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斯·考林尼柯斯：《让·鲍德里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 ...

让·鲍德里亚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

作者：阿列克斯·考林尼柯斯

译者：王昶

来源：《当代电影》，1999（2）：50-55.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著名法国思想家，也是旗帜最为鲜明、著作最为晦涩的后现代"超级"理论家。80年代以来，其作品被普遍译介到英语世界，旋疾速确立其"后现代理论肉体导师"之位置。与福柯和德勒兹相比，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当代艺术、社会形态及转型等方面的研讨和思索无疑愈加深化和富于启示性，这同时使得他的著作对当代"文化研讨"和"文化批判"的意义十分。他提出的"拟像"(simulacrum)、"超真实”(hyperreality)、"内爆"(implosion)等重要理论概念对当代文化察看者们来说特别切中肯綮，疾速被理论界所接受。鲍德里亚极富形而上学颜色的思索一方面惹起了学界的震动和某些非议，一方面批判家们也无一不招认其理论的有力和有效。由于种种缘由，对这样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我国学术界至今未有全面深化的引见和讨论。或者，正是在超级理论明星福柯光环的映照下，讨论曾公开声言"忘掉福柯"的鲍德里亚显得有些分歧时宜。但是，我们以为鲍德里亚无论如何是不能忽视的，讨论和争论则更是必要的。在这里，我们刊发英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列克斯.考林尼柯斯对鲍德里亚的重要评论文章，希望能惹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转载自译文）

当代文化批判(Kulturkritik)为现代性的自主、理性的个人所布置的"葬礼"常常是具有启表示味着。这样，称让·鲍德里亚为这个世界(a la mode)的社会理论家是很恰当的，由于他惯于作出启示录式的声明。其他理论家密切关注的文化现象关于鲍德里亚来说只不外是另一更重要变更的症候，该变更剥夺了我们在我们对一个世界的表述之外谈论那世界的才干，以及分辨真和假、理想和想象的才干。"拟仿"(simulation)被描画为后现代性的特征。表述问题触及到形象和"基础真实"之间的(反映、扭曲或其它种)关系，但拟仿完整不同，拟仿"不与任何真实产生关系，它就是它自身的地道拟像 (simulacrum)"。例如，自文艺复兴对柏拉图主义的复归以来以理论化探询对实质和表象所作的分辨在"事物自身总是已然被复制"的"超真实 (hyperreal)时期不再有意义。替代了一个多少被恰当地用形象来表示的世界的，是一个形象的世界，一个对不存在理想作幻化召唤的世界。这个噩梦般的世界是历史的产品，技术改造使文化产品的大批复制成为可能——首先是电视，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首先被供养的是资本，在它的破坏每个指称物、每个人类目的的全部历史之中，资本粉碎了在真和假、好和坏之间所作的每一次概念化的分辨，这是为了树立等价和交流的基本规律、其权益的铁定规律。"结果是完整没有深度的世界，一种地道名义的超真实性："不再有主体、焦点、中心或边沿；只需地道的弯曲或循环变更。不再有暴力或监管；只需'信息'，秘密的歹意，连锁反响，迟缓的内爆(implosion)和空间的拟像，在那些空间中真实效果变成了嬉戏。"认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不再适用了，由于"认识形态对应的是用符号来背离真实；而拟仿对应的是真实的短路和用符号来重复自身"。一切常规的左派战略，无论是变革的还是反动的，都不再有意义了；抵御的左派的独一方式是缄默和对大众淡漠，这是他们拒绝被招安、被支配或被代理，以至是(或者说特别是)拒绝社会主义政党。

