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方志序论思想价值略论 文/安大伟 方志不只有史料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集中体往常小序、按语、论赞等之中。清朝统治者经过东北方志的修纂来表明其正统位置，论证其治统即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合理性；鼓吹其道统，即儒家文化认同和强化道德教化。此外，还凸显 “满洲基本”的政治准绳，实质仍包含在“大一统” 思想之中。随着清末社会大改造，传统经世思想中注入救亡图强的民族认识和爱国肉体，东北方志序论也包含丰厚的改造思想，如针砭弊病、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复兴实业、抵御外侮、注重教育等。系统论述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思想价值，展示出时期改造影响下方志编辑思想的变更。 “中央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叙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1]中央志有多种特性，其中资料性是基本特性，也是其有别于中央史的显著特性所在。但是，方志又不只仅是资料汇编，在凡例、序跋、按语、论赞中常常包含作者对时政发表的评论，或称之为政论，集中表示方志思想价值，能够窥见社会改造背景下不同时期学问分子的思想及其变更，从而将中央志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研讨紧密联络起来。我们今天应用方志，不只需关注其史料价值，还应关注其思想价值，这是以往方志研讨中的单薄环节。 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表示方式主要有 3 种:小序、按语、论赞。小序居一门之首，普遍存在，是方志的基本组成部分。按语和论赞在有些方志中会呈现。按语，如《昌图府志》《镇安县乡土志》《黑龙江述略》《长白汇征录》等，均以按语方式发表评论。《彰武县志》《新民府志》在 “备考” 中中止谈论，也可视作按语的方式。论赞，如 《怀仁县志》《呼兰府志》正文之后以“论曰” 和 “职方氏曰” 方式中止评论。除以上 3 种主要方式外，还有不少格式上未加标识， 在正文中夹叙夹议的状况。
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特性是由其特性决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终间上的地域性，评论对象普通是中央人、事、物;二是时间上的时期性，论述内容详近略远;三是综合性，内容丰厚，触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四是言语精练、平实，长论较少;五是乡土志编 写简单，谈论相对较少。清代东北方志序论作者即志书实践编修者，普通是中央知名文人。从内容上看，方志序论主要有 4 种方式: 一是颂扬式，如 《短命县乡土志》载:“数传至太祖，已兼有满洲、蒙古地，县境地居其间已三百年，宜早经开垦，乃曲体下情，恐其安土重迁，不忍驱策，其深仁厚泽之旁敷，岂有极乎。”[2] 二是批判式，如 《黑龙江述略》载: “兴办之初，需费较多，历久然后享利实大。惜始事之人，未经通审全省地势商情，舍此而就彼也。”[3] 三是劝谏式，如 《呼兰府志》载: “莫若概停例饷，拔其合格者收入营伍，官为廪之，余则驱之于农亩，愿业工、商或入学堂者，听其择途从事。则旗丁之生计自裕，而国度亦实收整军经武之效矣。”[4] 四是论述式，如《新民府志》载: “果使引导浚治以通轮舶，其利赖将无量也。”[5] 一、清代东北方志思想内涵 清代的东北不只是一个方位词，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东北是清朝 “龙兴之地”，清朝崛起于东北，盛京是清朝的陪都。因而，在官修史书 《皇清开国方略》 《钦定满洲源流考》 《钦定满洲八旗氏族通谱》《钦定宗室王公功劳表传》《满洲实录》 《钦定八旗通志》中，都表示出清朝贵族对东北区域深沉的的地域文化认同。以乾隆《钦定盛京通志》为例，其《圣制》《纶音》《天章》3门，共17卷，收录清朝历代帝王的御制诗文，多为东巡盛京所作的御制诗文，以及讴歌先祖及故乡之作。