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兰 | 跟随新词产生踪迹

庄钦永

四不像“大英（国）”

及其它：

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

一书2022年9月在新加坡出版

张美兰为之作序：

《跟随新词产生踪迹》

书名：

《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

作者：

庄钦永

ISBN：

本书收录论文五篇，内容均是调查19世纪前半期基督新教传教士中文著译中的词语。

第一篇讨论的是一个今天常见于书刊、报章上，我们视而不见的汉译专名“大英（国）”。经过历史、清廷外交文书制度、思想史、词汇学等视角，著者细致深化追溯不为人知有关它的降生历史背景、早期书写理论、在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为取得与中国“敌体平行”坚持运用它，引发与清廷抵触，以及最终它白纸黑字出往常《江宁条约》后对中国外交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等等。

在中止近现代汉语新词追根溯源时，有些学者由于甚少运用明清古籍，特别19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中文著译语料，招致所得结论或有倾向，新教传教士在汉语词汇学史上的位置变得极不显著。

本书后四篇即对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郭实猎及麦嘉缔著译中一些汉译地名、宗教、天文、天文、政治、动物等词语求源溯本，厘清它们的“词籍”与降生年份，肯定其中有些是袭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中文译著、中国古籍里，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澳门、广州以及东南亚一带盛行的一些新词新语，有些则为马礼逊等人所创译，从而奠定新教传教士在汉语词汇史上承前启后的位置。

本书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与新跃社科大学（SUSS）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分离出版，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的第十二册。

序一

跟随新词产生踪迹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

张美兰

言语不只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代代传承的重要载体和人类认识世界的聪慧结晶。言语的展开必将促进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进步，又存在于言语记载的印迹中。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新词新语的产生，不只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反映， 同时它融入了当时的新学和中西文化间文化交流的新颖成分。这是汉语词汇史中新词展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庄钦永先生长期耕耘不辍，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了相关的专著，为这个时期的汉语词汇研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有幸得以读到荘钦永先生《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的新书稿，荘先生普遍搜集资料，应用他知晓多种言语的优势和史学研讨的功底，对汉语新词做了很好的阐释，令我为之兴奋。荘先生叮嘱我为这本书写一个《序》，晚辈岂敢。在此，将我的阅读感受与读者先交流为快。

早在 2010 年，荘先生与周清海教授合撰过一本专著《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 汉语新词》（新加坡青年书局），这是继《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2001 年）之后的一本研讨 20 世纪初新词新语的论著。我是经过阅读这本书认识了荘先生，特别在指导学生中止新词新语研讨方面，我从中得到了很大辅佐。同时，深感资料是研讨的基础，普遍搜集和占有资料，在新词研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明清时期中国的西学东渐有两次高峰，一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一次是晚清新教东传。两次高峰中，传教士是中西交流、新词创制的主导方。而东南亚（包含菲律宾、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都是中西交流、言语接触的前沿阵地。但相关资料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1807-1842 年）新教传教士资料在中国内地尤难获取，也较少引进。荘先生曾经先后工作于新加坡国度图书馆和国度档案馆，因而，在文献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他能详尽占有文献；他早年努力于东汉历史，其后他专攻新马华人史、新马教会历史、晚清翻译史等研讨范畴。近20年来，荘先生主攻 19 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出版事业与中文译著，相关的中文代表作有

《新甲华人史新考》

《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

《“无上” 文化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

《万国天文全集校注》等。

因而，他的研讨有史学方面的共同视角和综合措施。他的这部新作《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与旧作《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2010）一样，在很大水平上弥补了新词研讨中19世纪上半叶资料的缺乏。他考证的一些新词，将词的书证年份提早了。如《圣经》中常呈现的地名“巴比伦”，在马礼逊1815年的《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就运用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汉译，早在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米怜在 《察世俗·全地万国纪略》中就呈现了。这些能够弥补《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 典》（2001 年）、黄河清编著的《近现代辞源》（2010 年）、《近现代汉语辞源》（2019 年）等工具书及其他学者之考证作品。这丰厚了汉语新词史容颜，特别是提供了新词产生过程中的更多过渡性词形形态，如中国本土未几见的早期运用的“烰机”，这是一个很典雅的新词，

