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日10时，可谓世纪大拍的『天民楼藏御瓷选萃』终于在香港苏富比拉开大幕。全场报收1.9亿港元。面对这份高山仰止的著名珍藏，其实任何言语都是惨白的，参与抑或围观，都是对老一代藏家的致敬，也是对一段新历史的见证。以下为最新成交详情，大家先睹为快。（价钱为港元含佣金） 明初 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水仙盆（594万） 22 公分，8 5/8 英寸 来源 伦敦苏富比1974年12月3日，编号412 展览 《日升月腾：从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2015-2016年，编号101 相关资料 葛士翘与天民楼藏瓷康蕊君 「葛氏藏品是当今最优秀的私人陶瓷珍藏之一，其内容令人赞扬不已。」 约翰．艾尔斯（John Ayers）在1987年展览图录序文是这样形容葛士翘（1911-1992年）的天民楼珍藏。纵使三十载已过，葛士翘藏瓷，依旧卓荦超群。以物证史，罗列埏埴雅器，记载十四至十八世纪景德镇的无以复加，自蒙元（1279-1368年）肇始，经朱明（1368-1644年）鼎盛，达满清（1644-1911年）大兴，普天之下，无可匹敌。 现借专场所呈，一窥葛氏所藏。天民楼宝蓄之器，经严选慎挑，展示数百年来瓷艺技术与作风的嬗变，尤尴尬得。其中又以青花为优，既有元代重器，兼集明初逸品，包含成化（1465-1487年）稀世宫盌、晚明大胆巨作、清初拟明雅物，是以凡言及天民楼名号，盖念其青花瓷藏。然其彩瓷及单色釉绝不失色，特别是晚明五彩，以及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与乾隆（1736-1795年）三朝珍瓷如康熙珐琅彩盌，应有尽有，精妙绝伦。 葛士翘眼光独到，明鉴善藏，且对所蓄之物，渊学通解，致使天民楼誉望所归。葛氏曾担任著名珍藏家协会敏求精舍主席，辅助香港相关博物馆不遗余力，特别是香港艺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及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大方借展，德艺双馨。1987年假香港艺术馆展出珍存，并出版精巧图录《天民楼藏瓷》一套两册，以中英双语论述所藏雅瓷。除约翰．艾尔斯、朱汤生与谭志成，葛士翘也撰写专文〈明清彩绘瓷器的展开〉，阐明该组瓷器的历史嬗变，态度中肯，不卑不亢，未有自诩其成，虽身为藏家，却秉虚怀、持谦逊，难能可贵。 《天民楼藏瓷》图录，刊印彩照细致悦目，绝大部分藏品更附有全景图，配合学术研讨，深化讨论，让该作成为研讨景德镇瓷器的必要读物。葛士翘想必以教育为先，并冀将珍藏公诸同好，是以解囊资助，使图录初发行时以低价出卖，惠泽广众。他又大方分享雅蓄，让学者、学生与其他藏家亲身鉴赏，眼观、手触、修习、研讨。 「天民楼」之名，与中国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引经据典，出自诗人陶渊明（365-427年）的《五柳先生传》。据文，「五柳先生」安贫守道、好学随心、淡薄名利，贯彻道家思想。陶氏在此短文中，以五柳先生自况，并在末句写：「葛天氏之民欤？」，指先生犹如传说上古王帝葛天氏的子民，过着憨厚乐道的生活。「天民楼」之名，配合典故，意即「葛天氏子民之楼」，躲藏「葛」姓，饶富文人诗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类水仙盆，亦称「鼓钉」洗，其胎骨厚实，器形稳健，釉质肥润如凝脂，呈色月白，器沿釉薄而渐趋透明，色泽变幻至臻至美，是为钧瓷显征。本品釉色微蓝朦胧，彷若天穹，内见蟠屈粗纹，谓之「蚯蚓走泥纹」。钧釉水仙盆自烧造伊始，便备受推崇，所出器形比例、釉色不一，见于世界顶级公私珍藏。 此类钧瓷质量卓然，其烧造年代素具争议，众口一词，以北宋、元末及明初论为主流。近钧窑遗址处地表挖掘一「宣和元宝」钱范残器，由钧瓷土制，可视之为北宋一说之实证，备受专家认同。然于禹州（2005年）及深圳（2006年）学术会议，钱范之年代却遭质疑：其一，钱范与本朝元宝实物不符；其二，钱范背面还铭有前朝之伪款。此非议一出，北宋之说似缺乏为信。上海博物馆就钧瓷碎片中止测试，指其年代当为元末或明初。此外，可见一最新挖掘之钧壶例，器形与明梁庄王墓（1441年）出土之金壶甚为相似，此亦可视为明钧之左证。 大量钧窑水仙盆后刻殿名，以分辨其所贮之地，多属两岸故宫清宫旧藏。然清宫旧藏乏元代遗存，难以为元朝一说作证。以此观之，明初一说更为贴切，相若钧窑花盆或受命于上，为永乐帝为其新都皇宫特地定烧。再者，此类器皿未见于明以前之绘画或文字记载，而明初景德镇所制青釉瓷盆与之器形相仿，可作旁证，见宣德地层出土例，展于《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8年，编号39。 可比较一相近之水仙盆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见《钧窑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北京，2013年，图版94至96、113、115及116，此书同录钧窑遗址挖掘之残器例，图版97、98，以及一修复例，禹州市出土，图版114及页343之图12-1、12-2。另比较钧窑玫瑰紫釉花盆二例，属台北故宫博物院雅蓄，图载于《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台北，1999年，图版32及33。 此类花盆底部多以数字为记，从一至十，或示尺寸。见一「四」字款例，W. Kilgenberg 博士及Reach 家族旧藏，展于《Chinese Art from the Reach Family Collection》，埃斯卡纳齐，伦敦，1989年，编号24，售于香港佳士得1997年4月28日，编号696，后两度售于苏富比，分别为香港2000年5月2日，编号590，及伦敦2015年11月11日，编号81。再参考赵从衍典藏天蓝釉例，售于香港苏富比1987年5月19日，编号210。 直径22厘米，「四」字款，480万落锤 来源： 伦敦苏富比1974年12月3日，编号412
