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中国人也招认人有上下贵贱之分，但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却并不为中国人的观念所接受。常常被用来批判中国古代智者将人分等的观念，要算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了： 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然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① 孟子这段话的意义是：但是管理天下的事可一边耕种一边做得了吗？当官有当官该做的事，庶民有庶民该做的事。而且一己之身，所需运用的常是各种工匠做的东西，如若一定要自己做的才可运用，这是让天下人都疲于劳碌。所以说，人或用智，或用力。善用智者管理人，善用力者被人管理；被管理者供养人，管理者被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孟子·腾文公上》。 就善用智者和蔼用力者的自然分工而言，智者应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准绳，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这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由于法定的身份而使一方能够合法地奴役另一方是完整不同的两回事。 固然亚里士多德也以为人类之中有专用膂力的职务籍以其膂力显现其优胜，但不幸的是，这种专用膂力者因其具有“卑下”的灵魂而应该成为奴隶： ……就生物界的现象说，我们能够见到——也能够说，在这一方面方始能够确切地见到——专制和共和（宪政）两种体制：灵魂的统治身体就控制着主人的权威而理性的节制情欲则相似于一位政治家或君王的权威。这是明显的，身体的隶属于灵魂（人心）和灵魂的情欲部分的受治于理性及其明智部分，总是契合自但是有益的；……灵魂和身体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兽之间的关系。驯养动物比野生动物的性情为仁慈，而一切动物都因遭到人的管理而得以顾全，并更为驯良。……这种准绳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适用的。这里我们就能够结论说，人类的分别若契合于身体和灵魂，或人和兽的分别，——例如在专用膂力的职务而且只需在膂力方面显现优胜的人们，就显然有这种分别——那么，凡是这种只需膂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依照上述准绳，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关于他实践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明智，仅能感应他人的明智的，就能够成为而且的确成为他人的财富（用品），这种人就自然是奴隶。……奴隶的被应用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都只以膂力供给主人的日常需求。② 亚里士多德立论的基本逻辑是，灵魂对身体的统治（灵魂的统治身体）决议着灵魂的主人的权威，而关于人类的一个群体来说，理性对情欲的节制，则表示的是君王的权威；相应地，身体对灵魂的臣服，以及基于个人灵魂的情欲对理性的服从，是契合自但是有益的。由于奴隶只需膂力以及基于个人灵魂的情欲，而没有健全的明智（理性），因而接受主人（具有健全明智的人）的统治对奴隶是合宜且有益的。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亚里士多德对人类之中一部分人能够合法地去奴役另一部分人的了解，是雅利安人及其后嗣的一项正史传统。 直到18世纪，欧洲人还继续着将非洲青壮年掳获贩卖为奴隶的勾当；即便是这些奴隶的后嗣，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实践上才以马丁·路德·金的鲜血为代价，在美国取得了作为公民标记的政治投票权。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阐明了这样一个倾向，在我们讨论国度、政体及其政治生活时，对人类及其生命自决权的不同态度，容易构成意见的实质性分歧。 特别是近代世界，由于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生活的普遍影响力，使人们简直遗忘了这一分歧的重要性，致使于在讨论政体问题时，只看到政治体制在促进人类财富增加方面的才干和效率，而忽视了取得这一效率时人性被贬抑或扭曲的代价。 当然，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人们并不招认这个代价的存在。由于奴隶作为其主人的“一宗有生命的财富”，是由其性质和天性决议的： “于是我们能够明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天职了：（1）任何人在天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隶属于他人，则自但是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富（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他人的一切物；（3）这笔财富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这种工具是和其一切者能够分别的。”