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192)王允杀董卓,同年李、郭杀王允,自此开启了关中诸将擅权长安的历史。兴平二年(195)诸将反目,自相戕害,最终招致献帝出走,关中朝廷土崩瓦解。 关于李、郭的反目始末,陈《志》仅用片言略过,不外《典略》、《九州春秋》、《献帝起居注》却提供了重要弥补。鉴于该事情条理分明,脉络明晰,因而关于事情始末便不再赘述。 本文想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讨论一些以往遭到忽视的细节问题,权作抛砖引玉之谈。 本文共 7300 字,阅读需 14 分钟 郭汜之本名 郭汜之名,在史书中一向被写作“汜(si)”,实践应为“氾(fan)”,即郭氾。唐代学者何超所撰《晋书音义》即明白标注:李傕,音角;郭氾,音泛。 氾通泛,有多、广之意。按《献帝起居注》与《英雄记》,郭汜又名“郭多”。古人名与字相叶,“多”与“氾”相对,可知郭氾为是,郭汜为非。 (李傕)曰:“郭多,盗马虏耳,何敢乃欲与吾等邪?必欲诛之。”--《献帝起居注》 (郭)汜,张掖人,一名多。--《英雄记》 按《起居注》记载,彼时身在长安的公卿将相,皆称郭氾为“郭多”,相关人物有车骑将军李傕、谒者仆射皇甫郦、外戚董承等人。 (皇甫)郦答曰:“……今郭多(指郭汜)劫质公卿,将军(指李傕)胁至尊,谁为轻重邪?张济与郭多、杨定有谋,又为冠带所附。”--《献帝起居注》 (董)承等与(刘)备谋未发,而备出。(董)承谓(王)服曰:“郭多有数百兵,坏李傕数万人,但足下与吾同不耳!”--《献帝起居注》 其中李傕是凉州北地人,皇甫郦是凉州安定人,皆是郭氾“州里”;董承虽是冀州河间人,但长期党附董卓(凉州陇西人),致使被时论归入董卓亲族,与董卓之弟董旻、董卓之侄董璜并称。 近董公之强,明将军目所见,内有王公以为内主,外有董旻、(董)承、(董)璜以为鲠毒。--《献帝起居注》 既然郭氾的同僚皆呼其小字郭多,按名、字相叶的传统,可知其名为“氾”无疑。 不外鉴于郭氾长期被写作郭汜,近乎商定俗成,因而对其本名由来知晓即可,不用过多深究,写作“郭汜”与“郭氾”均可。便如庄光被写作严子陵、陆议被写作陆逊普通,皆已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 张济的官位与班次 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遇刺,其部曲将李傕、郭汜时在关东,在贾诩的怂恿下,诸将帅厉士卒,晨夜西行,于同年六月重夺长安。 《英雄记》曰诸书,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裴松之 诸将重擅朝政之后,中止了一番座次排列。李傕居首,为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骠骑将军。 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隶校尉、假节。汜为后将军、美阳侯。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傕、汜、稠擅朝政。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屯弘农。--《魏书 董卓传》 李、郭、樊、张擅朝政 关于李、郭、樊、张的位置布置,能够经过《起居注》得到考证。按描画,诸将擅权之后,每逢尚书台选举,引荐人才的次第是“先从傕起,汜次之,稠次之”,可知李傕居首、郭汜居次、樊稠再次。那么张济无疑班在樊稠之下。 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是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举终不见用。--《献帝起居注》 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即张济的“骠骑将军”,班次在李傕的“车骑将军”之上,照此记载,诸将之中的首座应该是张济,但实践状况却是张济被排在第四位。 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续汉书 百官志》 分离《后汉书》,可知此处记载乃是陈寿的一处笔误。