明宣德 青花穿花龙纹盘（954万） 水天花间腾龙傲康蕊君 此盘绘饰五龙，卓然腾跃花间，尽展龙权天威，骤眼误以为明代御窑瓷器大宗，然类例极罕，所选花卉更是与别不同，诚宣窑稀珍。五爪龙纹，多采水生之貌，穿越莲花间，正于此盘心所绘，彷佛龙游莲池，飘浮涟漪中。但是，此盘最令人错愕之处，却是盘壁内外四龙，虽无翼，却能飞，化身空中御兽，傲翔牡丹花丛。牡丹密瓣丰姿，明人甚喜之，宫廷或如是，遂当时瓷器、雕漆、织物等常有牡丹饰纹，但是与御龙之搭配却甚稀有。龙，云行雨施，佑护苍生泉源，虽是庄严之饰，伴缀芳菲，犹如龙游花园自逍遥，返朴归真，顿添赏心雅趣。 不同花卉的龙纹组合似乎仅见于宣德一朝，但五龙穿莲图，则从永乐（1403-1424年）肇始，宣德（1426-1435年）、成化（1465-1487年）、正德（1506-1521年）三代延烧，盛行后朝，盛行不衰，所饰之品更不限盘碟，器形多样。 从台北故宫藏瓷清单《故宫瓷器录》中，可悉图案与本品相类之宣德带款龙纹盘，该院所藏有二，皆画五龙，穿越莲花、牡丹之间（台北，1961-6年，第二辑：明（甲），页177），其中一器后展于《明宣德瓷器特展目录》，台北，1980年，编号57，并载于《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台北，1998年，编号188（图一）。 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遗址废品堆中，有一出土残盘，纹饰与此同，图见陆明华，《上海博物馆藏品研讨大系．明代官窑瓷器》，上海，2007年，图版3-119。 参考另一盘例，绘较常见之五龙穿莲纹，盘心画降龙，尾巴居上而龙首在下，售于香港苏富比2012年4月4日，编号3156（图二），图录并载年代不同但龙纹相类之盘，当中包含上海博物馆藏明初无款例（原刊于陆明华，前述出处，图版3-3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另一宣德带款例（载于1998年图录，前述出处，编号189）、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旧藏成化署款例（收录于《东洋陶磁大观》，东京、纽约及旧金山，1980-82年，卷6，彩图版32），以及艾弗瑞．克拉克夫人旧藏正德年款例（图载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年，卷4，编号1679，后售于香港苏富比2012年10月9日，编号19）。 直径19.5厘米 估价300-500万 来源： 杨永德珍藏 1983年购自上述藏家
明宣德 青花缠枝番莲纹大碗（2418万） 青花缠枝番莲纹大盌，造形简约有力，纹饰纤柔俗气，展示大明宣德朝（1426-35年）青花瓷之美善至臻。 宣朝虽不迭十年，君王贤能勤政，朝政安平，民生富足。宣德帝博学知晓诗画，《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宣宗绘画，可见一斑。 宣宗擅艺好雅，江西景德镇御窑瓷业昌盛，质臻艺绝，以青花瓷尤为出众，高岭土瓷胎质高致密，撷古创新，器形纹饰新颖多貌，落楷书年款于青花瓷，亦属创举，如此器所见《大明宣德年制》款。 此盌以苏麻离青绘缠枝番莲纹，浓丽耀眼，画工巧腻，苏麻离青积料处经烧制后于器表凝结成黑斑，即所谓之「铁锈斑」，后代御瓷争相效之。苏麻离青乃永乐一朝，自中亚传入，其名或源自阿拉伯语「sumawi」，意为「天空色」或「天蓝色」。此料富含铁质，多与当地钴青混合运用，宣窑所用苏麻离青应更为纯真，烧制后青花发色明艳鲜丽，花叶纹饰层次丰厚。 宣窑画工臻熟超绝，以写意取代写意，取细笔层迭点染，线条连绵不时，纹饰生意盎然，气韵生动，规划真假参差，整体明朗典雅，而规整端庄。 宣瓷之器形、纹饰，美不胜收，卷草、花卉、游龙、人物、山水等，以花卉纹饰最是盛行，或自然拟真，或传统样式。 本品之缠枝莲纹似取自睡莲，亦称为番莲，多见于佛教经典之中，出淤泥而不染，圣洁无瑕，晨开暮合，意味轮回重生。含苞至绽放，寓意修行之道的不同阶段，此处所见莲华怒放，圆满辉煌，意喻证悟得道。 番莲纹自然拟真，然娇蕊间相连缠枝纹与卷叶纹却非源自天地，缠枝花卉与卷叶纹饰乃借镜西方，自地中海国度经由古印度、中亚，而传至中国，始用于佛教建筑或石雕纹饰，渐作于祭奠银制礼器，最终成为瓷器纹饰，见罗森，《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伦敦，1990年。 大盌厚实稳定，其确切用处有几说：一为掷骰子用，因部份盌心内壁多有磨损；内壁素白，或为鬪蛐蛐用；或为笔洗，或盛器，皆有可能。 此类器形甚是盛行，存世可见多样纹饰作例，缠枝花卉纹、折枝花卉纹、灵芝纹、莲托八不祥纹、岁寒三友纹等，虽多为宣德御瓷，永乐一朝已有。比较一件永乐作例，缀月季花纹，无年款，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年，卷4，编号1654。 