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对外开放的高峰期，即唐朝和宋朝。不外，这两个朝代对外开放的方式并不一样。 我们先看两幅画。第一幅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里面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句，描画了大明宫殿的华美、帝王威严，以及四海臣服的大唐气候。可这是一种“万国来朝”的王者光彩。
第二幅是北宋翰林学士李邴的《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之句，描画的是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桅帆如云、商贾云集的繁华商贸现象。这是一种经济繁荣，“万国通商”的盛世。 可见，宋代十分注重适用主义，兴隆的农业、手工业，也带动了商业繁荣，对外贸易也抵达了鼎盛时期，以海外贸易为主。 当时，同宋朝政府有贸易往来的国度，提高今天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 南宋海外贸易最兴隆时，通商的国度达50多个，进口货物达200多种。政府也将海外贸易作为一条纽带，沟通海外各国的文化和技术交流。 从海外引进的水稻、绿豆等优秀种类，对我国农业的展开起到积极作用。 而宋朝的丝织品、瓷器等手工业品的输出，不只拉动海外各国的消费，还推进当地有关消费技术的展开。
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让宋朝政府取得巨额财政收入。公元１１５９年，外贸收入达二百万缗（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相当于宋朝政府年收入总额的二十分之一，占领财政收支重要位置。 那么，宋朝的海外贸易，为何会如此兴隆呢？ 首先，西夏的兴起，传统的“丝绸之路”受阻，不得不注重开辟海外贸易。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不时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座重要桥梁。传统的丝绸之路，自中国西汉都城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后抵达中亚，之后途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直达地中海地域，最后抵达终点站--罗马城，长达六千多公里。 从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动身，途径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和阳关的这一段路途，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东段。 北宋初年，随着西夏与宋朝对峙局面的构成，西夏牢牢地将丝绸之路的东段控制在在了自己手里。
为了持续与丝路沿线各国的商贸往来，除开辟一条地形更为坎坷的青唐道外，也促进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相较之下，海路的运输成本要比新的丝绸之路低得多。 其次，国内兴隆的商业，不时进步的造船航海技术，为海外贸易提供物质技术条件。 宋代的造船业，特别是海船的质量已处于当时世界抢先水平。宋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多艘。出海商船的数量之多、吨位之大，为世界之最。 当时的船只分客舟和神舟两种。宋朝画家徐兢在跟随宋使出使朝鲜时，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画有两种船，云：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一斛为十斗。神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可见，神舟比客舟大得多。 据《梦粱录》又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料”古代的造船计量单位，一料是十立方尺（宋尺）。 其次，指南针的运用，更是直接推进了宋朝对外贸易。为进一步扩展对外贸易的范围，宋太宗十分注重外出招商。据《宋史》云：“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
到了宋高宗赵构这一代的南宋，固然偏安江南，但仍不遗余力地对外招商，发明“以商招商”。当时乘中国贸易的人长期寓居在泉州等地。中国商人到国外经商的也不少，大多是浙江、福建人。 再次，统治者为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优惠外商贸易的政策，吸收外商。 当时，上自朝廷下至各级中央政府，都努力于营造良好的招商环境，制定吸收外商和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不只减免赋税，还设置各种奖励，赐以服饰、礼品等；外商来华或分开，市舶官员还要设宴款待等。 以至成果突出的外商还会被授予官职。如南宋后期，曾任命外商蒲寿庚为“提举泉州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工作长达30多年。 最后，政府树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外贸管理制度。 宋朝时期，降生了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规《市舶法》，比１６５１年英国发布的第一个维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航海条例》早５７１年。
市舶，是唐宋时期对中外互市商船的通称。海外贸易的立法来源于唐朝，但是没有构成体系。至宋朝，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展展开，对外贸易立法也逐步趋于完备和成熟。 宋代的海外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展开的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人类的文化和各民族间的友谊作出了突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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