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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瑞士腕表品牌百达翡丽掌门Thierry Stern在纽约腕表艺术展接受了媒体采访，他在采访中称，“迎合中国市场是个巨大的错误。如果顾客喜欢百达翡丽，那么他们喜欢的是我们的设计和品牌理念，如果你开始迎合市场，那么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特质。”
Thierry Stern 这并不是这位百达翡丽掌门人第一次持这个观点。在去年，Thierry Stern在接受美国网站 WWD 的专访时，他对其他奢侈品牌大肆扩张中国市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行们把中国市场看作是一座金矿，一味生产过量的手表产品，最终卖不出去。投资者们对手表行业的了解并不深刻。” Thierry Stern所说的“一味生产过量的手表，最终卖不出去”，至少在前几年的确如此。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奢侈品行业以腕表为代表，纷纷陷入低迷，大量品牌关闭了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门店。在中国香港地区，形式更加严峻，零售行业随着旅游业的萧条遭受巨大打击，太子珠宝钟表集团主席邓巨明说：“瑞士腕表的进口量已经跌到谷底，很多品牌上一季的腕表还没卖完，下一季的又来了。” 但从去年开始，国内的腕表市场逐渐回暖，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自2016年底，进口腕表数量和金额开始回升。瑞士钟表协会数据显示，在瑞士钟表全球出口额为负增长的背景下， 2016年8月起，瑞士钟表出口中国地区的销售额表现出逆势增长，今年1月到7月，中国市场进口量增幅达到21.7%，连香港市场都停止了下跌，增长了0.5%。 这样看来，迎合中国消费者，按照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设计产品和营销路线，不仅重要，简直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百达翡丽相当重视中国市场，推出过很多带中国元素的纪念款，从2005年百达翡丽进入中国，共五次推出限量款纪念时计，包含9款纪念座钟、6枚定制怀表以及7款纪念腕表。
蓝宇天坛 在2005年，上海专卖店开业，百达翡丽就推出了包含熊猫图案以及中国特色掐丝珐琅工艺的座钟；北京专卖店开幕时，百达翡丽又推出带有紫禁城、天坛、颐和园图案的圆顶座钟；在2012年，百达翡丽在上海开设了除伦敦、巴黎、日内瓦的第四家百达翡丽沙龙Maison Patek Philippe。在开幕时，百达翡丽已经不满足于把中国元素用于座钟，推出了以“孔子”“孔雀”“御园”“老上海”“火龙”等有显著中国主题的怀表。而在2015年，百达翡丽推出了进入中国市场十年的纪念款，背面直接印上了中国的地图。
“Panda Table Clock”的熊猫座钟 甚至在价格上，百达翡丽也相当尊重中国消费者。2015年百达翡丽调整全球价格，中国降价幅度最高达 14%。 但如果就此判定百达翡丽言不由衷，也有失偏颇，百达翡丽秉持的是奢侈品行业的基本规则。品牌需要阶层感，需要神秘感，让你求而不得，在进入消费者并不成熟的新兴市场时，品牌会选择一些非常规的营销方式打开局面，而随着消费者逐渐成熟，市场趋于稳定，品牌的调性也将会回归主流。 所以Thierry Stern所说的“迎合”中国市场，恐怕指的是刻意的讨好，而失去品牌本身的调性。比如说推出各种生肖主题的“中国风”雷品、把红红的“福”字印在产品上；又比如邀请当红流量明星代言，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等等。
“DIORELITA”手链 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百达翡丽的做法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确实很难说，品牌本身特质不同，结果可能千差万别。品牌追求利润和保持自我之间找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巨大到可以让品牌迷失自我。在数年前，万宝龙的CEO LutzBethge 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万宝龙在诞生的80多年里，曾经犯过一个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为了拓展业务，万宝龙在80年代一度生产中低价位的钢笔，这使万宝龙的品牌价值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只能摆在文具店的橱窗等待打折清仓的窘境。”没想到几年之后，万宝龙在中国也面临一样的窘境，想来真是让人唏嘘。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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