《国朝人物》1门，17卷，载清初开国功臣事迹，而不载入关后东北历史人物。《京城》《宫殿》《山陵》3门，均为其他地域方志所无。清前期东北方志与其他地域方志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方志在保存中央历史记忆的同时，又保存清朝兴起的历史记忆，因而 被赋予深化的政治文化内涵。 郑永昌以为， 《盛京通志》的编修 “试图唤起满族的历史记忆，凝聚满族文化共识”[6]。张一弛以为，《盛京通志》“构成了盛清时期多种面向的 ‘大一统’ 政治文化”[7]。实践上，清前期东北方志既包含满族记忆，也包含“大一统” 思想。归根结底，是清朝统治阶级在东北方志修纂过程中对清朝正统论的构建。“大一统” 是正统论中 “治统” 的组成部分; 而所谓的 “首崇满洲”，并非是 “大一统” 的对立物，而是在 “大一统” 语境下讨论的政治与民族政策，是 “大一统” 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到了晚清，东北遭到异国异族侵略，具有区别与其他地域的 “边疆” 内涵。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方志向近代转型的时期，其中一个新的特性就是愈加注重史论分离。评论性按语明显增 多，如 《昌图府志》《镇安县乡土志》 《黑龙江述略》 《长白汇征录》等，均以按语方式发表谈论。《彰武县志》 《新民府志》在 “备考” 中中止谈论，也可视作按语的方式。还呈现了不少论赞方式，如 《怀仁县志》 《呼兰府志》正文之后以 “论曰” 和 “职方氏曰” 方式中止评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格式上未加标识，在正文中夹叙夹议的状况。这些谈论性文字着重讨论如何加 强中央树立，以抵达抵御外侮、救亡图强的目的，代表着清末中央学问分子的认识水平，具有较 高思想价值。 二、清代东北方志序论中的正统论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东北方志序论，有相当多篇幅论述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正统认识和历史文化 认同思想，借修志表白清朝政治企图和文化理念。任何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欲树立耐久稳定的统治，必须求接纳主流儒家文化以承袭 “道统”，继续历朝统绪以承袭 “治统”，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王朝的“正统”。“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政统和道统，并以承袭者自居，一直是清朝满族统治者认同中华历史文化的政治与文化的表示。”[8]清代东北方志序论中表白出清朝的国度认同，既表示于政治认同———对中华统绪的继承与深化，又表示于文化认同———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少数民族控制政权，正统论中又包含 “首崇满洲” 的政治准绳，究其实质，仍包含于 “大一统” 准绳之中。 (一) 关于清朝治统的论述 一是关于政权合法性。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与久居中原地域的汉族有较大的民族差别和文化隔阂，证明政权合法性是清朝入关后所面临的头号大事。编修方志，正是论述清朝得国之正的方式之一。如 《吉林通志》载:“明初建都司于此，实得控制之宜，惜其后不能及远， 自失形便，此与三卫之弃，同为失计而已。”“其域外运营疏略若此，则其后之日蹙。虽曰天命，抑岂非人事哉! ”[9]明宣德末年，朝廷已无力管控奴儿干地域，以夷制夷的羁縻弹压政策逐步转变成以争夺贸易凭证———敕书的部族兼并战争。康熙 《盛京通志》中也说 “辽地自辽金袭渤海五京之制而形势分明，省郡县为卫所而边隅狭”[10]，以为明代在东北实行的卫所制不如辽金时期的郡县制。《辽中县志·乡镇》小序载:“溯自前明靖难兵起，燕地井里凋敝，满目萧然。至我朝定鼎以来，偃武修文，疗养黎庶，其乡村之联络，市集之辐辏，大盛前代。”[11]这些序论指出，明朝对东北边疆管理不善，故清朝取而代之，且运营盛于前代，侧面为明亡清兴的合理性作注脚。 《盛京通志》提出 “国度受命于周”[12]，以为清朝政权的渊源能够上溯至周朝。其 《职官》 小序载，“国度设官分职，皆因前典而推敲之”[13]，可见继承了前朝的职官制度。