宣窑青花瓷产量丰，督陶严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大量残器，乃烧构成果不佳者，见《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1989年。 宣瓷深得当朝鉴藏家倾慕，晚明时期已成身份权位意味，可贵难求。文献论其最上，凌驾成化、嘉靖、万历官窑，参考Clarence F. Shangraw，〈Fifteenth Century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Chinese Ceramic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2-1998》，香港，1999年，页102-115，页106。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相似大盌，展出于《明代宣德官窑精萃特展图录》，台北，1998年，编号43；另一例，藏牛津艾许莫林博物馆，刊于Stuart Young，〈An Analysis ofChinese Blue and White〉，《Oriental Art》，1956年夏，卷2，号2，图版47，图11，编号36。卢芹斋旧藏一盌，展于〈Ming Blue-and-White〉，《Philadelphia MuseumBulletin》，1949年，编号64，或与《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hrough Ch’ien Lung》，洛杉矶博物馆，洛杉矶，1952年，编号281，为同一件。第四例录于《世界陶磁全集》，卷14，东京，1976年，图版150。胡惠春旧藏一例，1985年6月4日售于纽约苏富比，编号6。另一盌于香港苏富比1989年11月14日售出，编号19。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二件纹饰相同，尺寸略小瓷盌，载于《故宫明瓷图录》，台北，1977年，编号60。另一例，《故宫藏瓷．明青花瓷》，卷2，香港，1989年，编号46。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相类大盌，莲纹略异，口沿与盌足缀花卉纹，刊于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2002年，卷2，图版141，同录一件灵芝纹大盌，图版140。 直径29.8厘米 估价800-1200万 来源： Frederick T. Fuller 珍藏 伦敦佳士得1965年6月28/29日，编号146 张宗宪珍藏 伦敦苏富比1986年6月10日，编号222
明宣德 青花折枝花果纹大碗（1458万） 此盌钴蓝明艳焕丽，瑞果纹饰可谓明初青花之佼佼，属宣德御窑大宗。折枝瑞果精描细绘，钴料笔触张弛有致，尤令此盌拔乎其萃。器呈圆型，遂以瑞果为饰，枝叶灵动，更添栩栩生姿。此类宣德盌主贡皇室，是故成器，无论尺寸、意趣，皆求至善至美，以迎宫廷之好。 精工如斯之瓷，又带宣德年款，惟由景德镇御窑烧制，且赖宫中宦人及中央官吏严慎督造。洪武二年（1369年），景德镇设立御器厂，及至宣德，乃有宦人、官吏驻派于此，以监窑务。奉诏造瓷，纹饰须依官样或画本而作。官家产瓷记载有限，不曾提及此般瑞果组合。有载之例仅见三批，其一，洪熙元年（在位仅十月），其二，宣德五年，其三，宣德八年。宣德年款存世瓷器数量繁多，景德镇珠山御窑址所出瓷片亦不胜枚举，由此推知，宣德产瓷林林总总，未尽述于官家记载。比较一景德镇明代御窑堆积出土残器，纹饰同此，刊于陆明华，《明代官窑瓷器》，上海，2007年，图版3-12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瑞果纹盌，属此类，录于《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台北，1998年，编号47。另一例，原大维德爵士藏，现为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蓄，载于《东洋陶磁大观》，卷6，东京，1980年，图版98。再见一例，贮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曾展于《Ming Porcelains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史密森尼学会，华盛顿，1953年，图版10。 仍有一盌相类，经玫茵堂等名家递藏，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4，伦敦，2010年，图版1655，曾三度售于伦敦苏富比，后又售于香港苏富比2011年10月5日，编号13。史蒂芬．琼肯三世旧藏一例，售于纽约苏富比1995年3月22日，编号234。戸栗旧藏亦见一盌，刊于《明清の美术》，东京，1982年，图版6，售于伦敦苏富比2004年6月9日，编号16。 此型之盌或绘缠枝莲纹，如本场拍品编号7，或绘缠枝牡丹，如拍品编号11，或绘缠枝花卉，如拍品编号9。此类盌外型淳厚，器内无纹，初为何用，尚无定论。可参阅本场拍品编号11，其文就此略有讨论。 直径28厘米 估价300-500万 1200万落锤 来源： 香港佳士得1991年10月1日，编号745