由于按范晔记载,诸将擅权之后(192),张济的官位是镇东将军,而非骠骑将军。带有征、镇、安、平前缀的将军号普通和军事行动的方位有关,这也与张济“出屯弘农”(处于关中东部)的派遣职事相符。 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张)济出屯弘农。--《后汉书 董卓传》 至于张济迁骠骑将军,已在兴平二年(195)秋七月。是年,李傕由车骑将军迁大司马,郭汜由后将军迁车骑将军,张济由镇东将军迁骠骑将军。 (二年)秋七月甲子,车驾东归。郭汜自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并侍送乘舆。张济为骠骑将军,还屯陕。--《后汉书 献帝纪》 由此可知,陈寿搞混了张济在兴平二年(195)与初平三年(192)时的头衔,因而构成了些许误区。按陈寿在《张绣传》中称传主为“骠骑将军(张)济族子”的写法,他很可能把张济的职务默许为骠骑将军,因而呈现笔误。 李利、李暹和李傕的关系猜测 按《起居注》,李利、李暹等人皆是李傕兄子,即侄子。但是按袁宏《汉纪》线索推断,此二人或为李傕之继子。 按《汉纪》,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勾搭内应,兵讨李、郭,双方战于长平观,而李利“战不甚用力”,因而遭到樊稠的责骂,称“人欲截汝父头,何敢如此”。 初,樊稠击马腾等,李利战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头,何敢如此!我不能斩卿邪!”--袁宏《汉纪》 其中“人”即指韩、马联军,而“汝父”无疑指代李傕。按李傕为李利叔父的记载看,樊稠称之为李利之“父”明显不契合实践状况。合理的解释,便是彼时李利已被过继给李傕,成为其宗法意义上的儿子。 汉末三国时期,收养、过继的状况极为常见。好比蜀相诸葛亮年近四旬无子,便过继了兄子诸葛乔为继子,还更易其表字,使之成为宗法意义上的长子。诸葛乔本字“仲慎”,被诸葛亮改为“伯松”;仲即行二(由于诸葛乔上有长兄诸葛恪),伯即行一。 (诸葛)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蜀书 诸葛亮传》 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 相似案例还有魏将钟会,也是年近四旬无子,便过继兄子钟毅、钟峻,持续香火。不外由于钟会反于成都,其继子不幸遭到牵连而罹难,此为后话。 (钟)会兄(钟)毓,以四年冬薨,会竟未知问。会兄子邕,随会与俱死,会所养兄子(钟)毅及(钟)峻、(钟)辿等下狱。--《魏书 钟会传》 另,按李利能够谗杀大将樊稠,可知其极受李傕溺爱,这种位置恐怕不是区区一个“兄子”能够具有的。假定袁宏记载属实,那么李利为李傕继子当为无误。 (李)傕兄子(李)利随稠,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九州春秋》 李暹的记载较李利为少,仅知其亦为李傕之兄子。按《起居注》、《安定御览》记载,李傕劫夺汉帝时“使兄子(李)暹以车三乘迎天子”,可知此人在李氏家族中亦表演了重要角色,或许同为李傕继子,亦未可知。 樊稠之死 樊稠是关中诸将中的三号人物,位置仅次于李、郭。但是对樊稠之死的始末,陈寿竟仅用一句“诸将争权,遂杀(樊)稠”便草草略过,无疑显得过于吝啬。 诸将争权,遂杀稠,并其众。--《魏书 董卓传》 按《九州春秋》记载,樊稠之死的基本缘由,在于兴平元年(194)他率兵镇压马腾、韩遂(即前文提到的长平观之战),却出于个人私欲而放走敌酋,招致李傕怀恨在心,乘机报复。 马腾、韩遂之败,樊稠追至陈仓。(韩)遂语(樊)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俱却骑前接马,交臂相加,共语良久而别。--《九州春秋》 而樊稠之死的直接缘由,则是由于他在兴平二年(195)欲“将兵东出关”,临行前索要兵马,加重了李傕的猜忌心理,因而遇刺。 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于坐杀稠。--《九州春秋》 这里需求着重剖析樊稠为什么要“将兵东出关”。 