这都阐明清朝统治盲目继续中原王朝统绪，表示出统治阶级的历史文化认同。《盛京通志》记星土，“我国度受箓膺图，玑衡在握，天命既集，象纬告祥，箕尾之躔，寅宾日出，福德所钟也”[14]; 记山川，“神皋奥壤，实我国度所以发源受命者也”[15]，以为清朝取得政权，乃是承天受命、天命所归，鼓吹君权天授。依照这样的思绪，以为“王气所萃，攀鳞附翼者，咸在其间”[16]，而清初人才之昌盛，也都是钟灵毓秀、上天授予，天人感应的结果。天命论成为构筑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二是关于统治合理性。“政统” 或“治统” 的合理，岂但要证明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还要证明当下统治的合理性。因而，清前期东北方志中有大量鼓吹皇朝文治武功和统治者雄才大约的话 语。如 《盛京通志》载:“太祖辟土开疆，继以太宗，功德隆盛，爰及世祖，正域四方。今天子宵旰图治，罔有暇逸，致使六合向风，输诚纳贡者，万国且共球矣。其幅员之宽广，物类之茂美，人民之爱戴，政事之舒长，高出前代，驾轶隆古。”[17] 颂扬清朝诸帝的伟业，渲染四海升平，统治昌明。该志序田赋:“我皇上加惠陪京，蠲租赐复，巡轩莅止，叠沛恩纶，旗地官庄，兼施休助。”[18] 颂扬乾隆朝蠲免田赋之仁政。序城池: “遗堙故垒，昔为边防卫御之资者，兹当万国车书之日，已无所用之矣。”[19] 赞扬康熙帝倡导 “中外一家” “天下一家”，前朝遗留的边关也无执行防备“夷狄” 的作用。
此外，清代疆域大一统，也使得清朝在天文空间意义上居于统治的合理位置。如序兵防，“宁古塔、黑龙江将军之设，非独善因前典而重扃叠扆，盛京之势愈安磐石，永万年而晏然者 也”[20]。经国大计，首在边疆，清朝在东北边疆运营上作出很大成果，不时增强兵防。 “维时幅员狭隘，亦未有往常日同江、爱浑诸中央数千里之广，系归幅员者也。”[21] 清朝直接有效地控制吉林、黑龙江地域，奠定现代中国的疆域幅员，这一点似已超出历代王朝 “守在四夷”“有国无疆” 的羁縻政策。又如 《塔子沟纪略序》曰:历朝虽或占领其地，不外数年间随得随失，讵能 设立舆籍以垂久远? 惟我朝定鼎以来，中外一统，蒙民向化，垂百余年。今上御极之五年，设官分职，树立署宇，俾千古从未开辟之疆域登之幅员，而体制威仪得与内地无二。”[22] 以疆域的实践控制范围，清朝是完成 “大一统” 政策较彻底的王朝，并且大大推进了边疆内地化进程，在构建多民族国度方面作出了庞大贡献。 (二) 关于清朝道统的论述 一是儒家文化认同。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国度管理体系，政治高度伦理 化，所谓 “华夷之辨” 主要指的是文化而非血缘的差别，是故顾炎武有 “亡国亡天下” 之说， 道统比治统愈加重要。因而，清朝入关后积极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充沛吸收并改造儒家文化，以避免由文化排斥而构成的政治抵御。清前期东北方志序论，表示了对科举和学校的注重，如《盛京通志·凡例》载: “国度重道崇儒，体宜独尊，今特详于学校，非他祀典可并矣。”[23] 突出学校的位置。《学校》小序载:“太祖缔造丕基，百度肇举。太宗创业垂统，鼎建学宫，遂开诗书礼乐之化。逮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圣圣相承，凡所为弘文治、尊正学者，有加无已。至 世宗宪皇帝，临雍讲学，崇圣推恩。”[24] 此又展示清代皇帝崇儒重道。选举方面，也是及时地经过多种途径选拔盛京各类人才，“国朝承累代之制，山林隐逸有求博学宏词、有辟制科之典，终弗更易，多其途而收之”[25]。 二是强化道德教化。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同样为清朝统治者安定社会、教化臣民、整饬 人心提供理论支持，成为清皇权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此期东北方志也多鼓吹纲常伦理，强化对庶民的道德教化，如康熙 《盛京通志·列女》提出:“人生戴天履地而无愧者，惟培植纲常，敦修伦纪，为世完人而已。”[26] 乾隆中叶后，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官修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逆臣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史书，意在培植纲常、教化民意。