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而已。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似乎克利斯朵夫的母亲单独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这是一个多么慈祥的父亲！读《傅雷家书》，屡屡读到这一段，心中便如阳光抚过粼粼水波，温柔而潋滟。 是的，信中的傅雷对傅聪，用情至深。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到1966年5月终止，12年间186封家书，字字情真意切，充溢了对儿子的挚爱、希冀，以及对国度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在信中，他毫不吝啬赞誉，夸奖儿子的演奏“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鼓舞儿子留意整个的涵养，攀爬峰顶；他似一个碎碎念的婆婆，通知他应当如何选择终身伴侣，再三叮嘱儿子“从今以后，处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信心与意志”，努力争取机遇；他愿意低下狂妄的头，真诚地向儿子忏悔“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恶！” 具有这样的父亲，傅聪何其幸也！ 可是，傅聪对父亲的评价却颇有意义。他在《爸爸到底教会了什么》一文中写道：“我父亲责己责人都十分严，是个十分严谨的人……” 傅聪演奏斯卡拉蒂奏鸣曲 熊孩子，凶爸爸 傅雷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哪怕是普通的生活小节也极严谨。傅聪曾回想，父亲的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一切东西都头头是道。 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是令人尊崇且愿意接近的。可傅雷不单对自己严厉，对他人也同样高规范严请求，在子女的教育上尤为突出。假如用一个字来形容父亲，我想，傅聪绝不会用“慈”。由于，傅雷对孩子的管束，放在今天，完整能够算得上“优待儿童”。 傅雷原本是希望傅聪学画的。在傅聪七岁半时，好友雷垣发现这个小不点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傅雷这才消弭念头，转而让儿子拜雷垣为师，学习弹奏钢琴。 可是，哪一个少年不叛逆？哪一个孩子不爱自由？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很少有自己愿意下苦功学习，特别是日复一日单调的练习。少年傅聪当然不例外。加之傅雷脾气火爆，对孩子请求太过严苛，傅聪有一段时间就特地和父亲对着干。 有一次，他按父亲的请求在底楼客厅里弹钢琴，可他只是放好乐谱摆出姿势做出弹琴的样子，事实上眼睛却盯着放在大腿上的《水浒传》。结果，在三楼翻译作品的傅雷马上就察觉到了，悄然公开楼大喝一声，上去就是一拳头。 看到这儿，或许有人会说，谁没个脾气？看到熊孩子非但不好好学习，还如此阳奉阴违，做父亲的当然生气，严厉请求原也无可厚非嘛。可是，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惩诫太过火，像这种抡拳头的事情并不是偶尔为之。而且，傅雷对儿子这样的“棍棒教育”历来都不藏着掖着。 傅雷的挚友刘抗对此颇不赞同。他对傅聪鼻梁上那块疤印象深化，由于那那次傅聪被傅雷严厉训诫了。当时，傅雷十分生气，随手就抓起瓷盘向儿子扔过去，结果傅聪的脸上永远留下了印记。 杨绛对两个孩子也深表同情，她在《忆傅雷》中记载了一件很小的事。那一天晚上，傅雷和几个友人正在谈论，傅聪、傅敏兄弟俩偷偷地躲在门外听，结果傅雷察觉了。脾气火爆的傅雷当然不能容忍，随即就给了两个儿子一顿老拳。 这样的做法太过残暴，多年之后，谈起父亲，傅聪还会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我直接狐疑，傅聪可能有个假爸爸。 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严父慈母”俨然成了定式，绝大多数父亲们都想树立一个“严父”的形象，所以对孩子实施“打压式教育”，父子之间也似乎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难以靠近。 在这样压制的环境中，两个孩子的身心或多或少都遭到了摧残，傅聪学习音乐的兴味天赋并没有被很好地激起。固然从13岁起他就一个人在昆明念书，但也没有认真学习。等到他真正下决计学音乐时，曾经是17岁的事了。 我和傅聪都代表华人最高的钢琴水准，没什么好谦逊的 多年父子成兄弟 中国式的父子，不是不爱，只是爱得太深沉、太隐忍，有时以至爱得太简单粗暴。 傅雷当然爱儿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傅聪的生活、学习和情感可谓是关怀备至。只不外他是性格火爆的一家之长，又是才气横溢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他总想以自己的阅历来指导儿子的人生。 可是，正如崔恕在《父亲》中所唱：“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呢！” 侥幸的是，父子二人并没有渐行渐远。17岁从昆明回到上海时，早熟的傅聪曾经平稳地渡过了叛逆期，曾经水火不容的父子也曾经像朋友一样了。
傅雷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傅聪在事业上能够有所建树，因而1954年傅聪提出到波兰留学进修，傅雷全力支持。从此，父子书信往来（傅雷最长的一封信居然长达七千多字），父子间交流益深，感情愈加密切。1956年傅聪回国一段时间，傅雷和儿子整晚促膝长谈，音乐、哲学、人生、感情……题材各种各样，哪里是昔日老拳相向的善良父亲和刺儿头一样的顽强叛逆小儿？ 很显然，之前父子关系慌张，作为父亲的傅雷义务很大。他也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因而在给儿子的家书里，他满是后悔。他对傅聪说：“不幸的孩子，你的童年怎样跟我那么相似。”“孩子，我优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恶！” 而傅聪，也早已放心。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样的父子关系，羡煞旁人。 其实，在当时，这样兄弟般的父子并不少。 鲁迅和周海婴算一对。1919年鲁迅写过《我们往常怎样做父亲》，他对海婴的教育正是如此。他和许广平尽量发明机遇让海婴自由长大，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周海婴小时分喜欢玩积铁玩具（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还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鲁迅历来不打扰他，总在一旁予以鼓舞。 汪曾祺和孩子更是如此。在他们家，儿子有时管他叫爸，有时管他叫老头子，就连孙女都跟着叫。他以为，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义。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方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笨的，而且可恶！ 是的，一个现代的、充溢人情的家庭，是对等民主调和的，哪怕前一刻刚刚争持，后一刻也能够欢声笑语。 