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士制表业坠入“冰河世纪”。精准、漂亮又便宜的日本石英表一夜间席卷全球，七十年代末，瑞士钟表产量在全球的比例从43%降至15%。 制表工匠难以维持生计，一些人黯然离开了这个行业。如果那时有一个水晶球，照见今日机械表的繁荣，瑞士人会不会惊讶地睁大他们的蓝眼睛？ 1983年，两个瑞士人发现了一个叫作Blancpain宝珀的品牌。当时品牌拥有的是几十名员工、图纸和零星的收藏，以及一段两个多世纪蒙着灰的历史。 全行业一片惨淡，宝珀决定重建，该走哪条路？那时大部分瑞士人已经相信了，石英表就是未来。 而宝珀从来没有做过石英表，这成了一件令品牌颇感自豪的事。宝珀中国区副总裁廖昱说：“世上永远不会有一块叫作宝珀的石英表”。曾担任宝珀总裁的让·克劳·比佛也非常乐于告诉别人，对于石英表，他当年可是坚决反对的。 宝珀的这一选择与Frederic Piguet（FP）机芯工厂有着密切的关系。1858年FP创立，开始为宝珀提供机芯。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FP以出产最顶级、最复杂的机械机芯闻名业内。FP将少数顶级机芯独家供给宝珀，两家公司相互持股。2010年，FP工厂更名为宝珀机芯工厂，仍然是一个机械“极限难度”的狂热追求者。 在当时，即使FP愿意向市场妥协，要从一个老牌的机械工坊转身成为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石英工厂，是不可能的。 宝珀最先拾起的复杂功能是月相，一群工匠投入月亮的研究，周期、盈亏、表情变幻……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千万里之外的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爱好，数千年来中国人虔诚地仰望月亮，安排农耕，乃至决定人生大事。 转折点在1992年，Swatch集团收购宝珀。那时的Swatch已经开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计划，一件唯有集团化钟表航母才能做到的事。 集团把“养家”的重担交到子品牌Swatch身上，Swatch奋不顾身地杀进石英表战场，到今天，Swatch的十字标识已经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糖果色、塑料壳的Swatch甚至赢得了十几岁少女的欢心，她们用积攒的零花钱就可以买上好几只。 松下幸之助有一套“自来水哲学”，一件商品如果像自来水一样非常便宜、非常易得，而又有不错的价值，那就一定会成功。自来水一般的Swatch为集团输入了丰厚的利润。1984年，Swatch产量就突破了一百万只，2002年，Swatch产量突破了三亿只。 也正因为如此，宝珀，以及集团后来陆续收购的宝玑、雅克德罗不再有生存压力，得以坚持做传统的瑞士机械表。海耶克家族对这三个品牌疼惜备至，马克·海耶克在2002年亲自出任了宝珀的总裁。 宝珀的工匠们获得了极大自由，他们的工作目标变了——测试宇宙中机械技术的极限。 1991年，宝珀完成了“1735腕表”，把当时所有排得上号的复杂功能做进了同一只腕表——超薄、三问、陀飞轮、万年历、月相以及双追针计时。 有人说，是茫茫大雪封山造就了瑞士人沉静的性格。他们长年累月在自己的小工坊里打磨零件，一点也不觉得无聊。制表师少年时进入制表学校，学会打磨齿轮、倒角，几年后成为工厂实习生，再慢慢磨练成熟。 多年后极少数天才成了大师。今天宝珀有两位制表师可以完成1735，他们要亲手做出700多个零件中的每一个，再花上整整一年时间完成组装的过程——骄傲的天才在完工前不让任何人染指自己的作品。 这种对于机械技术偏执狂式的气质在宝珀是被欣赏的，而镶钻、镶宝石、变换新外形这些做法，在宝珀不会频繁地出现。 比如，有些腕表藏家弄丢了腕表的“调校针”，他们于是拿起牙签、缝衣针，戳进腕表进行调校——这不仅伤及腕表，还会带进灰尘。就为了解决这么个小问题，宝珀又掀开了机芯，改进后实现了隐藏式调校。 2012年，宝珀拿出了“中华年历表”。迷一般的表盘上，人们看到中国古代十二时辰、农历日期、月份、十二生肖、五行元素和十个天干。