乾隆四十九年本 《盛京通志》，《忠节》由前志1卷扩展至5卷，《列女》由前志1卷扩展至4卷，人数大增。其 《孝义》序文，“我朝崇起教化，培植纲常，其孝义著称者，能够光前，能够劝后”[27]，鼎力褒扬忠孝节义，又将 “其死事辽东诸臣，俱附载 《名宦门》，其系辽人而临难捐生、成仁取义者俱列入 《忠节门》。谨将锡谥之由附识卷端，俾知崇奖忠贞，益以风励臣节。圣人植纪扶纲、大公至正之心，天下万世莫不共仰焉。”[28]明清鼎革之际在关外辽东战场上与清军作战的明将，原为清朝史书所隐讳，至此也归入东北方志 《名宦》《忠节》之中，可见在修志过程中清统治阶级明史观的变更，以及纲常伦理准绳的贯彻。鼓吹忠孝节义、规范社会生活次序是其官方修志活动的基本目标之一。 (三) “首崇满洲” 与 “大一统” 论 一是强化“满洲记忆”。清朝满族人数远远少于普通汉人，所以强化满人的统治位置是清代历朝统治者都煞费苦心的事情。清朝采取 “首崇满洲” 的基本国策，以保障满族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康熙年间纂修的东北方志曾经开端突显盛京陪都的尊崇位置，而不只是展示中央风土民 情。如 《盛京通志》序载， “将留都名胜之盛典与祖德宗功，并昭垂于奕世”[29]，可见修志具有以地系史、以史崇地的倾向。该志以为 “陪京者，帝业之基也”[30]， “金城汤池，翼翼大壮，基本益固矣”[31]，则视盛京为帝业根基、清朝基本之地。但是，入关后满洲部族对自身的认同逐步堕入危机，直接表示就是作为满族的文化标识—— “国语骑射” 的衰落。特别到了乾隆年间，不少满人官员不会说满语、不能运用满文草拟奏折，且蜕化怠惰日益严重。面对 “汉化” 应战， 清朝皇帝日益强调满人的 “祖宗之法”，对此，其时东北方志编修也自有表示。如 《盛京通志·坛庙志》序文 “帝王凝休永命，道莫大于尊祖敬天”[32]，明白提出 “尊祖敬天” 的政治纲要。作为满族 “龙兴之地”，清代东北地域方志编修的目的之一，即便其子孙 “无忘祖宗祥发之有自”， “缔造之维艰”[33]。慎终追远，因而不时提示阅满人先祖勋烈创业之艰苦。“宫阙范围大备，而尚朴贵俭之德昭然在也。所以贻谋示后者，至深远矣”[34]，以俭朴训诫后代庶民。记兵防， “我皇上觐光扬烈，翠华临莅，秋郊狝阅，赏赉有加，复命增设弁兵，修缮甲仗，诚以讲武诘戎不可一日不备也”[35]八旗劲旅尚武之风不能丢。“国度起自东方，其俗淳厚惇悫，坚毅而不挠。”[36] 憨厚坚毅的民族性格当继承。乾隆十三年本和四十九年本 《本朝人物》一门只记载为清朝 树立重要勋绩的开国功臣，而不载入关以后人物，“追惟骏烈于翊运诸王及干城师清之士，详征事迹，胪著于篇”[37]，以保存、唤起满族的历史记忆，增强其凝聚力。另外，清前期东北方志编修中，各门小序多历数该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绩。如 《盛京通志·帝王》小序载:“太祖高皇帝辟土开疆，肇基王迹。太宗文皇帝创制显庸，声教覃敷。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统一区宇。圣祖仁皇帝治隆化洽，宝历绵长。世宗宪皇帝圣德广运，至治光昭。皇上恭绍鸿图，垂亿万世。”[38]这也是清朝统治阶级尊祖敬宗的表示。 二是“首崇满洲” 与“大一统” 的关系。应该说，用“汉化”与“满化” 来形容清朝民族融合都是片面的。实践上，清朝既认同汉文化的中心价值———儒家思想，继承前朝政治制度，又努力在制度与文化中坚持满洲部族自身的作风，在“汉文化”与“首崇满洲” 之间展示了一种均衡。“华夷之辨” 与“大一统” 不是对立而是辩证的关系，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控制政权，都会在民族矛盾猛烈之时，强调本民族正统位置。因而不论是汉人树立的王朝所强调的 “华夷之辨”，还是满人树立的王朝所强调的 “首崇满洲”，都是在 “大一统” 框架内展开的讨论。满族控制政权后，要保障其统治位置，就要废弃 “华夷之辨”，实行“大一统” 政策，学习儒家文化，继承中原王朝治统与道统。但是满族究竟是少数民族，为避免因“感染汉俗”而被 异化，还要经过禁旗人学汉文、限制参与科举考试、建筑满城、倡导“国语骑射” 等措施坚持其民族特征，以及经过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特权保障其民族优越位置。其统治思想的逻辑次第是明晰可见的。 