。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飞跃”或帕森斯所说的“突破”。(白奚，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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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与学生的呈现

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来源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地的社会活动，包含学问传承和人才培育两个过程。假如说，学问是高等教育的软件，那么教员和学生则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硬件。下文将调查教员和学生两个群体的产生过程。

如前所述，在西周之时，不只“学在官府”，而且实行世袭制，“三代之制，家有代业，国有代官”（杜佑，1988：418）。赵翼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冯友兰，1992：30），一切官职之学问的传承和接班人的培育，都是在工作中完成的，学习完整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完成的，当时并无一个独立、特地的人才培育过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各种学问最初都控制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的时间活动相联络，教育只在贵族中中止，各项特地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朱渊清，2001：7）。这就是所谓的“以吏为师”（《文史通义·史释》），而且在世卿世禄的时期，这种职业内部的传承，常常还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官员”和“官员接班人”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和同事关系，而非教员与学生的关系。

而“士”这一阶级的呈现，才为高等教育的产生发明了条件。众所周知，士阶级的呈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转机，这一阶级对中国历史的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英时沿用帕森斯的说法，以为先秦士阶级与思想史上的所谓“哲学的突破”关系密切。所谓“哲学的突破”，大致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轴心时期”人类思想的“飞跃”。余英时指出，第一，“哲学的突破”为古代学问阶级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cultural system）从此与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第二，分化后的学问阶级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第三，“哲学的突破”招致不同窗派的兴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余英时，1987：31）

这三点总结关于讨论深邃学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第一点，进一步说，士阶级的呈现不只招致了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分化，其实也意味着学术系统的分化。钱穆说中国的“学术途径”构成于此时。士阶级作为学问阶级，首先是新学问的发明者和载体，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其社会位置，其重要缘由也在于他们所控制的学问。这些学问正是所谓的深邃学问体系。关于第二点，将士阶级视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其实就确认了他们的教员位置，传衍或传播正是教员的基本职能。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官师治教分”（《文史通义·史释》）。关于第三点，所谓“正统”或“异端”，其实就是百家争鸣的一种表示，而不同学问体系或理论也是深邃学问的特征之一，争辩与论证即是基于理性的深邃学问的一种表示。

士阶级的呈现不只仅意味着教员“职业”的呈现，同时也意味着“大学生”的呈现，二者应该是同步构成的。士阶级的构成，还得益于当时的养士制度。在各国争霸的过程中，人才具有重要的价值。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管子说：“夫争天下，必先争人。”（《管子·霸言》）养士制度是当时私学盛行的基础，私学盛行的基础是有相当数量的青年人愿意学习，以抵达入仕的目的，成为诸侯的谋臣。战国时，设帐授徒则更为盛行，这些教员门下少则数十人，多则上千人。曾子的学生有七十多人，孟子的学生有数百人，淳于髡的弟子则多达三千人。

孔子历来被称为第一位教员，从孔子个人身上可看出教员和学生角色构成的过程。孔子作为士阶级的一位出色代表，是私学的创建者，而且终身主要从事人才培育活动。孔子的主要身份就是教员。而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够传播于后世，全赖其学生。孔子号称有弟子三千，可见学生数量之大。孔子之所以能够终身作为教员从事教育，而且弟子众多，与士阶级的呈现有着密切关系。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剧变，士阶级的呈现，特别是以士阶级为载体的系统的学问（诸子之学）呈现，最早的高等教育产生。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相当数量的士成为早期的高等教育教员，他们既是某种思想流派的首创者，也是私学的创建者。有志于“士”的青年构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跟随教员，学习其学说，为入仕而做准备。“学而优则仕”成为这些学生们的生活目的，如孟子所言“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同时，士阶级也借助于高等教育（私学）这一社会体制而源源不时地得以弥补和维持。

以上从学问和人员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来源的条件。由此能够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系统的深邃学问的呈现为高等教育的构成奠定了学问基础，也为学问传承和培育人才提供了所凭藉的资料。与此同时，随同着士阶级的呈现，相对独立的教员和学生群体也呈现了，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人员基础。固然当时的高等教育还没有机构化，但高等教育的基本方式曾经构成，这一方式包含学问体系、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以及相应的规则，好比招收学生的方式等曾经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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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来源

从中国可考的历史来看，夏商周三代历经一千多年，在国度管理（好比井田制）、工艺制造（好比青铜器）和学问（好比数术）上固然都有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有一定方式的教育活动。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尚看不到高等教育或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制度，也没有具备高等教育基本特征的机构呈现，直至在春秋时期才具备了高等教育产生的可能条件。私学就构成最早的高等教育。

本文开头说到，有人以为“稷下学宫”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开端。的确，从组织方面看，稷下学宫应该是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外稷下学宫产生于战国齐威王（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1年）时期，是在始于春秋时期的私学的基础上而构成的。本文之所以把高等教育的来源定位于春秋时期，是由于在春秋时期由孔子所开创的私学其实曾经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诸子设帐收徒，培育学生，完整属于高等教育层次的学术研讨和人才培育活动。只是私学的教学和培育活动还处于展开的早期，没有构成严厉的组织机构。其实稷下学宫自身的组织化水平也很有限，并且带有浓厚的私学痕迹。由于春秋战国通常被看做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能够说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严厉说来，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来源于春秋时期。由于在春秋时期，以私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曾经构成，成为一种社会认可的建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制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