明宣德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1098万） 浓淡青花点染娇蕊，笔道劲捷有力，写意捕获枝叶芳华之姿，亭亭玉立，跃然眼前，纹饰规划舒朗大方，细节精妙巧致，釉色洁白莹亮，与青花相互辉映，尽显宣德官瓷之美。 如此精深之画工属宣窑之最，常得后代仿效，但无有相类者，宣德之后，此式缠枝花卉纹，常常囿于方式，失之笔意。 花卉纹描画四季花卉盛放争艳，意味通年丰饶多产。宋代以降，以缠枝花卉纹装饰瓷器，甚为盛行，但是此式缀以莲花、牡丹、石榴花、茶花、菊花之纹饰，应源自元朝，或取材中亚织品与金属器。本品之花卉纹，自然生趣，他例亦有较为制式模范者。 此类花卉纹盌可溯自洪武、永乐二朝。参考二洪武朝作例，花卉纹更为简素，上下饰回纹，其一为青花，珠山东门头出土，展出于《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6年，编号14；另一例为釉里红，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上）》，上海，2000 年，图版222。景德镇明代官窑遗址，永乐年代土层出土一件类同瓷盌，尺寸更大，载于《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艺术馆，香港，1989年，编号44。 雍正六年（1728年），《古玩图》载绘帝王珍藏古珍，其中一件缠枝莲花纹盌，与本品相类，图卷现藏伦敦大维德基金会。 二件类同宣德花卉纹盌，其一贮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另一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前者展于《明代宣德官窑精髓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8年，编号135，同录一件缠枝莲纹盌，编号134；后者，尺寸略小，载于耿宝昌，《故宫博物馆藏明初青花瓷》，北京，2002年，图版149，另一件莲纹盌，图版148。 阿德比尔圣殿旧藏一例，现存德黑兰伊朗国度博物馆，录于John Alexander Pope，《Chinese Porcelainsfrom the Ardebil Shrine》，华盛顿，1956年，图版47，编号29.321。另一例为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品，载于Suzanne G. Valenstein，《Ming Porcelains. ARetrospective》，华美协进社，纽约，1970年，编号6。 伦敦苏富比曾售二件相似瓷盌，一件出自Eumorfopoulos 旧藏，1940年5月29日，编号209；另一为J.F.M. Braithwaite 珍藏，1977年7月5日售出，编号204，1991年4月30日再度于香港苏富比拍出，编号12。东京壶中居旧藏一例，2014年10月8日售于香港苏富比，编号3694。 存世亦见宣窑缠枝莲纹，无年款瓷盌，如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一盌，展于《明代初年瓷器特展》，台北，1982年，编号27。另一例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年，卷2，编号668。 直径19.5厘米 估价400-600万 来源： 艾弗瑞．克拉克夫人（约1890-1976年）珍藏 杨永德珍藏
明永乐/宣德 青花海水腾龙纹小罐（2658万） 来源 仇焱之珍藏（1910-1980年）赵从衍珍藏（1912-1999年）香港苏富比1987年5月19日，编号227 展览 《中国青花瓷器》，香港东方陶瓷学会，香港大会堂／香港博物美术馆，1975年，编号16《赵从衍家族基金会珍藏明清瓷器展览图录》，香港艺术馆，香港，1978年，编号13《天民楼藏瓷》，香港艺术馆，香港，1987年，编号18《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台北，1992年，编号34《天民楼青花瓷特展》，上海博物馆，上海，1996年 出版 耿宝昌，《明清瓷器审定》，香港，1993年，图版80《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上海，1996年，编号35 相关资料 明代御窑珍宝康蕊君 此罐小巧可人，所绘应龙威猛有力，却不失漂亮，观而察其雅，触可感其盈，蕴涵明初景德镇御窑坦率尚风。此类小罐，寥寥可数，此器更或乃永乐（1403-1424年）孤品，可谓珍宝。水波应龙之纹，宣德（1426-1435年）及成化（1465-1487年）御窑虽有烧制，尔后竭止，一直罕稀，极尴尬得。 此类水浪应龙纹早见于永乐一朝，但其细节变更多样，如此罐上所饰应龙，生有鱼鳍，背却长翅，乘浪而翔，甚罕。半鱼半龙，乃鱼正化身成龙之貌，是为「鱼龙」，意味鱼跃龙门、及第登科。宣德大缸，有饰相类应龙者，形态、细节有异，却不减矫健威猛，其中一例属大维德爵士旧藏，图见《东洋陶磁大观》，东京、纽约及旧金山，1980-82年，卷6，编号95，或参考香港苏富比售出之例，1997年11月5日，编号1403。其他应龙多缺鱼鳍，前足三爪，龙尾或延展蜷曲，俗气若卷草，正如1989年5月16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出之永乐罐，编号112，后刊于《香港苏富比三十年》，香港，2003年，编号211。琵金顿旧藏宣德高足杯上应龙，前足四爪，也可资对比，2016年4月6日售于香港苏富比，编号24。 朱汤生在1978年赵从衍展览图录中把此罐定为永乐年制，1987年天民楼图录也依循过往断代，但耿宝昌却在1993年出版专著中把它归结为宣德之物。