如上文所述，东北方志编修中颂扬陪都、强调“祖宗之法”、追述开国战迹，在表层上以凝聚满族为目的，而其实质则是让宽广汉人庶民完成对清政权的认同，是清统治者构筑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政治文化战略，也就是在“大一统” 框架内，在维护国度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前提下，更强调满族的主导位置。这样，既弥合了满汉之间过大的差别，又尽量坚持其民族自身的特性，这也是清朝皇帝在处置满汉关系过程中所不时寻求的一个均衡点。而清朝统治的胜利，也正在于建 立起容纳性较强、能够容纳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政治体制。 三、清末东北方志序论中的改造思想 研讨边疆史地，是晚清经世思潮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存百余种清代东北方志，大部分红书于清末光宣时期。甲午之后，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刺激了学者的忧患认识。旧有价值观念动摇，东北方志关注的焦点从维护清朝正统位置和鼓吹纲常伦理，转移到如何应对社会危机。其序论中深思批判认识增强，表示出作者激烈的经世思想，方志的思想价值显著进步。 首先是针砭弊病。近代以前方志特别官修方志，普通秉承“书善不书恶”的准绳，以颂扬本朝统治为主。变革主导着晚清社会文化潮流，改造的前提是发现当下体制中包含的种种弊病。清末方志编辑中，仁人志士重审理想，痛陈弊病，不乏一孔之见。如《黑龙江述略》载:自将军萨布素公移齐齐哈尔城，北至俄边几三千里，仅一副都统官控制其间，承平既久，厝火积薪，当事者漫不为意。咸丰八年，分江为界，将军奕山公奏报，以江左空阔无人为词，并不声明四至里数，虽属仓皇定计，企图掩饰，亦实由地势广大，夙未究心。”[39] 指出晚清黑龙江地域之所以屡遭沙俄侵略，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奕山边防部署的疏漏有关。又论:“官由部选而来，率多 部属供事，资历既深，无聊就外，六年俸满，别无升途，仍需赴部另选，苟有出众之材，亦必不投身荒漠。吏治不饬，盖由于此。”[40] 指出清末黑龙江吏治不饬，缘由在朝廷任官制度不当。《长白汇征录》载:“时而称松花，时而称混杂，几无定名。在统一时期尚无关隘，现海禁大开， 强邻窥伺江河，藉端生事，无理取闹，称号稍涉牵混，则乘间抵隙，攘夺利权，名之为义大矣哉。”[41]指出我国舆地著述地名指称的紊乱，给外敌攫取利权以可乘之机。又论: “各项宗教论祸福，不论道理，故流弊滋多。孔孟之教以道理为主，而祸福因果置之不论，故行至千百年而永无弊。此释道所以不迭儒宗万万也。”[42]指出宗教论祸福而不论道理的弊病。光绪《盘山厅志》载:“不讲卫生，厉气侵之，是生瘟疫;不治沟洫，水旱无备，是成凶岁。此人事也，非天道也。防之之术宜精求焉。”[43] 古时将瘟疫与自然灾害归因于 “天道”，附会荒唐，言语不经，作者从科学的态度予以反驳。 其次是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鸦片战争后，国内有识之士 “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甲午战后，愈加注重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社会科学、吸纳新思想，变革也着眼于社会各层面。此时期方志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间观念上由循环的历史观向进化的历史观演化，空间观念上开端从世界中认识中国。一是粗具世界视野。最迟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署，中国曾经开端以一个主权国度的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从“天下的中心” 变成世界的一国，列强侵华的惨痛理想击碎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四夷观”。由古代轻视外夷一变为近代积极向西方各国学习。《昌图府志》载:“泰西各国，力致富强，皆藉商力，以为前驱。英人之于印度，其明证矣。我国素无保商奖商新法，故商战不甚猛烈，因以日趋贫弱，非无故也。”[44]鉴于古代中国重本抑商，由此提出要学习西方展开商业。《黑龙江述略》载:考泰西各国，首重矿政，设立公司，君民共之。