③ 从财富而不是其他角度，将被奴役者的受奴役看作“恰恰是他的天职而且也是合法的制度”的观念，使亚里士多德得出另一个对雅典平民制至关重要的结论： “被统治者的种类较良好，则统治者也就较优，——例如关于人的管理就优于管理牲畜。由于一方主治，另一方受命而行，两者合力，就可完成一项事业，协作的两方较高，所完成的事业也就较高。一切事物假如由若干部分组合而成一个集体，无论它是持续体（例如人身）或是非持续体（例如主奴组合），各个部分常常明显地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分别。……应该限于生物的范围而举出其中最高级的组合，即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然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隶属）部分。”④ 这样，具有健全明智的雅典公民去奴役“缺乏明智，仅能感应他人的明智的”希腊半岛的原居民，就是契合自然正义请求的一种处置措施。 由于正是完善的明智才干，使雅典的公民能够实行管理城邦的重担⑤——好像美国人置信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和民主是美国人指导世界的权益来源一样，而这恰恰又是亚里士多德赞颂雅典平民制立法奠基者梭伦的缘由： “他消弭了过火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贫民，使其免于奴役，并树立了雅典‘民主政体的祖制’，在他所创建的政体中，各个要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元老院）顾全了寡头作用（尚富政治），‘执政人员的选举规程’着重才德规范（尚贤政治），而‘公审法庭’则代表大众的意志（平民政治）。实践上元老院和执政人员选举法为雅典旧制，梭伦只是在他立法时予以因袭；但他规则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举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遇，这的确是引入了民主肉体。”⑥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雅典在公元前 8 世纪呈现“执政官”，替代先前部落诸王（酋长）的权益。执政官平常颐指气使，诸王在出征时仍旧为各部落领军。执政由民选，初为终身制，后改10 年任期。前7 世纪中叶，执政官自 1 人增至 9 人：首席执政、司祭执政（即原有君王）、军事执政（原有君王）各 1 人，另 6 人为司法官，审理民事刑讼。九执政无俸给，由各族勋阀（富室）当选任。执政任职期满转入元老院。元老院有监视并裁判现任执政的权益，设于战神山上，名亚留巴古布利，意即“在战神山上的议事会”。梭伦是雅典富室，因诗才和军功被推为执政，并实行总裁职（首席执政），他于前594 年变革雅典政制，树立新法，并解除贫民旧怨，重新分配土地（此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解放贫民，使其免于奴役”，非指解放奴隶），为雅典展开为强大城邦奠定了基础。其立法变革成果广为后世颂扬。 雅典在梭伦政制变革后，以其平民制成为西方古典政体的模范。 雅典的平民制是经过德拉古（Draco）立法、梭伦（Solon）变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变革、伯里克利（Pericles）变革等一系列变革后逐步完善的。到伯里克利所处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政制体制曾经变得十分复杂了，主要由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五百人议事会、执政官和十将军等组成。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公民和公民权：雅典居民被分为本邦公民、异邦人和奴隶。本邦公民通常指取得在雅典城内寓居的雅典雅利安人部族成员，非雅典部族的自由人称为异邦人，普通在城外从事农耕或工商业。雅典规则，只需父母双方都是本邦公民者才干取得公民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端的那一年（前 431 年），雅典城邦总人口约 17 万，具有公民权的公民约 4 万。梭伦立法将雅典公民按财富分为 4 级：五百斛级、骑士级、双牛级和佣工级⑦，并分别赋予每个等级的公民不同的权益。如高级官员只能由一、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员，第四等级不允许担任任何公职，他们不能参与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 【对注释⑦的解释阐明】五百斛级为第一级，指家财如田亩收获谷物、或油树林可制油、或葡萄园可酿酒，每年可得五百斛及以上者；第二级为家财足以配备一骑兵并畜养战马者，称骑士级，年收益约三百斛以上；第三级为农民之畜有 2 牛或 2 马，足供一轭以中止耕作者，称双牛级，相当于年收益二百斛以上者；第四级无恒产，以佣工为主，年收益低于二百斛者，故称为佣工级。一斛容积约 17 公升。 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2－4次，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都应参与公民大会，以选举和评审执政官或十将军，修正法律、议决财政、决议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并用抽签的方式选举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普通行政人员。