有一纹饰相类之应龙罐，署有宣德年制款，可悉确乃宣窑所出，该罐早于1983年12月14-16日于伦敦佳士得拍出，编号407，后两度在香港苏富比易手，2006年4月10日，编号1663及2008年4月11日，编号2931（图一）。但是宣德年款罐例与此器有明显分别，论器形，前者下腹稍形内敛，论绘饰，带款例留白较多，水浪纹稍为拘谨，略呈公式化。年代相同之器，作风大多接近，况且学界已知永宣二朝图案嬗变奇妙，据前述之细节差别，加上此罐无款，论年代，虽未能扫除宣德所制，但定为永乐似乎更为适合。 成化年间且有带款应龙纹罐，其器肩更形宽广，纹饰规划较工整，青料发色也较平均。参考两例，一为Sedgwick 旧藏，现存纽约亚洲协会，图见Denise Patry Leidy，《Treasures of AsianArt: The Asia Society’s Mr. and Mrs. JohnD. Rockefeller 3rd Collection》，纽约，1994年，图版189（图二），另一罐则曾展于《求知雅集珍藏中国古陶瓷展》，香港，1981年，编号70。 不论年代，此类应龙纹罐皆具台阶式底，而非普通惯见之平底。半个世纪以前，在缺乏明代出土器物数据的状况下，学界曾倡议把一切台阶式底器断为宣德以后之物（Margaret Medley，〈Re-Grouping 15thCentury Blue and White〉，《东方陶瓷学会汇刊》，卷34，1962-63年，页83-96），但此论没有得到后来考古挖掘数据的支持，现已普遍遭推翻。台阶式底的呈现倏忽，延烧数代后又骤然消逝无踪，纵使学界对其来源尚未有定案，但台阶有减少器底厚度之益，或为与烧制技术相关之特征。龙泉青瓷中，有先在厚底削孔、后再釉接泥板之例，其企图或与此同。 相类应龙纹罐，虽有不同年代者，但两岸故宫珍藏中却不存一例，可悉其稀。应龙已足珍，即便只谈器形，如此明初御窑小罐也甚稀有。 入藏天民楼以前，此罐曾为香港重要中国艺术珍藏家赵从衍（1912-1999年）所蓄。赵氏乃一代船王兼香港地产大亨，购藏中国艺术品数十载，除瓷器外，并集中国古代书画及玉器。赵氏珍藏，其中一百件明清瓷器1978年在香港艺术馆展出，及至1986及1987年经苏富比举行的两场拍卖会释出，葛士翘藉此购得此罐。 直径11.4厘米，估价800-1200万 来源： 仇焱之珍藏（1910-1980年） 赵从衍珍藏（1912-1999年） 香港苏富比1987年5月19日，编号227
明永乐 青花缠枝番莲纹折沿盆（3378万） 展览 《天民楼藏瓷》，香港艺术馆，香港，1987年，编号13《历代文物萃珍：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留念展》，香港艺术馆，香港，1990-1991年，编号129《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台北，1992年，编号29《天民楼青花瓷特展》，上海博物馆，上海，1996年《日升月腾：从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2015-2016年，编号61《香江雅集：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特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7年，编号115 出版 《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上海，1996年，编号30 相关资料 永乐宫廷奇葩康蕊君 此折沿盆器心图案笼统共同，论饰纹或仅此一例，其棱角分明，曲直得宜，当为罕珍。永乐年间（1403-1424年），景德镇御窑受启于伊斯懒亏物，模其形、仿其饰，创烧一系列御瓷，型式不一，却皆卓绝特殊，本品正为当中佳例，见证明朝（1368-1644年）陶瓷展开史上之重要改造。此盆平底，深直壁自下而上敛，宽折沿，正多么多永乐瓷器一样，其形显然并非在拉坯过程中自然衍生，而是由中东金属匠所创。 永乐年间，宫廷与中东皇室关系密切，特别是帖木儿帝国，并与伊斯兰各地互赠国礼，培育中东金属器的传入，为中国瓷匠所识。十三至十四世纪器形相类之黄铜折沿盆，多配合执壶运用，让人于餐宴前后洗手，叙利亚与埃及一带尤为普遍。参考巴黎罗浮宫藏一件著名的马木留克王朝嵌银折沿盆，约制于1240年，乃为埃及苏丹所造，曾展于《The Arts of Islam》，大英艺术协会，海沃德美术馆，伦敦，1976年，编号198，同展并见一件叙利亚玻璃折沿盆，器形相近，画彩饰金，约制于1325年，编号137。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埃及黄铜折沿盆也可资比较，详见该馆展览图录《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China》，纽约，2005年，页29，图10，同书并刊一件中国青花折沿盆，图版2。 景德镇窑仿中东金属之青花瓷，关于大明宫廷而言，想必充溢异域风姿、备受喜欢，是以永乐一朝烧制甚殷，尺寸纹饰应有尽有，至宣德年间续有延烧，惜我们至今未能肯定这类珍瓷的消费对象。若用作国礼送予中东君主，理应合宜不外，但国外皇屎嚣蓄比两岸故宫更少（台北有至少三器，北京有二，见下文）。国外宫廷藏例之一，乃属奥斯曼苏丹珍藏（康蕊君，《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约翰．艾尔斯编，伦敦，1986年，卷2，编号611），但萨非王朝珍藏（伊朗阿德比尔圣寺）却不存一例。