关中即“四关之中”,“四关”指东方的函谷关(或潼关)、南方的武关、西方的散关和北方的萧关。由此可知,樊稠此次索要兵马,乃是打算东出(函谷)关,征伐关东诸侯。 樊稠收兵并非孤立事情,他实践是在配合朱儁共同“持节镇关东”。 这里要扼要引见一下彼时关东地域的状况。 按《武帝纪》、《刘表传》、《公孙瓒传》,初平(190-193)、兴闰年间(194-195)的关东诸侯分化为袁绍、袁术两大阵营,大小军阀自相吞噬,连战累年,乃至“互掠庶民,野无青草”,因而给了关中诸将们可乘之机。 袁术与(袁)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魏书 武帝纪》 (袁)绍复遣兵数万与(田)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庶民,野无青草。--《后汉书 公孙瓒传》 关东诸侯连战累年,互掠庶民 李、郭等人一方面以汉帝的名义发布敕令,任免官职(见《陶谦传》、《刘表传》、《袁术传》、《刘虞传》),笼络分化关东诸侯;另一方面派遣使者赴关东地域休战争,增强长安朝廷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初平三年(192)长安方面派遣太仆赵岐赴河北调停袁绍,派遣太傅马日磾赴南阳调停袁术。 注:赵岐、马日磾“安集关东”的时间诸书记载相异;《后汉书》、《资治通鉴》云初平三年八月,《英雄记》云初平四年。 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英雄记》 可惜关东诸侯在长期的权益真空下,已堕入“郡郡作帝,县县自王”的狂热中,因而并未礼遇长安朝廷的使者。袁术以至悍然扣押了钦差马日磾,还夺走了对方的节杖,要挟对方臣服于己,马日磾因而忿怒暴卒。 (李傕)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袁)术夺日磾节,拘留不遣。--《魏书 袁术传》 (马日磾)从(袁)术求去,而术留之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恚而死。--《三辅决录注》 有鉴于此,长安方面看待关东诸侯也便不再一味笼络收购。兴平元年(194),曾参与过镇压黄巾的名将朱儁,以“行骠骑将军事”的身份“持节镇关东”,能够视作长安方面的武力威慑,亦可视作对此前姑息政策的拨乱反正。 初平四年,(朱儁)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即兴平元年)秋,以日食免,复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后汉书 朱儁传》 由此可知樊稠“将兵东出关”其实是在配合朱儁,替长安方面炫兵耀甲,一雪前耻。 只可惜由于樊稠索要兵马的行为激怒了李傕,因而遭到暗害,“持节镇关东”的计划也便无疾而终。身在前线的朱儁听闻樊稠遇害,惊惧交集,遂“止不出,留拜大司农”。 (朱儁)未发,会李傕杀樊稠,而郭汜又自疑,与傕相攻,长安中乱,故儁止不出,留拜大司农。--《后汉书 朱儁传》 朱儁与关中诸将的“化敌为友” 这里有必要剖析一下朱儁的政治立场变更。由于朱儁和关中诸将之间,实践阅历过一个“化敌为友”的过程。 朱儁最初是董卓的政敌,董卓“恶(朱)儁异己”,而朱儁亦“移书州郡,请师讨(董)卓”,双方显然是水火不容。 董卓擅政,以(朱)儁宿将,外甚亲纳而心实忌。及关东兵盛,卓惧,数请公卿会议,徙都长安,儁辄止之。卓虽恶儁异己,然贪其名重……(朱儁)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后汉书 朱儁传》 董卓在世时,陶谦等人推举朱儁为车骑将军,怂恿他举兵讨逆,朱儁遂与李傕、郭汜交兵,结果大败而归。董卓死后(192),陶谦等人故技重施,又表举朱儁为太师,再度请求对方“同讨李傕”。 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朱)儁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儁。儁逆击,为傕、汜所破。