鲍德里亚的剖析基本上是尼采式的，他承认直接阅历之下有任何真实，他抵御因潜在实质而贬斥事物表层的任何一种阐释"深度方式"。他很赞扬地援用了尼采的呼吁："打倒一切深信有一个真实世界这种假定。"鲍德里亚思想的独到之处是他把诸如浅表性、矛盾性、不定性——这些被尼采视为世界特征，也是对现代主义艺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归为社会展开的一个特殊阶段："主要问题……是社会关系的意味性破坏并不主要是由消费资料的一切权决议的，而是由对符码的控制来决议的。这里有一个与工业反动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反动。"因而，"往常，在再消费(时装、媒介、公关、信息和交流网络)的层次上，在被马克思不经心肠称为资本的非实质部门(我们可在此一睹历史的反讽)的层次上，在拟像和符码的范畴内，资本的全球化过程被树立起来了"。超真实是一个美学化了的世界："今天，当真实和想象在同样的操作整体中被混杂，美学魅惑提高各处……真实自身完整被一种与其自身结构不可分别的美学所充溢，真实被它自身的形象所迷惑。"

鲍德里亚在《美国》(Amerique,1986年)一书中称美国同时是"晚期的当代原始社会"和"现代性的原版"，他早先描画过的一切向超真实性和拟仿展开的趋向大部分在美国充沛完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特质可由该国的大荒原来作概括，由于"荒原是远离一切的社会性、一切的色性(sexuality)的崇高方式"，浮光表影之地，是"错误等、庸俗和冷漠的无法遏制的扩展"之地。美国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所谓的"反乌托邦"之完成，这里是"非理性、非区域化、主体和言语均不肯定、一切价值都被中庸化、文化死亡"之处。这里就包含了美国和欧洲的差别："我们只是设法做梦并时不时地将其付诸行动——适用主义的美国获取任何能够想象的事物的逻辑推论。"欧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学问分子——往常依旧深印着"1789年大反动"的标记，"带着历史、国度和认识形态的印记"，充任"这种现代性的忧伤认识"，而美国早已不加思索地完成了这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是天真和原始的，她并不知道概念的反讽，不知道诱惑的反讽，她从不嘲弄未来和命运，她去操作，她去完成。"鲍德里亚对美国的描画是"高尚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神话的一个变体，该神话中的欧洲人对美国人天真无知、散漫粗鲁的老套见地被换了一个样子，但是这种观念的反转常常随同着价值评判，于是在此欧洲人被蔑称为无用的旁观者，他们依旧沉浸于现代性的疑问天性，依旧关怀批判现状并寻求乌托邦式的政治目的，而美国人已然很适用主义地解脱了这些美梦和噩梦。鲍德里亚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所作的基本对比仍旧只是持续了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平凡肤浅文章中令人哑然的老生常谈。尤有甚者，鲍德里亚对美国的热情有时使他站在直接为其辩护的立场上，例如他通知我"纽约没有警察"，而事实上近年纽约警方曾经因其种族歧视和残暴行径而臭名昭著。

鲍德里亚的论述之要旨就是为了赋予一种学问分子的浮夸矫饰之风以特权。在一个具有着现代派艺术作品特征的世界上，激进学问分子必须放弃理论探询——提示事物表象之下的潜在结构这一传统任务。"当理想的和理性的之间已没有任何批判的和思辨的距离之时"，批判就是毫无意义的。在非实质的理论命题战争凡的概述 (apercus)擦肩相遇之处——如《美国》一书，所剩下的就只需"纯文学"(belles lettres)了。鲍德里亚晚近的著作是雅克·博韦塞(Jacques Bouveresse)所称的"以文学效果来弥补严厉的哲学论证的欠缺，同时以哲学为托词来为文学质量缺乏作分辩的那一类著作"之典型。在哲学和纯文学之间的这种摇晃不定掩饰了内在于尼采传统中的问题和鲍德里亚自己话语位置的问题。依据他的一些论述，他似乎将拟仿当做对真实曾经发作之事——"真实自身，完整充溢了……被迷惑……"。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先于现存世界而在的、已于自身结构中阅历了种种变更——影像和真实混杂了的世界；我们往常能够来剖析这些变更，讨论一下它们有可能并不像鲍德里亚所宣称的那样庞大，而既然这些变更自身易于被事情所赶超——那么超真实自身能否被废弃，其条件为何?与这个较单薄的论题正相对的理念是，我们再也不能在真实的形象之外杂乱无章地谈论任何真实了，这是在有超真实的天性，且其特性被描画为理想被它的形象所替代的状况下而言。但是假如真的是这样，鲍德里亚——或其他任何陷于拟仿之中的人，这可能是我们一切人——如何能描画拟仿的天性，并概括出从理想向超真实的转变?鲍德里亚实践上被困在尼采式思想特有的两难之内，进退两难——他如何能证明我们曾经超越了一个理论探询曾经适用过的世界，而不依赖这种探询的假定和程序?避免这种"操作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一个措施，如哈贝尔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是突破哲学和文学的分野，既然"分歧性请求……失却了它们的权威或至少次于其它请求--例如，一种美学天性的请求--假如逻辑失去了其传统的高于修辞的位置"。鲍德里亚的审美主义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审美主义一样，都在试图逃避尼采式对理性的批判的固有难题。