中国故宫旧藏一件宣德署款例，以及雍、干两朝署款之仿明折沿盆，同样暗示此类瓷器为中国宫廷所用。 这类盆器壁内外、折沿上下之纹饰均极富中国颜色，然器心所绘宝相花，样式不一，缀六或八瓣，几何笼统，作风与中东装饰图案接近。此盆器心巧缀瓣叶，片片相互交锁，纵横相贯、起伏有序，中央编成八瓣小星，往外辐辏，放绽宝相团花，极为共同，他例无寻。轮花如此，或非依照中东底本临摹之作，却应乃瓷匠博览中东艺品如织物、青铜、陶器、木作等，习其常见图案后归结而成（参考《The Arts of Islam》，前述出处，编号9、177、393及440）。在中东地域，画师采用圆规及直尺以精确地绘画此类轮花图案，但关于习气挥毫勾勒的中国匠人而言，这些几何结构绘图技术极为陌生。同类御窑折沿盆，见有至少四款不同轮花图案。除了此盆上所饰图案，另有曲瓣及尖叶共二款六瓣轮花纹，还有一款乃画师在常见图样的基础上绘饰，画八瓣莲花，花瓣内添八不祥纹。 较诸他例，此盆纹饰尤为共同。此类折沿盆器壁内外所饰缠枝花卉纹，普通而言花之种类多样，但此盆外壁，却只绘缠枝莲纹，沿下常见之折枝花叶也以小花代之，枝叶从缺。 永乐盆折沿之上，多以水波作饰，间缀浪涛漩涡，汹涌澎湃。仿伊斯懒亏形之品，也多以石竹花纹作饰，彷佛两者尤为匹配，正如此盆沿上所缀，卷延满溢芬芳。绘石竹花纹作例可见于器身较高之方流执壶颈上（见耿宝昌编，《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2002年，卷1，图版92），另有伴饰雏菊之例，如绶带耳葫芦扁壶颈上绘纹，这类扁壶腹上轮花与此盆心所画相近（例如仇焱之旧藏葫芦扁壶，该器曾为东京出光美术馆所蓄，见香港苏富比2017年4月5日，编号3608，图一）。 此器边上石竹花纹也与其他例子有别。同年代之中国花卉绘画，旨在写生传神，是以花、果、叶之组合，必须忠于自然，此盆沿上花纹却不似为写生而画，彷佛是刻意绘制之图案，或许古人以为，石竹与点饰而成之小花，配合银杏似的叶片，分发伊斯兰作风。其他珍稀瓷器上，也有相类以点画成之小花辅饰，例如永乐净水瓶口沿所缀，琵金顿旧藏便是一例（香港苏富比2016年4月6日，编号15），又或是椭圆笔盒，如大维德爵士所藏（见霍吉淑，〈A New Concept for a Classic Collection. The Ming Ceramics in the Sir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Museum〉，《Arts of Asia》，卷39，编号3，2009年5-6月，页101，图版10），但是它们均非御窑式样大宗。 有两盆与此品尤为接近，其沿上均绘饰石竹，然画风悬殊，分别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台湾所藏，器心缀六瓣轮花，瓣叶曲卷婉丽，沿边画石竹，以大片掌状叶子相间，图见该院展览《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台北，2017年，图录页131-3（图二），图录并刊另外两件永乐盆，器沿皆以水涟漪为饰，其一绘与前述相同之六瓣轮花（页128-30），另一花瓣却较尖（页134-5），还有清代仿明二例，也绘水波为边，分别署有雍正及乾隆年款（页162-5）。北京故宫藏例，则绘八不祥轮花，沿边则饰以缠枝石竹，伴缀齿叶卷草，录于耿宝昌编，前述出处，2002年，卷1，图版27（图三），同书另载一盆，器心画曲瓣轮花，折沿环饰水涟漪，见图版28。 大和文华馆藏宣德署款折沿盆，器心饰六瓣轮花，其花瓣外形更尖，折沿缀以卷草，间饰四瓣菱式开光折枝花卉，详见《大和文华馆所蔵品図版目録7：中国陶磁》，奈良，1977年，编号134。 直径25.6厘米 估价800-1200万 来源： 蓝捷理，纽约，1986年
明永乐 青花花卉纹菱口折沿盘（522万） 展览 《天民楼藏瓷》，香港艺术馆，香港，1987年，编号6《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台北，1992 年，编号22《天民楼青花瓷特展》，上海博物馆，上海，1996年 出版 《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上海，1996年，编号23 相关资料 此盘腹绘五朵缠枝花卉，精雅耀眼，且反映中国瓷匠与中亚受众百年往来。成器硕丽，菱口折沿，尤见永乐帝产瓷外销之雅好，花叶小巧，又融景德镇演绎胡趣之巧思。 1270年代，蒙族南侵，树立元朝，蒙人治下，王土包络更为广博。丝路贸易，一派繁荣，瓷器华奢，波斯商客对之搜求备至。元代烧造此类大盘，专合中东宴饮习俗，可置于地，众人围坐而享。参考一幅十七世纪的袖珍画，绘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宫宴会场景，详见Julian Raby 及nsal Yücel 选图，载于康蕊君，《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约翰．艾尔斯编，伦敦，1986年，卷1，页45。 永乐大帝，远瞩环球，欲于四海之外发扬天朝威望。为申「天子」王权，彰帝国盛势，永乐受命穆斯林宦臣郑和（1371-1433年）六下西洋，遍访列国，运营外交。回朝贡礼，不乏异兽珍宝，郑和航海以来，各国使节赴华，亦多进献。朝廷以朝贡之制规束贸易，瓷器、丝绸遂成名贵商品，于亚洲乃至海外备受推崇。 伊朗萨非王朝及土耳其奥斯曼王室均藏有此类瓷盘。伊朗德黑兰国度博物馆藏三件纹饰类同之盘，原蓄阿德比尔寺，刊于John Alexander Pope，《Chinese Porcelainsfrom the Ardebil Shrine》，华盛顿，1956年，图版29.101、29.106及29.109。