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名言“学而优则仕”，本是希望控制儒家理念及学说的优秀学问分子积极从政，以树立理想状态的“仁政”国度。 这为有志于此的读书人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影响深远，简直众所周知。 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名言在理想中既未见得很好落实，又常常被歪曲或沦为空泛的口号。 在先秦时期，长期盛行世袭制度，官爵在等级贵族内部传送，即“世卿世禄”，故寻常书生即便再优秀也很难步人政坛。 以后秦汉的军功爵、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及隋唐的门荫等制度，也是属于世袭或半世袭的规则。 倒是汉代的征辟、察举制中的某些项目，为读书人提供了狭窄的途径。 如此这般，在贵族、豪强以及高门大族的操纵下，普通读书人要顺利做官，着实艰难。 而即便一些有幸踏入政界者，由于背景不强，上升的空间依旧极为有限。 难怪孔子自己便如“丧家之犬”，终身颠沛流离。
司马相如之流的文人，整天盘绕在王侯将相身边，以贡献树碑立传的诗赋为安身立命之本。 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才气横溢，声名远扬，却徘徊在县衙之内，最终无法地退隐田园。 因而，彼时对大多数学子来说，“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者是高不可攀的幻想。 “学而优则仕”主张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还要说是唐朝科举制度推行以后。 与仰仗血缘、出身背景的选官规则相比，科举制设计的基本准绳是不问门第出身，以考试成果录用。 因而选拔的范围既普遍，突破了特权阶级垄断官场的格局，同时又以文化学问为条件，对提升官员的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然显得更为合理。 这便为普通读书人入仕，翻开了方便之门。 但是在唐代，一方面门阀世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科举究竟属新生事物，范围有限，还无法完整满足优秀学人的请求。 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迭一官职，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分开太祝之位。
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 由此可见，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胜利后所获不外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终身，与仕宦无干。 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 无须置疑的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期是在宋朝。 宋朝的科举不只范围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 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简直都出自科举背景者。 如北宋宰相共有七十一人，其中六十四人出身进士，其他非科举出身的七人中，又有三人为开国功臣。 南宋有宰相六十二人，其中五十一人出身科举，非科举出身的十一人中，六人又为太学生，唯有一人为武臣(《宋史·宰辅年表》)。 由此可见，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位置，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培育了突出的文治的时期特征。 如蔡襄所著的《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中所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 既然宋朝完成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学问，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习“苛政猛于虎”的道理。
他们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潜移默化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 那么能否就以改进社会为己任，并操纵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在宋代历史上，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及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便令人肃然起敬。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感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 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话，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绳：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亦不可惧怕承担义务。 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安定”的话，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的。 可说到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地，十分人所能做到。 实践的状况是，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帜，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