但是，直至今天，又有多少父子如兄弟呢？ 看《超级演说家》，海米提演讲《中国式父子》时，泪流满面地说，他用棉签给患癌术后的父亲蘸水润唇，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由于从小到大，父亲对他一直是冷冰冰的，如此温情的局面，反而让他觉得尴尬。 总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我不喜欢。山是伟岸高大的，可是太过坚硬冰冷。我希望的是—— 每一对父子，既有坚硬的线条，也有柔软的心跳。风雨来暂时，我们相互依托；阳光绚烂时，也能够打打闹闹相互拥抱。 傅聪先生转访 傅聪的长大 傅雷／文 本刊编者要我谈谈傅聪的长大，以为他的学习经过可能对普通青年有所启示。当然，我的教育措施是有缺陷的：今日的傅聪，从整个展开来看也跟圆满二字差得很远。但优点也好，缺陷也好，都能够供人借镜。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分，就爱听古典音乐。只需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定静静的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论他未来学哪一样，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端学钢琴的。 过了一年多，由于孩子学习进度的快速，不能不减轻他的担负，我便把他从小学撤回。这并非说我那时已决议他专学音乐，只是以为小学的课程和钢琴学习可能在家里分离得更好。傅聪到十四岁为止，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花在琴上的为多。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员。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控制：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资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兴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企图是要把语文学问、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分离在一同。我还记得着重向他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政论的荒唐，也强调“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一类的民主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种有关操守的经验，以及“吾日三省吾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吾师”等等的生活作风。教学措施是历来不直接解说，而是叫孩子事前准备自己先讲；不了解的文义，只用拐弯抹角的言语指引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误解的中央也不直接矫正，而是向他发许多问题，使他自动察觉他矛盾。目的是培育孩子的思索才干与基本逻辑。不外这措施也是有条件的，在悟性较差，智力兴隆较迟的孩子身上就行不通。 九岁半，傅聪跟了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兴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国内所受的独一严厉的钢琴锻炼，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聪换了几个教员，没有遇到适合的；教员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同时也很不用功，而喜欢音乐的热情并未稍减。从他开端学琴起，每次由于他练琴不努力而我锁上琴，叫他不用再学的时分，每次他都对着琴哭得很伤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课不交卷，私自却乱弹深邃的作品，致使杨嘉仁先生也觉无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轨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个成见，以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最要不得，还不如循规蹈矩学一门实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不久我们全家去昆明，孩子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一九五年秋，他又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期间，他的钢琴学习完整停顿，只偶尔为当地的合唱队担任伴奏。 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放弃，昆明的青年朋友们也觉得他长此蹉跎太可惜，劝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分开云大，只身回上海（我们是一九四九年先回的），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那时（傅聪十七岁）我才肯定傅聪能够专攻音乐；由于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教员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了不少政管理论的书籍。一九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加拿大。从此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聪又没有钢琴教员了。 一九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一个难得机遇：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与“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战争友好联欢节”的钢琴竞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作访问演出。他表演萧邦的乐曲，遭到波兰萧邦专家们的注重；波兰政府并向我们政府正式提出，约请傅聪参与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竞赛”。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身指导，准备竞赛节目。竞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育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在艺术长大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注重文艺、鼎力培育人才的巨大时期，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侥幸；波兰政府与音乐界热情的辅佐，更是促成傅聪走上艺术大道的重要要素。