兴办之初，实亦利害参半， 积以岁月，始专其利，其要在积本之厚，任人之笃。”[45]此又针对矿政不够注重而言。《绥中县乡土志》载:今之世界，生计竞争之世界也。欲谋国祚之绵长，而立富强之基础，唯在务实而已。士业、农业研讨焉，而急为改进;工业、商业调查焉，而急思进步。试观英国大儒斯迈尔、法国政治家卢梭、德国外交家俾斯麦之三人者，世界上称为伟士，孰非由脚踏实地苦心自修得来。”[46] 罗列欧洲出色人士斯迈尔、卢梭和俾斯麦，阐明务实为富强之基，已有主张学习西方的开放认识。二是吸纳进化史观。光绪二十一年 (1895) ，严复在天津 《直报》上发表 《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光绪二十四年，严氏译述的赫胥黎 《天演论》出版，大大推进中国人观念世界的改造。如《海城 县乡土志》载: “廿世纪为天演竞争大舞台，商战不修即难免为外人淘汰……就我固有之业，逐 件改进，即可为抵御外人之具。”[47]可见作者有明白的世界观念、进化认识。又，《彰武县志》载: “处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尚昧然罔觉，不思远计，则生计日窘，何以立于竞争猛烈之场。是以讲务实业，有不容稍缓者矣。”[48]则指出各国竞争，优胜劣汰，必须奋发图强。《辽阳乡土志》载：“士仅半化，农工商亦皆固陋守旧，无进化思想。故一受外潮之激刺，愈觉形见势绌云。”[49]斯言中国落后于世界，因中国庶民缺乏进化思想。此外，进化论和文化论常常紧密相连。如《昌图府志》载：“彼中末裔且将日就澌灭，不知其果为文化进化乎? 抑亦生计日穷，为人类竞争大势之所迫而然也。”[50]《锦西县乡土志》载:“若县界民风则近于刚，刚则强，强则能够自立。是在移风易俗者，日进于文化斯可矣。”[51]所谓进化，乃又蒙昧而进于文化之社会。之所以清末方志政论中会呈现世界认识和进化史观，直接缘由在于有很多新式学堂学生参与了方志编辑。清末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新式学问分子在戊戌维新时期呈现。新式学堂中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问占领较大比重。所以在方志政论中表白了史无前例的、迥别于旧式文人士大夫的新思想。
再次是复兴实业。方志的近代转型，不只体往常修志思想的变更上，还体往常志书内容和修志目的的演化上。简言之，内容由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政治史，转向民众的社会史，向社会深层展开，普遍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目的由维护清王朝统治转向解释探求社会展开规律和富强之道。复兴实业，展开经济，是清末东北方志序论中着重讨论的内容。如《怀仁县志》载：“自古中央之贫富，不在人口之多寡，而在实业之盛衰。”[52]宣统《铁岭县志》载:“惟有倡导实业，督饬工商，奏精巧之实功，行抵御之伎俩，则民无业者而有业矣，利外溢者而内复 矣。”[53]可见充沛注重实业对展开社会经济的重要性。细致而言，又分为农、工、商等各部门经济。农业方面要鼎力兴办屯垦，《黑龙江述略》载：“使如吉林省例，大兴屯政，广设民官，则岁入不可数计，内能够省司农度支之繁，外能够杜邻敌觊觎之渐，固本实边，莫擅长此。”[54]指出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能固本实边。《呼兰府志》中作者以为:“觇国者，以物产之盈虚，测民生之荣悴，故关于物产之调查，须区别其种类，调查其产地与功效，及施以人力而功效能够增 长者，洪纤必具，以为复兴实业之张本。非如《山经》志异、《博物》搜奇，仅为学术上之研讨已也。”[55]明白要细致调查物产种类及功效，以为兴办实业所用。《镇安县乡土志》提出: “值此商战时期，华洋互市，利益交争，凡百货之输入输出，尤宜实力讲求，竞握利权，以为商务复兴之基础。”[56]商战时期，复兴商务是关键。《辑安县乡土志》“古之善治国者，通商必急于惠工，工艺者诚商业之嚆矢也。”[57]指出商业繁荣的前提是工业昌盛。 复次是抵御外侮。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经过 《瑷珲条约》和 《北京条约》等一系列错误等条约，侵占我国东北领土，国度主权步步沦丧，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伤。有识之士开端深思边疆 管理政策。