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新闻摄影大多是主题先行，把摄影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里，所以相应地大家开始喜爱风光摄影，全国摄影界掀起“黄山热”。1979 年夏天，也就是我刚进中新社那一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广东搞活动，蒋齐生老先生受邀到广东肇庆讲学。当时蒋老讲“摄影关系学”，他对“黄山热”、“风光热”多有微词，大谈摄影记者不应拿着公家的相机胶卷去拍风光。许多影友罢听，集体退场。在省摄影家协会领导的规劝下，我们才回到了课堂，这时，蒋老讲的是沙飞的作品和人生，还讲了荷赛的作品和吴印咸在抗日战争中的作品。这些我们以前不是没见过，就是印象不深，经蒋老一讲，我们很受震动。蒋齐生性情耿直，口气生硬，但是中国摄影能走上一条正路，蒋老功不可没。 后来我在四月影会成员王志平和王苗那里见到卡蒂埃- 布列松、马克·吕布和美联社记者刘香成的影集，又看了李晓斌的《上访者》等一系列作品，这使我对新闻摄影的兴趣更浓了。后来中国的新闻界一步步开放，我们也拍真的新闻了。慢慢地我意识到，中国的摄影人有责任深入反映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历史，也应该坚持用自己的眼光看生活、看社会。所以那时，我就开始尝试着用平民的视角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我认为当时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人们的反应，用文字是很难描写的，而摄影恰恰是最能反映的。 谈到学习，我没有读过大学，回城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书，有的书被我翻得皮儿都没了。那时候的大学没有教新闻摄影的，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后来入社后我和社里同事统一进京考文化课，我是广东分社唯一一个考取的人，考取了新闻专业的大专文凭。 同时外国同行的东西也给我很大启发，1985 年开始与国外摄影师交流以来，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有的是拍比较前卫、比较观念性的东西，但不影响他们对纪实摄影的尊重与欣赏。在关注时代、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感受这些方面，大家有共同的追求，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纪实摄影自身有许多时代的讯息在其中，对文化的研究也很重要。前卫的摄影也讲究图像，也带有时代的印记和对时代的思考，只是形式有所不同。现在广东一些媒体报道的图片也会吸收一些前卫的尝试，来表现一种情绪，可以称为“新纪实摄影”。 后来，一些南方的媒体也给我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展示空间。我们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表现在照片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1988 年，由杨绍明发起、陈小波策展的“在改革的年代”展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展出，湖北金涌、山东钱捍、天津仇伟军和我的作品参展，我的部分就是“中国：开放百态”。 “中国：开放百态”影展前言是这样写的：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对外开放，似乎都发生在灾难深重的关头。现在，你和我正在目睹、经历着的这一次开放，也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正如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积重难返”，经济已达到“崩溃的边缘”。于是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现实的确是“积重难返”，你和我背负着久积的重负，我们从渐渐打开的门户里头挣扎着：中与西、新与旧、时髦和传统，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广东是开放的“窗口”，我在这扇窗户下，记录了中国这段精彩的历史。 1989年初，台湾摄影家张照堂与我相会在香港。他看了我的照片之后说：“‘亚洲四小龙’都经过了从封闭落后到逐步开放，最后走上现代化的过程。你把这过程记录下来了。”这些年，很多人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1983 年我的领导简捷去香港考察回来，他说：“以后我们对外少发点儿大楼、桥梁、工厂、学校一类的稿子。香港的大楼比我们的大，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拍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1986 年，摄影家简庆福在看“十年一瞬间”影展时对我说：“这些拍摄人民生活的照片越放越有价值，而风光照片越放越没有价值。比如黄山千百万年都在那里，后人还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更好的器材去拍，而生活过去了就没了，人也不一样了。”美籍华人记者刘香成1983年说：“中国摄影家总喜欢拍日出日落，还有老人、小孩和女人，很少拍普通人……”我想：除此之外，还有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甚至连每个人的汗味也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人同此心。我不可能把20 年来的所有事情、所有事件都记录下来，我只想通过我的照片，反映我们老百姓对这个时代生活的感受。 1999 年初，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均伟打来电话，说正在拍摄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录片，看到《羊城晚报》上刊登的我的作品后要来采访我。他们来到广州后，拉我去采访这里著名的商业街高第街，一起去找我18 年前拍过的含羞而胆怯的小贩。当年刚开始有个体户，你要是站在远处，看见的只是一个堆满货品的小摊，却看不见摊主，她是蹲在底下的，走近才能看到，而且她的眼神是很警惕的，如果我不去问价的话，她根本不看我，而是东张西望警惕地看着什么。后来跟她聊熟了以后，她告诉我，她怕她的同学看到。18 年后，我们拿着报纸去找，高第街上闻讯来了一群长得很富态、手戴金戒指的中年大姐。她们高兴地传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七嘴八舌地议论，但谁也认不出那是谁。她们都说，我当年拍的照片上的小贩年龄、样貌和心态与她们当年很相像。其实我的照片本来就并非要表现某个人，而是要表现一个群体。环境、物件都是摄影的语言符号，它们都在讲述我们生活的时代。
街边小贩 1981年 安哥摄
广州大丈夫 安哥摄
大龄青年咬苹果 安哥摄 《大龄青年咬苹果》是1983 年我在广州市第二次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上拍的。在大龄青年集体婚礼上，他们相互配合大口地咬苹果的时候，感觉他们是要拼命地咬住那已渐渐逝去的青春。后来在北京搞展览挑片子时，有朋友说：“我也拍过这种片子。”我说：“你的有这样的肌肉吗？”大家都笑了，会心地苦笑。
百岁老人游羊城 安哥摄 1986 年，广州第一座大型游乐场—东方乐园刚开业。那一年的“百岁老人游羊城”活动就安排了老人们去参观。这些老人百多年来见过多少世面，尤其是坐在第二排的老太太曾在紫禁城当过宫女。如今她们坐进儿童小火车，仿佛要开进时光隧道。 文章摘自《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中卷）》
|
名表回收网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