鲍德里亚宣称"在拟像和符码的范畴内，资本的全球化过程被树立起来”，能够把这个脆弱的论述完整当做一个阅历主义的命题。"再消费(时装、媒介、公关、信息和交流网络)"现象的增殖需求原资料消费的大范围扩张；影像的大范围传播依赖物质产品——电视机、录像机、卫星天线以及诸如此类之物的丰厚多样。更基本的是，人们不能只靠MTV而活着，他们还是有衣、食、住等世俗需求，而消费这些需求的组织和控制依旧是决议我们社会天性的重要要素。固然鲍德里亚的论点是空泛无味的，但是我们依旧需求对它中止回答。过去的20年间能否发作了一次文化的质的断裂，而将我们抛入了一个充溢着被电视给白痴化了的自恋者的低能的天堂?即便我们拒绝运用鲍德里亚的范畴——超真实、拟仿等等作为将假定震动了西方文化的那些变更加以概念化的伎俩，我们还是不能忽视问题自身。如此复杂的问题确非三言两语所能交代分明，但还是有些意见值得在此提出来。

其中之一是，夸大那些被当代评论者们所察看到的文化趋向的新奇性是错误的。也正是因而，理查德.赛奈特(Richard Sennett)争辩说：自恋型自我，它不分明自身和世界的界线，而且请求其愿望的即时满足，而它的较大的语境只是社会关系仅被当做是个性表示的借口的"私秘社会"，这种自我来源于19世纪欧洲的非个人化公共生活的消蚀。赛奈特以为有三种主要的倾向应该为"18世纪末大反动之后和民族国度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更现代的时期中关于公共和私人的观念的基本变更"担任：

• 第一，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展开的结果，例如"来自资本主义在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所鼓吹的私有化的压力"，这种私有化使中心家庭成为"远离社会恐惧的避难所"；

  
  

• 第二，"内在的符码"的呈现，这是依据"内在、直接、事实是真实所在和真实自身"，它并不请求依据"为了被了解而事前存在的计划"而解释；

  
  

• 第三，公共生活向另一范畴的转型，在那里"个人能够逃避理想化家庭生活的重负……

  
  

以一种特殊的阅历，个人穿行于陌生人中间，或更重要的是穿行于那些决议对他人漠但是视的人们中”，于此，缄默被动的旁观大众能够看到少数鲍德里亚式的闲游者 (fianeur)、浪漫派艺术家、政治首领们过度表示的个性。

而当代私秘社会以至能够说取消了这种公共范畴。于是政治学变成了伎俩，"超凡的"首领的个性被电子传媒投射给大众，这使得大众完整被动而且很大水平上相互之间被隔绝开来。但是，这个以及相关的现象是19世纪公共生活转变为一种个性表示伎俩的结果。"公众中的个性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它最终破坏了公众概念……于是公共生活信心的终结不是与19世纪资产阶级文化断裂，而是其意义的扩增。"

那么，假如能够振振有辞地争辩说当代自恋型个人主义有着很深的历史本源，也同样值得留意存在着一种将文化过程加以理论化的特殊措施，该文化过程的现有方式正在被讨论，这一措施出自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概念。马克思争辩说在普通化了的商品消费体系中，在此特定企业消费的社会活动被市场劳动产品的周转所调理“人们之间明白的社会关系……为人们假定了物品之间关系的奇特方式"。戴维.弗瑞斯比(David Frisby)指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如何为20世纪初期一些最重要的德国文化批判提供了主题，这不只包含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齐格弗莱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也包含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他的著作《货币哲学》(Philosoghy of Money)的某些章节，按某位评论者的话来说："读起来就像是把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讨论翻译成了心理学言语。"