此期东北方志编辑强化了理想功用，贯串有关边防状况的记载，表白出抵御外侮、实边固防、救亡图强的爱国肉体。如 《怀仁县志》论曰:“大江对岸即是强邻，森林、矿产又久为外人所慕。宰斯邑者，保利权、奋武卫，宜杜渐防微，勿负东南保障之任，斯可矣。”[58]倡言扞卫我国领土与资源。《长白汇征录》载:“传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系就关锁时期而言。至门户洞开，则四郊多垒，非筹边缺乏以图存，非练兵缺乏以守边。”[58]强调强化边防卫卫与军事锻炼。《辽中县志》载: “城之坚不若心之固也……所贵布德施惠以固众心。”[59]指出固圉实边首在稳定人心。《黑龙江述略》提出:“论防边大计，水师之重，略与陆师相当……俄自分江然后，汲汲于试行轮船，居心尤为叵测，固不待智者有戒心也。”[60]指出增强水师树立的重要性。 最后为注重教育。传统社会注重儒学教育，持续道统，教化庶民遵照三纲五常，培育为皇权统治效劳的人才。至20世纪初，西学取代中学，在文化教育中占领主导位置，培育各行各业需求的技术人才，兴干实业，推进经济与社会展开。固然清前中期和清末东北方志均注重教育，但其性质截然不同。《新民府志》载:“生齿日繁，蒙昧如昔，谓能自存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吾未之敢信。然则急起直追以身教育，时不我待矣。”[61]请求经过新式教育，开启民智。《怀仁县志》载: “是必兴教育，正民意，养成无形之险，以收有用之效。”[62]主张经过教育，开民意，新民德。光绪 《盘山厅志》提出 “复兴商务，非立商学、开商智不为功”[63]，请求树立专学，培育专业人才。《呼兰府志》提出: “教育之道基本家庭，然则女学者，其所谓国民教育之母乎?” 斯又倡导女学，男女对等。 结语 清前期是大清算、大总结阶段，晚清时期环境变更，促使学术习尚转变，不同时期构成思想 倾向不同的方志序论。清前期统治阶级与学问分子将 “东北” 视作 “满洲基本”，晚清则更多地将之视为边防重镇。因而，清前期东北方志序论论述正统论的内容较多，而清末随着方志的近代转型，方志序论所关注的是如何救亡图强。长期以来人们仅将方志作为一种史料看待，近些年又盛行 “历史书写” 的研讨范式，二者之外，还应该关注方志的序论——集中表示了方志的思想价值。“志”在维护社会次序、持续价值观念、总结治国理政阅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价值有赖于学者进一步发掘的讨论。 向上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1]国务院第 467 号令 《中央志工作条例》，中国中央志指导小组 《中央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 年，第 3 页。 [2]刘清书修，王丙辰纂，柳成栋点校: 光绪 《短命县乡土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74 页。 [3]徐宗亮纂，李昌盛、张杰点校: 《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9 页。 [4]黄维翰修纂: 《呼兰府志》，《黑水丛书·黑水郭氏世系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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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大伟，辽宁大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在站博士后。研讨方向：历史文献学、清史。 本文章由京师文会出品，转载需同意 欢送投稿， 稿件请发至 jingshiwenhui@163.com 长·按·关·注 ▲向上滑动 WEN HUI jingshiwenhui 顾问 郭英德 主编 李小龙 诸雨辰 图文编辑 冯浩然 谢宜君 林丹丹 曾子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讨所 中国古代散文研讨中心 中华文化研讨与传播学科交叉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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