--《后汉书 朱儁传》 及董卓被诛……陶谦以(朱)儁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俊杰共推(朱)儁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后汉书 朱儁传》 陶谦与诸俊杰共推朱儁为太师,同讨李傕 从讨贼檄文的人员名单上看,陶谦是徐州刺史,周乾是前扬州刺史,阴德是琅琊国相(属徐州),刘馗是东海国相(属徐州),汲廉是彭城国相(属徐州),袁忠是沛国国相(属豫州),应劭是泰山太守(属兖州),徐璆是汝南太守(属豫州),服虔是前九江太守(属扬州)。 乃奏记于(朱)儁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杨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指朱儁)莫府(幕府):国度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祸……--《后汉书 朱儁传》 显而易见,以陶谦为首的军阀集团,远离关中,基本不会遭到李傕、郭汜的兵火触及,因而他们自可满口大义,堂而皇之地怂恿朱儁充任马前卒。而朱儁身在河南中牟(属司隶校尉部),地处前线,随时可能被李、郭吞并。 及董卓被诛,傕、汜作战,(朱)儁时犹在中牟。--《后汉书 朱儁传》 在此背景下,陶谦等人的行径便显得心胸叵测。特别思索到陶谦一方面怂恿朱儁出战,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长安方面赐予的徐州牧(陶谦本为徐州刺史),便愈发凸显出军阀之间的躲藏鬼胎。因而在贾诩等人的离间之下,朱儁与关东诸侯各奔前程,转而投效关中朝廷,也便契合道理。 天子都长安,四方隔绝,(陶)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魏书 陶谦传》 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朱)儁入朝。--《后汉书 朱儁传》 另外,李傕等人不只操纵汉帝、占领了名义上的道统;他们还挟持并笼络了朱儁的儿子朱皓。朱皓在兴闰年间(194-195)南下豫章,配合扬州牧刘繇与袁术部将(一作刘表部将)诸葛玄交兵。按《刘繇传》可知传主的官职来自长安方面的任免,而朱皓也遭到长安方面的派遣,立场足见一斑。 汉(指长安朝廷)命加(刘)繇为(扬州)牧,振武将军。--《吴书 刘繇传》 汉朝(指长安朝廷)闻(豫章太守)周术死,遣朱皓代(诸葛)玄……是岁,(刘)繇屯彭泽,又使(笮)融助(朱)皓讨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献帝春秋》 综上所述,在儿子(朱皓)遭到挟持,盟友(陶谦)心胸鬼胎,李傕又劫夺天子、占领大义的状况下,作为董卓昔日政敌的朱儁,最终归顺了长安朝廷,也实属大势所趋。 李傕、郭汜的反目缘由 关中诸将中的四号人物张济身在弘农,远离京畿;因而在集团中的三号人物樊稠死后,权益的天平被疾速突破,李傕、郭汜“转相疑”,遂“战役长安中”。 汜与傕转相疑,战役长安中……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魏书 董卓传》 与陈寿的惜墨如金不同,《典略》对李、郭反目的记载十分详实且富有戏剧性。 按鱼豢描画,郭汜常去李傕家中赴宴留宿,因而郭汜之妻担忧丈夫会被李家的婢妾勾引招致自己失宠,遂设下毒计,挑唆双方反目。 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郭)汜妻惧(李)傕与(郭)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间之。--《典略》 照此描画,凉州集团团结的缘由竟是来自一个妇人的嫉妒之心。不外这番看似荒唐的记载背地,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假定郭汜之妻的猜测属实,便可作出如下推断:即郭汜每去李傕府中赴宴,一定会与李家的婢妾私通。这种乍看之下新奇不经的故事,实践在并、凉军事集团中乃是视而不见的事情。 举例而论,(并州人)吕布与(凉州人)董卓“誓为父子”,结果义子替义父“守中閤(阁)”的时分,不只擅离职守,还和义父的侍婢鬼混,玩得不亦乐乎,最终“恐事察觉,心不自安”。冥思苦想之下,吕布索性弑父,一了百了。