“烰”，热气上升。

“烰机”即“蒸汽机”。

那么，就有了早期的“烰舟”，

即“火船/蒸船/火轮船”，今之“轮船”。

再如“马尼拉”，英语 Manila 的汉译地名。中国古籍译称

麻逸

麻里嚕

麻里芦

麻里吕

呡唎喇

马尼剌

蛮哩喇等。

这些新词的收入和考证，有助于调查新词的词形选择及定型过程，有助于明白中国本土所用新词的来源，以及新词早期在东南亚产生和运用，后来传入中国本土的传播过程。

新著《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收录了荘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五篇论文，集中讨论了 19 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资料中的新词，包含传教士马礼逊、郭实猎、米怜、麦加缔等人的中文译著及所办中文刊物。首先，作者在中止新词研讨时，将新词放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调查。从政治、外交、思想史等方面以及翻译理论、词汇学等角度综合讨论。正如荘先生所言，词汇是研讨历史、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等范畴的重要资源。如第一章选择了少有人关注的“大英（国）”为代表 19 世纪三、 四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关键词，从历史、翻译理论、文书制度、思想史、词汇学等视 角来论析它的降生、早期书写理论，以及在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为了运用它与清廷官员所发作的抵触等，填补了晚清翻译史个案研讨的一个小空白。荘先生受福柯 “话语与权益”观念的启示，敏锐地察觉马礼逊之所以弃“英吉利”、“大不列颠”而以“大英（国）”代之，其“发明性叛逆”翻译蕴涵着翻译者个人的政治思想认识——提升英国在中英外交中的位置；郭实猎大量运用新译名，作为“资助人”在翻译过程中表演重要角色，暗含着削弱大清帝国政治话语霸权的企图。注重新词产生和运用的历史语境，是为荘先生新词研讨的一大特征。每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会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络。因而，新书的价值也不限于词汇史方面，从中西交往、新教东传、汉外言语接触史、翻译史等角度看，都很值得参考。

在本书的第二、三、四章中，荘先生关注马礼逊、郭实猎、米怜、麦加缔等的新词创制工作，指出他们在新词创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历来源来看，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郭实猎、麦嘉缔等所创的一百余个新词，有来自中国人、天主教传教士、之前新教传教士所新创制的词语，也有沿用当时东南亚或中国 东南沿海所盛行的日常用语。从类别看，最多的是宗教类新词，历史人物和地名等专名，还有天文、政治、天文学、动物、经济、实物等非宗教类新名词。荘先生逐一厘清这些新词的“词籍”，强调新教传教士对前人用词的多途径继承。如第三章中，荘先生指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的 40 多个词，并非全是米怜等所创译的汉语新词，有的其实是旧语。荘先生指出：这一百余个新词只需少量沿用至现代汉语，大多数是过渡性词语。但是这些过渡性新词，却为后来发明更精确、更好的译词奠定了基础。这些新词在近现代汉语词汇史上，也发挥承前启后重要角色。

荘先生依据创制方式对传教士中文资料中的新词中止分类，指出传教士在翻译希伯来、希腊或拉丁语词汇成为汉语时，其译词的构词措施与佛教译者所采用的一样。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荘先生在书中提出：汉语新词溯源工作是一个大工程，是一项久远、永不中止的工作。它需求许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努力。这部新作中纠正了已有研讨中一些书证偏晚或创制者张冠李戴的错误，论证可信。个别新词溯源还有深究的空间。此外，新作重在新词溯源，较少触及这些新词 19 在世纪下半叶及之后的演化。但这并非作者立意所在，不能苛求。正如作者所愿，新作无疑为后来学者更上一层楼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今天互联网时期，文献资料的信息搜集、整理越来越方便，等候有更多后来学者参与这个研讨行列，产出更多的成果。

我怀着无比敬重的心情读完这部新作，备感汉语词汇的博大精深。在言语接触下的新词新语，其来源和传播进程，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新词的产生到最终定型的过程，同时受汉语词汇自身规律的限制，表示了汉语词汇系统的共性特征。汉语新词的探源工作任重道远，我辈还需开辟视野，继续前行。

蒙荘饮永先生叮嘱，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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