西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密切关注感知的新方式，它作为现代都市资本主义呈现的结果而展开起来。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许多洞见是如此富有当代意义。西美尔研讨了在一种高度个人化和客观化的文化中，既坚持了距离又确立了共有属性的作风的作用，他的这些论述固然作于20世纪初，我们也能够将其与80年代联络起来。本雅明则称之为新奇性"商品的一种不依赖于其运用价值的质量"，"虚假认识之实质，时兴是新奇性的耐久的力气。新奇性的幻觉被反射，像是镜中之镜，在无尽同一的幻觉之中"。商品交流使差别减少为同一，时间的推移把每一次"创新"降低为仅仅是一个无量序列的一环，这是由于它不再是"最新的"了——本雅明的这一审视固然是着眼于19 世纪的巴黎，也同样对一个被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所称的"求新之传统"所支配的文化切中肯綮。

晚近有两次以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来了解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尝试。第一个当然指的是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arung)中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另一个是由盖·迪玻尔德(Guy Debord)和其他境况主义者(Situationist)在60年代所展开的剖析措施。迪玻尔德在《资本》(Capital)一书的首句中很富有戏仿性地宣称："被现代消费状况所统治的社会的全部生活自我昭示为景观(spectacles)的极度积聚。"景观，"在其每一特殊方式中，作为信息或宣传，广告或文娱的直接消费"，必须被看成是"以影像为媒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络"。这样，"景观社会"就是"商品拜物教准绳"的"完整完成"。鲍德里亚招认境况主义者们的影响，而同时拒绝他们的观念："我们已不再生活在景观社会中了……，也不再受制于这种社会所意指的异化和压榨的特殊类型。"其理由大约是异化和压榨这样的概念要预先假定某事物被异化或压榨了。迪玻尔德强调景观社会包含有社会关系的扭曲方式：他写道"普遍的社会常规团结为真实和影像"，他还说" 在一个完整舍近求远的世界上，正确只是错误的一次运动"。鲍德里亚以为一切这些话只是诅咒而已，对他来说在一个拟仿的超真实世界中，真实和影像，正确和错误在这里都入乡随俗地变得混杂不清了。

因而，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基础的批判传统承担了对既存理想中止批判的任务，并以此作为他所称"人类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将此视为值得继续中止下去的课题并不是无论怎样都要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批判所运用的全部的，或即便是部分的理论设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内在于商品拜物教概念中的一个风险发挥到极端，行将市场运作看成是自动地引导大众接受资本主义的倾向，而且无疑地不能接受他们得出的政治结论，无论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达观的无为论(quietism)还是境况主义者们的极左的团体共产主义。不外，把社会认识中的变更与市场关系对日常生活的相对渗透联络起来的尝试的价值在于，它使启示录式的文化批判服从于对社会经济过程的阅历主义式探询的规律。

在这种语境中，普通的学术流派所展开的福特主义概念能够派上用场。那概念的解释才干是有限的，由于它没能提供对资本主义在长期繁荣中用来抵消利润率下跌趋向的伎俩的令人称心的描画，也没能阐明为何那些伎俩在本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失效了，此外，福特主义(以及更多的后福特主义)理论家倾向于夸大消费的特殊技术曾经盛行的范围。问题依然存在，无论如何，大范围消费和大范围消费的联合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首要特征。阿列达(Aglietta)争辩说福特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日常生活被系统地商品化："随着福特主义……，商品关系的普通化过程的主导权力扩张到了消费习俗中。这是被资本主义重新结构的消费方式，由于用于消费的时间证明了在商品的个别运用中一种渐增的密度和非商品人际关系的明显干涸。"阿列达以为福特主义发明出来的"消费规范""决议于两种商品：在消费活动中占有特殊位置的规范化住宅；还有与分别的住家和工作场所相对应的交通工具——汽车。"一切的商品——当然特别是汽车——都依托大范围消费的技术；置办这两者需求"巨额的金融社会化"，以新的方式或极度扩张的信贷方式(分期付款置措施，抵押法等等)。此外，"大范围消费过程的两种基本商品产生的互补性构成了庞大的商品扩张，这是靠运用价值的系统化的多样化来维持”。最后，福特主义的大范围消费需求"一种功用美(设计)的发明"，包含运用价值的调整以顺应大范围、规范化消费的规范，这"以一种想象的关系在个人和物品之间复制了真实关系。它不满足于发明一种日常生活之物的空间来作为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支撑，还经过广告技术提供了这个空间的影像。这一影像被作为消费状况的细致化而呈现出来，人们能够在他们自身之外觉得到该状况。社会招认的过程被客观化和物恋化了。人们最初并不是作为主体被他人依照着他们的社会位置来质询；他们被外部力气所质询，该力气传播着一种机器人式的'消费者'肖像。"