人伦之逆悖,礼法之崩坏,足见一斑。 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卓常使布守中閤,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察觉,心不自安。--《魏书 吕布传》 (王)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布遂许之,手刃刺卓。--《魏书 吕布传》 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察觉,心不自安 另外,(并州人)吕布与(幽州人)刘备初次相见,便“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刘备是个游侠习气十足的边地武人,于礼法方面相对疏阔,即便如此,他仍对吕布的出格行径感到不满:“备见布言语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悦)”。可知吕布不只对晚辈的女眷不守礼法,对自己的女眷也不甚看重,视同玩物。 (吕)布见(刘)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英雄记》 按彼时的习尚,男性之间拜会对方的妻妾,不能够“平视”,刘桢由于平视甄夫人,便被罚做苦役。吴质与曹丕关系密切,得到“谛视”(即认真观摩)郭夫人的特别待遇,为此遭到史家非议,以为这种行径有悖礼法,习尚流荡。 (曹丕)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典略》 曹丕命甄夫人出拜客,刘桢平视之,又命吴质谛视郭后(见《吴质外传》),一时习尚流荡若此。--王鸣盛 有鉴于此,思索到吕布的早年阅历,其看待男女关系的开放态度,很可能来自并、凉军事集团的内部习俗。而李傕“习于夷风”,郭汜则是“盗马虏”,无疑也是一丘之貉。 (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献帝起居注》 郭多,盗马虏耳。--《献帝起居注》 因而,郭汜借酒乱性,与李家的婢妾私通,恐怕并非地道的臆断,而是确有其事,以至是屡禁不止。最终郭汜之妻忍无可忍,设下毒计挑唆双方关系,怂恿集团团结,实是无缘无故。 小结 李、郭本是董卓的部曲将,论官阶不外校尉,但在因缘际会下走上前台,以至一度操纵朝政,引动历史轨迹变更。 鉴于关中军事集团的失败者身份,后世史家自然不会给予其公正客观的评价;出于奉承新君的思索,史官修书时以至会刻意疏忽这些前朝的失意武人。 从《三国志》的目录设置来看,李傕、郭汜的位置极低,他们以至不具备独立列传。 相较而论,相似二袁、吕布、陶谦之流,不只具有独立列传,还被置于开国功臣传(《魏书卷九 诸夏侯曹传》)之前,属于典型的“驱除者”,即史官借前代的末世群雄,凸显新朝的创业之君。史家对前代群雄的书写立场虽持承认态度,但对其事迹记载则相对详实。 驱除者,一代之所因所胜也。凡断代史书,列所因所胜,皆在列传之首。--刘咸炘 驱除者,一代之所因所胜也 因而,不具备独立列传,事迹被附于《董卓传》传末的李傕、郭汜等人,连“群雄”的资历都不够,以至连表字记载都是经过《献帝纪》(刘艾《献帝纪》,非范晔《后汉书》)等私史才得以保存;至于张济、樊稠等人的表字则彻底失考。 有鉴于此,经过辑录史料的吉光片羽,串联人物的行为逻辑,也便颇具意义。 以樊稠为例,经过本文的讨论剖析,能够看到樊稠之死,乃是因其索要兵马引发李傕猜忌,而索要兵马的背地,是为了配合朱儁“持节镇关东”。这就串联起赵岐、马日磾等人之前遭到关东诸侯冷遇的历史背景,也串联起朱儁之子朱皓替长安效能的后续事情。由此拓展开来,又能够讨论长平观之战的背景、李利与李傕的关系、以及朱儁倒向长安朝廷的始末问题。 一言蔽之,史书中的草蛇灰线与繁枝细节,躲藏了海量的可贵信息,而探求其背地逻辑,也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千丝万缕、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地躲藏的深意。 Thanks for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