在国势大致处于常态的状况下，他们入仕后一方面做着分内的事：一方面期盼着自已仕途的兴隆，当理想追求与理想利益发作抵触时，他们难免更多选择后者。 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早年有过清寒求学的阅历，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因而常常不敢承担变革风险。 正由于如此，他为政尚可守正，三入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倒是在生活上，他讲求起朴素。 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每日必餐，史书上就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天，他游自家的后花园，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便不解地问随从怎样回事，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样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 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清贫出身，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 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生活上还是有别，大宋留意分寸，小宋却朴素纵容： 一次上元节夜里，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闻听昨夜烧灯夜宴，穷极朴素，不知能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同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 小宋真是毫不掩饰，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用富贵而已。 志向不够远大，满足于吃苦，这倒也而已，吕蒙正、宋祁花的究竟是自己的俸禄钱。他们还顾惜名誉，没有胡作非为，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
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不甘平凡或循规蹈矩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等而下之者则无所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位置。宋人揭露：“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日‘奔竟’。” 这说的便是当年为做官，而巴结高官的“奔竞”习尚，熏染了不少官员。 他们同流合污，争权夺利，以至随心所欲，不只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更将为人的良知、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 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一味迎合上意。 宋真宗想搞浩荡的“天书”祥瑞活动，需求足够的财力支持，就讯问国库的底子。 丁谓是担任中央财政的三司使，明知此举劳民伤财，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便讲演国库富余有余。 有了丁谓兜底，宋真宗这才安心点头，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丁谓卖力地调度布置经费与物资。 以后，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既担忧遭到反对，又怕落得恶名，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 丁谓出谋道：“陛下具有天下，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谁敢反对修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 果真，宋真宗提出想法后，无人敢提出异议。 丁谓担任该工程，一再修正设计计划，不时扩展范围，又敦促工匠日夜施工，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早到七年竣工，建成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 在做这些伤害民生的事时，丁谓早已将背诵过的儒家“仁政”理念抛到无影无踪，也丧失了做人的良知。
更有甚者，则是那些败坏国度基本利益的宫僚。 北宋末年的宰相蔡京，论学问学问，论书法造诣，都是绝对的上乘水平。 可此人罔顾国度利益，带头迎合昏君宋徽宗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的需求，肆意破坏次序政纲，以朝廷的名义敲诈勒索，致使民怨沸腾，官场的底线彻底穿崩。 蔡京四度当政，贪恋权位，毫不在意外界观感，即便“目昏吒不能视事”，也不知退位。 当他一度失宠时，竟不顾最少面子向宦官哭诉求情。 于是上行下效，一时之间吏治为之败坏，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索贿的现象亘古未有，官场中的大多数人已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终于招致北宋王朝堕入庞大的灾难之中，假如不是随后被金军消亡，也会被造反的民众所葬送。 还要说到蔡京家的奢靡生活，仅就厨子分工之细，就令人叹为观止。 宋人笔记《鹤林玉露》记载： 有位士人买一小妾，原是蔡京府中厨娘。某日，士人令此妾做包子，对方回答说不会做，士人质问既是厨子为何不会？对方再答称自己只是包子厨内特地切葱丝的。 南宋时期，权相秦桧为了揽权固宠、操纵朝政，遂迎合宋高宗急于求和的心理，不惜冤杀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自毁长城。 秦桧专权后，肆意扫除异己，任用亲族党羽。
于是，大批官员们盲目不盲目都纷繁投靠其门下，秦桧竟坦然接受奉承奉承自己的“元圣”称号。 岂不知这种行为已严重败坏了儒学中为人臣礼的规矩，也不无接踵前代权臣犯上之嫌。 以后在宋宁宗、理宗朝长期专权的史弥远，其横行霸道更甚于秦桧，以至勇于擅立皇嗣。 秦桧、史弥远都有读书科举出身的背景，所学学问不为国度所用，反倒成为弄权的阅历，其生活之糜烂更不用说。 至于南宋末年外戚出身的贾似道，虽绝对属于不学无术之辈，却因手握重权成为上下巴结的对象，寡廉鲜耻的官员们每见他必称“周公”，连度宗小皇帝也无法地呼其为“师臣”。 至此，官场完整化为黑暗的牢笼，收罗了大批无聊奸猾之流，一同浑然不觉地沉沦，彼此拉扯着走向消灭，这当然已属末世之相。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贾似道为了避免非议，“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隔绝，威福肆行动”(《宋史·奸臣传》)。 由此可见，众多的士大夫、太学生，包含某些所谓的名士，为了一己之利，以至小恩小惠，不惜丧失人格名节，或树碑立传，或跟随祸国殃民，真实令人痛心。
要不是南宋亡国后出了文天祥、陆秀夫等一批爱国志士，当时的读书人就一无可取了。 要说宋代的官员，论文化水平都不低，论道理谁都分明，可为什么众多人却变得失去良知，自甘蜕化，勇于蹂躏官场底线，以至胡作非为？ 从宋朝官场不见得比以往王朝弊病来得少的状况来看，单纯进步官员学问水平也并不见得就能彻底处置吏治的问题。 惨痛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备注：本文为转载文章 引荐阅读：宋朝皇帝不爱册立皇储的结果，开国皇帝兄终弟及，权臣矫诏玩废立 范仲淹是宋朝的道德模范，天下人敬重，可为何做官时多次遭贬？ 宋朝《劝学诗》呈现的意义何在？辅以《神童诗》，才干明白其真意 宋朝抑止门阀政治的两大关键性举措，除科举外，另一项或许更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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