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到政治：《孟子》文本中的故事与道理

先秦诸子降生的春秋晚期与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由周制向秦制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政治是他们需求直面的严重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诸子著书立说在很大水平上都会预设一个潜在的倾听对象——君王。既如此，那么思想主张呈现的样态便不可能是纯逻辑思辨的，由于这时的侯王正倾力于富国强兵，以希图权力崛起，进而获取天下霸业，普通不会有那么大的耐烦与兴味去倾听对方的长篇大论与三言两语。故而，先秦诸子的文本多以故事、寓言、论辩等方式来讲道理，便是诚可了解之事。

先秦诸子文本固然短少古希腊“爱聪慧”那样的哲学传统，但是从文本整体理路来看，依然有其自洽的思想逻辑，《孟子》便是这样的一个文本。

《孟子》文本的构成既深受鲁地崇宗敬祖重礼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处于社会发作严重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这就为其打上了重伦理、厚亲情与推崇仁政霸道政治的深化烙印。能够说，天下向何处去的时期之问是孟子无可逃避的基天性问题。这样的时期之问，也足以彰显出由天下失序所带来的理想困境。何以解之？孟子给出的乱世良方是：从人性到政治，由性善以确保仁政的坚固性与合理性。这样的乱世良方，愿望收缩的君王们一定了解，也一定认同，是故，孟子在游说君王的过程中祭出了讲故事的法宝。

当然，《孟子》文本中的故事颇多，我们不用罗列殆尽以呈博学之假象，仅择取“孺子将入于井”、“以羊易牛”和“大孝之人帝舜”三个（组）故事，便可管窥其所欲敞开的肉体世界，以及向世人所传达的深化道理。

严谨来说，“孺子将入于井”是一种情境假定，固然包含了故事构成的基本要素，但这个故事并不引人入胜。固然如此，这个故事却是孟子人性立论的根基，对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或缺。这个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怜惜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故事很短，以至比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很多故事都要短小，却包含着孟子对人性的共同了解和达观肉体。孟子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阐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个道理。“不忍人之心”，用往常的话来说就是“同情心”。每个人都会有同情心，这既是立论的前提，也是得出的结论。这段话是一种带有假定性的情境展开，其关键之处在于“乍见”。所谓的“乍见”，实践上强调的是“心”的本真初始反响，没有经过利害得失荣辱之算计与计较。在如此假定之下，人的这种同情心便具有普遍性，而与外在的诸多功利性要素无关。这样的同情心源于与生俱来的善端：“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端”，即萌芽，强调由心善、性善到对善的完成并非是必定的，需求个体的涵养过程，而孟子则将这个过程称为“扩展”：“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缺乏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并且，孟子将这个“扩展”时间看得极为重要，从而为其赋予了显著的政治价值与伦理意蕴：做好了便能够完成定国安邦的政治价值；假如不做或者做得不够好，就连侍奉父母这样基本的伦理行为都难以做好。

《孟子·公孙丑上》书影

与“孺子将入于井”有所不同，“以羊易牛”则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寄予着孟子对君王行仁政的期许：“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孟子·梁惠王上》）这个故事的画面感呼之欲出，触及三个角色：牵牛者、被用于衅钟的牛和梁惠王。所谓的“衅钟”，即古代杀牲以血涂钟行祭，常常被应用于新钟铸成之时。在牛被牵走未见于王之前，这时的牛被赋予了衅钟的政治功用；等到被梁惠王发现而命令牵牛者以羊易之时，这时的牛实践上成了梁惠王发挥政治权谋的道具，而羊则变成了实真实在的“替罪羊”。事情缘由与过程都比较简单，也不难判别梁惠王的行为目的。但有鉴于战国时期侯王们“好乐”“好货”“好色”（《孟子·梁惠王下》）的糟糕表示，《孟子》集中描写了齐宣王这样的行为表示。孟子在此事上做了一番文章，借机劝谏“有不忍人之心”的梁惠王行仁政，并以为“以羊易牛”是推行仁政的方便法门，也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的君子之举。

开封博物馆“孟子见梁惠王”雕像

“以羊易牛”不外是梁惠王政治谋术的一次借机发挥。从史书记载来看，梁惠王在位时虽使魏国抵达了权力的高峰，但此君与当时其他国度的侯王并无两样，除了喜好追求骄奢淫逸的物质生活，还特别醉心于对外战争。是故，想要让他行霸道仁政自然是难上加难，但孟子试图抓住这次难得的、可谓是灵光乍现的机遇，借机劝谏，寄希望于万一。固然最终没有胜利压服梁惠王行仁政，但孟子关爱民生、推行仁政主张的拳拳之心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从《孟子》文本中的故事来看，孟子关于其时的侯王们整体上是失望至极的，他周游列国的政治命运简直是孔子行迹的翻版。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孟子将眼光投向了悠远的过去，在他看来，那个时期圣贤在位，王教天下盛行，没有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因而，后世学者常常将这样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称为“厚古”与“崇古”。