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宫殿博物馆也有二例，所绘花卉有别，录于康蕊君，前述出处，卷2，图版601及602，其一口沿饰水波，另一则画缠枝花卉。 台北故宫亦藏一例，纹饰同此，载于《明代初年瓷器特展目录》，台北，1982年，编号37。另一例，中国国度博物馆藏，刊于《中国国度博物馆馆藏文物研讨丛书：瓷器卷（明代）》，上海，2007年，图版20。伦敦大英博物馆又贮一例，录于霍吉淑，《Ming Ceramics》，伦敦，2001年，图版3.35。另有一例，见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2，伦敦，1994年，图版663，曾售于香港苏富比2013年4月8日，编号20。仍有一类例，陈永达雅蓄，曾见于敏求精舍展览《日升月腾：从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2015-2016年，编号63。 直径38.5厘米 420万落锤
清乾隆 青花缠枝番莲托八不祥纹铺首壶（978万） 青花铺首壶，敦硕沉稳，端庄华美，尽显皇家风范，不只迎合帝王之品味，亦反映乾隆帝关于当朝新颖制瓷技术之喜好。 承袭康熙、雍正遗风，乾隆皇帝崇文尚艺，热衷鉴藏，大量扩展宫廷藏珍，金石、文房、科学、宗教，皆甚有涉猎。 著名督陶官唐英（1682-1756年）自雍正时期指导御窑厂制瓷，本品乃其顺应帝王慕古之情、崇佛之意，取高古青铜器形制，缀以藏传佛教纹饰，匠心独具。 历代工艺品常以高古青铜器为雏本，本器亦同，应以东汉晚期青铜壶造形为础，参考苏芳淑，《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纽约，1995年，编号51。亦或以西汉漆壶为本，如《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香港大学，香港，1944年，编号71A、71B，类同造形、年代相近之陶壶，见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年，卷1，编号71，断代西汉，公元前二至一世纪。 八不祥纹源自藏传佛教，最早现于元代瓷瓶、罐，多做为边疆纹饰，比较一例，录于康蕊君，前述出处，卷2，编号640。自此，八不祥纹逐步展开为瓷盌、盘器之主体纹饰，且多与莲纹搭配。如天民楼藏一盌，录于《天民楼珍藏青花瓷器》，前述出处，编号46，及敏求精舍展览，《日升月腾：从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2015-2016年，编号122。至清代，莲托八不祥纹复见于瓷作立件，本品莲心缀「寿」字，创新共同。 乾隆帝虔心信佛，本器饰莲托八不祥纹于壶，应深得帝王欢心。莲心寿字，可比较一件铭唐英供文，纪年乾隆六年之瓷供，2007年4月8日售于香港苏富比，编号508，其缠枝莲纹与本品甚为相似。 一件类同作例，书乾隆年款，展出于《中国文物集珍：敏求精舍银禧留念展览》，香港，1985年，编号185；另一例售于香港苏富比1991年10月29日，编号152，载于《香港苏富比二十周年1973-1993》，香港，1993年，图版179。还有一瓶，饰类同寿字莲纹，无年款，刊于林业强，《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07年，编号97。 一件近类雍正作例，莲纹无寿字，如意纹饰器肩，录于《清瓷萃珍：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95年，编号44。 高49.5厘米 《大清乾隆年制》款 来源： 香港苏富比1977年11月29日，编号206
明宣德 青花缠枝四季花卉纹大碗（498万） 此盌妙绘朵妍，枝叶相缠，运笔有劲，不失婉丽，大方悦目，展瓷匠画功，显宣窑雅风。宣德年间，艺匠如虎添翼，既纳旧、也出新，专场所呈宣德大盌，除此外另有三例（拍品编号5、7及11），纹饰各异，恰为佳证。景德镇御窑厂，洪武年间成立，永乐时内府「定夺样制」，监管窑务，但到了宣德一朝，才派官宦督陶，让御窑厂大幅增产，艺技更进步、分配更完善。当时御窑厂对瓷土与釉料似乎有一定规范，器形、纹饰显然也是依样而造。 盌上所绘，除了冬茶夏荷，还有意味秋天的菊花、月季、芍药、石榴及朱槿。瓷上四季花卉纹饰，自元朝盛行，时诗人虞集（1272-1348年）谈四爱，以花咏人，陶渊明（365-427年）爱菊、周茂叔（1017-1073年）爱莲、林逋（967-102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相似盌例，图见《故宫藏瓷大系：宣德之部（上）》，台北，2000年，图版52。北京故宫也有藏例，收录于《中国陶瓷全集》，上海，2000年，卷12：明（上），图版64。参考Eugene Bernat 伉俪藏盌，曾展于《Exhibition of Blue-DecoratedPorcelain of the Ming Dynasty》，费城美术馆，美国费城，1949年，图版62，曾两度在香港苏富比易手，1974年10月31日，编号61及1984年5月21日，编号59。Lindsay F. Hay 上校旧藏也可作例，1946年6月25日售于伦敦苏富比，编号29，再先后售于纽约苏富比1975年10月25日，编号177及伦敦佳士得1993年6月7日，编号47。还有一例，属Palmer 旧藏，刊于加纳爵士，《OrientalBlue and White》，伦敦，1973年，图版26a，两度在香港佳士得售出，分别为1989年1月17日，编号573及1994年5月1-3日，编号632。 采此器形之盌，沿下皆书宣德年款，纹饰不一，包含云龙、莲花、牡丹、月季、灵芝、八不祥、岁寒三友及折枝果子。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八盌，所画纹饰各异，见于《明代宣德官窑精髓特展图录》，台北，1998年，编号42-49。 直径27.5厘米 来源： 大成古玩，香港，1985年