【实践上，由于并不是每个公民都会参与这样的公民大会，且妇女门普通参与较少，以及公民大会举行时，需求提供相似几天盒饭午餐一类的开支，使得维持公民大会成为城邦的一项重要的担负，且所作出的决议也只是愿意参与会议者的决议】 陪审法庭：城邦设立10个陪审法庭，每个法庭由约500人组成，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陪审员由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经过抽签方式担任。陪审法庭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述”，案件审理采开庭方式，经原、被告的陈说、争辩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实践上，全部陪审法庭之陪审员为5000人，关于只需4万公民的雅典来说，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最多不外1万人左右，这意味着这类审问或判决，与中国古代乡村自治形态下的乡村自主民事审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五百人议事会及公民监察权：公民任职前由五百人议事会中止资历检查，如有问题则提交陪审法庭决议能否合适任职。此外，对执政官和十将军要中止任职期间信任检查，官员任职期满后要中止财富检查，任何公民都可就某项法令向陪审法庭提出“不法申述”，控诉期内该法令暂停实施，在做出肯定判决后该法令将被吊销。 军事组织：雅典军事力气分陆军和海军。陆军由第一、二、三级公民组成，以富室和士族（贵族）的重装兵（约2500人）、骑士（约1000人）和卫士（约1000人）为主力，贫民和佣工充杂役或辅助兵种，如轻步兵、掷石手、弓箭手（约1600人）等。雅典具有一支希腊诸城邦中最强大的海军，最多时有战舰300艘（希波战争时），其中三重桨战舰每艘桨手150人，约有海军4万人（可雇佣异邦人充任佣工或浆手）；海军桨手由第四级公民或雇工担任。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雅典平民政制的多数立法准绳，后来基本上为罗马共和国所因循。 但雅典在梭伦变法后，平民政制的展开也并非好事多磨。梭伦之后，有庇雪斯特拉托僭政；前5世纪，克勒斯叙尼等驱除僭政，恢复平民政体，并增强了平民权益；希波战争后元老院主政；其后再倡改造废黜元老院，使平民首领位置提升；再其后，四百人主政；继之平民制度克复；后又呈现“三十”寡头暴政和“十人”寡头暴政；暴政之后是平民制恢复，直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约行70年平民制，使平民权益走向极端。⑧ 这一极端平民政体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平民的僭政，由于此时的雅典，执政者（十将军）为了争取平民的反对，各以其法讨好平民，遂使平民失去了公正廉洁之品性，觉得到自己在城邦中的权力能够压倒财富和勋阀贵族的权力，陪审法庭的权威被增强，使得执政官必须像奉承僭主那样去奉承平民了。⑨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假如留意到像雅典这样的平民政体，实践上是由一小群具有特权的公民在统治着占有人口多数的其他居民这样的事实，就不难了解亚里士多德将极端的平民政体看作是平民僭政的缘由了。 由于，实质上来说，雅典的平民政制仅只是寡头政制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只需将作为公民的雅典人群体看作是由几个分别实行着执政官、将军、具有决策权的长老、具有裁判权的司法人员和具有监察权的监察员组成的统治阶级，实践上它就是通常所说的寡头政制。 这种公民寡头政制与以尚富为准绳的少数人执政的寡头政制实质上相同的另一个缘由，是它们对财富态度的分歧性，两者都以尚富为政制的基础。 当然，寡头政制战争民政制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在寡头政制下，贫穷和非重要公民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而平民政制下的公民都有发言权；假如雅典平民制不限制第四级家财的公民担任行政职务的话，这一不同可能会愈加真实些。而就政治发言权而言，共和制战争民制又恰恰为分歧，而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则表示为共和制城邦国王的世袭制，弥补了平民制城邦执政官由抽签产生惹起的是非。 事实上，希腊古典政体之间的不同，远不像那个时期的人所了解得具有那么多的差别。它们的相似性远大于不同。 首先，各个希腊城邦国度的社会结构是相同的，都在操雅利安语系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之下，将希腊半岛前爱琴文化时期的原居民的后嗣置于社会底层而奴役。 其次，以贵族为执政者的共和制的尚贤准绳，与以富室为执政者的寡头制的尚富准绳，基本上是相同的准绳，由于贵族原本都是雅利安族人中的富室，当部分世袭贵族由于无能而失去荫袭的家财时，新的富室取而代之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与中世纪欧洲的新财阀取代老贵族而擭取政治权益的故事完整一样。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再者，雅利安人中的公民，在任何希腊城邦都过着同样的政治生活——行使公民权益和实行战士义务，这种政治生活确保了他们一直在城邦国度中享用着作为特权阶级的生活，不只能够奴役奴隶，而且能够以公民权作抵押取得从事殖民、降服、海外抢掠等冒险事业时，可得到其他公民的支持，因而这一特权阶级在情感、认知和政治态度上表示为惊人的分歧性；而这种分歧性又恰恰招致了希腊城邦之间的“割据”状态，他们决不会自愿地与其他希腊城邦兼并，由于兼并的结果是维持特权生活权益的丧失。 