表盘上的太极阴阳图、隶书子丑寅卯、十二生肖，都是金发碧眼的瑞士工匠一笔一笔画上的。 机械玄妙地运转，同时指示出公历和农历——农历除夕之夜，12点位的生肖图案精准跳转；中国农历中没有规律可循的十九年七个闰月，在表盘上也绝不会指错。 廖昱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瑞士人才懂得了中国历法。研发耗去五年，随时面临着全盘皆输的风险。宝珀不想在表盘上画一只熊猫，就表示了解中国了。 2001年廖昱加入宝珀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世上最好的腕表品牌只有雷达，当时的宝珀仅仅在内地试了试水温。 直到现在，顶级腕表们也只是极少数人拥有，在当时，要把售价动辄十万元的腕表卖出去，简直是痴人说梦。 十万元几乎可以买下市场上绝大多数时尚单品，爱马仕的铂金包差不多在这一区间。而爱马仕的一条丝巾只需几千元，普通白领也能买得起。爱马仕之下，还有众多一二线品牌，以及他们更亲民的副牌。 长期以来，时尚品牌通过讲故事、造梦、明星效应、饥饿营销搅动市场。香水作为时尚界的入门产品就有一套疯狂法则——你希望自己第一年的销量是多少，就要用多少钱用来砸广告。 在中国，也有不少腕表品牌和中国明星合作、赞助红毯，参与热点事件的营销，争取从平面到互联网所有的媒体曝光。 这些套路对宝珀来说统统行不通。入门级的宝珀售价超过6万，最贵的超过了700万。“价格如此之高的品牌，在技术上一定非常复杂，工艺必须精湛。”廖昱说，金字塔尖的品牌，只有真正懂得的人才会爱上，买家绝不会不经思量就冲动出手，也就不会被直白的明星效应所影响。 在宝珀上海新天地旗舰店里，陈列的腕表大多是安静简洁的模样，只有极少数女表有少许镶钻。这个由瑞士侏罗山脉农户注册的品牌无法改变沉静、小众、“技术痴迷者”的性格。 加入宝珀后，廖昱从最早经销宝珀的东北城市鞍山开始，走遍了中国许多地方。如今宝珀在北上广有8家直营店，另有36个通过经销商运营的门店或专柜。 每次面对地方媒体，他总会不厌其烦、大段大段地讲宝珀的机芯，各种了不起的工艺——他显得有些无奈，觉得宝珀值得讲的地方太多，但他每次都只能讲其中的一部分。 他渴望着一种更有穿透力的表达方式，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反复巡讲，卡罗素、三问报时、硅游丝、……这些深奥的词汇，究竟能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真正懂宝珀的人？ 技术上的复杂让培训成了另一件苦活。有一些经销商看重眼前利益，进货时就一心想挑“好卖”的腕表，对“难卖”的绕道走。一线的销售也存在这样的心态，在一些经销商开出的门店里，店员们同时面对许多品牌。他们往往更喜欢那些广告凶猛的品牌，顾客一进门就能相中，爽快买单。 宝珀不找明星代言，技术上又极为复杂，甚至还为中华年历表出了一本工具书，专教如何读取干支纪年和时辰。这相当于一本农历起源的简史，销售们凭空多出一本“课本”。 没有别的办法，宝珀团队只能一次一次跑经销商，反复培训销售。跟他们慢慢沟通、慢慢磨，一点一点影响他们的想法。 “一个不爱学习的销售是做不好的。”在廖昱看来，“爱不爱学习”是评价一个员工是否优秀最要紧的标准。员工的领悟力也要慢慢熬，面对金子塔尖的顾客，交流时仅仅“情绪不对”，就有可能失去对方。 2013年，苦苦求索的宝珀被灵感击中，梁文道、吴晓波和冯远征成为宝珀的“大使”。 梁文道曾写过一篇文章——《奢华与教养》。“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这篇小文流传甚广，深深击中了中国新富阶层在物欲中的迷茫。 而信奉专业主义又热爱自由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说道，互联网时代，不变的仍旧是独立思想与独立精神。 廖昱曾在北京悄悄看了两年冯远征的话剧，他觉得冯远征不仅戏好，人品也好。 廖昱说，这三位大使有思想、有情怀、博学且正直，他们散发出的磁场，能够到达和吸引中国有教养、懂得并热爱文化的那一群 人。 宝珀想找到这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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