明宣德 青花缠枝番莲纹碗（858万） 此盌内外兼饰，画功卓绝，足见明初至臻调和之美。器形精致，釉色澄明，缠枝莲纹文雅流利，皆乃佳例。以钴蓝画纹于盌上，其工极难，此盌之所绘细腻生动，非能工巧匠不能为也。 此盌之器形纹饰，永乐年间已享盛誉，然后多有承袭。至宣德一朝工艺尤甚精进，本盌纹样真切灵动，青花发色艳丽平均，乃宣德佳作。永乐青花多以舶来钴料制色，发色极难掌控，且纹饰常显浑散含糊，故制色之法有待改进。宣德之钴蓝则添国产锰料制色，发色明晰，纹饰笔触细腻，更见工匠之精深画功。 宣德帝善绘画，重艺术，亦兴景德镇御窑厂制瓷。据史料记载，宣德一朝，御瓷之需逐年递增，或宫廷御用，或宗教礼器，皆尚御瓷，景德镇御窑厂之窑口亦由三十二增至五十八座，以上种种，皆与考古挖掘之左证相符。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窑址宣德地层出土之碎瓷残片数量庞大，清宫旧藏宣德佳器亦多，现藏两岸故宫，由此可见，宣德年间制瓷范围之骤增。官窑瓷常作赏赉瓷远赠他国，亦供皇室及贵族日常所用。传宣宗日食三餐，每餐皆需大量器皿，见霍吉淑，《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伦敦，2001年，页119。 北京故宫藏一青花缠枝莲纹盌例，与本盌相类，内壁饰花卉纹，外壁饰缠枝莲纹，录于《明初青花瓷》，北京，2002年，图版148。台北故宫亦藏一例，见于《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台北，2008年，编号134。第三例藏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刊于《景徳镇磁器》，京都，1982年，图版40（上）。大英博物馆亦见两例，其一为大维德爵士珍藏，载于霍蒲孙，《A 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Percival David Bt., FSA》，伦敦，1934年，图版CXXXIV (d)，其二为B.Z. Seligman 夫人珍藏，录于霍吉淑，前述出处，图版4:25。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也藏一例，见于陶美，《Guide to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Ashmolean Museum》，牛津，1966年，页30。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盌，则见录于《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芝加哥大学，芝加哥，1985年，编号19。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窑址永乐地层出土一相类纹饰但盌径稍大之例，展于《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6年，编号123，同载洪武地层出土一尺寸稍大之盌，外壁饰釉里红缠枝莲纹，编号7。 此类青花缠枝莲纹盌历代均为罕珍极品，世代相传。成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之〈古玩图〉轴，绘缠枝莲纹十盌迭置，可见一斑。此卷曾为Moorhead 及大维德爵士珍藏，后售于伦敦苏富比1939年5月19日，编号62，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载于博物馆官方网站，藏品编号PDF X01，第16面。 直径17.3厘米 来源： 亨利奈特（1971年卒）珍藏，荷兰海牙 Bluett & Sons，伦敦（标签） 香港苏富比1986年5月20日，编号18
明宣德 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碗（798万） 纵览宣德青花，此盌趣致高尚，颇为珍罕。同类盌者，瓷胎湛密，结构精实，壁厚约达1公分，且纹饰雍容典雅，相辅而成灿然耀眼之效。此类青花大盌仅短暂产于宣德年间，稍瞬即歇，然其纹饰变更不一而足。 此类盌初为何用，学界尚无定论，有学者称之曰骰子盌，提出作为博具之可能，也有笔洗、果盌之说，甚或推断为蟋蟀斗盆，盖因宣德帝酷嗜促织之戏以作消遣。沈德符（1578-1642年）所撰《万历野获编》有述，「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译文见刘新园，〈Amusing the Emperor: The Discovery of Xuande Period Cricket Jars from theMing Imperial Kilns〉，《Orientations》，1995年9月，页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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