那么，这样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孔子推崇西周礼乐文化，孟子则更为敬慕三代之前的部落联盟时期，而且后者将眼光主要集中到了帝舜这样的人物形象身上。关于帝舜的故事，在《孟子》文本中多处可见，帝舜是孟子用心塑造的理想君王形象。在《孟子·万章上》当中，孟子用大段的文字来加以铺陈与描画：先是塑造了帝舜大孝的形象——“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能够解忧。”这阐明在帝舜那里，遭到天下学问分子的反对、遭到美丽女子的喜欢和贵为天子这三样世俗的幸福都抵不上讨父母的欢心，在孝心面前都会相得益彰。这实践上充沛彰显了孟子对宗法伦理的深为认同与价值肯定。

接着孟子在这一章又为帝舜的人物形象继续上色：着力描写父母与兄弟对他如何的不友善——“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好像粉墨退场的舞台剧，每个人都被赋予了鲜明的角色形象。在孟子的笔下，父母和弟弟象不只关键舜的命，还要谋分舜的家产，更过火的是象不只毫无悔意，而且还企图将两个嫂子据为己有。这简直是有失体统！

这还不算完，在这一章，孟子继续将帝舜的故事娓娓道来：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敬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敬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固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迭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这个故事就叫“封象有庳”，是以孟子与其弟子万章之间的对话为方式而展开的，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关于帝舜圆满形象的质疑。与战国时期侯王的糟糕政治表示相比，帝舜的形象太过圆满，不只没有惩罚不仁的象，而且还封他于有庳（注：古地名，故址在今湖南省道县北）为侯，这是让人不得不狐疑的中央。对此，孟子依据自己的儒家立场中止了必要的申论。

孟子为何如此描写帝舜呢？固然此类事情与情境在《尚书》等早期文献中曾经呈现，但孟子在此重复描写的确有其用心：点出帝舜不只是大孝之人，而且将伦理亲情看得高高在上，以至到了超越生命价值的水平。这就折射出了孟子在周制日趋衰微、日薄西山的战国时期关于西周宗法伦理与政治价值的推崇与维护。

清代丁善长《历代画像传》之 虞帝大舜画像

除了“封象有庳”，关于舜的故事还有一个十分有名：“窃负而逃”（事见《孟子·尽心上》）。在这个故事中，孟子的弟子桃应将帝舜置于其父瞽瞍杀人的极端情境当中，并将帝舜置于大孝之子与盛德之帝的双重身份之下。帝舜无论选择杀父还是赦免其父，都对其圆满的双重身份构成严峻应战，因而被置于两难抉择的境地。对此，孟子给出了自己的处置计划：“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此处所说的“海滨”，实践上是王法政令抵达不了的中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外之地。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处置计划并不圆满：放弃天子之位，置天下万民于不顾，其行为自身并不契合儒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政治立场；帝舜因使父子伦理得到顾全而“终身然”，但被杀之人的家人被忽视了，也没有给出妥善的处置计划，而舜父能否也会“终身然”，就不得而知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圆满的处置计划，而且漏洞颇多，但问题在于不能仅仅止步于此，而是应该分离孟子所处时期的理想困境对其加以同情性的了解与审视。

至此，孟子在与弟子的多次对话中陆续构建出帝舜这样一位公私统筹、仁智双全的理想君王形象，这样的理想君王形象既是孟子道德理想主义的集中表示，也是其对理想政治社会的积极建构，同时也是对当世侯王的失望与批判。能够说，天下紊乱，庶民困苦，天下、国度和人民的出路与前景依然不明朗。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人们特别需求明君圣主的呈现，而孟子所构建的帝舜的巨大君王形象正契合人们的愿望与时期的请求。

以上，我们经过三个（组）故事将《孟子》文本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与肉体世界加以展开，固然并不详备，但足以管中窥豹。能够说，《孟子》文本中不只包含着丰厚多彩的故事，而且还包含着深化的哲学道理。经过故事体悟道理，这是今天的我们走进孔孟肉体世界真实可行的措施与途径之一。

作者简介：

李友广，山东莒县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讨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研讨方向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儒道法关系比较研讨。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2022年第3期。本刊出版版权一切，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