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专横和桀傲不驯而感到愤恨，而朝廷对这几个藩镇却一昧姑息凑合。于是，杜牧写一篇文章叫《罪言》，他在文中说：“国度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不时不能收复一尺一寸，在人们的眼中那里似乎像是回鹘和吐蕃一样，没有人敢窥视一二。淄青、宣武、淮西也遭到的影响，陆续对立朝廷而割据起来。从那时到往常，兵慌马乱的状况持续了七十多年，没有一个五年不发作战争的。往常，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理内部，中策不如首先收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收兵征伐，既不顾地势能否有利，也不谨慎地制定攻守方略。（ 国度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杜牧又因府兵制的废弃而感伤，于是撰写了《原十六卫》，他以为：“国度在建国之初因循了隋朝的府兵制，建置十六卫以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置了官员却没有发挥丝毫作用的，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意来说，它是国度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了十六卫，用以蓄养武将；各地设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于锻炼和贮藏士卒。一旦边疆发作战事时，则由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安定无事时，武将则交收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度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赡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各自散归原来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越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消费，冬季中止锻炼。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常散居于农田之间，力气分散，必定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这些人跟着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依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鼓舞，两方面相互限制影响，这时即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带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作叛乱的案例，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均衡内外军事力气的轻重散布，使之相互限制，致使圣明中央案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往常天下安定，偃武修文，央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往常国度人强马壮，央求征伐周围的夷族，开辟疆域。’于是，一方面废弃府兵，一方面扩展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则空无一兵。这样的结果是招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而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起叛乱，朝廷则无力征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个个皇帝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便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关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但是，国度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起叛乱，在朝廷被人应用来攫取皇位。如何避免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措施，不正是树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其弊病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或是平民，只需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大方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中央便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我行我素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犯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立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庶民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心腹，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时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普通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中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由。假如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短命不死，那么，庶民就会被恣意分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以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庶民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往常究竟谁能真正了解并重新恢复呢！（ 国度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大方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他以为：“河北关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络而密不可分。河北民风憨厚质朴，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繁茂，合适繁息战马；地势平整，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需出征作战，常常大获全胜；而平常农耕，则丰饶无比，不用贪图天下其他中央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依旧富足。国度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尖利的刀剑、优秀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关于国度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他就失去了兵力。国度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特地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关于国度来说这是第二肢，失去了这里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合计三十万人，这些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洁净也才勉强供给，关于国度来说，这是第三肢，结果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度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关于国度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度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往常，假如朝廷能下决计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进而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度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安定无事的时分，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颠沛流离，武器朽钝。这是朝廷不注重军事锻炼的差错，也是招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缘由；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悍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作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快乐，而以官军的失败为文娱。所以，往常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状况的差错，也是招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缘由；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气势，向朝廷奔忙相告，虚报战功，央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凯旋，而军将的官品曾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地步住宅、金银财宝，以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赴汤蹈火为朝廷效能！这是朝廷恩赐太滥的差错，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个缘由；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丧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如，不到一年半载，常常又官恢复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差错，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个缘由；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交往指挥，有的亲身带领兵马，有的亲身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为此争持不息。三军将士手足无措，常常在徘徊慌乱的时分就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差错，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个缘由。往常，假如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羞耻，但又依旧因循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好像南辕而北辙，基本不可能抵达预期目的。（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淳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度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干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他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忙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战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职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他以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专横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赡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需不违犯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坚持国度稳定的基本方针。因而，又何必一定要经过战争来处置问题，使庶民受尽煎熬然后快呢！’我以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具有几千名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刮目相看，以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特殊，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奉公守法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威严，对他们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坚持安定，对此也不加呵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特别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岂但不征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奢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凑合，结果就是他们的领地日益宽广，兵力日益强盛，飞扬专横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度的土地和爵位、法制简直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依旧贪婪缺乏，以为没有抵达目的。于是，他们悍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泚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他们相互结盟并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收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他的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而宪宗皇帝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才能够诛除元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简直也要遭到掠取！人从生下来的一开端就有愿望，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度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管理国度，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伎俩，都是为了遏制人们的愿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但是，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整背离了这些准绳，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愿望，以此来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简直遭到灭顶之灾。往常，朝廷中一些人不只错误此中止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以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专横的藩镇就不只仅限于河北了。鸣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凑合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今之议者皆曰：夫顽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婪，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他混轩嚣，欲相效者，常常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给《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文，他以为：“军队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管理国度的主要伎俩。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需仲由和冉有真正了解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分，从什么人开端，把这原本同一的事物分辨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别，左右开弓。文官不敢再谈论军事，以至以谈论军事为耻，假如有人谈论，大家则把他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呜呼！现今朝廷最大的弊病莫过于此！《礼记》中说：‘敌人包抄都城，在四郊扎营结寨，这是卿大夫的羞耻。’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度，消亡一个国度，没有不依仗军队而胜利的。指挥军队的人必须具备高度的聪慧、优秀的品德、出色的才干，并且博闻强识，才干在战争中运用自如，有所建树。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充沛讨论，决议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说的那样‘牵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往常，有些宰相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用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担任宰相！’（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基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消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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