此外，假如不幸在战争中被俘、失败或被围困而得不到本邦人的包庇时，大多数状况下敌对城邦之间会按各自讨取的利益中止买卖，若达不成买卖的条件，失败者会被他的国度丢弃，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奴隶）。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近代无政府主义者或许会希冀生活在希腊的平民政体下。由于固然这些平民政体有党派之争和党派首领，但没有稳定执政的政府和政府反对派。 一些政策的实施，树立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首领或政治团体反对的基础上，假如一个强有力的人或公民团体反对某项政策，政策就无法实施。这时就会有人提议召开公民大会，以便决议是中止还是继续执行这项政策。 当双方争论不下而招致城邦产生危机时，陶片流放制——将一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来表决——就会决议是将制定政策的人还是反对者流放10年。 流放不被信任的政治首领而无损他的荣誉和财富，使陶片成为雅典人处置意见分歧时表白民意的好工具。但陶片容易被打碎，所以，希腊各个城邦一直难以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只需外来的降服压力或者去降服他人的殖民动机，才可暂时将他们的陶片，用伶牙俐齿者的口水粘连在一同。 公元前430年，亦即希腊两个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进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攻击了雅典。部分雅典人产生了与斯巴达媾和的愿望，并将他们的怨气指向了在雅典执政30年的执政官和将军伯里克利。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
巨大的伯里克利为改动这一消极的心情，召集了公民会议，他对雅典公民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战争的目的单单是为了享用自由或遭受奴役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帝国的丧失以及管理这个帝国时所惹起的仇恨而产生的风险。固然或许有些在忽然恐慌状况中，对政治漠不关怀的人真的以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曾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得到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往常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风险的。主张放弃帝国（的人），……固然他们在一个被他人控制的城市中，能够平稳地作奴隶；但是他们在一个控制着帝国的城市中，是毫无用处的。”⑩【伯里克利所说的帝国指的是以雅典为中心树立的雅典同盟，这个同盟与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对立。】 正如这个促进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复兴的伯里克利所说的那样，雅典的平民政制实践上是靠暴力来维持的——他们具有当时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需求交纳集体保险保障贡税的强大雅典同盟，有点像今天的美国。 而伯里克利曾经认识到并告述雅典的公民们：雅典作为这个强大联盟的指导者，在管理这个帝国时，因错误的政策而惹起的仇恨正在产生风险，这个风险远比作为战败者成为他人的奴隶还要危害庞大，由于靠暴力维持帝国者，必定在失去帝国时遭到暴力的屠杀。 【本文完】 注释： ①《孟子·腾文公上》。 ②[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4－15 页。 ③[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3 页。 ④[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3－14 页。 ⑤参见：[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39、41 页。 ⑥[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3 页。 ⑦参见：[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5 页注释②。希腊各城邦之间常经过延聘异邦自由民作为雇工来处置本邦人力缺乏的问题。 ⑧[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4 页注释④、③。 ⑨[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第 104、105 页。 ⑩[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167 页。 版权声明：图片来源网络，如侵权请联络我们删除，本文的内容版权归作者居原氏一切，未经作者同意，任何人不得转发或运用整体或部分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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