且不论阿列达的论述中充溢着的功用主义(functionalism)，他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境况主义者们都关注的文化现象和资本主义中的特定转变联络起来，这一点很富有启示性。后现代性的理论家们必须对付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的20年间能否发作了任何深层的、实质上的变更，为谈及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提供了依据。以至贝尔也正告不要夸大该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发作在1850到1940年间的变更——这时期内，铁路、蒸汽轮船、电报、电、电话、汽车、电影和飞机先后问世——大大多于这个未来被假定为加速到来的时期。事实上，除了电视，这个时期再没有什么发明能够像以上罗列的诸项那样深深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可能会说电视是一个庞大的惯例。但是，无疑电视的普遍运用从基本上加剧了私人化——居家生活的隔绝，家原是工作之外的生活的主要重心——的趋向，以及社会存在经已然有效的影像弥散开来，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40年代的著作充沛论证了的。另外，说变更的方向依照特选的维度而不同，电视比电影更可能提供更生动的、固然是更私人化的观看，这样的论述都是无可争议的吗?大众观众自闭地专心看电视，这一幅形象既阐明了社会世界自身，也同样阐明了学问分子们的成见。

相对地，看起来利波维斯基代表了与达观的文化批判正相反的另一极端。固然他对后现代性的大部分描画同鲍德里亚的描画很相似(假如不说是相同的话)，他们的解释却全然不同。"个人化过程"被称为后现代纪元的特性，它"以民主的--个人的现代性的其它方式继续下去"。利波维斯基跟随着托克维尔(Tocqueville)，而不是马克思，他并不以为后现代"诱惑"正把动因变为异化和消极被动。而相反地，"个人被迫不时地去选择，去采取主动，提示自己，检验自己，坚持年轻，谨慎地思索最简单的行动：买什么样的汽车，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采取哪种养生疗法。消费活动迫使个人看守自己，为自己担任，消费是不可避免的参与的系统，这与诅咒反对景观社会和消极社会正好相反"。

看起来利波维斯基在这里是要提出对晚期资本主义异化愈加明晰的描画，而不是像他自称的那样要证明其不存在。依照他的意见，"个人化"包含私人生活的慌张投入和公共范畴完整降为徒有其表。而且，可行的参与的限制也十分分明。从马基雅维里到卢梭和马克思的古典民主传统具有愈加宽广的心胸和视野，他们谈及自由而不是才干——当然，它遭到阶级位置和收入的强迫--以在竞争的诸跨国公司所提供的不同的消费物品之间中止选择“异化"看起来与其它用来总结这个私人化活动和公共冷漠的社会的名词是一样的。

于是，有人能够振振有辞地争辩说，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代表了在本世纪不时起着作用的趋向的继续。霍布斯堡(Hobsbawm)察看到技术(运用"基本机器……声音和活动照相的机械复制")和代表"文化工业"的大众市场的分离最早出往常世纪末(fin-de-siecle)的帝国时期。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的决议性时辰很富于争议性地与两战期间的福特主义同时呈现——当然特别是在美国，但是其不尽相同的影响随处可见——并在1945年以后稳定下来。正是在这样的语境当中，我们能够来思索现代主义的命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