但像他过去那样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学习经过，在国外音乐青年中是少有的。萧邦竞赛大会的总节目上，印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七十四名选手的音乐资历，其中就以傅聪的资历为最贫弱，竟是无独有偶的贫弱。这也缺乏为奇，由于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为时不外半个世纪。 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傅聪经过不少波折而还能有些少成果，在初次去波兰时得到国外音乐界的赞同，据我剖析，是由于下列几点：（一）他对音乐的酷爱和对艺术的态度严肃，岂但一直如一，还随着年龄而俱长，从而增强了他的学习意志，不时的对自己提出严厉的请求。无论到哪儿，他一看到琴就坐下来，一听到音乐就把什么都忘了。（二）一九五逐一九五二两年正是他的艺术心灵开端成熟的时期，而正好他又下了很大的苦功：睡在床上常常还在揣摩乐曲的章节句读，推敲表白的方式，或是背乐谱；有时竟会废寝忘食。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再弹。一九五四年冬，波兰女钢琴家斯门齐安卡到上海，通知我傅聪常常十个手指都包了橡皮膏登台。（三自幼培育的独立思索与注重逻辑的习气，终于起了作用，使他后来虽无良师指导，也能够很有自信的单独探求，而居然不曾误入歧途这一点直到他在罗马尼亚竞赛有了成果，我才得到证明，放了心。（四）他在十二三岁以前所接触和观赏的音乐，已不限于钢琴乐曲，而是包含各种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作风，所以他的音乐视野比较宽广。（五）他不用大人怎样鼓舞，从小就喜欢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对一切美的事物美的景色都有激烈的感受，使他对音乐能从整个艺术的意境，而不限于音乐的意境去体会，弥补了我们音乐传统的缺乏。不用说，他感情的成熟比普通青年早得多；我历来主张艺术家的明智必须与感情均衡，对傅聪特别留意这一点，所以在他十四岁以前只给他念田园诗、叙事诗与不太伤感的抒情诗；但他私自偷看了我的藏书，十五岁曾经醉心于浪漫蒂克文艺，把南唐后主的词偷偷的背给他弟弟听了。（六）我交往的朋友包含各种职业，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画家、作家、记者都有，谈的题目十分普遍；偏偏孩子从七八岁起专爱躲在客厅门后窃听大人说话，挥之不去，去而复来，无形中表示出他多方面的猎奇心，而素日的所见所闻也增强了和扩展了他的猎奇心。家庭中的艺术氛围，关切社会上大小问题的习气，孩子在成年累月的浸淫之下，在长大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影响。我们解放前对蒋介石政权的愤恨，朋友们热烈的政治讨论，孩子也不知不觉的感染到了。 远在一九五二年，傅聪演奏俄国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深受他的教员勃隆斯丹夫人的观赏；她觉得要了解这样一位地道斯拉夫灵魂的作家，不是教员所能教授，而要靠学者自己心照不宣的。一九五三年他在罗马尼亚演奏斯克里亚宾，苏联的青年钢琴选手们都为之感动得下泪。未参与萧邦竞赛以前，他弹的萧邦的乐曲已被波兰教授们以为“赋有萧邦的灵魂”，以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竞赛期间，评判员中巴西的女钢琴家，七十高龄的塔里番罗夫人对傅聪说：“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十分敏感以外，你还有热烈的、大方激昂的气质，悲壮的情感，与众不同的精致、奇妙的色觉，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在你的《玛茹加》中表示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见这样天才式的《玛茹加》。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发明了真正的玛茹加的表白作风。”英国的评判员路易士·肯纳对他自己的学生们说：“傅聪的玛茹加真是巧妙；在我简直是一个梦，不能置信真有其事。我无法想象那么多的层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好的节拍，典型的波兰玛茹加节拍。”意大利评判员，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需古老的文化才干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萧邦的意境很像中国艺术的意境。” 这位意大利教授的评语，无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个谜。由于傅聪在萧邦竞赛前后，在国外惹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能了解西洋音乐如此深切，特别是在音乐家中作风极难控制的萧邦？我和意大利教授一样，以为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只需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肉体，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干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六年三月间南斯拉夫的报刊《 POLITIKA》以《钢琴诗人》为题，评论傅聪在南国京城演奏莫扎特与萧邦的两支钢琴协奏曲时，也说：“很久以来，我们没有听到变更这样多的触键，使钢琴能显出最奇妙的层次的音质。在傅聪的思想与理论中间，在他关于音乐的深化的了解中间，有一股灵感，抵达了地道的诗的境地。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白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白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伎俩，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的确，中国艺术最大的特征，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考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考究典雅，自然，反对装模作样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绳。但是正如我在傅聪十七岁以前不敢肯定他能专攻音乐一样，往常我也不敢说他未来有多大展开。一个艺术家的路途能走得多远，除了苦修苦炼以外，还得看他的天赋；这潜在力的多、少、大、小，谁也无法预言，只需在他不时努力、不时挖掘的过程中慢慢的看出来。傅聪的艺术生活才不外开端，他知道自己在无量无尽的艺术天地中只跨了第一步，很小的第一步；岂但目前他对他的演奏难得有称心的时分，未来也永远不会对自己完整称心。这是他亲口说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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